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丨陈好梅：造反派工宣队也有“披着狼皮的羊”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8-3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2008年-2018年在成都生活。

原题

黑帮屋往事

（下）

作者：陈好梅

回想住在黑帮屋的日子里，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高音喇叭的声音，那是每天每日经久不衰的。除了电影学院自己的广播站，马路对面的北京邮电学院也不消停，老是哇啦哇啦的。

刚开始是两派“革命群众”的口水仗，具体内容记不得了，现在只记得双方广播员的音容笑貌。

在我的印象里，“红联会”属于被打压的一派，所以他们在广播里总是发出各种抗议和呼吁。他们的广播员除了那个常常挨打的男生，还有一个姓李的女生，是表演系小班儿学生（1960年，表演系招了一批初中毕业生进校，学制6年，被称为“小班儿”。到了1966年，他们本应该毕业，却被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留在了学院，成了运动的生力军）。她个子不高，但劲头十足，穿着打扮也与那个时代要求的朴素和划一格格不入——总是把自己浓密的头发编成一条粗粗的独辫儿，穿着质料很好的天蓝色双背带工装裤在校园出没，十分打眼和养眼。

听说她家是大资本家，前苏联大使馆就是她家以前的宅邸。按说出身不好的人都应该谨小慎微才是，她却一点儿也不在乎。有时碰到了我妈她们这些黑帮分子，她会用银铃般的声音大声招呼“莉莉老师”“张昕老师”；还曾送来了一床特别厚实的旧褥子给我们铺，并说让我们穿她的衣服。我妈说，你看看你的个子！然后我们站在镜子前比了一下，看到我比她高出一大块，她才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我发现，这些小班的学生都不高。可能因为他们进校以后就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些形体课台词课又都很费力气，结果正该长身体的他们就错过了窜个子的机会？

关于李XX，我们从别人口中听说的一个乐子是，工宣队刚刚进校时，要求学生们都住在学校不得回家，她却擅自跑回去了几次。当人家质问她时，她的回答是很不讲理的：“愿意！管着吗？”这句话我后来也喜欢使用，潜意识里有一种向她学习的强烈愿望。

李XX 现在活跃在电视剧舞台上，当然只能演各种各样的老太太，演技相当精彩，可惜她们这届学生最好的时候都糟践在动乱时期了。

母亲（前排中）和她的学生们在一起，其中好几个是当年“小班”学生

与“红联会”对立的“井冈山兵团”广播站，广播员也是表演系小班儿学生，男的，很帅很神气。不过他神气得实在有点儿过头，就显得太使劲儿了——一举一动都那么风度翩翩，一颦一笑都那么恰到好处。用我妈形容另一个学生的话来形容他是很贴切的——我妈说那个学生器宇轩昂地从食堂出来，“一手端着一碗粥，一手托着几个包子，包子尖儿朝上，那样子，就跟托着真理似的！”

有一次他来我们屋不知找谁，黄军装笔挺，大皮鞋闪闪发亮。我和二姐正坐在架子床旁边的小课桌前吃饭，看他昂首阔步地进门，被那股气势所慑服，不禁立刻跳了起来。他很有风度地点头示意我们坐下继续，然后背着手，若有所思地、很有节奏地在我们屋里踱步，往前走两步，又转身往回走两步……现在想想那个场面该有多么可笑，两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诚惶诚恐地看着，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小伙子端着架子来回走着……

这几个广播员都受过正规的台词训练，声音好听不说，还极有表现力，或严肃或凌厉或讽刺或挖苦或模仿或夸张，没有他们不拿手的。不过风格却不一样，女声是高屋建瓴气势压人式的，男声则喜欢抑扬顿挫拿腔拿调。那些广播稿也写得相当有文采，损人都不带重样的。有一次两派互掐，“井冈山”那边播出了一首四个字一行的长诗来讽刺“红联会”的广播员李XX，还真是绘声绘色押韵合辙呢，可惜因为时间久远，我只记住了“晃根独辫儿”这一句。

两派互掐最热闹的时期，“红联会”的几个青年教师（都是我妈带过的学生，后来都留校成了同事）都分别被“井冈山”广播站撰文挖苦过，那个广播员大显身手，一会儿学这个一会儿学那个的，你简直可以将之作为广播剧来欣赏。后来“红联会”的一个人写了一份声明播出，其中有一句是：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留校的青年教师……

除了打口水仗，两派也小小地武斗过（好像有其他高校的人参与其中），当然比起重庆的大规模动用武器的武斗来，他们的武斗也就是打群架的水平。记得有一天小班儿的一个“红联会”的男生过来跟我妈等人说，明天你们请个假别去黑帮队了，我们准备去打“井冈山”那边的人，大棍子都准备好了！我妈听了还说了他几句。

说来奇怪，好像跟我妈关系好的学生大都在“红联会”这边，他们有时来黑帮屋找我妈说话也没有什么顾忌。

不过“井冈山”那派的学生也没怎么为难我妈。有一个叫朱XX的，长得肌肉发达膀大腰圆，在那边负点儿小责。我妈曾经劝他说，你可千万别去武斗，你的手重，把人打坏了怎么办？他回答道：“您对武斗有修正主义的看法……”

双方的派仗打了一阵子以后，斗争矛头又转移到“阶级斗争的大方向”上来了。其表现是，当权的“井冈山”广播站几乎每隔一两天便突然播出紧急集合号，接着就会高声宣布，又有一个阶级敌人或疑似阶级敌人被“揪出来”了！同时还配上一篇气势汹汹汪洋恣肆的批判文章和一个很有创意绝不重样的标题，我对文字的敏感也许从那时起就被培养出来了。然后那个人就得去（不知是自己去还是被抓去）不知什么地方报到和接受审查了。所以，那时候只要听到那急赤白脸的集合号，我们就知道又有一个人倒霉了。

那时造反派还经常随意进行抄家。这不同于运动初期“反四旧”时的抄家，而是针对那些刚刚“揪出来”的“牛鬼蛇神”的。因为在广播里我曾经听到，他们在某某人家里抄出了多少斤挂面和点心，这些是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铁证云云。

跟运动初期不同，这些被“揪出来”的人不再是有点儿权利的“走资派”，也不再是有点儿特长的“反动权威”，而是普普通通的教师或工作人员，他们有的是历史上有过什么不好的事，有的是说过什么被人抓住把柄的话。

有一个表演系的普通工作人员，她被“揪出”的原因是“反对江青同志”。后来她悄悄告诉我妈，她只不过问了一句：江青原来是不是叫蓝苹……

还有学院办公室的一个秘书还是主任什么的，听说她参加过解放战争，身上多处负伤，这样的人应该没什么历史问题的。可是有一天开大会，她正坐在下面跟人聊天呢，忽然台上的人大呼小叫地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宣布又“揪出”了什么什么分子！她听到自己的名字一时反应不过来:“啊？还有我呢？”然后，她一站起来就昏了过去……

有一个不知哪个科室的工作人员，说是有历史问题，被大喇叭点名后的第二天还想出门买菜，被拦住后问道：“那配给我的芝麻酱还没打呢，过期了怎么办？”结果他的“配给”一词又受到批判——一听就是敌伪时期的词，可见……

有一个被“揪出”的教师，一天遇到我妈，说天气真冷，然后摇头晃脑地引用起毛主席诗词来：唉，冻死苍蝇未足奇啊……

这场号称“涤荡一切污泥浊水”的阶级斗争就这样愈演愈烈，被“揪出”的阶级敌人也越来越多，黑帮队的规模很快地发展壮大了。于是干脆腾出来了一个摄影棚作为集中地，我妈她们每天去那儿集中学习，我们也就可以常常自己在屋里呆着了。

记得管理“黑帮队”的某个学生还挺乐呵的。那是摄影系的一个男生，我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事去那里找我妈时看见过他，长相不佳，眼小嘴大面黑，老是笑眯眯的。

杨绛先生在她的《干校六记》里，曾经将那些好心的造反派叫做“披着狼皮的羊”，意思是虽然他们外表张牙舞爪，但心地却是善良的。我觉得这种人在那个时代很多，尤其是到了后来，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揪出来的都是什么阶级敌人了。

这个学生应该也属于此类——他这个黑帮队的管理者很快就成了我妈等“黑帮分子”的好朋友，1969年去农场后还给我妈写过几封信聊天，有一次还夹寄了一张相片。我因为看惯了表演系学生的帅气漂亮，早已成为外貌协会的会员，看了相片就说这人可真难看，结果我妈对我的以貌取人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到了1968年夏天，工宣队进校以后立刻占领了宣传阵地，从此我们就再也无法通过高音喇叭知道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各种动态，再也享受不到两派广播员悦耳的声音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绝妙好文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略带北京土腔的女声，那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声音真是要多难听就多难听。同时播出的也都是一本正经毫无文采的官样文章和各种通知，连每天早中晚固定时间播出的乐曲都不一样了——以前播出的虽然也都是革命歌曲，但艺术上还是经过选择的，或大气磅礴或杀气腾腾或喜气洋洋或深情脉脉，总的来说都还算好听，现在则播出一些特难听特让人烦的曲调。

记得有一首叫公社社员热爱谁谁谁的歌曲，那叫一个甜得发腻土得掉渣儿恶心人没商量，听得你浑身起鸡皮疙瘩！偏偏那个广播员对它情有独钟，从早到晚一有空就反复播出，以此没完没了地折磨着你的耳朵和神经。

我妈那时为此感叹说：可见我们的学生还是受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影响很深的，坚持的还是艺术标准第一啊！我听了心里暗想，在内容达标的前提下，艺术第一不是挺好的吗？

这样看来，我在这点上倒是跟我父亲英雄所见略同。怪不得伟大领袖分析什么人最容易走上右倾道路时，专门指出过作家的后代。我当时还不大明白，现在知道了，当你受过文学的滋养，就不大容易接受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只不过父亲多年来一贯或大声疾呼或小心谨慎地强调什么人性啦艺术性啦，其结果是把他自己害得不轻；而我不过是个半大孩子，人微言轻的没人管——其实也不敢言，只是心里想想罢了，焉敢说出口来？除了无处不在的文字狱，其它那些祸从口出的例子我知道的也不少呢！

回过头来说工宣队。在我的印象中，工宣队是以一种中央嫡系部队的高姿态进驻各个高校、后来又进驻各个“知识分子成堆”的文化卫生科研单位的，其初衷是收拾派性斗争留下的烂摊子。虽然他们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后来也留下了另外的烂摊子（纵观整个文革，最后给“全党全国”造就的不就是一个无比庞大的烂摊子吗）。

说他们是嫡系部队一点儿也不假，那可是伟大领袖亲自指派的，比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权利大多了。据我所知，最早的工宣队是1968年7月底派往清华大学的——那里正像全国各地一样，又是夺权胜利又是武斗频仍的，一直消停不下来（可是不懂领袖是咋琢磨的，事先并没有告诉清华大学的任何人，结果工宣队进校时遭遇掌权的“井冈山兵团”的抵抗，伤亡多人）；接着8月5日就传来一个“特大喜讯”：说是领袖将外国来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了，几天以后还接见了工宣队代表。

这下全国上下又发起一片高烧，那几个芒果先是被涂上蜡，后来更是做了些假的，装在玻璃盒中，被各地的发烧者众星捧月式的捧着上街游行。听说外地有个青年农民在路旁看了说：“这不是个假家伙吗？”结果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不知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出真相的小男孩儿有没有这样的待遇？

我这个人天生就不爱激动，那个时候看到人们欢呼雀跃的，心中实在不明白所为何来，心里想的跟那个青年农民一样：不就是几个水果吗，还是假家伙，至于吗？

不过等到工宣队进入了电影学院，我就发现这种高态势多么管用了——不管之前两派革命群众闹得多凶，现在也没有人敢对工宣队的绝对领导权说半个不字。

于是新气象很快就出现了，工宣队分别给各个院系班级开会解决问题。有一次的小组会就在我们窗外的草地上举行，我得以旁听了全过程，中心内容是两派各自诉说他们的委屈。然后，两派终于实现了从各系到全院的“无产阶级大联合”。记得有一天广播里传出兴奋的声音：“山在欢呼海在笑，导演系的大联合委员会成立了！”我妈为此笑道：“就为一个小小的导演系？这是什么山什么海啊？”

工宣队进校后，取而代之管理黑帮队的工人师傅应该有好几个，可是我只记住了一个叫王超的年轻人。王超二十多岁，圆圆的脸，个子不高，在一般人里面算是长得还不错的。两派大联合以后，由表演系的马精武导演了一部话剧《白求恩大夫》，王超还上台过了一把瘾，扮演一个小战士。他只有一两句台词，说白求恩医生手指受伤了，然后就一脸痛苦地冲下台去。尽管如此，却还是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是业余演员，跟台上的其他人一点儿都不搭调。

王超最初是和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女工宣队员一起来我们屋的，他们的任务是到各个宿舍楼查房并登记名单。看到这屋里住了两个十五六岁的外地孩子，他们觉得很奇怪，就把当权的造反派学生叫来解释。可是不管怎么解释他们也听不明白：陈荒煤是谁？他的孩子为什么要住在这儿？直到最后他们也没有搞清楚，只得疑疑惑惑地走了。

过了几天他们又来了，手里拿着一些半半拉拉的信纸，问我妈这些刚刚交上去的父亲的来信为什么都是半张，言下之意是还有半张去了哪儿。其实以前父亲在信里说过，他是用写材料剩下的纸头给我们写信的；再说他的信寄出来之前都要受专案组审查，除了罗列要我们送哪些东西，难道还能写“反标”不成？

凡是遇到此种场合，我妈总是扑棱扑棱地采取不合作态度，只说让他们去问专案组。我们在旁边干着急，等他们一走就问我妈为什么不说父亲的信里有解释。我妈说管他呢，等他们都看一遍不就知道了吗？

过了一阵子，电影学院所有被“揪”出来的人都被分了组，一个是我妈她们的“黑帮组”，里面都是“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另一个是“待查组”，里面人员比较杂，犯什么事儿的都有。那个因为问江青以前是不是叫蓝苹结果成了反对江青的人也分在了黑帮组。她觉得自己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就去跟工宣队说她应该在待查组的。没想到王超居然劝她说：“黑帮组里都是老干部，跟他们在一起对你会有帮助的！”

这样看来王超也快沦为“披着狼皮的羊”了。后来他处理了几件跟我们有关的事，都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一是帮我们讨要生活费。在那之前，有一天重庆话剧团新成立的“革委会”忽然寄来一封信说，今后他们将扣下我妈妈的工资，每个月只寄十五块钱生活费。虽说那时我们倒是不用给在监狱中的父亲送生活费了，但是我们一家四口人按照北京的最低生活标准也不应该只有这一点钱啊。

那时上邮局取钱得有身份证明，比如户口本工作证什么的。我们是外地户口，要取钱就得找工宣队开证明。有一天我妈去开证明时，王超看了汇款单，问这是什么钱，知道后不满地说：这点儿钱怎么够用呢？结果从下个月起，我妈又收到她的工资了，估计是他们发文给重庆了吧。

还有就是我大姐的大学毕业分配去向和二姐回重庆下乡的事，王超也过问了很多次，比如去什么地方之类的，还要求我二姐下乡以后给他写信汇报。我二姐那时候才十六岁，去乡下后倒是常常来信汇报情况，一封信得走上十来天才到。她那时忙着适应插队生活，早已把这事给忘了。可王超没忘，老是追问为什么还没来信，我只好写信去提醒。于是我姐写了一些豪言壮语寄给王超，他收到后很高兴，跟我妈说他终于收到信了。后来我们分析，可能他这辈子很少收到什么人给他写信吧？

到了1969年夏天，我和我妈一起随电影学院的大队人马去郊区帮农民拔麦子时，王超还写过一份表扬稿表扬我。具体内容不详，大喇叭播出时我正好回城帮大姨收拾行装准备下干校。等我回到乡下，从我妈那儿知道这件事时，心里是十分不爽的——那时候最怕引人注意了，甭没事儿表扬我！

接着工宣队开始收拾众多的牛鬼蛇神——逐个给他们开批斗会。这里我的记忆有点儿乱，不知道我从广播里听到的那些批斗会是否都是那个时候召开的，不过至少有一多半是吧。

说起批斗会，除了我在文革初期的重庆看过话剧团蓄谋已久和即兴式的两种批斗会以外，还真的没有见过真正的大规模的批斗会。记得那时有一个从北京来的高中生告诉我们说，重庆的批斗会真的是“温良恭俭让”，哪儿像北京啊，下面的人一喊看不见，就抓住批斗对象的头发往上一拉！

在黑帮屋时，我觉得最蓄谋已久的批斗会应该就是对我父亲的了，之前大喇叭多次兴奋地广播通知，下面的人也忙着准备发言稿。当然这个感觉肯定与我们的心怀鬼胎有关——我在上面说了，跟我们谈话的造反派说过以后要多关心我们呢！因为怕他们信守诺言叫我们去参加父亲的批斗会，我和二姐那天一早就心照不宣地躲了出去，等批斗会结束了才回去。那天中午我去食堂打饭时心里十分别扭，只好又一次以“矜持”为武器，迈着坚定的脚步完成了这个任务。奇怪的是我妈居然也被获准不参加这次批斗会，好像理由是怕我爸见了她情绪受影响，不能专心（对不起不知道用什么词合适）回答问题。

其它的批斗会倒是听过不少，但都只剩下零零碎碎的记忆，反正一般是先后都高呼口号以壮声势，然后是揭发批判有问有答，中间伴以高呼口号震慑一方罢了。

我妈说，有一次在对全体黑帮的批斗会上，造反派让他们一个个地说自己的问题。轮到申伸阿姨，问：“你是什么问题？”她字斟句酌地谨慎措辞：“现在看来确实是犯了路线错误，是走资派问题，不过以后还要看党的政策怎么界定和划分”……结果当即口号声大作：“走资派不投降，就让它灭亡！”

轮到了孙月枝阿姨，还是问：“你是什么问题？”她干脆利落地回答了三个字：“走资派！”于是随着一声“下去！”她就过关了。后来申伸阿姨对此反思和总结，说自己太多废话了。

我们还听到过对两个谈师生恋的师生的批斗会。那女生跟前篇说的广播员一样，也是个子不高，也是出身于大资本家（后来他们那届的人都说很感谢当年招生的老师，没有因为他们的出身不好将他们拒之门外——在1960年，出身不好对上大学的影响还不太大）。

那次批斗会还有公安局参与，之后男方被判开除公职劳教三年。我姐说她记得这次批斗会是两派一起举行的，喊的口号都与批斗内容关系不大，比如“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万岁”之类；那个女生的声音很冷静，表态内容也与批斗内容无关，比如说以后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等等。

这个女生现在也活跃在电视剧舞台上扮演各种各样的老太太。她接受过电视台的专访，我因此得知，她后来和劳动教养释放后没有公职的老师结了婚，度过了艰难的日子。丈夫在她工作的剧团当美工（临时工），后来回到电影学院成为某系的系主任。再后来丈夫中风后她照顾了多年，像对一个小孩子那样一点点地从头教从头学……

两派大联合后，批斗会多了起来，因为大家终于腾出手来了，也因为之前揪出了太多的牛鬼蛇神得给个交代。所以有一段日子，几乎天天都有批斗会可听。我觉得他们对那些牛鬼蛇神很有耐心，批斗会都是一个个挨着来的，不再像运动初期那样大拨轰。

我现在不记得听了哪些人的了，毕竟我也常常蹿出去混日子。但是还记得当时的担心，那就是想着不知道哪天开对我妈的批斗会。日子一天天过去，眼看剩下的还没有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少，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妈毕竟不再属于电影学院了，也就不开批斗会了呢？

结果事与愿违，对我妈的批斗会终于放在最后举行了，压轴。不过那时我们已经练出来了，毕竟前面已经有了那么多同样的事情垫底，所以倒真的不太在意，只把它当作例常生活的一部分，连躲出去的想法都没有出现。

那天下午，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批斗会的内容，而是从广播里传出来的我妈说话的声音跟二姨张瑞芳那种惊人的相似。那天我姐躺在上铺睡着了，醒过来听到吓了一跳，迷迷糊糊中，还以为人家把二姨也“揪”到北京来了呢！要知道她们姐俩平时说话一点儿也不像：我妈声音比较细，人家打电话找我爸时，常常对她命令说：“去找你爸来！”而我二姨的声音比较厚一些。

不过听到后来，我们又不禁对我妈总是不合时宜的反应感到不满了——人家问你什么就答应什么呗，为什么非得“对抗革命群众”，纠缠细节呢？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人家说她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她就坚决不承认，说自己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在我看来这都是一样的大帽子，你戴上哪一顶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不行，她非得挑那个顺眼的戴。于是人家就不答应了，来回地在这个问题上批判了一阵子以后，最后又问一遍：“你到底执行了什么路线？”我妈终于改口道：“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刚才我没想通！”“那现在怎么想通了？”“现在我也没想通！”主持人没办法，只好又带领大家喊了一阵子口号。

我妈回来后，我们争先恐后地告诉她她的声音跟二姨有多么相像，并对她的执迷不悟自作聪明表示不满。但是她忙着告诉我们的却是对马精武叔叔的感激之情：当主持者忽然上纲上线地质问她某个问题时，她一时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事，马精武叔叔——这个以前的学生现在的同事立刻在下面搭茬了，他表面上是批判实际上是提词儿地指出：你们当时不是说什么什么来着吗？

批斗会都开完了以后，工宣队就开始逐个“清理阶级队伍”了。一些问题不大的人被“解放”出来，回到了“革命队伍”中。记得莉莉阿姨的材料报上去很多次都不被批准，所以就迟迟解放不了。我听说她年轻时好像跟江青闹过些小矛盾，是在一个什么剧团，坐船去什么地方时，江青要把便壶放在船头的地方，靠近她的铺位，莉莉阿姨不干......

我妈也在等待“做结论”中——说起来很可笑，当年我妈跟电影学院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只是被造反派“揪”回去的，按说她有什么问题也应该是由重庆话剧团来定案才对。可见人家工宣队领导还是很负责任地接受了电影学院的烂摊子，对“黑帮”们的态度也是一丝不苟的。

工宣队在为我妈定案时遇到了麻烦——我妈作为电影学院表演系的主任教员，和其他几位主任教员一样，都算是执行了所谓“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这本来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可是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工宣队领导却想要给她扣上一顶执行“陈荒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帽子。这其实说不通，大家都是一样的教书，她怎么可能执行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只跟父亲有关的路线呢？

可是不管说不说得通，最后在她的结论中还是写上了这一条，只是没有了陈荒煤三个字。我妈说会上宣布后，她们系里的教师李慧颖阿姨追出去问：“都是一样的教学，为什么别人没有这一条呢？”所以后来人家就说了：“为什么张昕还这么嚣张？还不就是因为一些年轻教师支持她！”

除了教学问题，工宣队遇到的最大麻烦还是我妈她们那个北平学生移动剧团。

据我妈分析，他们这个剧团和其他抗日时期的剧团的不同之处在于，别的剧团的成员解放后做的大都还是戏剧方面工作，只有他们剧团里面有很多人都进入了政府部门，有的还担任了较高的职务；又因为他们共同度过的青春岁月，使他们保持了深厚的友谊，那时候只要有人从外地来京，大家就要在荣高棠叔叔家聚会。所以，富有想象力的造反派就怀疑这是国民党派到延安去的一个埋藏得很深的特务集团。

那时找她“外调”的人很多，有一个工宣队员还因此说她：“你看看有多少人找你外调，可见你的历史有多复杂，怎么就没人找我呢？”

有一次两个外调人员带着我妈走错了房间，结果我妈看到，那个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大地图，上面赫然标明的是“北平学生移动剧团路线图”，那条他们曾经走过的路线（包括京津地区和河北山东等地）被画得像一个大问号似的。

为了写这篇文，我让在北京的大姐去问我妈一些细节，结果通过微信，我妈把以前常说的那些事情又说了一遍。在她的头脑中，记忆最深的还是那些荒谬可笑的东西。

比如她说她们的剧团实际上是地下党领导的，有一个工宣队员就这样质问道：“那算是什么共产党领导啊，你们喊过共产党万岁吗？”另一个导演系的人甚至提出：“你们连宣传统一战线都算不上，要是宣传统一战线，就应该演一个戏是歌颂共产党的，再演一个戏是歌颂国民党的……”我妈很无奈:“我们没有歌颂国民党，也不可能歌颂共产党，更不可能喊共产党万岁，但是我们宣传的是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后来我妈觉得跟他们扯不清楚，就干脆把当年唱的歌词都写了出来，拿去给工宣队领导看，说你看看有你们说的那些问题吗？结果人家很生气：“都像这样我们还怎么做工作？什么时候才能做完？”我妈回答:“工作不是越细致越好吗？这些歌词不也是材料吗？”她还说，那时表演系的一个年轻教师看到这些歌词，说这不是我们以前唱的革命歌曲吗，就当即唱了起来。

最后，通情达理的工宣队鉴于剧团的事情搞不清楚，决定单独为我妈做结论，把她的问题归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说当时她的年龄很小，在剧团里又没有负什么责任，就不再管剧团那段历史了。我妈说她看到那张“结论”上，赫然写着一行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忍不住问:“那我这算是坦白还是抗拒？”人家可能早已领教了她抠字眼的本事，就懒得理她，让她赶紧签字了事。

那时黑帮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每个人的结论下来后，立刻要写一个报告，说清自己的问题和认识。我妈拿到结论后就到黑帮队里面的小屋去写，写到晚上还没有写完。后来有人来说，张昕老师你别写了，你们那个剧团是特嫌问题，结不了案。

我妈还提到了军宣队——这个物种我虽然知道，但在记忆里却毫无印象，可能是因为人数少，我从未跟他们有什么交集。她说有一次军宣队头头要她交待这辈子都参加了哪些组织，她就从头数，有民先（抗日民族主义先锋队之简称），有共产党……那个人认为她故意隐瞒历史，大声喝止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我妈也大声回答：“我从来就不傻！”

不过在她的记忆里，军宣队的小战士单纯极了，可爱极了。她说他们刚开始完全是用充满“阶级仇恨”的眼光瞪着这些黑帮的，等到后来看了她的简历，就对她好极了。

总之，我妈算是被“解放”了。接下来我们去看了看阿姨，再搬到大姨家住了两天，就又一次离开北京回重庆去了……

陈好梅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