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40年回眸 | ​舒顺林：走读大学，回家途中被“劫道”抢走绒皮帽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走读大学生的苦乐年华

走读：既有风雨又有晴

大学生走读，未必自77、78级始，但大批人走读、入出校园则构成了这两届大学生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十年内乱，高校停招，造成了大量人才的积压，甫一恢复高考，加上年龄和政审的放宽，数百万人（77级考生达570万、78级考生达610万）便从四面八方，各行各业一齐涌入考场，他们一展才华，尽情挥发，不少人交出了满意答卷。面对众多优异生，国家果断决策，扩大招生名额，以包揽各路贤才（1977年录取考生27.3万、1978年录取考生40.2万）。扩招为考生降下福音，可超载学员的住宿问题，却让学校犯了难。对此，走读大学生便应运而生。

1978年入学时的学校东校门。右1-3为本班赵永平、沈平、齐彦戈同学。刘成法提供

尽管走读生与住校生在录取标准、条件要求上一视同仁，毫无二致，但在谁走、谁住的掌控上，资源紧张的学校不得不严格把关，来一道铁令：凡居住本地者必须走读，没有商量！

谁为走读生，在“入学注意事项”里是明确被注明的。家与学校在同一城市，走读绝不含糊；即便家不在本市，而本人有住房的，均须走读。成家有房自不必说，未成家有房也在走读之列。随父母居住无论婚否，皆为走读。总之，只要校外有住处，就算住亲戚朋友家，亦能走则走，应走尽走。故本人所在班的65人中走读生就有37人，占了一多半。

因走读除却了床位限制，所以学校招收名额则尽可能地扩大，以致77、78两级所招学生数跃升历届之最。如我班入学时达70人（后经转、调、去世，毕业时也有65人），而同届中文系的一个班竟有80多人，可招生简章在已考虑扩招因素的情况下，对外公布的招生数我们系是40名（冒招了30人），中文系则是55人（同样冒招了30多人）。

也幸亏实行了走读制，不然众多成绩不错的考生极有可能因床位短缺而被拒之大学门外。

“入学注意事项”上用红字明确标注“走读”字样

其实，人们还喜欢走读，它不仅自由还可以天天回家，而天天回家对于我们这些拖家带口的学生来说非同小可，因为许多家务还等着我们去做呢。

走读自然辛苦。冬天的早上，为赶着去上课，天不亮就得起床，洗漱完毕，胡乱热口吃的，背起书包，骑上自行车就出门。到了学校，稍作喘息，上课铃声便响了。上午听完4节课，一下课又急急忙忙蹬上自行车往回赶。一般情形，我从学校骑车回家，需要20多分钟，要是遇上恶劣天气，那就不好说了。

风雪天气温低冷，顶风逆行，骑车十分艰难，有时还得半路下来推着自行车走，逆风中推车就像扶着较劲的犁耙在田地里耕耘，累得人直冒汗。实在走得费劲，我就干脆把自行车停放在路经的商场门口，自己则钻进商场里暖和暖和，等歇好了再继续走。这样回到家就是下午一点左右了。好在贤妻已将热了一遍的饭菜端将过来，可以进门就吃。

要是遇上哪天爱人有事没顾上做饭，那就得回到家脱去棉服自己做饭了。没法子，就这条件，又累又饿也得忍着。一般下午学校没课，晚饭自然得由我来做。这样吃什么饭、做什么菜、准备什么食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就得过过脑子，有时想起缺油少盐了，路过商店就捎买回来。那时，我的自行车后座上总备有一条麻布口袋，就是专门用来购物的。缺啥买啥，买啥装啥。或油盐酱醋，或萝卜白菜，总之那条麻布袋特别实用，特别应急，于我也格外亲切。

每年冬天，各家各户都要为过冬而囤煤囤菜囤吃的。我这个大学生之家也不例外。我当时是带薪上学，占单位的编，住单位的房，享受着单位的福利。单位分东西、发福利都有我一份（这倒不是讹单位，而是国家有条文规定，我们由衷感谢党的好政策）。冬储白菜、萝卜和土豆所需量大，都是由单位派车去统一采购回来，再一麻袋一麻袋地分卖给各家各户。每家储存三五百斤蔬菜都不算什么，往往还要腌上一大缸咸菜或酸菜。这腌菜和挖菜窖、往窖里存冬菜都得由我来干。

单位每年还为每户职工拉2吨冬储煤，煤只管送到各家的院门口，而把煤块从卡车上卸下来，再由院外搬回院里就得各自负责。下午没课我就一筐一筐地将煤块运回自家院里，然后堆成一个半人高四四方方的煤垛，上面再盖一块草帘子，压几块砖头，以备冬季取暖烧饭之需。这便是过日子，无法逃避。

有时儿子看我下午没课在家，就耍赖不去幼儿园，偏要跟我在家玩，这时我这个走读大学生还得照看孩子。两三岁的男孩又淘又闹，还特别粘人，没办法，我就跟他商量，把他抱在窗台上坐着，让他双脚踩在写字台上，同时递给他一件喜欢的玩具，供他玩。这样我可以在写字台前坐下，一边用余光瞟看他玩，一边看我的书、写我的作业。

我家的写字台足够大，是专门请木匠定制的，虽显笨，但实用，既当书桌又当饭桌，把它放在紧贴窗台下的墙边，孩子坐在窗台上，双脚正好踩在写字台平面上，也足够稳当。让孩子坐我对面，拿着喜欢的玩具自顾自地玩，他开始是满口答应的，但没过一会儿，便不干了，非要“爸爸抱”。实在缠不过，我只好用左手抱着他，腾出右手来写作业。这便呈现出我们这帮身为父母的走读生学习的一个特写镜头。

于我而言，因为顾家，有些时光都用在了家务上，无庸讳言，但是用于学习的时光仍占多数，殊不知，我的许多作业和考查类的开卷论作都是在家里完成的，这也是事实。

走读自由，时间由我，把时间用于学习上固然是一方面，但也有用于社交的，如同学间的互串互访等。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同学间的走动既其乐无穷，也顺理成章。这又构成了走读的另一特点，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产物。

闫崇东在班里岁数最大，又是班长，我们都叫他“老闫”。入学时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且拥有一套自己独立的住房。上他家串门，没有面见老人的拘谨。他的一双儿女特别可爱，爱人姓张也格外热情，因此去他家串门既轻松且自然。当时他家张嫂在呼市卷烟厂工作。卷烟厂那时生产一种叫“青城”牌（呼和浩特即蒙古语“青色的城市”）的香烟，很有名，也好抽，被烟民们普遍认可；只是作为大学生来说，嫌它贵，买不起，也抽不着。卷烟厂不时将“青城”烟的残次品及白皮烟处理给职工，老闫不抽烟，张嫂就将积攒的散烟让老闫拿去发给抽烟的同学，所以班里抽烟的弟兄们都抽过这种时髦烟。

我和张元凱、王立中经常放学后一起回家，有时走到半道就拐到立中家去了。当时他家住在内蒙古党委宿舍。他父母工作忙有时不在家，更让我们喜欢光顾他家。去的次数多了，也就越发随便，以致后来我们就在他家自己动手做吃的，特别是做凉粉。夏日天热，凉粉解暑易做。我们先用钢盅锅㧟上一大碗淀粉，再把淀粉用水调成浆，然后将装浆水的钢盅锅坐在火上加热，边熬边搅，边搅边熬，越拌越粘稠，搅动起来也越费劲，先用筷子搅，筷子搅断了不说，后用锅铲搅，锅铲也难胜任，我们就干脆用幹面杖搅，一人扶住锅，一人用力搅，那手忙脚乱的样子，极为搞笑。3人配合不止一次地做凉粉，让我掌握了这门技巧，后来在自家也不时地做着吃，还将做法进行改进，其中不乏回味与怀念。想不到做凉粉竟与走读联系了起来。

乌尼日家就住在学校家属楼里，有时我们上完课，便自然拐到她家去坐坐。作为少数民族，她家一直保持着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到她家，每次她都会用现熬制的香醇奶茶来招待我们，令人温情满满。

记得有一次我们还在她家吃上了美味的黄羊肉。那时黄羊尚未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一般人家的餐桌却很难见到。她母亲给我们做的是手把黄羊肉，即大块大块的炖肉，让人食之大快朵颐。早听说过黄羊肉而此前从未品尝过，所以在乌日尼家甩开膀子吃久违的黄羊肉，是头一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故而记忆深刻。

要说走动、交往最多的还是我和张文山。他当时单身跟家人住一起，我就去旧城找他。我俩或是去古旧书店淘古籍文献，或是去新华书店购工具书，要么去人民剧场旁边的五金商场买学外语用的《红灯》牌收音机等。我是有房之户，文山自然是我家之常客，所以他与我爱人和孩子也都很惯熟（后来我举家迁北京，他每到京城都要看我。他全家从内蒙古迁到广西后，我也去过他那边）……

作为走读生，我还有过被劫道的经历。那年冬天，我从学校回家，天色已晚，过了铁道北更觉天黑人稀，好容易骑到土默特中学一带，眼看工学院就在前面，工学院西边便是我家。不想突然从侧面蹿出两个骑车的小伙子来，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在哪儿埋伏的。贴近我后，其中一人竟冷不丁地伸手、一把抢走了我戴头上的羊剪绒皮帽，然后两人蹬车飞跑，没等我回过味，夺帽小哥已蹿出一丈多地一一我遭遇了当年呼市兴起一时的“叼帽风”（叼，呼市话抢的意思），即一帮坏小子乘月黑风高之际在僻静处行抢劫他人皮帽之事（当时的年轻人流行戴羊剪绒皮帽，那帽既时尚又保暖，价格也不菲，所以遭人哄抢）。这算是走读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也是现代大学生闻所未闻也无从体验的事。

对于我们入学前就已参加工作或上山下乡，学业荒疏了多年的人来说，能重返校园读书实属不易，所以我们也格外珍惜。珍惜机会，珍惜资源，珍惜老师。

大学的课堂纪律是根本不需要去维护的，虽然60多人在一个偌大的教室里上课，但是由于大家听课专注用心，教室显得格外安静井然。作为学生不仅有对知识的渴求，也有对老师的尊敬，况且老师们的讲课都引人入胜，让人欲罢不能。

杨秀池老师的课大家就爱听。杨老师是1957年东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研究生，当年也就50左右，年富力强，是主管业务的系副主任，讲授中国古代史。他在给我们讲宋朝建立时，透过“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两个典故，赵匡胤即宋太祖的兵不血刃、惊雷乍响的印象也就出来了。由于杨老师对内容烂熟于心，所以他讲课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给我们念讲义，也不是让我们拿着笔跟他在书本上划红线圈重点，而是既为我们推荐名家教科书，又主要是依据他自编的讲义而授课。他板书不多，但提纲挈领，记下他的板书就是一个完整的授课提纲。

杨秀池老师带领学生进行教学见习（刘华提供）

讲授世界近代史的张思诚老师是一位认真执着、呕心沥血之人。他有一次给我们讲课讲到半截竟晕倒在讲台上，这让我们很是难受，深为他的敬业精神所打动。张老师作为南方人，毕业于武汉大学，是响应号召支边来的内蒙古。

教世界现代史的史明贤老师，为东北师大历史系毕业，他讲课声情并茂，感情色彩很浓。史老师带着情感讲前苏联、讲十月革命，给人印象颇深。史老师对列宁的崇拜与热爱，让我们深受感化。当说到“1924年1月21日这天，列宁同志逝世了”时，史老师的声音变了，他哽咽了，他停顿了，课堂气氛一下子凝固了，这时只顾埋头记笔记的学生抬起了头，看着眼睛湿润的史老师顿时愣住了神，一时不知所措，好一会儿史老师才恢复常态，又接着往下讲。这节课虽然上得很压抑，却很特别。1924年1月21日这一天让我们记得很牢很牢。

作为华东师大中国通史研究生班毕业的冯作典老师，讲中国古代史时穿插的中国历史上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学到了许多课本之外的东西。特别是通过讨论，让我们明确了不论秉持哪种观点都要言之成理、自圆其说、持之有故的治学之道，懂得了确立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我们必修的一门大课。

刘钦铭老师（华东师大历史系研究生班毕业）思想比较活跃，他组织展开的关于鸦片战争以来外人入侵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对解放思想、百家争鸣起到了积极作用。讨论会上师生互动、气氛热烈。有老师引导启发，同学们敞开心扉，广开言路，特别是一帮少壮派学友，如王子力、乔润令、张文山、宋举成、赵晓呼、吕建文、张含英、乌尼日、赵永平、李怡等人发言踊跃，观点新颖独到。象在社会上普遍谈论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舆论声中，有同学提出“资本的侵入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负面影响”这一命题就振聋发聩、不同凡响。同学们勇于创新的精神、刻苦钻研的学风以及科学严谨的态度，显示出相应的治学特点，也为不少人后来考研读博、出成果埋下了伏笔。

我们作为历史系恢复高考后招收的首批学生，受到系里的极度重视，安排给我们授课的都是资历深、经验足的老教师，且多为文革前的名校研究生；多年不登台的老师也出来为我们授课；系领导如杨老师及总支书记娜琳（东北师大研究生）、系主任张树森（世界史专家）、副主任常凤昆等都给我们讲过课。外系的专家名师如郝志模（中国现代史）、何毓德、图拉古尔（哲学）、且大有、龚家淮（逻辑学）、秦松龄（古代汉语）、可永雪（《史记》与文学）、李屏西（教育心理学）等，也被请来为我们上课。老师们满腹韬略，身怀绝技，把各自的课都讲得很精彩，让人醍醐灌顶，甘露洒心，眼界大开。

系里在安排有资历、有经验的老师上课的同时，还能对学生不满意、稍有微词的老师进行及时调换，如刚开学时一位之前留校的老师就因我班同学的弹劾而被换走。这既体现了以学生为本、民主办教育的理念，又是对教师的一种爱护，对尊师重教的补充与完善。

也正因为我们是系里的首批学生，且受到重视与尊重，所以有些教学内容与形式的设置皆因我们的首创首试而被沿袭下来，如教育实习和教育见习就是如此。这“两习”自我们这届开启发轫，就一直被系里所推行而成为定式。

教育实习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来说非常必要，它既是准教育工作者的一次预演，又是4年学习的一次毕业汇报。在杨秀池老师的带领下，由部分老师担任实习指导教师，我们以附中为基地，分两批去附中实习讲课，每人一节课，人人登台，逐个试讲。我们作为实习生负责了附中除高二以外的全部历史课程。经过实习讲课，既巩固了我们的所学知识，又锻炼了我们的实战能力。全班65人都顺利地通过了测试，较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尤其我们之中还有10多人获得了实习“优秀”（本人所在小组10人中就有3人获优）。

教学见习的所在地是西安。也是在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于1982年5月16日前往西安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教学见习和参观。

在西安，我们先后参观考察了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华清池、半坡遗址、昭陵（唐太宗及陪葬墓）、乾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墓以及永泰公主、章怀太子、懿德太子等陪葬墓）、咸阳博物馆（秦汉文物）、陕西省博物馆、碑林、大雁塔（玄奘法师保藏佛经和翻译著述之地）、小雁塔（为唐高宗献福而建）以及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旧址等。那神采奕奕、栩栩如生的兵马俑；依石拟形、形象生动的汉墓石刻；色釉艳丽、纹饰精美的唐三彩；构思完整、技巧圆熟的墓中壁画；书法荟萃、碑石密集的“碑林”以及墓葬中的精湛文物，地面上巧夺天工的建筑艺术，令我们赞叹不已！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感性认知，让同学们学到并澄清了许多书本上所学不到和不可能弄清的问题，达到了书本与实物的高度统一。

教学见习时在太原车站与同学合影。左2为本人、右1为元凯兄，另两位竟已作古

所以结合历史系的特征，践行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即毕业生到西安、北京等历史文化古迹地进行教学见习这一举措，一经我班首创就被系里一直延续至今。

所谓教学相长、相得益彰，老师教得好，学生就兴致浓、学起来也带劲。

77、78级学生入学前基础就比较好。如本人所在班，同学中就有高素质的党政干部，有受过历练下乡多年的老知青，有大型工矿企业的业务骨干，有重点中学从教多年的把关教师，有妙笔生花、为人做嫁衣的编辑记者，有在比赛中拿过好名次的文体特长生，有汉生学蒙古语、蒙汉精通的，也有先俄语后英语或先英语后日语外语特别出众的，还有一路苦读高分考入的应届高中生，更有简直就是因史而生，入学前就已通读了《资治通鉴》不止一遍的有备而来者！

入学后的同学得高师指教，学习更得法、更正规、更专业、也更勤奋。当时国家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形势鼓舞人心，明显感到每个同学的心里都憋着一股劲，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把荒废的学业补回来！如饥似渴地学习，虽不像刘师培一样论筐读书（据说清末民初经学大师刘师培一天看书不是一本而是一筐，令人咋舌），却也是四书五经、二十五史一部接一部地啃，沉浸于书山文海之中。

课堂之外，那时节各类学术讲座也比较多，加上学术讲座远比上课来得更精彩，所以在海报的召唤下，在阶梯教室我们听过不少关于形势的、经济的、政治的甚至一时兴起的关于气功与特异功能的讲座等，在学术方面也先后听取了卞孝萱（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关于唐代文学史的讲座；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关于辛亥革命的讲座；张磊（广东社科院院长、著名史学家、资深研究员）关于孙中山研究的学术讲座等。

学问所至、为交流成果，本班也于1980年12月18日召开了学生学术研讨会。会上有7名同学提交和宣读了自己的论文。《试论<天 朝 田亩制度>》一文就天朝田亩制度是反封建的纲领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几点补白——许慎的生平和思想》对《说文解字》作者许慎的生卒年代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封建主义为什么能 够 充当社会主义的“特洛伊木马”？》一文，不仅就封建主义充当社会主义的“特洛伊木马”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论证，而且结合现实，指出它是当时中国实现“四化”的最大障碍；《谈维新时期日本赴欧美考察团的历史作用》一文，就1871年日本向欧美派出大型考察团的动机、过程进行了论述；《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原因——兼评中国的十年动乱》一文，剖析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原因，并且对照总结了中国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关于成吉思汗南下伐金的一点看法》，就成吉思汗南下伐金的原因、过程和历史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金家族妇女的历史地位》一文，对成吉思汗直系子孙时代蒙古族妇女的二重社会地位及成因作了考证和分析。

学生自发举行的学术研讨会既创新又可贵，所以校、系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勉励我们“多开这样的会，为‘四化’而努力发展历史科学”。

《内蒙师院》校刊头版头条对学生学术交流会的报道

同学们都比着学，摽着学，谈经论道，刻苦拼读的学习氛围笼罩着整个校园，给人感染，催人奋进。我们走读生当然也不甘其后，于是闫崇东、张文山、乌尼日和我便相邀一起，利用课余时间去找老师求学求教，去开小灶。

我们经常向住在校园的老师如杨秀池、张思诚、冯作典、刘钦铭、蒋至静等去请教，就是家住旧城的史明贤和住小黑河的刘毅政老师，我们也去拜访过。要说请老师开小灶，那就是我们向高福洪老师去请教古代史、向周轼贤和常正光老师请教古汉语和向曹永年老师请教学术论文写作等。

高福洪老师是高福源的弟弟。高福源是抗战时期东北军的一位团长，他一腔热血，身负浓重的民族气节，接受共产党的感化，是促成“西安事变”、谏蒋抗日的一位功臣。那时高福洪老师年事已高（1915年生人），还坚持为系里代选修课，对我们额外的登门求教，他老人家也从无愠色，而是我们什么时候去，他都随时随地热情接纳（一旁的高师母和他家的大闺女对我们也格外客气，不时为我们端茶续水）。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老牌研究生、著名历史学家尚钺的学生，高老不因博学而倨傲，也不拿兄长说事，低调谦恭地一再告诫我们：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要练就一身坐冷板凳的硬功夫。他自己以身践行，是对“人与学问先做人”的最好诠释。

周轼贤老师生于1914年，国立中央大学毕业。我们入校时他早已退休，但激情满怀，青春焕发，主动请缨为系里开历史文选课。他身板硬朗，戴一副眼镜。虽视力不好，但走路步履稳健，小碎步迈得还挺疾。这种爽朗性情决定了他的办事风格，就是凡事不求人，自己解决。所以他自己刻钢板、印讲义、准备课件。这在老师中算是独一份。他讲课语速快，稍带齿音，但板书却很用心，不仅工整规范还极其用力使劲，以致那天因写字过猛而将食指撅伤。等下一次来上课，食指缠着纱布还坚持板书，且苍劲有力、“入木三分”，特让我们感动。他在给系里上大课的同时还欣然答应为我们几个额外上小课，去他家上小课时他态度极为温和，讲完课后还每每和我们拉拉家常。比如年轻人结了婚应注意些什么都一一叮嘱我们，生怕我们出现什么闪失。特别慈祥。

常正光老师虽然也是教历史文选的，但他没在系里给学生开课，只给我们几个开小灶。他从《古代汉语》中精选出几篇范文来给我们串讲，讲得很细，很深，一个字一个词地抠，充分显示出古文字学、训诂学的功底。他原是四川大学徐中舒（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的得意弟子，好像我们大学尚未毕业常老师就被徐中舒先生召回四川大学作为副主编（徐任主编）编写大部头《甲骨文字典》去了。记得常老师在与我们闲聊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大脑可以装下全世界的图书舘”。意思是说学无止境、乐此不疲，只需攀登莫问高。

向曹永年老师请教如何写学术论文更让我们收益颇丰。曹老师是江南水乡江苏人，由江苏师范学院（即苏州大学，前身为苏州东吴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到内蒙古来工作。那时，他家住在学校北门临马路的平房里，要是去学校图书舘借书，在回家的路上经常能看见他手持一本翻开的线装书，边走边看，亦或是拿着从收发室刚取出的报刋在翻阅。我们向他请教写学术论文的技巧，他欣然应允，他结合切身体会毫无保留的传授，让我们茅塞顿开。后来张文山、闫崇东、乌尼日皆因曹老师面授机宜而悟得真谛，也都历练成著书立说的一把好手，还出版了自己的学术专著，成为该学科领域的带头人，这是后话。

走读自有优长但也有弊端。那是刚开学时，对走读还不得要领，只觉得自由，尤其是下午的自习课，可以不去参加，每每暗自庆幸。殊不知一时的疏忽招致了相应的后果。

那年我就栽在了世界古代史的辅导课上。世界古代史是历史系学生的主修课，结课时必定要进行百分制的考试（那时尚未推行学分制）。教这门课的老师倒是极负责任，考前对学生进行了一次认真辅导。辅导课是在下午的自习课上举行的，我却大意了没去参加。那次老师的辅导不仅圈出了重点，而且还介绍了标准答案。所以没听辅导课的同学这门考试都遭受了重创。考试成绩出来时，我只得了88分。

按说这个分数也还说得过去，因为世界古代史本是我的弱项，所考内容又多为本人不擅长的死记硬背题。但这不是自我开脱的理由。好像那次考试班里有一半以上的同学都考出了90分以上的好成绩。关键是自己平时在别人心目中是好学生，邻座的几位同学还借过我的课堂笔记，与我切磋过问题，还把我当作答疑解惑之人呢！这样的成绩弄得我在学友面前很不自在。

有了这次挫败，让我开始注意有关辅导课了。可是等你重视了，后来却又没有了这种考前辅导。因为往后的考试都是以发挥题为主，考前无须辅导，辅导也助益不大。

1979-1980年度的学校三好学生名单。张元凯提供。

不管怎么说，自打那次世界史考试后，我便改弦更张，调整思路方法，合理安排精力时间，重视辅导学习，以致在后来的历次测试中，考试成绩都比世界古代史的那次要好。临毕业系里公布了留校人员名单，共6位，本人也在其中。

本人留校，不得不说得益于那次考试的一击猛醒，再者与平时爱写点东西也有些许关系。作为系学生会宣传委员除履行职责写些宣传稿外，自己还在校刊上发过几篇学科小文，可能被系里看中而被推到学报编辑部去当编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而且这当编辑的定位与选择竟伴我一生，让我深陷其中直至退休）。还让人没想到的是，后来本人居然还任过主持工作的编辑部副主任。再有没想到的就是，在我调离学校之后，同班学友刘成法也去了学报编辑部并任主任。历史系与学报编辑部可谓缘分不浅啊！

登有本人文章的《内蒙师院》校刊

本人在班里属年龄偏大，但还不算最大，老高三的同学入学时就已年过30，比当年的应届高中生整大了一轮，这也算是77、78级的一个特点。这批老三届学生，因家有儿女，一边学习，一边忙家务似为常态。或多或少无法逃避的家务杂事必然分散时间与精力，这是不可两全的事情，也是已婚成家走读生之痛。

但走读生们并未因痛而弃，因痛而止，而是凭着老三届基础偏好、年龄大经验偏多、理解能力偏强的优势，借助坎坷经历铸就的耐力与毅力，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关系。没有整块时间就见缝插针学、忙完家务学、喂完孩子学、晚睡早起学，总之抓紧时间想方设法地多学、学好，成就学业。

经过4年的勤奋付出与努力，他们都取得了较好成绩。不说留校同学中有走读生，就是班里学习成绩排名靠前的，走读生也占据不少席位。同学里后来有考研的、读博的乃至出国留学的，这其中也有走读生的身影。至于班干部、三好学生和入党人员中，走读生所占比例也不小。毋庸置疑，走读生不仅学习没落下，其他方面也没受到任何影响。

更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班后来搞成对象的有三对，而这三对6人却都是走读生、住校生中竟没成一对，对此有人便调侃说走读似与情商有关。乍听好像有点道理，细思则不尽其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男欢女爱、相互倾慕，乃人之常情，作为青春萌动的住校生又岂能无动于衷？况且校园环境也不错。天色渐晚，丁香树下月移花影，曲径路旁草木芬芳，正是浪漫拍拖的好去处，就是肃静的图书馆里也能惊鸿一瞥、暗送秋波，怎么竟没擦出火花来？

这只能说明，走读更便于接触交往，且我们的走读生在这点上又表现得更为大方、果断些。他（她）们一旦认准就先人一步，生怕所爱流失，故而爱得及时，爱得通透，爱得久远，至今班里的那3对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仍恩爱有加，便是佐证。要依我说，一个65人的大班，单身不在少数，4年下来才促成3对，未免有些保守，而且大好的青春资源没被充分利用，也真够可惜的。

1982年7月毕业照，后排右1为本人。刘成法提供

大学，给人印象应是正襟危坐、别无旁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我们的大学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既有斋案书香、四书五经相伴，又有人间烟火、柴米油盐相佐。这是无可否认的真切现实，也俨然是我们心心念念、夙愿以偿的大学生活。

1982年7月，历经4年的学习，我们全班65人终于修成正果，毕业了。或“业精于勤”或“荒于嬉”；或苦或乐，或得或失；住校也好，走读也罢；一切皆为过往，化为历史。

当我们手攥毕业证，离开学校，由国家分配工作，去拥抱新生活时，大学走读便成了我们心中永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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