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本文作者
汪晶晶，1953年生于武汉，父母为家乡名医。1966年毕业于原武医附小，后躬逢革命经历复杂，当过纺纱厂学徒工，知青，街道病残青年，护士医生。1982年1月武汉大学学士，同年教育部公派赴联邦德国研究生。1985年和1989年分获科隆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至今任德国CLW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客居德国。著有170万字长篇乡土小说《松园旧事》。想起黄翔先生
作者：汪晶晶
那一次我和丈夫是到波兰北部的港口城市但泽（Danzig）去办点事。从但泽返回不来梅的途中经过柏林。
是的！是的！我一下想起朋友向我推荐过为庆祝安塞尔·伊士顿·亚当斯百年冥诞的展览《Ansel Adams at 100》，急忙在GPS中输入展览馆所在的Tiergarten，并很快找到了那里。
《Ansel Adams at 100》的门票倒不贵，每张6欧元。但那本目录，也就是摄影作品集，却要50欧元。
丈夫看了一眼后对我说，这个破老头好大胆，要价竟敢比梵高（van Gogh）还贵！
丈夫之所以提到梵高，是因为我们居住的德国小城不来梅，那一段正在刮梵高之风！梵高是眼下世界美术作品拍卖中最昂贵的画家之一。他在1889年到1890年，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间，创作的每一幅画，全都价值连城，没有低于千万欧元的。而不来梅的美术馆竟“搜罗”到五十一幅梵高在1889年到1890年画的“原野画”，并公开展出。这是一件连梵高家乡的荷兰人都不敢想的事。那其中任何一幅画，就足够给小小的不来梅市再修建另一所新的美术馆。
所展出的每一幅画虽然都有千万到上亿欧元的保险，但人们还是担心被盗，毕竟艺术品的价值不是全部都能用钱来换算的。不来梅的警察局派重兵把守，把好端端一个温馨，静谧的艺术宫，搞得像北约的一个军事基地一般森严壁垒！
虽然美术馆从一开始就安民告示说此展将会延期，全欧洲的人们还是争先恐后，纷至沓来，唯恐其中任何一幅会在任何一个可能的瞬间被盗。美术馆只得在售票的同时发时间号，规定每号在馆内最长的逗留时间。
我说这几句梵高，是想和安塞尔·伊士顿·亚当斯的《Ansel Adams at 100》作个比较。梵高的门票虽然比亚当斯略贵，9欧元，但梵高的目录，换句话说画册，却比亚当斯便宜得多，且有5欧元，10欧元，25欧元数种可选。
我把那本要价50欧元的《Ansel Adams at 100》翻了老半天，最后还是买了一本。
安塞尔·伊士顿·亚当斯1920年代所摄人物
亚当斯1920年代所摄景物
亚当斯1920年代所摄静物写生
那倒不是像丈夫所以为的，我看几分钟展览就喜欢上了这个破老头，而是看着安塞尔·伊士顿·亚当斯, 我想起了往事，想起了别人。
在我的祖国，在我的家乡，也有风格和安塞尔·伊士顿·亚当斯极为近似的摄影家，而且艺术造诣绝不下于大洋彼岸的同行 —— 那就是中国黑白摄影时代的著名摄影家，从三楚大地走出来的黄翔先生。
由于我极为恶劣的健康状况，也由于哮喘病大多在夜间发作，我从出生之后到年满16岁下乡前夕，一直被迫睡在父母的卧室内。父母卧室靠头的那一面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几乎就是一个小型的摄影作品展览。小幅和中幅的都不算，仅就那个时代称得上“巨幅”的黑白照片，那墙上就有三幅。那和安塞尔·伊士顿·亚当斯的作品完全类似，分别也是一幅人，一幅景，一幅物。
摄人的那一张，俗称肖像。摄景的那张，被作者称为《漓江秀色》。摄物的那张则是静物写生，题为《盆景玉兰》。黄翔先生1950年代所摄人物
上面这张是那三幅摄影作品中唯一的一幅肖像，被摄者是年轻时代的我的母亲。照片的实际大小相当于革命年代的领袖画像，哈！现在回想，多亏父亲有远见，在横扫四旧之前收藏起来。童年时代，我曾在这幅照片下睡过整整十年。黄翔先生1950年代所摄景物《漓江秀色》。1985年暑假我头一次回国，父亲将它赠送给我，至今仍挂在我的客厅。
黄翔先生1950年代所摄静物写生《盆景玉兰》
1997年因为父母所住房屋拆迁，我回国，母亲将它赠送给我。
这三张伴随了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因而深深铭刻在我脑海中的摄影作品，一直到今天还陪伴着我。其中摄景和摄物的那两张，曾经在1964年中国摄影学会为黄翔先生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摄影展览上展出过。
亚当斯传世的作品以景为主，鲜有肖像。黄翔先生的摄影活动却从风景、肖像到静物写生，无所不及。安塞尔·伊士顿·亚当斯以其故乡San Francisco为立足点，把新大陆西海岸险峻，壮观的奇景美致尽收眼底。黄翔先生则和刘海粟并驾齐驱，数上黄山，把那里的云涛雾海，奇松怪石照了个遍。无愧于前人“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的美誉。
据父亲说，黄翔先生比他年长八岁，和亚当斯完完全全是同时代人。亚当斯13岁时就兴致勃勃地跑到巴拿马去看世界博览会上的摄影展览。黄翔先生的摄影活动则始于他在家乡湖北当阳束发就学的1921年，何其相似乃尔！但后来，却不幸没法比了。亚当斯生长在西线无战事的美国，能平平安安地长大，平平安安地成名。黄翔先生却生在灾难深重的中国，长在战事频繁，此起彼伏的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注定使他没法像亚当斯那样，安安静静地握着相机青史留名了。
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是不是还有人记得黄翔先生和他的作品，也不知道他半个多世纪前精心挑选的那一百五十一幅如诗如画的出展作品而今安在，但我自己却是永远也不会忘记黄翔先生的，是他的摄影作品启发了我朦胧时期的审美趣味，更是他用不会说谎的镜头，录下了父母的年轻时代，让我有幸能看到自己生命的溯源。
父亲结识黄翔先生，源于黄夫人张琴姑姑。黄夫人曾有过结拜的五姊妹。其中有三姊妹源于父亲的家族，分别为父亲的两位胞妹，我们的亲姑姑和一位义妹，祖母收养的女儿，同时是我母亲的八嫂，我们的表姑姑和八舅妈。五姊妹都管父亲叫哥哥，其中（我在其它地方写过的）九伯伯老大，我的两位亲姑姑和一位表姑姑行二，行三，行四。黄夫人最年幼，行五，母亲因此管她叫五姐。
在后来抗日战争的万马军中，父亲和黄翔先生作为同乡，挚友，曾经有幸 “同是宦游人”。父亲那个时代的人，对朋友，比我们这一代人要来得忠实，可靠得多。那个年代，中国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悠久文化传统还没有像在我们成长岁月中那样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已变为成语故事的 “两肋插刀”，“士为知己者死” 等等，在那一代人中还是交友为人的准则。
1949年前，黄翔先生既是摄影家，更是一名威武的职业军人。
那个年代，中国土地上有若干所赫赫有名的军校。黄浦，保定，陆军大学……黄埔的佼佼者多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文韬武略。真正奋战前线，血洒疆场，为国捐躯者，则大多出自陆军大学和保定军校。而黄翔先生却是兼而有之。他既是黄埔武汉七期，又是陆军大学第十期。作为陆大的高材生，黄翔先生既在陆大的讲堂上是当之无愧的教官，又从前线身先士卒的连长做起。假如照古代圣贤们所说，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可以说，作为国民革命军中将兼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二军军长的黄翔先生，完全无愧于他投笔从戎的军人生涯。
至少在父亲的眼里，黄翔先生是一名有胆有谋，极为出色的军人。据父亲说，黄翔先生在初出茅庐之年就发明过“磨盘战术”，一度曾深得蒋介石赏识，在抗日战争同仇敌忾的万马军中传为佳话。1949年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和平移交古都北平。傅作义麾下的四个军，只有黄翔先生指挥的第九十二军，称得上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由此可见黄翔先生在那个无与伦比的历史瞬间中的重要作用。1949年之后父亲返回家乡，黄翔先生却客居京城，服务于老上司傅作义任职的水利部。两家见面不多，来往却不少。逢父母进京办差，便到黄府叨扰。有时单身一人，有时携儿带女。有时数周，有时甚至达数月之久。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叨扰，当数1953年的初春。
下面这两幅1953年的照片，被摄者也都是我的母亲。五十年代的一个漫长的时期，这两幅照片都是大学摄影专业的示范作品，名称叫“黄翔先生人工光源下的人物”。
1953年春天人工光源下的人物，我的妈妈。黄翔先生摄
且说1953年的初春，父母恰巧双双在京，却各事其主。父亲是奉北京医学院院长胡传揆先生之召进京，客居胡府。母亲其时正在著名儿科专家诸福棠先生门下进修，下班后便只能以黄府为家。黄先生比母亲年长十余岁，一向视母亲为幼妹。便力邀父亲搬入黄府，与母亲同住。
黄翔先生却给母亲开玩笑说，久别胜新婚嘛！并在父母下榻的房间窗台上，精心地放置了一盆初绽蓓蕾的海棠花。
朋友们一定想不到，父母在黄府久别胜新婚的那段时光，将会对我产生怎样的后果：我的这个微不足道的生命，就是在那株美丽的海棠花下诞生的。假如没有黄府那些温馨的日日夜夜，日后这个不安宁的世上就会少了一个小小的我，而留下一个大大的遗憾！
我出生之后数月，黄夫人生下了黄府最年幼的小妹，那颗种子，一定也是父母叨扰黄府时破土萌芽的。
1953年春天爸爸妈妈在北京，斯时我已孕育在妈妈腹中。黄翔先生摄上面三张在五十年代初也曾是摄影专业的示范作品，名称叫“黄翔先生的人物与景深”。
公元1973年初秋，父亲从三线返汉，黄翔先生则据说是“解放”了 ——国人把“艰辛探索”（原名“浩劫”）过后的新生，誉为“解放”实在是准确之极。“解放”后的黄先生回家乡省亲，父亲亲自下厨掌勺，设盛大家宴款待黄翔先生。酒后饭余，父母亲携全家老幼陪黄翔先生游汉口二十年代为纪念国父逝世而修建的中山公园。
在中山公园中，黄翔先生亲执相机，不仅为父母，更为我和大姐，拍照。那些珍贵且不朽的照片，为我们近乎苍白的青春岁月，留下了无与伦比也几乎绝无仅有的五彩缤纷的一页。
下面这三张摄于1973年9月20日，秋雨蒙蒙的汉口中山公园。第一张左为大姐，右为我。第二张右为大姐，左为我。第三张则是我一人。
岁月在蹉跎中并不停留，时间依然一年年地过去，一转眼，到了1977年初春。
彼时，我和二姐正荣幸地上着“七·二一大学”且正值寒假。我们姐妹相约，双双赴京城游玩。父亲知道黄翔先生年事已高，临行时再三嘱咐二姐，“你们到北京，可在黄府中吃，可在黄府中住，但切不可提让黄伯伯拍照之事！”
且说我们姐妹进京，来到黄府。二姐一看黄伯伯不仅和蔼可亲还精神矍铄，手脚利索，简直比父亲还鹤发童颜，便大胆地说起了谎话。
“黄伯伯，您知道，上火车前，爸爸专门嘱咐我们，到了北京，一定得让黄伯伯，多多给，拍照！”
“那没问题！”黄翔先生爽快地答应着。“明天，就带你们出去！”
多少年后，我和二姐回首往事，心中便会禁不住有种犯罪的感觉 ，我们竟让年迈的摄影大师，背着沉重的器械，为绝无天姿国色的我们照了整整一天像！
那是个不苟言笑的年代。到北京的人，谁都得先到天安门广场。黄翔先生自然也只能先带我们去天安门广场。彼时，天安门广场正在大兴土木，初春的京城一片风沙滚滚。可想而知，那毫无诗情画意的背景，让黄翔先生多麽失望！
最后，黄翔先生把我们姐妹俩带到中山公园一个僻静的紫萝架边，告诉我们，现在开始照“人”！
下面是1977年2月黄翔先生为我和二姐在北京中山公园拍摄的两张照片。黄伯伯说，四分之一个世纪前，他曾在同一个地方照过妈妈。
一边照，黄翔先生一边感慨万千地说，“当年照的是你们的爸爸和妈妈，如今照的是你们，一晃就是一代人，你们的黄伯伯，怎麽能不老啊！”
要论说起来，黄翔先生确实不如安塞尔·伊士顿·亚当斯那般有福气，在冥诞一百周年之时还有博物馆周游列国为他办影展。但黄翔先生走过的那条跌宕起伏，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生活之路，他那从艺术家到军人，又从军人重返艺术家的不凡经历，却是一万个亚当斯也望尘莫及的。
传说江青当年因政治上的抱负无以实现，心情郁闷而学摄影。中央决定让吴印咸当她的老师，但江青却偏要自己挑选老师，声称不愿跟那些因为有幸给毛泽东摄影而成名的人学。江青自己选的老师就是黄翔先生。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江青常上庐山写生。冲好，洗好，放好后，便让黄翔先生提意见。黄翔先生对庐山仙人洞那张十分赏识。江青便将那张照片呈交御览。
众所周知，那张照片，后来因为伟人题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 而被载入史册。
文化革命开始后，黄翔先生偶然听说，他的那位名叫李进的学生，竟是毛主席的夫人，一时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值得黄翔先生深深欣慰的是，他钟爱的小女儿小妹，继承了他身上那些优秀的艺术基因。小妹幼承庭讯，有超群的绘画天才。1977年高考恢复，小妹考进中央戏曲学院舞美系，毕业后赴美教书，作画。
黄翔先生1988年以望九高龄赴美探视女儿。1990年1月因心脏病突发，竟长眠在大洋彼岸安塞尔·伊士顿·亚当斯的故乡，应验了他年少从军时的豪言壮语：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父母卧室墙上的那些照片，也就在那一个短暂的瞬间之后，永远永远地变成了文物。
据说，黄伯伯为拍摄上面这张《秋塘鹭影》，竟在塘边耐心地等待了足足三个小时。
（文中仅凭回忆所述之事，如与史实有出入，皆以史实为准。——作者）
2002年12月11~14日
写于德国不来梅
2022年6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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