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王震亚，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中毕业，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41团务农、教书，北京师范学院77级本科学文，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出版有《台港暨北美华文小说概论》《台湾小说二十家》《诗坛女杰李清照》《文学世界与代际关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史》（副主编）等专著。
原题
鸿飞雪爪，岁月留痕
作者：王震亚
流年似水，冲不尽岁月刻下的印痕。一旦开启尘封多年的记忆闸门，思绪便如蚕茧抽丝，绵延不绝。从中截取一丝半缕，也算是对特定年代、特殊经历的一个纪念与反思。记得那是1970年初，我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41团农业连后过的第一个春节。当时，一切都要“革命化”，所以连队党支部决定，在除夕那天，不动用汽车、拖拉机，而是由全体职工、家属手推肩挑送公粮，以实际行动学习大寨的苦干精神。早七时，我们这支老幼混杂、男女搭配的队伍便顶着零下20多度的低温和凛冽刺骨的寒风，走上冰雪封冻的山道。或两人一辆手推车，或三人一架小爬犁；找不到车和爬犁的就用扁担挑。初时，人声喧哗，你追我赶，那场面还挺壮观。但不久，便渐趋沉寂下来。队伍的间距拉大了，起伏的山道上，星星点点，绵延开去，前既不见头，后也看不到尾。我知道，从连队至团部麦台约有30里远，但何时能把我们这架爬犁上的粮食送到目的地，却无从估摸。反正我和其他老三届男知青一样，不会推独轮车，就充当拉爬犁的主力，弓着腰，低着头，喘着粗气，把主绳套拉得绷紧。已近中午，呼啸的寒风仍未有丝毫的减弱。汗水透过衬衫，洇湿了绒衣。汗气从领口、袖口、帽沿下钻出，立时结成了霜花。很快，霜花便爬上了我们的眉际鬓角。尤其是两位拉帮套的六九届女生，更是霜花结满额发。偶一相视，都笑出了声，取笑对方是白毛女、白毛男。但笑声是短暂的。眺望远方，仍不见团部面粉加工厂的烟囱，而眼下这架格外笨重的爬犁似乎快要散架了。彼此又愁得不行。陆续的，前面已有从团部往回返的空载推车与爬犁了。而往后看，远处山道上还有不少蠕动着的黑点。看来，我们还不算是尾巴。终于，我们的爬犁也卸去了重负，开始回返。但日头已然西斜，随着暮色渐浓，两位女同胞的步履更加艰难，喘气声也愈发粗重，除了疲劳，还有紧张。毕竟，她们还只有16岁，稚气未脱，一天下来，早已体力不支；毕竟，这里不是坦荡的长安街，没有璀璨的路灯，而失去了光明，也就似乎失去了安全的屏障。此时，周遭一片静寂，想要追上前边的人，已无可能；想等后面的几组人一道走，却又不见他们的踪影；而早已汗湿了的内衣，更是凉透了全身。无言、无助，只有咬紧牙关继续赶路。突然，远处传来“突突突”的马达声，不久，一对车灯的耀眼光柱从山脚的那边扫了过来。不知是喜悦还是惊惧，反正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呆望着那轮胎式拖拉机的黑影愈来愈近。终于，三人都已置身于光柱之中。与此同时，那车的后拖斗上传来了我们北京老乡的欢呼声：“他们在这！”原来，天黑后，连长发现还有七八组知青没有回来，赶紧派车来接……此后不久，听说我们连队人力送公粮的举动作为“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典范而受到团党委的表扬，而且《兵团战士报》还作了报导。然而，我们几个老生却在私下里议论：整整一天，全连90多人，精疲力竭，外带折损了不少的小推车、木爬犁，总算送了48麻袋公粮。但比起一辆解放牌卡车一次拉的，还少了两袋。这样干，岂不是得不偿失吗？为此，我曾问过指导员。他的回答是：要算政治帐。是啊，那些年里，人们的行事、思维就是如此的“左”——“左”得如此可爱又可笑。在兵团，最有名的就是那句气壮山河的口号：“小镰刀战胜机械化”。相形之下，我们连的小爬犁取代大“解放”，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在兵团的那些岁月里，我最感苦恼的不是生活的艰辛，而是精神的空虚。那是怎样的时代啊！喧嚣与棍棒齐飞，知识随名作俱焚。“旗手”的一声梦呓，臆造了百年的空白。书店里买不到文艺作品；图书馆只有当月的两报一刊；多少人家的藏书，也在“知识即罪恶”的压力下送进了废品收购站。我和我的伙伴们去兵团时，只带了劫后残存的几本书：《红岩》《母亲》《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白天，奔忙在大地里，只是到了夜晚，更深人静的时候，才在大通铺的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偷地看。不久，知道的人多了，都要看。于是，煤油灯旁总是挤着好几个脑袋。虽然，书的边角早已卷曲，书页也已破损，但大家仍看得津津有味儿。偶尔还议论上几句，或拿出本子抄上一段。有时，好不容易从几十里外连队的战友那里借来一本书，三四个脑袋便一齐扎了过去。忽然，嗅到一股焦臭味，一人惊呼，满铺皆惊，原来是有人的头发被捻拨得太大的煤油灯烤糊了。于是，笑声一片，驱散了疲劳，冲走了烦闷。可惜好景不长，上面下来一个通报，指斥知青中“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严重”。此时，我已调往地处深山的新建连队。这是个武装连，自然贯彻上面的精神更加彻底。所以我们的藏书统统被囊括在“歌颂叛徒、糜烂黄色”的毒草之列，遭到收缴的厄运。是夜，天气格外的冷。呼啸的大烟泡穿林而过，不时发出“呜呜”的狂叫。晃动的帐篷里，我们夜夜相伴的煤油灯第一次被孤零零地冷落在角落里；头天夜里熏黑的灯罩，第一次没有人再去擦亮。大家一反常态，都早早地躺下，却又翻来覆去睡不着。疑问回旋在脑海，愤懑充塞着胸膛：照此下去，何异于2000年前……在无言的冷寂中，我倾听着帐篷外呼啸的风声。这风已整整刮了两天两夜，那嚣张的劲头，似乎要把参天的大树连根拔掉。可我们知道，在北大荒，再狂暴的风也只能逞凶三天，到头来，风无踪，而树长在。没有了书，我们的生活更觉空虚。空虚时，六九届的新生有时会要求我们这些老高中讲故事。而故事，多是以往我们看过的中外小说。空虚中，大家也格外为珍视偶然下连队巡回放映的影片。曾经，在零下20来度的寒夜，在准备盖房子的空场上，拉起幕布，我和连队的职工、家属，冒着飘飞的雪花，观看影片《白毛女》。曾经，我们连队的几个男知青，步行50里，奔赴团部看电影《沂蒙颂》。尔后，又披星戴月赶在天亮出工前返回连队。在当时，哪怕是放映多遍的《地道战》，也不是我们这样处于山沟沟里的连队能随时看上的啊！早上，尤特带着拖斗下山了，同时也把大家的希望带下了山。因为今天要拉回电影来。人们格外关切地祝愿着奔驰在崎岖山道上的小车快快地跑，莫出事。刚刚过午，地里干活的人们便开始议论起晚上的电影，猜测着片名，估摸着内容，时不时翘首眺望直通山口的大道。终于，在日头偏西之际，远处山道上扬起了一股滚动着的烟尘，眼尖的人立刻发现了它。马达声逐渐清晰，逼近。“电影来啦！”一群职工家的孩子欢叫着迎了上去。很快，尤特掠过地头，烟尘里闪动着尾随其后的孩子们红红绿绿的影子。晚饭后，新建的食堂里粉壁充当了银幕。几乎是倾连而出的人们坐满了小小的食堂。小孩儿爬上火墙、窗台，占据了最前排的几条板凳。大孩子叽叽嚓嚓地围在放映机旁，指点着，比划着。几个平时不常在连里露面的老人，今天也都早早地坐在了屋子当中，絮絮叨叨地唠起了家常。天渐渐地黑了，发电机轰轰地响起，放映机也“哒哒哒”地开始工作，人们便慢慢地安静下来。但仍有人陆续地挤入，那是在十几里外的三线仓库与小煤窑执勤、工作的知青匆匆赶来了。直到第一本片子快放完时，才不再有人走动。然而，当第二本片子开映的时候，黑暗中有一个人影悄悄地离去了；不久，又有一个人影也悄悄地跟了出去。因为注意力都在放映的电影上，所以很少有人探究他们的去向。在这劳动、生活都在同一个空间的青年群体里，爱情的种子已在一些人的心田破土、萌芽、舒枝展叶。它存在于会心地一瞥一笑之中，也存在于美妙的更深人静之时。当着少之又少的精神食粮无法填补青年人极度饥渴的心灵时，圣洁的爱情之花便更显其珍贵。此刻，对于一天24小时都处在集体生活中的他们来说，不正是去说悄悄话的难得机会吗？一阵喧响，电影放完了。人们四下里散去，各知青宿舍便又热闹开了。模仿片中人物的腔调，议论其中的故事情节，往往持续上半个钟头，直到棋局摆开，扑克甩上……在兵团，随处都能见到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宁波、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城市的知青。连队开饭时，你就听吧，南腔北调、叽叽喳喳，煞是热闹。到了地里，散布开去，仅凭深浅各异的兵团战士服的颜色，就能判断出某某来自某市。因为有各自的方言，初时曾闹过不少笑话；因为习俗相异，也曾给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但最初的新奇感消失之后，我渐渐发现，同一连队的知青开始分派了。在那个各种派别、组织多如牛毛的时代，分派本不足为奇。但在这地处祖国边陲的北大荒的山沟沟里，所谓的派别，不是因政治观点的不同形成的，而是纯然依地域的不同而划分的。由于语言与习俗的接近，南方几个城市的知青合为一大派，北方几个城市的知青合为另一大派。而各大派中，又依城市而分别抱团。总之，下乡前，同一城市的人互不相识，但到了北大荒，触目是相同的服色，张嘴是家乡的口音，便觉格外地亲切。按说，都是远离家门的青年，初时的这种不自觉的地域观念尚可理解。但时间一长，由不自觉发展到有意识，这种地方性的弊端就显露出来。有时，两个知青发生了争执，原属小事一桩，不难解决，但因恰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城市，于是几乎酿成两地知青的械斗。此外，在干部的选举、任命乃至工作的调配上，也往往受到地方性的影响、左右。为此，兵团各级领导颇为犯难。当年，时兴办各种学习班，但这一形式对于消除地方性，似乎没有太大的作用。也曾处分过几名打群架的为首分子，但异域知青的情绪更趋对立。然而，曾几何时，地方性──这一破坏性极大的不安定因素，在兵团战士的生活中又悄然消隐了。也许，是北大荒的风雪统一了兵团战士的服装──长年日晒，几经拆洗，早已失去了原有的色泽，却都添上了许多补钉。也许，是五湖四海的交汇，打破了各地方言的障碍──绵软的吴音融入了北国的粗放，关外人也能听懂几句上海人的俏皮话。也许，是岁月的流逝，改造了青年人的火暴脾气──同在异乡，远离亲人，相交贵在相知，何必非是同乡不可。也许，是烟、是酒、是牌，是烟酒牌把各地的知青拢在了一起──在烟雾、酒气充斥的牌桌上排遣共同的思乡之情。也许都是，又都不是，反正人们惊异地发现，悄然而至的爱神是没有地方性的。她把依城市而划分的一拨拨知青变成了纯以性别为依据的二人组合。其间，京沪、京哈、沪杭，乃至城乡（知青与农场职工子女）等等跨地区的组合不在少数。领导们可以舒心了。地方性的争斗没有了，知青们似乎要安下心来扎根了。但他们没有想到，在解决旧问题的过程中，还会有新的问题蕴含其间。沉浸在初恋中的知青们也没有想到（或不愿想到），为了这一圣洁的爱，他们将要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恰恰是在大下乡的十年之后，同样汹涌而至的大返城浪潮席卷北大荒。按当时的规定，只有知青可以返城，而且只能回到原来所在的城市。于是，首当其冲，遇到麻烦的是那一对对城乡组合，其次是异地组合。有立时分道扬镳的；也有一时难以割舍的；有哭天抹泪闹到法院的；也有强忍思乡之痛，咬牙留下不走的。这里面有着前途的抉择，也有着感情的纠葛。每一对组合都留下了那两次时代大潮的渍痕，又都形态各异。对于作家们来说，这无疑是极为丰富的创作素材，而对于许多当事人来讲，却是永难平复的心灵创伤。毕竟，在北大荒的十年，乃是这一代知青的人生旅途中不可再得的宝贵时光。那与青春同在的激情、友情、爱情，岂是轻易能够忘怀的呢？如今，我已进入耳顺之年。回望过去，不能不感慨，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免不了会有太多的坎坷与波折。问题是，当拐点出现的时候，做出怎样的选择。现在回想起来，1966年的那个夏天，依然是那样的不可思议。当时，我正在北京四中读高二，憧憬着再过一年就可以步入大学的校门。突然，“文革”风云骤起，高考制度废除。批判、造反、夺权、武斗，成为此后一两年间的关键词。随之而来的，便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同班、同校、同届的同学风流云散，或山西、陕西，或云南、内蒙，我去了东北。这是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历史把我定格在六七届、老高二、兵团战士、农场职工的位置。感谢邓小平的复出、1975年的整顿，借了“困退”政策的光，我于1976年初从北大荒迁回了北京。待业期间，暂在北京焦化厂水处理车间干临时工。1977年底，高考制度恢复。初闻欣喜，欣喜之余同学间奔走相告。继而犹豫，30岁的人了，还能学得进去吗？何况而立之年，尚不能自食其力，岂不羞哉！于是报考的截止日期就在我的犹豫中逼近。最难忘，那个不眠的初冬之夜。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我的脑海中翻波涌浪。说实话，我舍不得那份经人介绍才得到的临时工作，心底里一直充盈着可能转正的希冀。彼时，无数的返城知青多在待业，能成为国营大企业中的一员，该是多么的幸运。然而，我清楚，十年间，在我的心灵深处，何尝真正放弃过少年时就已萌生的大学梦（因为喜好画画，曾想考美院；待到进了四中，又把名牌大学列为首选）呢？如果说，十年前是无可选择、无法选择，那么今天，当机遇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时，又怎能轻易放弃呢！当夜色淡去，晨曦微露之际，我终于做出了抉择，赶在最后一天报了名。为留后路，没有声张，不敢请假，依旧是三班倒地坚持工作直到考试前夕。好在母校给我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记忆还在。碰巧的是，班组里有两名“文革”中高中毕业的正式工也报了名。虽然，他们要复习功课，我这临时工便承担了全部的取样、化验水质的工作，较往日更辛苦。但是，基础薄弱的他们，常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而为他们答疑、解惑的过程，便成了我惟一的复习备考。于是，历史又把我，以及我的那些流散到各地的同学推入了七七级、新长征的行列。弹指间，时光流逝，我已从兵团农工、待业知青，成为了高校教师。但我总忘不了31年前的那个不眠之夜。历史的机遇、关键性的抉择、不懈的努力，给了我续航远行的可能……这些年，曾分别与当年小学、中学与大学的同学聚会。酒酣耳热之际，不免互道平生。几十年的沧桑，各留下不同的轨迹；人生的万花筒，幻化出多少酸甜苦辛。我悲怀，我那山西插队的高中同学德旺，未及圆梦大学，青春的生命却已早早地化入雁北的土地——老天怎么如此的不公！我不安，我那久别重逢的小学同学中，有不少人身体犹健，竟已早早地加入了下岗、退休的大军——时势使然，却也无奈。但我欣慰，绝大多数同学，无论是尚在从政、经商、埋首于科研、教学的，还是已经下岗、退休、含饴弄孙的——都健康地工作着、生活着。那年春节，我们六七届高二（6）班的近30名同学与当年的班主任凌毓儒老师共庆生日（我们是60岁，老师是70岁）。40多年来，凌老师一直从事物理教学工作，把一个又一个毕业班的学生送入大学的殿堂。像蜡烛那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从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我庆幸，固守校园近30年，不曾动摇修身、悟道、授业、解惑之志。说不上是好教师：虽然，我曾认真备课、讲课，但是，“文革”十年的荒废，使我能够给予学生的，仍少于学生所需要的。也说不上是好班主任，每送走一拨学生，都留下许多遗憾：或因主观，而对有些事情的处理过于简单；或因疏漏，而对有的同学的具体问题关心不够……尽管我可以为这遗憾或疏漏找出种种自我开脱的理由，但在内心深处，常怀内疚之情。当年，连队里的六九届新生羡慕地说：你们这些高中老生，好像什么都知道，遇事想的多。而现在，校园里的年轻人则是不屑道：你们这代人，干啥都认真，活得太沉重。的确，这是我们老三届的共有特征。想的多，是因为我们一直怀揣社会的、个人的理想，即使这理想曾经破碎。太沉重，是因为我们始终不忘报国、顾家的责任，无论多艰难都勉力承担。先哲临川而曰：“逝者如斯夫”。确实，对于我们这批从六七届高中生中走出来的七七级来说，孩提时代的纯真与欢快，早成遥远的过去；青春的激情与活力，亦被乡野的雨雪风霜所销蚀；中年的艰辛与奋斗，尚在沿着惯性继续；而傍晚的霞光，已然照临我们的前路。历史似乎注定了这一代人更多的是扮演过渡性的角色——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却饱尝文化饥渴的苦果；待到雨过天晴时，已无了年龄的优势；“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尴尬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无奈也就难以避免。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些有幸于“文革”结束之后开始陆续接受正规、连贯、高层次教育的一代新人早已在各个领域中崭露头角。包括我的学生，就属于这新一代。他们是幸运的：虽然出生于“文革”中，却是成长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就是使他们享有了世上最为珍贵的东西——青春的自主权。他们是成功的：早已褪尽了十多年前初出茅庐时的稚嫩——在学校、机关、厂矿、公司，在一切可以施展他们才华的地方振翅高飞。他们代表着未来：三四十岁的年龄，黄金时段；已然铺开的事业，如日中天；和和美美的三口之家，正开足马力，疾驰远行。面对幸运的他们，我想起了杨牧的诗句：“我爱，我想，但不嫉妒。我哭，我笑，但不抱怨。我羞，我愧，但不自弃。”堪可自慰的是，坎坷的我们，在无法主宰自己命运时，没有自弃；而当命运交还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又竭尽所能。 其实，任何一代人，都只是历史长链上的小小一环；每个人的一生，都要经历若干个阶段。在滚滚的时代洪流里，渺小的个体不过是一滴水珠。然而这水珠，也能折射出时代、社会、人生的某些影像，作为后人的镜鉴。（本文摘自张琦主编《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