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君，1964年北京女四中初中学生；1968年底山西省蒲县插队知青；1976年山西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1978年山西大学哲学系研究生；1981年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师。现已退休。回首我的知青岁月
作者：王道君
该如何看待那场曾席卷中国大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0年了，当年的知青都已年近花甲。曾经作为知青的我们，在那青春岁月收获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就整个民族而言，付出了什么？得到了什么？那是一段值得记忆的光荣历史，还是一段教训深刻的岁月？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反思。王蒙说过“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说得好听点，历史给了我们目标、动力，成就了我们也充实锻炼了我们。说的怨毒一点，我们都被历史所劫持。”回首那个时代，无悔也好，有悔也罢，我们都被历史“劫持”着走过一段难忘的人生旅程。作为普通个人，你能做的只是在那特殊年代尽力不违背良心做事，尽力有所作为，尽力使自己的一生过得真实、活得心地坦荡。这一点，我做到了。这要感谢父母自幼给予我的言传身教，以及“文革”前我受到的八年正规教育给了我一生立足的坚实基础；还要感谢那八年农村艰苦岁月的磨练，让我能坦然面对人生的种种艰难与挫折，永不沉迷。01
为了生存，破坏生态
有人讲，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纪念不应年年都无休止地停留在旧事回忆和劳动收获的层面上。的确，40年中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那十年“知青上山下乡远动”应该有更深层的反思。让我们立足今天，换个角度来看看那蹉跎岁月里我们做了些什么。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只有十几户人家，人口不多。当地没有水源，直到我离开那里也没通电。社员们农闲时饮用水要每天到14里路外的山下小泉眼去挑；农忙或日常洗涮用水就全靠旱井——在雨季中收集存放雨水的水窖。若是头一年天旱，井里收不到水那就惨了，吃水全靠下山去挑，往返一次，需要两三个小时。若旱井里有水，农忙时，人们就近取旱井的水，加白矾滤清后饮用。今天，人们都知道吃白矾多了会导致老年痴呆，连炸油饼都不敢多吃。可40年前，那里没人懂，或者说懂也没办法，因为劳动太累，没精力下山去担泉水喝。我们成年累月喝的都是加了大量白矾的雨水（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造成我很早就脑子不好用了）。当地男社员几乎只是在剃头的时候，才洗一次脸，一辈子只在出生时洗过一次澡。就是这样生存条件的小村庄，一下子接收了我们21名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吃住饮水都成了大问题。刚到时，我们被临时安排在三四里路外的公社所在地借住。按政策，知青第一年由国家供应口粮，第二年由国家补足当地口粮分配不足500斤的差额，第三年起要和当地农民一样，完全靠生产劳动自己养活自己。生产队腾出了牲口棚，用土坯麦秸垒起了土炕，先安排知识青年住下。由于知青们不会烧热炕，干脆就睡在又凉又湿的土炕上，以至于开春时炕上竟然长出了一撮撮寸把长的麦苗。那真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十七八岁的孩子累一天，总是倒头就睡，哪里懂得睡这样的凉炕会伤害身体，日后会落下腰痛病？春节刚过，队委会组织全体社员与知青们一起讨论1969年的生产安排。当时社员们还保有少量的自留地，为了“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为了解决可耕种土地少的问题，知青们强烈要求收缴自留地统一管理，表态要和全体社员一起同甘共苦，开荒种地，解决全体社员口粮不足的问题。由于知青人数占了全队劳动力的一半，又是从大城市来的，能言善辩，学大寨的热情高，最终迫使全村通过了收缴自留地的决定。整整一个春天，为了扩大耕种面积和解决土地贫瘠的问题，我们在老社员的带领下，登上一片片四五十度陡峭的长满低矮灌木的山坡坡，把那些不知生长了多少年的灌木丛连根刨掉，把灌木下那些要几百年才能生成的几十公分腐殖土挖起来，一部分担到大田里去当肥料，一部分留在原地种上土豆。坡度过陡的地方，不适合种作物，就把所有的腐殖土都挖出来担走，任由那一片片光秃秃的山坡裸露出又干又硬的生土……那时，所有的人都没有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的意识。没有人想过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裸露的土坡地在雨季到来时会造成多怎样的水土流失；在这缺肥少水的地方，植被的形成是多么不易，一旦遭到破坏则很难恢复。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想过这些。为了学大寨，为了多打粮食，为了起码的生存口粮，所有的人都义无反顾，每天筋疲力尽，从日出干到日落。这一年，恰逢风调雨顺，粮食打了不少，解决了全队所有社员的口粮需求，知青也没有用国家补口粮。由此，我们知青点成了省里的先进典型，在北京这边也挂了号，获得了不少荣誉。几个出身成分好的知青干部到处开会作报告，后来又被上调当了国家干部。总之，大家热情高涨，自以为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后我在这里的七年中，几乎每年，我们都在努力地开垦沟沟沿沿的坡地，不断地将可能耕种的地块的植被挖掉，种上玉米、高粱或土豆。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当地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土地贫瘠日益严重，平均亩产量越来越低。为了粮食总产量能够得到增长，就要少种麦子和谷子，多种杂交玉米和高粱，其结果就是——社员们的口粮质量越来越差，经常要吃难以下咽的高粱面，以致不少知青都得了胃病。要说明的是：山西的高粱与黑龙江的高粱可大不一样，粒小而干涩，一般都是用来喂牲口的。离开这第二故乡30年后，我曾重返那个度过八年青春宝贵时光的小村庄。虽然农村改革以后，当地已经通了柏油路、用上了电灯，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也给留守的老人和儿童带来了衣食无忧的日子，但是举目望去，绿色更少了。不仅原有的树木所剩无几，就连知青们种下的那些树木也早被砍光。从火车站到村里去的沿途公路两侧，到处是私开乱建的小煤窑，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煤烟气。
02
学大寨修梯田，劳民伤财
山西是大寨的故乡。学大寨，在我插队的八年中是天天讲，日日干的课目。插队五年后，我曾有幸作为先进知青集体代表和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两次去大寨参观学习。一次在1974年，一次在1976年。在那著名的虎头山上，参观的人群如潮，参加劳动的解放军成百上千。当时我就想：这么多人，能积多少有机肥呀？我还看到在一块只有二三亩地大的地块上，同时有三台推土机在不停地工作，要把坡地推平，建设水平梯田，据说需要四五天时间推平一块地。同样型号的推土机，我们队里有一台，是北京知青办送给我们知青点的。我们用它给周边的各村生产队耕地挣钱，工作20小时大概需要消耗60元人民币的柴油，这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代价。一般情况下，我们宁可使用人工和老牛耕地。记得当时同去的县革委会主任私下问我“参观大寨有何感想”，我回答：“学不起。我们只能学学精神了。”说是学精神，当然也要干中学。我们连续几年都是在秋收一结束，就按照省里县里的统一规划开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无论是刮风下雪，还是数九寒天，我们要像大寨人那样，把一块块坡坡地削高取平，建设水平梯田。常常是在一块不足五米宽的地块上，要把一米多深的土层从高处移垫到低处，这一切全靠我们肩挑手提。在人力财力极度有限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将每块地表上那薄薄的一层熟土都先担放到地头去，待下面的生土层搞平，再把那些熟土担过来覆盖在地表上。那样做，当然效果会好些，但劳动强度太大了，完不成建梯田的任务。绝大多数时候，地表上那层熟土都是被直接填埋到了低洼处。待水平梯田建好后，一眼望去，覆盖在地表的几乎全是高坡地下面的生荒土。这样梯田，看似整齐，但来年的春天开犁播种，长出的庄稼必是高高低低，植株细弱，到秋后收获无几。社员们常说“这就是人糊弄地，地糊弄人！”在黄土高原上，类似这样改造过的梯田不在少数。要经过好几年以后，通过不断给地块施加农家肥，还要雨水多，才能慢慢恢复地力，长好庄稼。不从客观条件出发，形式主义学大寨，真是劳民伤财！03
亲历“无照行医”
说是“无照行医”，当然和现在常见的骗子行医不是一回事。那是在特殊年代不得已为之的事情，而且行医的对象首先是我们自己。初到乡村，我们为那里的贫困和缺医少药状况震惊，曾满怀激情要和这里的贫下中农民一起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69年的春天，我们每天爬在山坡坡上开荒种地，破坏生态，双手打满了血泡，腰酸背痛也照干不误。常常是吃过晚饭，回到牲口棚改建的宿舍，点上一盏小油灯，几个人用半盆水擦一把脸和脚就睡觉。大约是3月份，一连几天，我感到左臂又痛又沉，以为是累的，也没有仔细看看。那一天在地里干活，实在难受，就在阳光下翻开衣袖查看。一看吓坏了，从左手中指直至腋下，有一天红线赫然在目。我知道这是因手感染引起血管发炎，听老人们讲过“红线长到心脏会死人的”。于是在同伴的陪同下，急急忙忙赶到公社医院去看大夫。所谓公社医院不过是一间放着医疗用品兼卧室的小房子。大夫连白大褂也不穿，给人看病也偶尔兼顾牲口。只见他说了句“感染了，打点青霉素吧”，就顺手在灶台上拿了个饭碗，把针头针管放进去，倒上点暖壶中的开水，烫了一下算是消毒。随后，直接用长着长长黑指甲的手取出针头针管装好，吸进药水就给我做皮试，没反应，又进行了臀部肌肉注射。这一切，真叫我们两个来自北京的知青看得瞠目结舌。心想，“这样消毒，还不如我自己来呢。至少我会多烫几次，手也不会这么脏！”所以，当大夫问我们，是天天到这里来打针还是把针带回去打？我们异口同声说“带回去打。”于是他借给我们一套针头针管。针剂针头针管是拿回来了，可谁会打针呀！没办法，“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按一般见过的打针程序，无非是四步：针头针管消毒、吸入药液排空气、三角肌消毒、扎进肉里慢慢推入药液就行了。可谁来试试？没人敢干。最后还是我自己在同伴的帮助下打完第一针。一切正常！心里挺自豪。好像是2007年，我曾看过毕淑敏写过一篇文章，记述她在高原部队医院当护士第一次为患者打针前在被子上练手儿的事。当时我就想：我们可比她棒！第一次打针就是“真枪实弹”，在自己的身上开练！从那次经历后，知青们自备了一些常见病的药品，买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有病就翻书，自己对症看病吃药。以至后来全村老乡们不论谁得了头疼脑热的小病都不去公社医院找大夫，由知青们免费提供药品治疗；若遇到要打针的大病就带回针剂找知青注射，再也不必一次次往返六七里路往公社医院跑了。几年下来，连一些静脉注射我也敢自己动手了，真正是大胆妄为，“无照行医”。记得1976年的春天，队里的老知青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我成了队里新知青的老大姐，还担任着生产队的党支书。一天，一个社员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说他母亲在赤脚医生打针后突然呼吸困难，快不行了！我忙叫上打针的那位知青赤脚医生去他家，同时派了个小青年去公社医院请大夫。一路上问赤脚医生给病人打了什么针？回答“青霉素”，我心中一沉，害怕是因为过敏所致，那会有生命危险的！赤脚医生说“昨天公社大夫来打过一针，没事呀。今天不知为什么会这样。”我心想，不是过敏就好。到了那社员家，我看到老婆婆下巴至脖子一片红肿，喉咙中堵着痰喘不上气，紧急中想到应该先把痰吸出来缓解一下，就让赤脚医生把听诊器的软管拔下来用盐水洗洗、开水烫烫，插入病人口中吸痰。两口痰吸出来，老人呼吸平稳了。一会儿，公社大夫也来了，一进门就问“是不是白喉呀？”我又吓了一跳，白喉是传染病，若真是那样，我们几个也跑不掉要被传染。忙问他附近村庄有类似病例吗？他说没有。我才放了心。于是三人坐下来，拿着《赤脚医生手册》对症翻书，分析病因。最终确认：牙根感染引发颈部淋巴网炎，继续使用“青霉素”治疗；刚才打针导致的呼吸困难是因为我们的赤脚医生配药量比例出了点小问题，还好，一切有惊无险。不久，老婆婆的病好了，直至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回北京工作之前去村里探望乡亲，老太太还健康地活着。这件事使我们很有成就感，萌生了当一名医生的愿望。可惜，在那个年代，不能心想事成。直至 “四人帮”被粉碎，我才被作为最后一批社来社去的工农兵学员推荐到山西大学政治系读书，当地领导希望我学习两年之后能回当地工作。但随着国家政治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大学招生制度改革，我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如今30多年过去了，当初“无照行医”的趣事还历历在目。回想起年轻时的大胆妄为，没经过任何医疗培训就敢蛮干，真是心有余悸。没办法，那都是环境条件逼迫的无奈之举。好在，当时没有出过任何“医疗事故”。04
可爱的乡亲
据说，“文革”结束后，有国家领导人曾在内部会议上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知青父母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实际上，若再加上城市各单位为支持职工子女下乡的支出、知青父母们为子女提供的大量资助，整个中华民族为那场空前绝后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到底付出了多少人力财力？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仅就我们这一个知青点而言，从1968年底到我离开的1976年底，八年时间里，共接收北京知青40余人，当地知青20余人，除了国家按人头拨给的安家费之外，北京市知青办送给我们一台推土机、一辆130中型卡车、两台手扶拖拉机、一套引水上山的抽水机及管道、一套果园滴灌设备，一套柴油发电设备，另外还有两台脚踏缝纫机和一些书籍等学习材料。这些东西究竟价值多少？我至今心里也没数。1978年以后，随着知青逐渐返城，这些物资都留在了当地，农村改革之后落于谁手？都是一笔糊涂账。尽管全民族都为这场知青运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真正给我们知青心理上巨大支持的还是当地的广大干部群众。初到乡村，我们为那里的贫困和缺医少药状况震惊，也为那里干部群众的善良感动。抱着“实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做个新时代好农民的想法，和他们一起生活劳动，不仅学会了各种劳动技能，也学到了他们身上许多优良品质。但当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简单劳作渐渐消磨了知青们初来时的热情，现实生活的艰难使得我们这些已经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劳动一年所得还是只够维持个人温饱，回家探亲仍需要父母贴补的时候，心灵深处常常感到无限寂寞和渺茫。每当这时，看看身边同样在艰难中度日的善良老乡们，是那样平和认真地踏踏实实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我就会想：时代把我们从祖国首都北京抛到了这里，你就感到不平衡不公平。那么，这些老乡们就该祖祖辈辈生存在这小山沟里，过这样穷的日子吗？这种状况迟早要改变！目前，他们能够生存下去，我也一定能。我还要用我的知识和能力帮助他们活得更好一些。在那八年中，我除了学会了做春耕夏锄秋收的所有农活之外，也读了不少能找到的各种书籍，包括政治理论书和医书。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当时都通读过，逐渐形成了比较唯物辩证的世界观，能够比较清楚地识别当年报刊上那些极左言论的错误，内心深处时时期盼着这世界早一点发生变化。1975年，上面要求批判“右倾翻案风”，当时我刚担任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不久，对下发文件的内容不以为然，就没有组织社员批判大会。公社领导检查工作时问为什么？我回答“文件要求批的内容，我看没什么错可批。”一时大家都没有说话，事后也没有人来追究。直至30年后，我旧地重游，老领导们提起此事才对我说：“当时可把我们吓坏了，生怕人会抓你的小辫子整你。”还好，我碰到的领导和乡亲都是有正义感又实事求是的人。没有他们的关爱，一定没有我的今天。2008年的今天，回首40年前的知青岁月，我深深感到：在那个七八亿人口一个头脑思维，“上有好之，下必甚之”，以至于一言兴邦衰邦的特殊年代，所发生的一切都和我们社会的法制不健全有关，都与我们全民族的非理性思维有关。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绝不能让那样荒唐的年代再重演了。 （本文摘自张琦主编《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