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青年时期
孟建平，少年学业止于1966年北京展览路小学五年级。15岁辞父母去江西“五七干校”劳动。16岁独往锦州空军三航校入伍，任机械员、机械师、分队长，修飞机12年。转业北京太阳能研究所任办公室主任。1983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成人教育政教系。1987年由中国康华实业公司派往深圳分公司任人事部经理。90年代初下云南瑞丽，开餐厅7年；后奔波于边陲口岸，也曾长住缅甸山乡、柬越边境，从事边贸。如今养老于妻子家乡云南山村。
原题
我的十年②
作者：孟建平
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受审查的、关起来的人更多了。母亲最担心父亲想不开走绝路——自杀。她托一位同情父亲的群众，把一张小纸条偷偷塞给父亲，记得是刚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对干部也要讲政策、使父亲听了宽慰的话。不久，父亲偷偷在厕所写了张纸条，通过好心人传给母亲。大意是：我没问题，相信群众相信党，吃得下，睡得着，不会想不开。我们看了，非常高兴。老家农村的姨表哥来北京看望母亲。说起老家保定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武斗不断。两派分别由野战军和省军区支持，还鼓动大批农民进城去闹。武斗动真枪实弹，打死了一些人。表哥一米八几，长得像电影明星王心刚，倍儿精神，总笑得可亲。抗美援朝主动报名去朝鲜参战，战争结束复员回乡当了学校校长。“召儿这”——家乡话“现在这”，“是甚买（什么）革命哎！”当时我心里一震：能这么说主席发动的文革运动吗？姑家表哥也来京看望，他一直在农村种地，剃个光头，说话直。他说农村也跟着保定市，分成同样两派。我问，两派都什么观点？他说，一派省军区支持的“H”派，另一派4800部队支持的什么派，“哈农村儿里人，知道什么观点儿呀？”第二年，表哥有了小孩，取名“H”。我从传单和中央布告看到，这两年全国武斗不断。尤其是四川、湖南、湖北、广西、云南，打得更凶。两派群众开枪开炮，死伤不少人。北京原来还好，可这年春天开始，先是中学，然后高校，开始了从小打到大的武斗。夏天，京城人都在传，清华园里两派各占据点，动用长矛、自制枪、真枪，大打出手。去年我从传单上见过江青接见安徽造反派讲话，主张革命群众要“文攻武卫”。结果武斗各方，都标榜自己是文攻武卫，武斗更难制止。北京高校武斗，还是毛主席派大批工宣队进驻，才得以停止。从表哥那儿得知，老家从县到公社都在揪斗走资派，哪儿还有人抓生产。县城里一派修了岗楼，两派在城东武斗。有些村打派仗，生产队出工更糊弄了。问姑家表哥，老家现在生活怎么样？告诉我，种的粮食不够吃，山药（红薯）做主食。成天吃山药面，吃得“烧心”。棒儿（玉米）面算好的。菜里没油，更别说肉。姑家有我父母接济，生活还过得去。一般人家，鸡蛋舍不得吃，攒起来卖钱或换点儿别的。其实北京城里人，也有不少人家日子过得紧巴。有的邻居，老家来了亲戚，也就是去合作社买“籽儿”挂面、一两个鸡蛋招待。那些年北京跟全国一样，买什么都凭票、凭购货本，限量供应。记得北京市民除了粮票、布票定量外，每人每月只有油票半斤、肉票半斤，按户每月糖票半斤，还有别的啥票。每家一本购货本，带上它去买凭本供应的，有每户每月芝麻酱二两、粉丝二两。只有过年，花生、瓜子儿每户凭本儿各买二斤（有发小回忆是每人花生半斤、瓜子二两）平时见不着。记得再早几年，我住兵马司胡同。春节前，到旁边中直礼堂门外，排长队买花生瓜子儿，每家两纸包。邻居孩子们都冻得小脸通红，但高兴得打打闹闹。而鸡、鸭、鱼，平时哪都不见卖。逢年过节，或偶尔的，北京城几个大菜市场有卖。我家靠近海淀区，过节前，买鸡鸭鱼要赶早出门，坐车到不近的西单菜市场排大队，还不一定买的上。过些年后，又有了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票少不发，在单位或居委会抓阄。家具票，新领结婚证的才给。哥哥们上北大荒。二哥早在去年就志愿上了黑龙江北大荒农场。今年夏天，大哥、三哥作为有问题家庭子女，也报名去北大荒下乡劳动。这会儿还没兴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到年底，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场运动才全国展开。俩哥哥离京前想见见父亲，造反派不让。关父亲的地下室临街露出一小截窗户，哥俩就站在路边窗外，故意大声聊天，把准备哪天去北大荒的消息传给父亲听，用这种特殊方式向关押中的父亲告别。后来父亲说，他都听到了。我至今不愿想象，身遭囚禁的父亲，在儿子隔窗告别时心中是何滋味。自从三个哥哥都去了北大荒，家里显得更凄冷。妈妈每天去单位参加运动，姐姐要上班，四哥等分配，我在家养病。一家人天天惦念关在地下室的父亲。不知为啥，记忆里那些日子，净是黑白色的阴天，没出现过彩色、晴朗的影像。伴随的声音，是当时每天播放的样板戏。以致直到前几年，听到重新播放的这些唱腔，心情顿时压抑，像落下了病根儿。家里每隔段日子收到封哥哥们来信。农场已改成军垦建设兵团。他们刚去这年，见啥都新鲜，说近万亩大田广阔无垠，割麦子从这头割到另一头有五里地。晚上收工，路边不时窜出野兔之类小动物。路边开满野花，最多的是成片的黄花菜，炊事班一摘两麻袋，蒸蒸晾干做菜吃。树林边常碰到狍子、野鸡，遇上过独狼和狼群迁徙，护秋打猎队不时打到野猪、黑瞎子（狗熊）。赶上渔汛，乌苏里江的野生大鲤鱼、扁花、敖花鱼多的往出蹦。当地有顺口溜：“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后头来信透露些他们的艰苦。麦子、苞米、大豆打下晒干后，要“入囤”。粮食囤有两三层楼高，搭上木板，他们每人扛两百到两百二十斤麻袋，转圈扛上囤，女生也要扛一百六、七十斤。说冬天太冷，常零下三十多度，同学眼镜从中间冻折，脸上肉冻结了还觉不到，不少人生了冻疮。而小咬（又名墨蚊）、大蚊子咬人厉害，多的往嘴里飞，一巴掌拍身上能沾几十只。再往后几年来信说，越来越觉得看不见前途和出路，同学们都怕这辈子就呆在北大荒。我们院小孩儿，不少分到陕北、山西农村插队，条件比北大荒兵团艰苦。看过院儿里下乡学生万川给小伙伴的两封信，字儿写得棒。头一封信去陕北插队了半年，“天蒙蒙亮就饿着肚子干活，干一天活吃两顿饭，经常饿着。吃饭的菜除了老乡零星送来的酸菜外，就是盐了。我已经近20天没吃一点油。粮食也不够吃，朝队里借了糜子面。衣服甚黑，也不打算洗了，没水。水，在我这里甚宝贵呀！水缸里的水经常只有寸把深！……”另一封下乡几年后，他与当地贫农女儿冬梅订了婚，想买点衣物给女方。“可我没任何收入”，只好开口向小伙伴再次借钱。信上写：“陕北严重的干旱，造成了大量的难民，真是一片凄凉！我可爱的祖国，实是十分贫穷的。有义务改变这种状况！”文革后知青大返城，当时政策规定，与下乡当地人结婚的不得回城。已在农村成家、刚有了小女儿的万川两口儿，只好先办离婚。他独自回京找到工作，然后和冬梅办了复婚。就在一家三口即将团聚前，万川出车遭遇车祸，不幸因公殉职，一个有才华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三十岁。“我哥出事后，我去乡下接嫂子来京料理丧事，小侄女刚会在火车厢学着走路……”万川弟弟对我回忆。那两封纸张早已泛黄的信，今天还“躺”在万川当年小伙伴家箱子底。深秋有天吃过晚饭，广播中听到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批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并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我刚听到播音员愤慨念出“刘少奇”三字，心里一咯噔，因为之前报刊广播一直以“中国赫鲁晓夫”相称，从没点名。一天，母亲从单位回家紧张地说，造反派贴出一张父亲写的“认罪书”，大意是：“我虽然自己没被捕叛变，但是贯彻执行了上级错误路线，允许党员签署敌人的保证书，就是包庇叛徒，所以我就是叛徒。”我忙问：“是爸爸写的吗，会不会是那帮人伪造的？”妈妈说：“看着是你爸爸的字儿。”我的心顿时沉甸甸。过一阵，妈妈冷静下来，才终于明白——这是经过了大半年，造反派对父亲囚禁逼供、栽赃嫁祸，他依然在用心良苦的申明，自己从未叛变当过叛徒，只是因为执行上级指示而被强加“叛徒”罪名。以后听父亲说，抗战最残酷阶段，为了不暴露党员、保存党的力量，上级指示允许党员混在群众中，在敌伪的保证书上签字。父亲作为县委领导，传达贯彻了这一指示。母亲告诉我们，父亲十七岁抗战第一年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十八岁加入中共。一直在危险的敌占区参加及领导当地抗日斗争。我想起小时候爸爸带我们回老家，专程去距县城十来里的苏家疃村，看望一位抗日老英雄。爸爸路上指给我们，哪儿是当年鬼子炮楼，哪儿是敌人封锁线，他记得一清二楚。在鬼子眼皮底下，那位老人跟随父亲一起进行抗日斗争。记得父亲那次告诉我们，老人当年使用的土制手枪叫“独一撅”，好像还成了他的绰号。电影《地道战》里抗日英雄高传宝，用的枪也是“独一撅”。父亲对他工作、战斗过的家乡始终怀有特殊感情。九十年代他离休后，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为家乡做事上。父亲通过地质水文部门为缺水山区打井找水。他还专程去拜访曾在家乡战斗过的聂荣臻元帅，为依然贫困的抗战老区争取到国家长期扶助，一直到三年前家乡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妈妈说，抗战时县委有两人姓孟，父亲脸红、外号“红孟”；另一个脸白，外号“白孟”。白孟牺牲了。说到外号，想起母亲说过，她们在抗战时都有代号，妈妈代号好听——“黄莺”。
五．暗夜温暖
在父亲被关押的日子，也有群众或在单位、或者来家，悄悄向母亲表达关心、传递消息。印象深的有医务室孙大夫，女同志，个儿不高、大眼睛；院办贾秘书，笑眯眯、两腮略鼓；还有其他叫不出名儿的好心人。尤其令家人感激的，是冒着政治危险、偷偷替父母传递纸条的两个普通群众。有位年轻女工程师一家，被单位掌权的安排住进我们本不宽敞的家中。女工程师叫续固，青岛人，大个儿、戴眼镜，爽朗、正直。爱人丁浦泉，也是大个、工程师，人英俊、谦和。两家人在一套三居室共同生活了几年，尽管她家是“革命群众”，而我家开始时是“审查对象”，但始终相处非常融洽。他们搬走后多年，仍与我们保持家人般往来。父母抗战时老战友，多被审查或关押。少数行动自由的叔叔阿姨，悄悄来家探望母亲、传送令人或喜或忧的消息。一个寒冬夜晚，有位着军装的叔叔，个不高、皮肤白，找到家来安慰母亲、叙说时局。在父亲命运未卜的时候，看到当时威望极高的解放军能来家里，我不免高兴。人走后妈妈介绍说，抗战时他岁数小，战友们都把他当小孩儿，现在已是部队师领导。我清楚记得，陪妈妈送叔叔出门，楼外小马路上灯光昏暗，不见一个行人，只有狂风吹得路边电线“呜呜”吼叫。印象深的，还有眉眼精神的李明玉阿姨。听妈妈说，她俩老家村庄相连。明玉阿姨，出生在太行山区神南村的地主家庭，姐妹三个，都是省城保定师范毕业，个个眉清目秀，时称“神南三枝花”。抗战爆发，八路军骑兵营进驻神南，三姐妹都离家投身抗日。老二明玉、老三宝光加入共产党，老大参加国民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分别与战友相爱并成亲。建国前后，老大随国民党军官的丈夫去了台湾；明玉阿姨的丈夫作了省、部领导；宝光阿姨的丈夫成为我国核工业奠基人、开拓元勋。在我父亲受审查、被关押的日子，李明玉阿姨多次来家探望母亲。俩人一模一样的乡音，凑近讲着悄悄话，一说就说好久。好人好报，明玉阿姨享年一百零三岁，今年刚刚辞世。八十年代，她与隔绝了半世纪的大姐终于相会。她跟妈妈说，在大姐的美国寓所住了俩月，一聊到国共之争，还会拌嘴。当唠起儿时往事，就有说不完的姐妹深情。宝光阿姨的丈夫享年一百零四岁，而也是父母战友的宝光阿姨依然健在，高寿百岁。在那阴暗的日子，幸亏有这些善良人带来温暖。如黑夜中的光亮，让我们不感孤独，没有忘却哪怕是短暂的欢乐，助我们度过那难熬岁月。
六．父亲回家
父母单位自解放军军代表进驻后，混乱局面开始扭转。四哥甚至试着报名参军，全家做梦都没想到，军代表开了绿灯，政审通过啦！一天晚饭后，两名接兵的解放军叔叔登门家访，先问：“大爷不在家？”我们先一愣，马上明白是问候父亲。忘了是谁尴尬地圆了句谎：“去学习班啦”，遮掩了过去。那些年当兵最光荣，要通过严格政审，亲属不能有政治问题。家人都以为，这回父亲马上能放回家了，可造反派就是不放人。听说军代表找他们交涉：“人家儿子当兵都要走了，你们还不放人？！”一直盼到四哥离京前一天，他清楚记得是12月22日。中午开始，一响起上楼声，我们就赶紧开门向下张望。一直等到晚上10点半多，才传来熟悉的脚步声，我们赶快开门迎进父亲。被关地下室整整一年的父亲，比以前消瘦，表情疲惫。坐下就问起几个孩子情况，对自己遭的难没有多说。妈妈问有没挨打，他抬起胳膊轻描淡写地说：“就这儿打得疼。”父亲单位多为科研人员，相对其它单位的造反派，“文明”的多。印象深刻的是，父亲边说话边狼吞虎咽、接连掰进嘴里四五个大橘子。家人陪父亲唠到半夜。第二天，四哥离京坐上运新兵火车。过了些天，听父亲说起他“国民党”一事。原来是父亲上学时有同学加入国民党，父亲说：我就看国民党打骂欺负人，所以没入。单位造反派调查了一二十名他的同学老师，大多证明父亲没加入。少数人记不清，只有个别同学在外调人员威逼下说：“好像有他”。造反派不顾多数人证明，执意逼父亲承认加入过国民党。他始终没有“屈招”。多年后我已过花甲，生日那天念及父母，勾起前述往事，赋词：永遇乐·生辰念父母
父辈当年，金瓯尽碎、铁蹄踏处。燕赵人杰，从来慷慨，弃笔驱狼虎。敌后英豪，青纱健影，烽火太行烟树。江山易，心血抛洒、油龙万里腾舞。
蒙尘华夏，浩劫十载，肝胆一腔谁诉？犹记凄凉，铁窗残月，风雪游街路。林泉常叹、赤子未老，于今儿也垂暮！问今夕：陵园松下，双亲知否？
又有跳楼。年初二一大早，传来父亲单位有个也姓孟的院长跳楼身亡消息，是家住小区08门的孟副院长，著名矿床地质学家、首届中科院院士。听说他一直被造反派关在单位，初一这天要求回家吃个团圆饭，吃完就回，造反派不许。他早已不堪关押屈辱，这件事成为最后的导火索。第二天，天还没亮，性格刚烈的他，从关押处三楼纵身跳下，以死相抗。欢庆“九大”。党的九大召开严格保密，闭幕当晚才对外公布。印象最深的是新党章明文规定：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我听了打内心拥护。林彪是副统帅，紧跟和宣传毛主席做得最好，对毛主席最忠。那会儿，新闻纪录片经常看到林彪，总是恭敬地跟在主席身后，一手永远举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前几年国庆节和毛主席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都从广播中听到林彪讲话，也总是把宣传毛主席放在首位。实况转播中他的湖北口音，现在还有印象，比如“日子”说“尔子”。记得他在天安门上拉长乡音——“美帝地‘尔’子不好过，苏修地‘尔’子不好过，各国反动派的'尔'子、都不好过！”我参加街道连夜组织的欢庆“九大”游行。街上一队队游行队伍，都举着画像标语、喊着口号，有的还载歌载舞、彩车驶过。一直欢腾到深夜。第二天，从报上看九大主席台照片，中央文革和林彪的人坐左边，周总理和老帅、“老人儿”都安排坐右边。我心里好大不痛快。这年头儿的“左”代表革命，“右”则相反。那几年，隔段日子会发表一两句领袖“最新指示”，都晚上播出。没过多会儿，就出来一拨拨锣鼓喧天的游行队伍，奋臂高呼：“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名曰：“学习、宣传最新指示不过夜”。有时还见飞驰而过红旗招展的汽车，是刚刚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主席接见的人。他们激动地站在大卡车上，一遍遍齐声重复呼喊：“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我们见到了……”那几年每次喊的口号一字未变。“九大”前不久，北京搞过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苏修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从“九大”纪录片看到，珍宝岛参战代表孙玉国大会发言后，毛主席站起身鼓掌、握手。九大后，防苏联入侵的战备进入高潮。北京各处开始修防空洞，小区居委会通知居民参加。我肾炎治了一年多，好差不多了。父母怕病没全好，劝我别去，我不想再在家养病，没听劝。防空洞是利用院里原来的地下管道，我们主要修修补补。站大卡车上，去郊区拉来石灰、水泥，回来帮着和灰、递砖，我每天进家灰头土脸一身。过些天去医院一化验，指标还全正常了。表姐夫来家写申诉。表姐夫早从老家农村来京工作多年，突然表姐带着他来我家住。表姐夫像是大病初愈，说话走路都没劲儿。经常在一沓信纸上写着什么，我看到打头一段主席语录，大意：“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具有远见卓识。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现在记不清，这段语录是他写在抬头，还是每页信纸顶上都印着的主席语录。那几年，每天报纸头版右上角必登一段主席语录；电话员拿起话筒先念语录再对话；两派群众组织辩论甚至武斗，先高喊语录互相攻击。我从传单和小报上看，武斗时用最多的是这条语录：文革“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两派都骂对方是“国民党”，恨不得斗个你死我活。还有个陈毅念语录的传说尽人皆知。说造反派大会要斗陈毅，他按惯例掏出《毛主席语录》本，大声说：“请翻开271页——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造反派赶紧拿出语录本，结果翻到最后只有270页。这传说反映了人们对造反派揪斗老干部的不满。过几天，知道了表姐夫的事。他在北京城东一家工厂当工人，两年前运动起来，厂子分两派，他是保厂长那派。另一派要批斗厂长，他出来阻止，结果给打得浑身是伤，还给扣上什么帽子。只好躲回农村老家养伤，现在基本好了。来京一是复查受的伤，二是向厂子军代表申诉，要求查清问题，安排回厂上班。他俩在我家住了段日子走了，走时表姐夫问题没解决。我两年前生病在家，一直没上学。同学们去年已经“复课闹革命”，从五年级直接升初一。听说也没怎么正经上课，经常学工、学农劳动和参加运动。上文化课也是糊弄事，净互相抄作业。秋天开学我去学校打听，只能从初一上，而同学已经升初二。我看上学也学不到啥，想步三个哥哥后尘，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父母单位在江西农村有“五七”干校，这时要组成基建连（“全国学解放军”，时兴部队建制）到那儿建房。去年，报上刊登黑龙江省在柳河建“五七干校”，组织机关干部下放劳动、有问题的下去改造。同时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打这儿起，全国机关单位都到农村办起“五七干校”。我向父母提出参加基建连下乡，父母当然不同意。经不住我绝食相争，父亲只好给单位打报告：“申请小儿子孟建平参加基建连，自费去江西干校劳动”。深秋凌晨，天黑蒙蒙，辞别了送行的父母，我和一百多名基建连的大人，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海转火车坐到江西樟树，小站只停四分钟，走前就告知了，火车一停我们蜂拥而下。转坐汽车，来到山清水秀的井冈山地区峡江县水边公社曙光大队。刚来那阵，所有男同胞合住一个大礼堂，睡在铺草垫的地上。室内放个大尿桶，关灯后听到有人撒尿时间格外长，大伙不约而同憋不住哄笑起来。头天早上我出外洗脸，清晨的池塘弥漫白色雾气，头回见，迷迷糊糊恍然幻境。我在干校半年多，和大人干一样活儿。先上山伐树、砍毛竹，运下山为建房备料。毛竹和树木，顺山坡出溜下去，再扛到工地。开始肩膀压得生疼，过段日子慢慢适应了。山上大片毛竹，绿中泛黄。漫坡的树木，郁郁葱葱，只记得有青冈树、少量黄檀树。山泉奔泻，乱石溅起水珠，晶亮晶亮。常见觅食的野鸡，雄野鸡羽毛五彩斑斓，尾巴长长，漂亮极了。我一靠近，扑棱棱飞开了。偶尔遇到蛇，哧溜一下钻入草稞子不见。当地老俵（对江西老乡的称呼）告知，蛇名“过基峡”，肉好吃。在水田、沟渠旁，我小腿被蚂蟥咬过。早听老俵告诉，被蚂蟥吸上，千万别往出拽。用手拍打被咬处上边，一会儿它就脱落掉出。开始了建房，和大人一起盖宿舍、建食堂、搭厕所。我干过和沙灰、铺房顶和砌砖，独自砌起了宿舍一堵墙。披着秋冬毛毛细雨，打湿的手套粘上砂灰，磨破手掌皮，一抓砖就疼。我离开江西后母亲下放干校，先来的同事指着那面墙告诉：“这是你小儿子砌的”。每人轮流早起烧开水锅炉，大人们怕我不会烧柴、又起不了早，没排班儿。我不干，摸黑起来费老大劲把水烧开了，出来撒尿的叔叔说：“现在才半夜。”排长刘涌泉，红脸膛，沉稳、和气，以后当了地质博物馆馆长。连长王泽九，脸白、戴眼镜，平时笑眯眯、讲起话有力。后来，他这中专生工程师，作了多年中国地科院常务副院长。忘了是哪个头儿大会表扬我：“孟建平，干活儿像个小老虎！”那会儿光想着不怕苦不怕累、“改造世界观”。父母单位干校属于地质部五七干校的分支，我们的校部就在地质部机关干校所在地、同一个公社的坑西村旁。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已年届七旬，在那儿监督劳动。早年他促成朱、毛井冈山会师，是红军初创时期高级将领。文革初，被定为“反党分子”，现在校部喂猪，那儿离我住处大概十里地。我北京家隔壁的小伙伴、随父母下放干校的少山陪他一个“大朋友”——也是我们北京小区邻居、青年人广湖专程跑去看过何长工，广湖与“何部长”过去认识。他们走进脏旧的猪舍，是一个东西横向类似仓库的大屋，里面气味难闻。靠北墙是猪圈，用半人高的水泥墙隔成三栏，有两栏关着一大、两小三头猪，木棍钉的小门拦住圈口。距西头那栏有猪的圈两米处，放一张旧双层木床。上铺挂盏油灯，下铺支顶发黄的蚊帐，铺张草席，堆几件衣服，枕头边放把手电筒、几本书。旁边有两只用木板钉的简易凳子，一只上面搁着搪瓷饭盆。少山见床边一老人坐着喝水，皮肤黑、面容憔悴，脸、手有泥痕，但神情泰然。一身土灰色衣服，腰间系条又脏又破的围裙，脚穿一双沾着粪土的高腰雨靴。广湖小声告诉少山：这就是何长工。俩人凑前跟何聊上了家常，知道他就住这张下铺，每天在这间猪舍干活儿喂猪。没说多会儿，外面进来俩单位的人，要带何长工出去不知干啥。少山回来跟我详细讲了所见，还评说：“眼见老头儿一瘸一拐地被俩人押走了，看着他身体弱，可挺开朗、一点儿也瞧不出有啥悲观。”我早听说何长工在井冈山战斗中腿部负伤，落下了终身残疾。校部小卖部人还告诉少山，何长工喂猪休息时，经常给聚拢来的小孩子讲红军故事。后来与何一道被监督喂猪的，还有遭中央文革点名、罪名“特务”“走资派”的副部长邹xx，他向儿子小滨说起过何长工打菜的一件事——平时不准他俩在食堂买好菜，只能打五分钱的素菜。这天是国庆节，何长工以为可以“开禁”，买了份两角五的红烧肉。刚高兴地把肉夹起，“砰啷啷”、饭菜被监视他的造反派打翻掉地，怒喝：“谁叫你吃这个的！”老人“当时眼圈泛红，眼泪都快出来啦”，邹讲述自己在旁亲见。当我听了小滨哥的转述，联想起何长工当年就在距此不远的井冈山，曾为劳苦大众浴血征战、出生入死，不禁鼻子发酸。何在干校几次被押上台大会批斗、陪斗。我听父亲讲，说是在隔离审查时，造反派审问：“交代反毛主席罪行！”何答：“我没反”。怒喝：“你不反谁反！”何话赶话：“我没反、有人反！”造反派追逼：“你说谁反？！”他被逼得豁出来：“林彪反、井冈山时就反！”林正红着呢，这成为何长工“恶攻”（恶毒攻击）新罪行。父母单位干校除基建连外，也有一批半年多前从北京下放的“另类”，是背负“大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罪名，下来劳动改造的人，有的刚被解除关押。他们上山背炭、砍竹子，下田播种、锄草、收割，喂猪、轰鸟等等，啥活儿都干。想得起的有，北京同院邻居黄汲清，六十多岁，个儿不高，圆脸、浓眉。是首批中科院院士、我国地质学泰斗之一。见过他在干递砖头的活儿，沉默不语。另一个北京邻居孙云铸，七十大几，瘦高、体虚。也是首批院士、我国古生物学奠基人。见他颤颤巍巍从村边走过，听说让他每天下菜地，拿竹杆轰赶飞鸟。文革后黄汲清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常委，这已是后话。我们基建连，除“革命群众”外同样有部分另类——解除审查后下干校劳动、有严重问题的人。由于已从审查中解脱，表面上看不出有啥特殊。但大都不爱与别人多聊，似乎心里有事。记得有：大姜，工程师、右派，长得有点儿像电影里抗日英雄李向阳，常穿件皮夹克。他倒是性格直爽，好提建议出主意。一中年妇女，天主教，大个儿、脸色发暗，总穿件旧蓝上衣、系条素围巾，心事重重。一个小个儿，坏分子、偷看女同志洗澡。五官端正，不苟言笑。还有一戴眼镜的，一只假眼，嗓音尖，讲话带笑、但有点吓人，忘了犯的啥事。也怪，他们每人的相貌举止，至今在我脑中清晰浮现。还有我们一起干活儿的王恒升，总工程师，有严重历史问题“学术权威”。年近七十，个不高、脸胖乎乎，定县口音，和蔼少言。上山伐木我俩经常在一个组。山上干活一休息，他躺倒在山坡就睡，能打起呼噜。数他岁数大，干起活儿来可绝不偷懒。多年以后才知道他传奇经历。王恒升是原国民党新疆地质所长、矿务局长。王震将军挥师入疆，要找专家指挥开矿。找到王恒升，刚因“里通外国”罪被判十多年徒刑，正在监狱服刑。将军与之长谈，排除了其敌特嫌疑。力排非议，把他从狱中放出，并委以重任，带领官兵找矿采矿。后来任命王恒升为西北地质局总工程师，他对新疆与大西北矿产勘探贡献颇大，得到将军赞誉。这段传奇成了电影《创业》总地质师部分原型。文革结束后，这件事过去了三十七年，父亲引王恒升于北戴河重会王震副主席。阵阵白色海浪冲刷沙滩，几位老人坐在岸边藤椅，叙说着从前的故事。
延伸阅读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