少年 | 何青：四岁半上小学，吃忆苦饭要交钱和粮票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12-15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何青，1962年出生，浙江绍兴人，1978年高中毕业，1979年考入绍兴文理学院数学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绍兴地区二轻工业局任职工教师。先后任教办主任，市二轻工业局团工委书记，绍兴市委组织部，绍兴县南池乡、漓渚镇党委副书记，1994年调入绍兴市文化局，任市群众艺术馆馆长。现退居二线。

原题

我的小学生涯

作者：何青

也不知是哪年读的小学，因为我真的太小了，只记得那时我才四周岁半，按我们绍兴人的说法，我那年虚岁六岁。如果按时间来推算的话，那应该是1967年的秋天。

尚在我妈任教的幼儿园读中班的我，完全是个孩童，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我那时个子也特别的小，朦朦胧胧、稀里糊涂地被我妈领着去读小学了。

就读的那所小学叫鲁迅小学，是以绍兴籍的中国文化名人鲁迅命名。现在的鲁迅小学可是一所全国知名的重点小学，那时却什么也不是。而且，这所绍兴名校鲁迅小学当时因“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正被国营绍兴渚漓铁矿工宣队接管，当时的学校的全称为“新渚铁鲁迅小学”。

妈第一次带我到学校，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是位小子矮小，但却和蔼可亲的中年女性，姓宋，对我很温柔。当她带我进教室指定我坐在第一排的位置后，发现全班近五十个同学全高我一大截，感觉我突然成了这群人的另类。想想也挺可怕的，今后没人再陪我玩了，好孤独。

我这第一次进小学的教室，已是同学们开学一个月后的事了（后来听我妈说，那是因为当时教育部门的规定读小学的标准年龄是七周岁，我根本没到这年龄段）。我天赋聪颖，算术课倒还跟得上，但很遗憾的是语文基础课同学们已经上完了汉语拼音，十分遗憾的是这“a、o、u”我什么也没学到，至今仍是我的短板，可惜现在再想学，却已是力不从心了。

好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教育质量不是什么问题，虽成绩平平，但也不至于怎么落后。总算是与这帮子大同学们能相处在一起了。

只是那时，家离学校比较远，从家到学校约有二十几分钟路程，并且中间还要横穿两条马路，妈不放心。好在隔壁茵茵姐姐也在鲁迅小学上学，她大我四年，高我二级。每天，她拎着我的手，从家走到学校，放学后又从学校带着我回家。

可能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知，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忆苦思甜大会。

除了学校要组织，机关、企业、农村都要组织，并且每年都要组织一次。

学校的这会可开得隆重了，工宣队、革委会，凡所有的头头脑脑们，全一溜坐在主席台上，被邀请来作报告的“贫下中农”自然是大会的主角——那是一场题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忆苦思甜报告》。全体学生分别由班主任老师带领，整齐划一地坐在学校大会堂。

按惯例学校那大喇叭必须先播出《不忘阶级苦》的“革命”歌曲，曲毕，工宣队长便请出报告会的“主角”——“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代表。

记得那“贫下中农”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那报告像那戏文中的台词，大凡讲的是在旧社会如何如何地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受尽折磨，他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报告中，那贫下中农还时不时地抹些眼泪，催人泪下的“精彩”报告终于引来了场内一片嘘嘘声，被“感动”的人们也终于拿出手帕“抹泪”了。

会后，进行最神圣的仪式是全体师生集体吃“忆苦饭”。那是每人分到两块用谷皮磨粉（俗称面糠）掺上点面粉做成的。为了这两块忆苦糕，每个学生还得交上一分钱和半两粮票。

那时我真的不懂，每每报告会后，我回家总要问奶奶，是不是当年地主对农民真的那么坏，旧社会农民真的吃不饱饭、穿不暧衣？奶奶笑笑后，便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看看现在的史料，我们不难想象：1949年以前的绍兴农村，江南水乡，渔米之乡，是否真的是如此？或许，建国前国内部分省、市，农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的真的为数不少，饿死人的事件也鲜有存在。前些年看到的电视剧《闯关东》不也如此。但要说绍兴也是如此如此，不免让人贻笑大方了。

话说到忆苦思甜大会，不能不说说这“泥塑收租院”的故事。

始创于六十年代中期、位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刘氏庄园的“泥塑收租院”，由国家级媒体宣传后，红遍大江南北，还在小学低年级时便学到这《收租院》的故事，记得当时的语文课本上是这样描述的：在四川省邑县的地主庄园陈列馆，有一个收租院，那是解放前大恶霸地主刘文彩强迫农民交租的地方就在这个院子里，不知多少农民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七十年代的小学语文课本《在“泥塑”收租院里》则是以诗的形式展现的：“妈妈拉着我的手，往泥塑收租院里走。收租院里有个女孩子，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她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可她长得却那么瘦，披散着头发，赤着脚，流干了眼泪哭哑了喉。她的妈妈交不起租，地主逼她妈妈去做马牛，女孩子不愿离开妈妈呀，她死死拉着妈妈的手。我含着眼泪问妈妈，这事发生在啥时候。这个女孩子现在哪里，我一定帮她去报仇。妈妈一把拉住我的手，孩子，这种事发生在旧社会，旧社会这种事情到处有，你妈妈也像这个女孩子，经遇了多少苦和愁。”

记得当年的绍兴，学习安仁刘氏庄园“泥塑收租院”，与刘氏庄园“收租院”一样，也塑起了一个再版的“收租院”，让革命的下一代们实地体验地主“残酷”剥削压迫贫下中农的事实，“不忘阶级苦，牢纪血泪仇”。

这离我们小学不远的“泥塑收租院”，便成了我们每年阶级教育的必修课。

每回，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老师的带领下，行走十五分钟，来到这位于市区前观巷内的“泥塑收租院”，感受这旧社会的苦，享受这新社会的阳光雨露。

也别说，似懂非懂的我们这一代长在红旗下的少年们，也就此慢慢领会了党的英明伟大，领悟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当然，参加工作后，出差去四川时，也专门去了一回大邑县安仁镇的刘氏庄园，也详细了解了这“收租院”故事后的真实。

记得第一次上舞台演出是1973年，演出地点是人民大会堂。

那时我在鲁迅小学，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工宣队长是学校中最高权威，校长必须服从工宣队长的绝对领导，一声令下，学校建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队员从三、四年级的小学生中挑选。

或许是灵气的感应还是本人的音乐灵感，于是乎，本人有幸成为了文宣队的一员。这文宣队是政治工作的灵魂，自然进入这队伍就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了。平时一文不名却一直被称之为“小不点”的我，一下子，在班级中便威风多了。

每天下午课后的时间，便是文宣队的活动时间。在老师的带领下，我成了器乐队队员，分配给我学的乐器是一件庞大的物品——60贝司键盘手风琴。

抱上这“劳什件”，好家伙，呵呵，占去了我大半个身子。看到人家二胡啦、三弦啦、瑟琶啦什么的，不知有多么眼热人家那东西呵。无奈，学呗。

学到无所谓，本人天知聪明，没什么学不会的。在老师的指导下，倒也学会了一大半。只是身子实在太单薄，二三十分钟下来，便满头大汗。不到休息时间，便放下那物件与小伙伴玩去了。

坏事也就坏在这里，那庞然大物放在凳子上，恰好工宣队长经过门口。“这革命的东西那么贵重，万一掉下来，摔坏了怎么办？”工宣队长断然发话，取消学琴资格。于是乎，学了半拉子的手风琴，便含泪分手，与之告别了。

处分啦、检讨啦，万福的是，终于没被文宣队“开除”。只是不能玩这东西了，文宣队长法外开恩，打手鼓吧。

这手鼓又不像现在专业剧团那鼓，要求特高，形似那新疆的“冬不拉”，指导老师只要求合音乐节拍，每一拍子打一下，同时再来一下大拇指的按鼓，这按鼓后发出形似“突突突”的声音。这根本难不倒我，一次排练下来，便与乐队合拍了。

排练的第一个节目是《洗衣歌》，这是一个歌舞表演节目。说的是一群藏族姑娘与一支驻守边疆的解放军战士的友情故事，解放军战士保家卫国，藏族姑娘为解放军战士洗衣，双方和和美美、其乐融融。演员队在舞台上排，我们器乐队在边上为他们伴奏。这《洗衣歌》的音乐还真美，真动听。

终于，我们去了人民大会堂演出，还获了奖。

只是，从此，这《洗衣歌》的音乐一直在我心里存在了，今世难忘。并且，从此，我也与文化艺术有了缘分。

小学那时，正值全国人民兴起狂热的“文化大革命”。最高统帅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成为时兴的话题。

学校如何学呢？行啊——开荒种地，当时时兴叫“大寨田”。于是乎，校园内好好的操场被人为地开成了庄稼地，种上了蔬菜、蕃芋甚至水稻等农作物。这“农业学大寨”可是学到位了吧。这种事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或许是天方夜谈了呢。

呵呵，工宣队员们有事做了，老师们有事做了，学生们当然更有事情做了。

每周，安排每个班级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学农劳动当然是必修之课，这既能让学生炼红思想，又能为社会“生产”出农副产品，可谓一举两得。

记得那时学校对每一个学生还布置了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每个学生支援农业生产，必须积肥。并且，学校规定了任务，每个学生每周必须积肥五十斤以上。

虽说这肥料处处都是，不过那时的生活肥料可实实在在是个宝呵，这不，那年代农民伯伯还抢着划船进城用大草纸换人粪肥呢。虽说学校规定只要是肥料均可，比如上山拔青草、下河围水草，家里的菜叶、煤灰之类的均可算肥料，但对我家来说却十分为难。因为当时父亲在部队当兵服役，母亲在幼儿园工作较忙，家中不开“伙窗”，一日三餐均在母亲幼儿园食堂“搭伙”，何来菜叶、煤灰之类的“肥料”。想去就近府山公园拔草，只是由于所有学生都有这积肥之任务，因而这山边青草也显得“身价非凡”了。

无奈，完不成任务的我只能接受挨批评的份了。记得挨批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全班同学会上，班主任老师请排长（那时学校实行红小兵组织，一个年段称红小兵连，一个班称红小兵排）通报成绩，结果自然是我排在倒数前三名。班主任老师当着众同学的面对我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批着批着，老师灵感有发，大家都是学校农业学大寨的促进派，那我们便是的促退派了。也就是从此，我被同学们冠以这“促退派”之名了。

记得好像是读四年级的那时候。

那天下午，我们正在教室、操场等地分组讨论，也不知那是讨论什么？只记得校园门口传来消息，说是有女学生跳井死了——

同学们讨论的心思也没有了，也不管老师批评与否，争着向出事地点奔去。

奔到校园外约两百米处的一井台边，发现人群已围的是一层又一层了。

还没挤到出事的井台口，发现一个浑身湿透的女孩已经被人们从井底打捞上来。没等我看个仔细，救护车便载着那女孩儿飞驰而去。

挤在人群中的我便仔细打听着那出事经过：原来，那女孩儿叫徐越明，是隔壁红卫小学的学生，当天下午，他们班组织考试，那女孩大概考不出来，便拿出作业本在抄——这作弊行为被监考的王老师抓个正着。王老师便严厉批评了她，没收了她的考卷。

女孩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离开考场后，女孩儿感觉面子过不去，越想越委屈，在回家的路上，经过那井台，一狠心，便从井台口跳了下去。

后来得知，那女孩儿送到医院时，其实早已断了气。

只是第二天，我们发现那女孩儿的尸体停放在那学校大厅，像灵堂一样布置在那儿。红卫小学学生全体临时被通知放假，市文教局革委会与校革委会等领导与学生家长在谈判，听说那女孩家里兄妹很多，父母兄弟们集体来校闹事，要求严厉惩处“当事人”王老师，责问为人师表怎可如此对待学生？

在那“火红”年代也就如此，“师道尊严”“白专道路”正在受到严厉打击，当时的报上正登那个受到统帅高度肯定的“白卷英雄”张铁生，那北京的“黄帅”事件也正出笼。教育为工农服务，教师“臭老九”的地位近乎能与“地、富、反、坏、右分子”相提并论。可怜的王老师也就命该如此——开除教师队伍，理个阴阳头，天天站在校门口游街示众。甚至那学校的校长，也因此事受到牵连。

天理昭昭。若干年以后的某一天，我已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一名准机关干部了。行走在旧时的红卫小学校门口，那里已是一群居民住处，人去楼空，也不知那红卫小学搬向何处？只打听到那当年可怜的王老师已经被“解放”出来了，好像仍安排在某所小学任教，路人还告知：王老师经过那“风雨”的洗礼，比以前更漂亮了、更坚强了，那理过的“阴阳头”已经变成了一头“大波浪”了。

这样的日子一共过了四年，我该读小学五年级了。妈去学校走访了一次，与班主任老师交流了一下，妈发现我真的太小了，相处四年的同学大都高我一个头，我被同学们戏称为“小不点”，总是有人拿我开玩笑。

妈发现当初她的观点有误区，本想着早读书早工作，但问题是按年龄计算的话，我11岁小学毕业，15岁高中毕业该工作了（当时学校是五年小学，二年初中，二年高中）。15岁高中毕业，我还是个少年，该干什么？

与班主任老师商量了良久，终于，妈下了决心，让我退学一级读书。当时我虽小，但还知道个脸面，做留级生——我才不干！我坚决不同意。

胳膊扭不过大腿，在妈的坚持下，我一脸无奈。留级吧——我退学到了四年级，开始与低我一级的新同学们相处了。

“留级”后的我，虽然已坐在四年级教室里了。论辈份，我比他们高一届，该是学兄了；可是体育课上一排队，好家伙，我还是排在全班第一——个子还是最小。

好在我这个人的人缘还挺好的，转眼，新伙伴就成了老朋友了。功课对我来说那是轻松的事了，班里同学也相处得比较投缘，只是心里有个结——当不成班组干部。或许是个小不成气候，还是我真的没什么组织号召能力，近两年中，就是与班级干部无缘。要知道那时，心里想着就是给个小组组长、课代表干干，自已也会豪不犹豫认真努力去做好的，可没人选我，老师好象对我也根本重视不了。倒反过来却给了一个反面典型——农业学大寨的促退派。

本来想想也就待到小学毕业算了，可到临近毕业的前几个月，忽然上面有信息说鲁迅小学要办“戴帽”初中了。这“戴帽”初中在当时或许也算是新生事物吧。试想，一所全日制的完全小学，就算教育质量最了得，一下子能配出一套班底的初中教师？在现在或许这是天方夜谈，可那是白卷英雄张铁生上大学的年代，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村青年都能上大学，小学兴办初中班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耽误下一代又算什么？只要能“革命”就行。

在幼儿园教书的母亲当然不可能不知，读那戴帽初中意味着什么？偷偷地，她在帮我联系转学的事。在当时，鲁迅小学办“戴帽”初中是新生物，换言之，只要跳出鲁迅小学，那我便可以顺利升入普通中学了。

我老姑那时帮了我一个大忙，当年她从绍兴普师毕业后分配在市区的光明小学（后改名为西营小学）教书。转学的“重担”便交给我老姑了。并且当年我老姑也担任着毕业班的班主任，老姑做通了校工宣队长和校长的工作，我便顺利地转到光明小学读书。可能是老姑考虑到侄儿放在自己班里不便，我便转到隔壁的五（2）班。

这小学转好了，新学校也上了，虽又一次接触新面庞了，但这回我上学的积极性却大大得以提高了。因为我一下子从鲁迅小学什么也不是的“平头百姓”成为班干部了，而且在班级中也响当当的红起来了。相信这个中原因大家也一定清楚，只是那时感觉到这“后门”还开得还真管用，自豪中想着：嗨嗨，谁让我“朝中”也有人了呢。

不过话说回来，这几个月的班干部，也着实让我过了一回“干部”瘾。班主任老师看我在文艺上小有才气，封了我一个文艺委员，我便努力地干上了。虽说没什么重大建树，可实实在在地由我牵头排出了一个节目，在学校文艺演出中亮了相，那回我可真算是出足了风头。

也真是亏了那一回班干部，才让我真正地走上学生干部的岗位，也为我在人生道路中的每一步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回想起来，当年那“后门”开得实在是太大、太值了。我庆幸我自己的幸运，也为我自己找到了那么一次“来路不正”的机遇而骄傲。

昨日，鲁迅小学那老班长又来电，说是老同学们再聚一下。

当然是好，又是一年多没见面了，都奔六的人了，还能有几次相聚？

亚都大酒店，说好五点半。

五点零五分，老班长来电，说是有点公务在身，晚一些到，令我代行前去先点菜。尊命，立即驱车到亚都四楼，找到包间后立马点菜。点完菜再回到包间，发现老同学们已到得差不多了......

首轮开场祝词当然该是老班长的，他是今天聚会的主角，也是设宴的招待者。记得老班长当年小学时雄姿英发、谈笑风声，不仅仅是班长，而且还是学校的重要学生骨干，每次重大政治活动、文体活动都少不了他的参与指挥，好不令人敬佩。只是中学后没好好努力，提前结束学业，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了。

当然，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老班长虽没考过大学，但其体内潜在的“将才”素质总能办成大事的。九十年代初期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的经济大潮中，老班长毅然下海，在商海中重新找回了自己，现在的他居然自学成才，成为市内一规模较大的电脑公司总裁。

祝词以后便是轻松的漫谈。老班长很是独具匠心，每每聚会都是“男女搭配，喝酒不累”，昨日聚会的十二位老同学中，居然女同学的比例也占了三分之一强。轻松自如中，话题就多了。我当年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矮，一直被冠名“小不点”，无奈中，又成了一个喝酒谈天的笑料。好在俺还算是机灵，话题立马转入一女同学去——当年可是学校的舞蹈“明星”，那学校歌舞队当年排的《洗衣歌》那舞蹈我至今记忆犹新，那美丽可爱的女孩可一直映在脑海呵。说着说着，我还带头唱起了当年的那《洗衣歌》。

说毕，同学们便一阵欢乐，问当年的美女姑娘：你还能唱吗？答：哈哈，能唱？我现在还会跳呢。又是一阵大笑。

与老同学相聚，算是触景生情吧，免不了又引起当年的许多回味：一下子，当年的那《小学文宣队》《大寨田的故事》《徐学敏之死》《农业学大寨的促退派》等故事便涌上心头......

谈笑间，蓦然回首，发现大家都老了，并且实实在在地老了。当年英骏的老班长虽还“英雄犹在”，但细看也已是两鬓斑白了；当年那女同学中的“偶像”帅哥胖得已不成“人样”了，那额头上的“汽车路”已不只是“四车道”了；特别是当年那些美女们，岁月的创伤也实实在在刻在了她们的脸上，不能不承认年龄是个宝呵......

记得二十多年前，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说得明明白白的：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一眨眼，我们都老了，我们能还有几个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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