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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黎劲风:县城小学生经历的“停课闹革命”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9-19

  作者简历


黎劲风,生于1955年,1978年初考入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1982年被分配到吴川县对外经委工作。1983年开始创作,发表作品800万字,先后加入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广东省作家协会。2015年在吴川市文联退休。2017年被聘为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


原题

我经历的

“停课闹革命”




作者黎劲风



“文革”十年,给神州带来的灾难有多严重?著名作家秦牧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

而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我生于1955年。文革期间,年少的我一直生活在广东吴川县(现吴川市),与数十万吴川人一同走过多灾多难的岁月。

按吴川民间的说法,吴川文革开始的标志,是1966年7月间,吴川二中学生转抄、张贴在县城梅菉镇华光庙门前的毛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即“十六条”)。

据《吴川县志》记载,吴川县的文革是从1966年12月18日正式开始的。当天,吴川县委在县城梅菉电影院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符在泽宣布:吴川县文革开始。               

而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开始的。在我1965年9月刚升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就读的梅菉实验小学(五年一贯制)已作出决定,让学习成绩出类拔萃的我读完四年级就提前考初中。然而,好好的一切全因文革而变:四年级第二学期尚未读完,学校就“被停课”了!四年级第二学期没考试,就提前结束了!原定在1966年7月举行的小学升初中考试也被取消了!《海康县志》(海康县现为雷州市,和吴川同属湛江管辖)对此有记载:1966年6月,根据中央部署,各中学停课,开展“文化大革命”。

暑假后,我们名义上是升上五年级,实际上早与学习无缘了。所有学校都全面停课,我们的生活也全变了样。   

文革与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北京的学生首当其冲。1966年5月29日,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北京圆明园的废墟上秘密成立,随后红卫兵组织向全国各地蔓延。毛多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检阅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发出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数以千万计的学生就这样被发动起来了。毛对红卫兵造反运动积极支持,把红卫兵视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在毛的鼓舞支持下,红卫兵组织风靡全国,发展成为一股席卷全中国的狂潮,让神州大地的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改变。

革命传单满天飞,是文革初期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有网民比喻像“五四”革命运动。各式各样的革命传单从上到下传到吴川,红卫兵组织纷纷拿去翻印再拿到街头派发,行人见了都争抢,即使不识字也留着擦屁股。(那年代废纸比猪骨头值钱,如保存到现在更身价万倍。)   

革命传单,传播着毛和中央文革领导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和喜讯,传播着揭发出来的黑材料和文革进展的捷报,给文革时代涂上了狂热、空想的色彩——

如最最革命的呐喊:《最坚决地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再论是反革命必须制裁》《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又如最最革命的要求:强烈要求交通部门把红灯改为绿灯,把绿灯改为红灯。红色象征革命,怎能用来禁止通行?

如最最震惊的发现:某年某月印制的画报,伟大领袖毛主席像背面左下方,竟然出现蒋介石头像;某年某月印制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像,背面右下角竟然出现国民党旗!

又如最最吓人的揭发:某某某为《欧阳海之歌》(一部长篇纪实小说,作者金敬迈)题写的书名,把“海”字草写成“反毛泽东”四字,把“歌”字草写成“不可久”三字,“欧阳海之歌”成了“欧阳反毛泽东之不可久”!


我家里刚好有一本《欧阳海之歌》,拿来一看,封面草书的“海”字真有点像“反毛泽东”四字,而草书的“歌”字更像“不可久”三字。

受到社会影响,我也找来一些画报和领袖画像,看了正面再看反面,还拿到阳光下反复看,遗憾的是没有特别的发现。

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吴川大地和全国各地一样失去了安宁。各中小学争先恐后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相继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小小的实验小学也不平静,组织了批斗会,曾教过我的女老师李瑞珊因出生于地主家庭,被挂牌批斗。班主任黄祁因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也被挂牌批斗,还被免去班主任职务,改由姚华安老师任我们班班主任。

我虽出生在革命干部家庭,但父亲的成分是中农,1961年蒙冤被戴上“贪污分子”帽子(1980年平反),从湛江市发配来吴川县,而母亲的父母兄妹都在海外,“海外关系复杂”。我自然没能加入红卫兵组织,没能参加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的革命行动。

社会出现的动乱很快升级。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让红卫兵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动”、“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成为红卫兵行动指南。在红卫兵眼里,世界上已经没有正确的东西了。城市名、街道名,甚至许多人的姓名,都冒犯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要受到批判。一时间,各地都刮起强制更名之风。如我就读的实验小学,改名为“工农兵小学”;梅岭小学一度改名为“反修小学”;十字街改名为“红旗路”......改名甚至换姓的浪潮随之而来,带有强烈政治色彩词藻的忠东、卫东、卫彪、文革、红卫......成了被国人热衷追捧的时髦名字。

梅菉的红卫兵组织也以北京等地的红卫兵为榜样,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以昂扬的斗志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经风雨,见世面”地走向社会,开展抄家、“破四旧”等革命行动,大破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树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用当年红卫兵的眼光看,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封资修的黑货,都在彻底扫荡之列。

于是,从小就受着“阶级斗争”理念洗脑和熏陶的红卫兵们佩戴着鲜红的袖章,杀向梅录的大街小巷,杀向祠堂庙宇,杀向封资修的每一个角落,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目标,把一个好端端的县城砸了个遍。商店也被波及,商店里的日用品大凡印有“福寿”字样或图案的,都被砸烂。

许多文物古迹也被破坏。建于博铺(当地一地名)的“茂山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距今1700多年,也被破坏,由吴川黄坡镇黄坡村人、首任中国驻美公使陈兰彬题写的“茂山书院”四字被“红卫兵” 铲去。

我没有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也无缘参与“破四旧”等革命行动。有一天,我路过县城运动场(现吴川市区大富广场),看见红卫兵们把抄家、“破四旧”没收来的物品堆放在运动场中央,一把火烧了。刚燃起大火时,一青年还从火堆里抢出一件小物品据为己有。《吴川县志》对“破四旧”行动也有记载:县木偶粤剧被认为是“四旧”产物,遭砸烂,并烧毁偶像、戏服、戏具等物。县粤剧团的古装戏服也被焚毁。

因为没课上,课室一直闲置着,成了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组织,无缘参加“破四旧” 等革命行动的局外人打发青春时光的场所。有时候,我们班中几个“局外”同学呆在教室里,在黑板上乱涂乱画,或者趴在课桌上,在纸片上乱写乱画。没想到,在写写画画中我们班竟然出了个“现行反革命”。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伟大领袖先后8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红卫兵和学生(包括少数“造反派”青年教师)。就在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的一天,比我年长的孙华荣同学回到教室,随手在一张打折的纸上写下“毛主席万岁” “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 打倒刘少奇”等革命口号。这张打折的纸被展开后,竟然连成了“打倒林副主席”的“反动标语”。有同学向老师作了举报。随后,老师将此事报告给了公安派出所。为此,年仅十二三岁的孙华荣同学竟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几年徒刑,小小年纪就受到无产阶级的专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学弟在博茂坡(当地一地名)一民居见到这个文革初期的“少年反革命”,只见他未到而立之年已显得早衰和沧桑。说起往事,“少年反革命”不愿多谈,只是漠然地说:“当年运气不好,当衰!”

在百无聊赖、无所事事之际,我对学校充满了抱怨,一时冲动起来,居然给实验小学写了一封信,对学校“停课闹革命”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意见写了一页半纸,有六七条之多,至今我依然十分清楚地记得意见的第一条是批评“学校执行的是‘谭力夫路线’”。

我对“谭力夫路线’”早已淡忘。百度一下“谭力夫路线”,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而今年届六十的人都应该记得在1966年文革之初,中国有一条谭力夫路线,正是这条臭名昭著的反动路线,文革时期残害了多少无辜的人群,使人难易忘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就是由谭力夫首先提出来的,其核心便是“唯成分论”。这个口号一出来,无数无辜的人一下子被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由此可见,当年中国真有一条谭力夫路线,但“停课闹革命”责任并不在学校。我的批评意见虽然不中肯,也引起了学校的重视。班主任姚华安专门找我谈话,针对我的批评意见逐条作了解释。

如今看来,当年我的做法是何等幼稚!幸运的是,我并没因写此信招祸。

为了“闹革命”而停课一停就是两年多。直到1968年9月,吴川县才“复课闹革命”。

《吴川县志》记载:1968年9月,全县师生回校“复课闹革命”。实行工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城镇中小学由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管理,农村中小学由贫下中农代表进驻管理。

然而,1968年9月“复课闹革命”时,尽管学习成绩优异,我却没能步入中学的大门。

在“停课闹革命”期间,我还参加过“革命大串联”、写过“革命大字报”,参与“好得很”与“糟得很”的“革命大辩论”,耳闻目睹从“文斗”发展起来的“武斗”。这是后话。

在大难不死的父亲1969年重获自由并多方奔走后,我在1969年10月中旬搭上读初中的“末班车”。在小学附设的初中班读完两年初中后,我进入吴川一中完成两年高中学业。待业半年后,我上山下乡4年多(期间参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4年),直到恢复高考考上大学。

如果不是“文革”,我可能在1966年7月就提前考上中学,在1972年7月就考上大学。“文革”,使我的初中生涯推迟3年多,使我的大学生涯推迟将近6年。

回忆“文革”,我还算幸运,“文革”失去的仅仅是青春,而许许多多的人失去的是自由甚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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