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本文作者
刘和海，1948年生，1968年参加工作。考入北大法律系77级前任山东昌乐十中副校长，毕业后到山东政法学院工作。教授，校长助理；曾任山东省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以及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等。独撰与合著法学类岀版物二十余种，发表法学类论文五十余篇。2013年退休。原题
关于北大法律系77级
第一屇班委会的回忆
作者：刘和海
微信群《七七园》是我们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全体同学的精神家园。由我提供的我们班第一届班委会合影，引起了大家对于法律系77级历届班委会相关情况的不同回忆。在北大的四年学习生活中，法律系77级共有83名同学，但只编了一个大班。我担任法律系77级班长三年半，因而这一段的记忆碎片也不时地在我脑海里涌现。现叙述其中一些片断，与同学们分享。
前排左起赵国玲、王燕、叶元生；后排左起魏贵武、王世瑚、庄宏志、张丽生、刘河海
这张照片，是第一届班委会完成使命后，原班委组成人员与班主任叶元生老师的合影。在第一届班委会中，我是班长，王世瑚是副班长，学习委员王燕，文娱体育委员庄宏志，生活委员张丽生，卫生委员赵国玲。照片中的魏贵武不是第一届班委会成员。他是我们班年纪最小的男生(年纪最小的女生是宋健），聪明活泼，人见人爱。照相那天，在我们班委会同学陪同叶老师去海淀照相馆的途中，正好遇见了小魏。他问我们去哪儿，我说去照相，并反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小魏又问我，他同去是否合适？我告诉他，当然可以。因为有叶老师作为老师的代表，现在又有他作为同学的代表，这个老一届班委会的纪念照会更有意义。这样小魏就高高兴兴地参加了我们的合影。王世瑚的父亲是北大副校长王竹溪教授。杨振宁、李政道都曾是王竹溪教授的学生。世瑚性格非常温和，字写得非常漂亮，第一届班委的文字性材料基本上都是由他来撰写，有些表格也是他来填写。但他平时话不太多。他曾带我去过他在校内的家。我见到他父亲后，才知道世瑚的性格酷肖其父。我们毕业后的校友聚会，世瑚也很少参加的，所以毕业后与他见面很少。上世纪末，我作为理事去参加中国人权研究会会议，看到花名册上写着王世瑚作为常务理事（他当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任职）也来参加会议，便在会议厅内四处找他。见到他后我不知怎么回事，心跳加速，非常激动地握住了他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看他的样子，应该也是非常激动。双方平静后，交流了几分钟就开会了。由于所坐位置相距远些，散会后我们彼此挥手告别。 照片上的我们这些人，在工作上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表现，但相互之间亲如兄弟姐妹，大家互相理解与包容，甚至相互之间脸都没有红过。每人都尽职尽责，多做少说。我作为班长和大哥，由衷地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叶老师是我们班的第一个班主任，她也是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最长且与我们班同学接触最多的班主任。她还是我学生生涯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年龄比我还小的班主任。她是师长，用真心关爱着每一个同学，对同学没有训斥，甚至从来都不高声说话。她对于班委会高度信任，言听计从，让大家放手去做。我是她的学生，她却一直把我当作兄长来尊重。她结婚时提前把喜讯告诉了我。我当时也想根据自己老家的习惯组织部分年龄大的同学去祝贺一下。但她坚决不让，我也没有再坚持。现在回想起来，这次的“听话”成了我一生中众多遗憾中的一个。如果是现在，我们班同学是一定要大张旗鼓地为叶老师祝贺一番的。后来叶老师休产假，朱启超老师接替叶老师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叶老师小孩刚刚满月，我与两位女班委一起去探望了叶老师（这是第二届班委时期的事了）。正好我从老家回来时带了三四斤作为零食的花生米，顺便捎上送给了叶老师。她没有说不要，第一反应是要去邻居家约约（称一下），按价付款——这在当时总价可能不到一块钱。为了避免在付款问题上的推让，我们和叶老师说了几句话后，便匆匆告辞离开了。上世纪末，叶老师代表系里来济南看望北大法律系在济实习的同学。这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在老家接待现代学生所说的亲老师。我的夫人和孩子们都知道我在大学时代有个年纪比我小很多的女班主任，也都想参加接待。于是我们全家人及在山东大学法学院任教的冯殿美老师（也是北大法77级同班同学）一起，陪同叶老师吃了顿饭，并陪叶老师去我家中看了看。尽管现在不可能准确地记得年月日，但这次与叶老师的聚会，却是镌刻在我和家人心中珍贵的记忆。二、我班开学之初的学生临时负责人和第一届班委会的产生北大77级法律系新生是在1978年农历正月初开学的。开学之时就明确显示了法律系与其他系新生的显著不同。1、法律系当时属绝密专业，不招收外国留学生，专业教材上盖有机密字样，专业课也不允许外人旁听，这就使得当时的法律系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2、1977年全国只有两个大学法律系招了生。1977年全国高考招生计划，北京大学法律系招生60人，吉林大学法律系招生20人。对于全国只招收80人的法律专业，可以想象这个专业让人震惊的程度。3、北大77级开学时，全校大一学生不足千人，其中党员不足百人。而党员的将近一半都集中在我们班。可以说是精英荟萃啊！4、我们班入学时政审特别严格，甚至在身高上都有特别要求。据说有一个品学兼优的女生，就是因为个子太小被调整至哲学系。用当时法律系党总支书记赵震江老师的话说，当哲学家与个子大小没有关系，但当法官则不行。因为开庭时会影响形象。当然，还有部分学生（如李洪海、谢思敏、姜小川、冯殿美、袁赛路等同学）是穿警服上学而格外引人注目等原因，使得全校其他专业的学生，都以羡慕的目光看着我们。
在一所举国上下乃至全世界密切关注的高校，党员比例高、神秘色彩浓厚的法律系，尤其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入学的77级，任何异动都会引起社会上的极大反响。所以，学校和法律系内对我们班同学的高度关注和严格管理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北大法律系77级新生报到结束后，叶老师召集林以翠（后改名林中梁）、何山、王世瑚、王建平和我（均是党员）开了个小会，指定我们五人作为临时班级负责人，并指定老林、老何负责党支部的筹建，我与世瑚负责班委会的筹建，王建平则负责团支部的筹建。开学之初，由于学生宿舍是叶老师提前分配好的，我作为临时负责人，做的第一件事是学习小组分组及指定组长，第二件事是组织召开第一次全班同学大会。我记得当时男生是8、9个宿舍。我们确定了6个男生宿舍作为六个学习小组的大本营和小组活动基地。其他宿舍的男同学以及女生，均等分在六个小组之中。在我所组织的我们班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时有四个议题，一是全体党员选举党支委，二是全班同学选举班委会，三是全体团员选举团支委，四是大会宣布指定六个学习小组组长。党支委、团支委和班委候选人是叶老师、朱老师同我们五人讨论商定的。在各项选举中，都是叶老师宣布候选人名单后，进行等额选举，选举方式是举手表决。当然，候选人都得以全票通过。党支委分工林以翠为书记，何山为副书记，王月园为组织委员，赵汝琨为宣传委员（不一定准确，当时赵汝琨因公未来校报到），加上我（班长）共五人。班委会组成人员及分工如前所述。党支委、班委的负责人都是按照年龄较大且原来有过较为丰富的工作经历、另加同一省市新生一般出一个的原则确定的。之所以选我当班长，就是因为我当时已经29岁，十年工龄，并且有着山东昌乐十中（高中）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的工作经历。而且那时我已经是三个女儿的父亲了（何勤华同学在关于北大法律系77级的回忆录中说，作为老班长的我有三个儿子，在此更正一下）。大学时期我和何勤华二人交谊甚厚，家庭及个人私事都互相告诉对方了。他的上海普通话说得不错，我的山东普通话可就很差劲。他一直认为我有三个儿子，有时还问我，三个儿子怎么样了？我因持有“女儿也是儿”的观点，从来也没有给他纠正过。现在，百度搜索引擎把何勤华的这篇回忆文章编辑成了《北大法律系七七级》的专门词条，任何人点击阅读，都能看到我们班的概况，当然也能看到我有三个儿子的内容。虽然把女儿说成了儿子，我心里依然是非常高兴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何勤华同学还能记得我有三个小孩，说明彼此情谊之深。一个人，能进入他人的内心，让人记忆、让人想起、让人思念，这才是自己最大的幸福啊！关于学习小组组长，也是根据确定班干部的原则，从六个所谓大本营的宿舍中各出一人，便指定了冯殿美、席忠泽等六个年龄较大的同学为组长。
开学报到时，我们法律系77级只有一个政法专业，编成一个大班，同学中赵汝琨因公事请假，实际报到59人。兰晓玫同学比我们晚了几天开学。系里说她是运动健将（女子标枪），这确实让我们几个班干部高兴不已。在第一学年77级新生之间的排球比赛中，我们班名列前茅，兰晓玫功不可没。她是运动员，发球无人能接起来；又当指挥员，及时调整队员替补，滴水不漏（她们打得太顺利了，使得旁边督阵的体育老师都有所警觉。因而在我班上场队员的替换中，他以违反规则的理由进行了干预）。法律系尔后参加的田径比赛中，兰晓玫一直蝉联女子标枪冠军，在争夺团体总分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开学后不久，学校对北京考生进行了补录。我们班增加了20名同学，他们又编成了两个学习小组（7组、8组）。因为学校的学生宿舍紧张，这些补录的同学报到时，仅给了一间男生宿舍，作为十几个男生的午间休息室，晚上则要回家住宿。他们每天上学跑得很辛苦，所以被戏称为“走读生”。后来经过不停地申请，学校才逐渐增加学生宿舍，最后全部解决在校住宿。问题解决之前，这些同学的大多数不能得到午休。我想让个别年龄较大的同学去睡我的床，但谁都不去，我便加入了他们午间下棋的行列。赵高峰同学（1947年生人，是我们班的老大哥）与我对棋最多。他下棋技高一筹，普通话说得也好，语言表达幽默加尖刻。在宿舍问题解决前的几个月中，我们二人虽然多次对弈，我几乎没有赢过他。尽管旁观的同学基本上都站在我这一边，也无济于事。此后系里又通知我，由于军队恢复军事法院的需要，而刘从欣、郝生华同学都是中共党员、现役军人，学校决定把他们两人从俄语系调整到我们法律系学习。他们俩找我报到时，见面就感到非常投缘。小郝非常阳光帅气，小刘厚道实在。去哪个小组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小郝便来到了我所在的六组。四年大学生活中，小郝是与我接触最多的同学之一。小刘转业时，林以翠同学曾写信给山东政法委王副书记，求其帮忙安排工作。但小刘考虑家属问题，便回到了自己的原籍山东省栖霞县党校工作。而我是真心希望他能到我所任教的山东政法干部学校（现名山东政法学院）工作。由于北大法律系77级招生少（相对全国各地的需求而言），而且毕业生中岀囯的、考研的又多，省级以下单位分到两个同班同学的可能性很小。我向本校人事处推荐后，学校领导当即决定接受小刘，并要我催他马上办手续。我催促小刘时，由于当地组织上准备让他负责所在党校的教务工作，便没有让他前来我校。为此，每当看到同事中其他学校校友组织聚会时，我既是羡慕，又为小刘没能来我校工作感到遗憾。我们班60人时，应是全校最大的班之一。而达到83人时，就不是之一而是唯一了。当时北大分为文、理、外语三大学科。我们77级第一次参加学校田径运动会，不少同学在数入场时的系旗，记得可能有几十个系旗。当年北大77级招生不到千人，一个专业至少一个班，应该班级人均二三十人。外语学科中，小语种专业的若干个班都在十人以下。理科的许多系中，也有十来个人的小班。开学没几个月，王小平同学退学了。小平与我同一个宿舍，他对同学非常热情。同学结伴外出时，在那个很少有人吃零食的年代，他经常买小吃与同学分享。他的缺点是早上不叫不起，衣服从来不洗。一到周六，他的姐姐（经济系学生）就过来帮他洗衣服。他学习还算努力，但因为早上懒起和不洗衣服，我曾多次批评过他。他虽然不改，但从来都是虚心接受。他离校时，我们宿舍的全体同学送他上车。小平离校后，曾有个自称吴忠司令亲戚的同志来找小平，我让张志强同学陪我接待了一下。我知此人是慕名而来，与小平也无甚交情，便以无法联系小平（当然也是真的）为由，草草结束了会面。与小平相处时间虽短，但他与全组同学感情很深。我们分别至今未曾见面，还是十分想念他的。当年的小帅哥现已年逾六十了，我真心希望以后能有机会与他再次见面畅叙友情。开学不久，学校开展77级迎新活动，叶老师要求班里出几个节目。我班的节目中，一是李洪海同学的小提琴演奏，二是周振想、丛培国等同学自己写词、自己谱曲、自导自唱的小合唱，三是张志强同学的口技表演。这几个节目演出后，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李洪海同学开学之初与我同住一个宿舍。他身材高大，形象很好，身穿警服，十分引人注目。但他话语很少，性格内向一些。记得曾有追求者从天津过来找他，都是我把他从图书馆找回来的。他们接上头后，我和其他同学都识相地离开了。但我们刚到楼下没几分钟，追求者也随后下楼离去。我回宿舍后，要求李洪海在这种事情上要客气些。他只是回一句“没事”便再无话说。作为一个帅气英俊的北大法律系大学生，他在交友上过于严肃、认真，这在现代的年轻人看来可能无法理解，但在当时却是自然而然的。后来因为班里有两个同学吵架（现在看来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党支部要求我把怄气的两个同学从同一个宿舍中分开。我想把其中一名同学调至我所在宿舍，这需要从我宿舍调走一个。我宿舍中只有李洪海不是六组同学，我便把他调出，他不愿意接受。我给他做了不少工作后方才同意。但我至今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毕竟曾让他不愉快过。可惜李洪海同学英年早逝，我再也没有机会亲口对他表示歉意了。周振想同学写的诗，让我见识了他的文采。他很阳光，很善于表达与交流。但脾气有点倔强。我很少见到倔强的阳光男孩。但他就是如此，以释放阳光获取更多的阳光，用倔强支撑自己的坚强。他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后，又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师从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先后获得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在我国刑法学界很有影响。振想同学担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时曾来济南讲课，我本来想请他吃饭，但他却在山东青干院约我与冯殿美同学和他一起吃饭。我们老同学见面分外亲热，大家边吃边谈，畅叙友情。直到他要上车返京了，我和老冯给他送站时还意犹未尽地聊个没完。没有想到，振想同学此后因癌症英年早逝，这竟然是我和振想同学之间的最后一次聚会......所以，在今天，经过新冠疫情的肆虐，加上自己已到耄耋之年（我是1948年生人），因而对“聚”多了一些特别的理解。作为老人，能表明聚，说明自己还活在人世间；能自行到聚会现场，说明自己还健康地活着；在聚会中能与他人谈笑风生，说明自己活得自在，活得快乐。活着方有聚，健康才能常聚，常聚才会使自己更好地活着！本号获作者许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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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