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时的作者
张建安，1954年生于苏州，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1958年随父母从苏州迁往云南省个旧市，1966年随母亲迁回苏州。1970年苏州21中毕业进苏州开关厂学徒，1978年考入苏州市机械局职工大学学习。1992年苏州开关厂与法国阿海珐合资。2014年退休。
南新路南北走向。北起阊门，南接金门，东倚古城墙，西临护城河。南新路虽然称为 “路”，但不是苏州的主要街道，也非小街小巷，比马路窄，比小巷宽；即无车水马龙的喧闹，也非简街陋巷的冷僻。南新路不长，从头到尾大约1公里多，遛遛达达步行十多分钟就走完了。南新路早先是坑坑洼洼的石子路，走路硌脚疼，骑自行车颠屁股，现在已铺上柏油，黢黑光洁平坦。南新路两侧都是鳞次栉比的民居，充溢着市井烟火。据说，南新路因南新桥得名。一出金门，就是南新桥。南新桥不是苏州那种“小桥流水”的桥，而是一座钢筋水泥桥梁，横跨在护城河上，可以行驰汽车。民国时期，为了沟通观前街与阊门两大商业区的联系，于1921年建成南新桥，1922年开辟金门。这样算来，南新桥和南新路都已经有百年历史了。南新路的北端，就是大名鼎鼎的阊门。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陆机，是我们苏州人，他在《吴趋行》里提到苏州的第一句话就是: “吴趋自有史，请从阊门起。”作为阖闾古城“气通阊阖”的首门，见证了这座城池两千五百余年的沧桑变迁。《红楼梦》一书开篇即写道，这里“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出阊门，过吊桥(桥名)，即可沿着唐朝白居易开筑的山塘街，步行七里路直达虎丘风景区，苏州俚语说“七里山塘到虎丘”。1966年，我12岁，与母亲、妹妹一起，从西南边疆迁回苏州，曲指一算，我们已经离开苏州整整8年了。回苏州后，我们借住在亲戚家中。亲戚家在阊门外石路横马路东海岛，那里是一片低矮破旧、透风漏雨的民居，象贫民窟一样。我们一家三口与亲戚挤在同一屋檐下，很不方便，我母亲几乎天天到街道房管所申请住房，最后申请到南新路106号的一间小房，赶紧搬了过去。南新路106号，石库门，进深三井，房客72家(很多的意思)，前门面临南新路，后门出去就是城墙，还有一口水井。我们居住的小楼砖木结构，上下二层。木头的隔板，木头的楼梯，木头的楼板。我们住在二层，小屋不到20平米，西边一排木窗露着一指宽的缝隙，夏天暴晒，冬天寒冷，而且吃、住、拉都在一间屋里。与邻居家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放个屁都听的见。紧挨着我们的邻居姓范，二位50多岁的夫妇带着三个大儿子，一个已工作，一个在外地读技校，一个读初中。范家是大户人家，从前整个院落都是他们家的房产。后来公私合营，除了自已住的两间房，其余都交了公。范家人留给我的印象是勤俭，甚至有些吝啬。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5点，范家女主人就会准时踩起缝纫机，干起外发加工的活儿，哒哒哒的机声，穿过薄薄的木板墙，把我们吵醒，再也无法入睡。他家大儿子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珍惜如命，下雨天不骑，刮风天不骑，骑车下班一回家，先要把自行车擦拭一遍，再盖上一块单被，自行车是从来不肯借给任何人的，包括他自已的两个弟弟。最可笑的是，他们家有一个光荣传统——舔盘子。无论早中晚三顿饭，饭后全家人都会伸长舌头，把所有的饭碗菜盘用舌头添一遍。其动作之熟练快捷，令人赞叹不已。我搬到南新路的时候，阊门早已拆除，月洞形的城门还残存小半个，静静地倚在城墙的南面。南新路东面的古城墙杂树沉沉荒草萋萋残颓不堪，有的地段已经变成土坡。住在城墙下的居民随意挖取墙砖，用来垫炉子、砌围墙；有的居民还在城墙上开荒种地，搭建房子。古城墙逐渐消失，隐没在历史沧桑之中。阊门内的北侧就是4路公交车的首末站。南新路中段，有一所小学，名叫南新路小学。我家搬到南新路以后，我就进入南新路小学读小学，进校时已是五年级下半学期。1966年9月，我升入小学六年级。“文革”开始后，我们戴上了“红小兵” 袖章，开始停课闹革命。带头的一位同班同学，比我大5岁，根正苗红立场坚定，成为红小兵司令。他是船民的儿子，自小随父母在船上长大。当年，苏州有许多船民，长年在京杭大运河上从事运输工作，他们以船为家，飘无定所。后来，政府为船民们在陆地上安了家，从此他们才抛锚扎根，稳定下来。我的这位同学就是这样，小学期间读读停停，进进出出，最后在南新路小学读六年级时，已经18岁了。他不但比我们年长许多，而且聪明胆大，自然成为我们的 “红司令”，带着我们开大会、喊口号。后来，学校也不用去了，我们整天都在玩。在城墙上放风筝、捉蛐蛐，到护城河里游野泳、吊行船，到郊外爬野山、捉皮虫，日子过得飞快。1966年开始，“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南新路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了。1966年9月~10月间，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一批又一批地南下串联，苏州首批赴京串联的2000多名红卫兵返回苏州，他们四处煽风点火、高呼“造反”。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踢开党委闹革命” 的声浪中，苏州市委书记柳林，市委副书记李执中被批斗、打倒，致使各级党委逐渐陷于瘫痪。1967年1月，苏州长风机械总厂造反派开始牵头策划，并于25日晚召集苏州其它一些造反派组织头头，成立“苏州市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26日零时通过苏州广播电台，发表《告全市人民书》，宣布“联合总指挥部是苏州最高权力机构”，夺取了苏州市党政大权。2月18日，驻苏部队介入，宣布成立 “毛泽东思想苏州市革命委员会”（简称 “苏革会”）。华林森，施兆祥，汪永珠等人分别担任“苏革会”要职。“苏革会”成立后，各造反派组织为争夺 “苏革会” 的领导大权产生矛盾冲突，进而分裂为“支”（支持苏革会）、“踢”（踢开苏革会）两大阵营。“支派”组成“苏州市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 “联络站”），“踢派”组成 “工学运动革命串联会”（简称“串联会”），两大阵营水火不容，派性斗争愈演愈烈。1967年10月7日，驻扎在苏州城外的“支派”，组织大批人员进城送拥军公约，而驻扎在城内的“踢派”，大批人员借囗出城回厂 “抓革命，促生产”，双方造反派在金门南新桥相遇，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死伤多人，造成“金门流血事件”，从此拉开了苏州大规模武斗的序幕。南新路小学距离金门不远，武斗发生时，双方人数多达几百人，阵阵口号声、喧嚣声传进课堂，直入我们的耳朵。1967年8月23日，“支”、“踢”两派在阊门、吊桥一带对峙。“踢派”据守南新路一侧，与护城河对岸的“支派”鼓角相望，相互开枪射击，攻防交替，互有伤亡。下午2时许，踢派向城外发射凝固汽油弹，导致吊桥西堍南侧的石路68号至86号，上塘街57号至73号，鲇鱼墩一带商业闹市区燃起熊熊大火，最终大量建筑被焚。著名的赵天禄茶食糖果店、杜三珍熟食店、沐泰山堂药铺、义昌福菜馆、近水台面馆等22家商店以及326间民房被毁，殃及115户居民，461人无家可归。鲇鱼墩位于阊门外吊桥西堍南侧，阊胥路北端东侧，西起阊胥路，东至南浩街。因巷子里有个土墩，形似鲇鱼，故巷名称为 “鲇鱼墩”。旧时，随着商业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石路一带的饮食服务业风生水起，旅社、浴室、饭馆、面馆、酒肆、戏院、书场，一家挨着一家。20世纪初，阊门石路一带存录的马路商号有140多家，有很多后来成为苏州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名店老字号。其中以经营茶食糖果出名的老店赵天禄，苏州城男女老少无人不晓。赵天禄始创于清朝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历史悠久。因此行内有一传说，苏州名店是 “先有阊门赵天禄，后有城内稻香村。”赵天禄不是人名，主人姓赵， “天禄”取意自“天官赐禄”。“火烧赵天禄”的时候，我就住在南新路，离阊门鲇鱼墩不远。我家住二楼，推开西面的窗户即可看见护城河。我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烈的武斗。当时我躲在南新路一所民房旁边观战，由于距离太近了，激烈的枪声震耳欲聋，从枪膛里跳出的弹壳掉在石子路上，发出清脆弹跳的声音，引得很多不懂事的小孩哄抡，被持枪的武斗人员大骂:小赤佬，你们不要命啦！当时，“支派”武装人员占据了鲇鱼墩附近的几处楼房，居高临下，用步枪、机枪向护城河对岸的“踢派”扫射，我家的玻璃窗也子弹被打的稀烂。“踢派”武装人员凭借护城河边低矮的民房作为掩护，拼命地发射枪弹反击。这些“踢派”方面的武装人员，主要是二轻抗暴、交通兵团，机械兵团等组织中的一些部队转业、复员军人，身手敏捷、动作熟练，具有一定的军事素质，还有一些是116红卫兵组织的初中、高中学生，初生牛犊不怕虎，舍生忘死地往前冲。最后，“踢派”向“支派”据守的沐泰山药铺楼房发射凝固汽油弹，引发大火，“支派”被迫撤出，这场武斗才告结束。大火从下午2点多开始燃烧，火势蔓延越烧越旺，很快变为一片火海。当晚，鲇鱼墩一带火光冲天，映红了半边天，直到第二天大火才熄灭。这场武斗声势浩大，损失惨重，影响深远，被苏州人称为“火烧赵天禄”(或称“火烧占魚墩”)事件。这是苏州有名的“文革三把火”之一，另外两把火分别是“火烧医学院”和“火烧葑门孵坊”。南新路西侧的房屋与护城河并行，但并不是那种紧挨着河道的枕河人家，而是与护城河隔着一条长长的廊屋。护城河边有一条曲曲弯弯的临河长廊，向北一直延伸到阊门吊桥东堍。这一带被苏州老百姓称为 “南码头”。护城河很宽，是一条连通京杭大运河的航运大动脉。每天，护城河里的大船小舟穿梭来往，川流不息。经常可以看见，十几艘满载货物的货船头尾相连，在一艘小火轮的牵引下，缓缓驰经南新路护城河段，非常壮观。南码头是一个航运中转集散地，南来北往的货物，在这里装船卸船，上车下车，繁忙而喧闹。南码头时常停靠着几十艘船只，即有水泥机帆船、木板摇橹船，也有烟囱冒着烟的小火轮。有的船上滿载红菱白藕、瓜果菜蔬，有的船上装着粪便垃圾，那是苏州近郊农民来城里走街串巷收集到的“宝贝”，运回去给庄稼施肥。夏天的时候，满船满舱的西瓜青翠碧绿透着凉爽，往往引得附近的小孩偷偷潜水过去，乘人不备来个顺手牵瓜。苏州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赶散”，也就是大移民，始发点都在南码头。第一次是在明朝洪武初年，即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强行将江南40多万人口迁徙到苏北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被称为“洪武赶散”。洪武，是明朝的第一个年号；赶散，就是强制移民。当时，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五府的众多百姓，身背行囊、拖儿带女、掩面哭泣、惊恐万状，被头裹红巾、手执刀枪的明军士兵押送到苏州阊门南码头，登记造册后集体登船，沿京杭大运河北上，遣送至苏北的盐城、响水、淮安、泰兴、高邮、江都、海安等地，这些移民从此远离故土扎根异乡，或开垦种地，或淘海制盐。只有在梦里才能重回故里，拜祖归宗。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反元大军首领张士诚在苏州建立根据地，自称吴王，与朱元璋抗衡。1367年张士诚兵败被俘，缢死金陵。次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明朝。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也为了惩罚苏州城乡那些曾经支持和拥戴过张士诚的士绅商贾，将他们的家财田产全部没收，责令全家迁徙到苏北农村垦荒屯田，成为“洪武赶散” 的一支脉流。第二次是在600年后，即1969~1970年，历史重演，而且惊人的相似。1969年，苏州市革命委员会(当年简称 “苏革会”) 颁布政令，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为了缩小苏南苏北贫富差距、均衡人口差异，决定把苏州城里一部分干部和居民下放到苏北农村。当年，苏南城市相对富裕，苏北农村相对贫困，苏州市民谁愿意下放到苏北农村去？苏革会下达政令后，机关、企业、居委会等单位立即执行，宣传动员、思想工作、威逼恐吓等各种手段多管齐下，最终演变为不由分说的强制执行。许多“成分” 不好和一些政治上有 “问题”的干部、职工、居民不敢违抗，被强行下放到苏北农村扎根务农。我认识一家姓姚的家庭，姚先生是税务局干事，文革中被单位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正好赶上“下放苏北”动员令，单位“革委会”领导点了他的名，指示他回家说服家属，一起下放。姚先生的妻子原是苏北潥阳人，深知苏北农村的贫穷和落后，她好不容易嫁到苏州来，进了国企单位苏州橡胶厂工作，岂肯再回苏北农村吃苦受罪。所以无论姚先生怎样劝说，她一口回绝，坚决不去。姚先生当晚回到“五.七”干校后，无法向组织交待，竟然在宿舍悬梁自缢而死，时年仅40多岁。留下三个孩子，长子16岁，长女12岁，次子10岁。后来，次子因病没能及时就医，患上小儿麻痹症，成了残疾人。根据苏州地方志记载，这次苏州城市下放苏北农村的干部、职工和居民共有一万多户、三万七干多人。下放人员被注销苏州城市户口、辞退公职、腾退住房、私房充公，子女如果年幼尚无工作，一并举家跟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首批下放人员启程那天，天寒地冻、阴霾蔽日、北风呜咽。“苏革会”在阊门南码头隆重举行欢送大会，红底黑字的横幅标语写着: “热烈欢送革命干部、城市居民赴盐城安家落户”、“向奔赴苏北盐城安家落户干革命的同志们学习致敬！”。吊桥上和吊桥堍，红旗飘飘、锣鼓震天、悬挂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不断传出阵阵口号声:南新路西侧的护城河里，早已停着十几艘航船，首尾相联，整装待发。每艘航船的船头上矗立着一幅毛主席画像、插着一面红旗，船顶上装载着行李、家俱，船舱里坐满了下放人员，男女老少，面无表情。阊门前的吊桥上，护城河的两岸，挤满了欢送人群，有单位组织的欢送队伍，有下放人员的亲朋好友，更多的是前来看热闹的革命群众。当时我就挤在人堆里，亲眼目睹了这一“文革赶散”事件。只听一声低沉的汽笛鸣响，顿时锣鼓齐鸣，口号喧天，南码头一片沸腾。船上的下放人员与岸上送别的人们共同摇着 “小红书”，挥手告別。长长的船队，由一艘柴油发动机轮船牵引着，缓缓驰出南码头，沿着护城河徐徐前行。船队驰离南码头后，冥冥之中不知被什么力量驱使着，我立刻跑下阊门吊桥，与那些送别的亲友们一起，追随船队，沿着南新路跑到金门南新桥上，然后又跑到胥门万年桥上，一次又一次地向桥下驰过的船队，向那些奔赴苏北的人们挥手送别，直到船队进入京杭大运河，驰向远方……故事到这里似乎已近尾声，其实这仅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在我目送逐渐远去的船队中，有一位与我同姓的姑娘，那年她刚满16周岁，跟随父母一起下放苏北农村，住土房、干农活，吃苦受累、历经磨难。后来她参加高考，于1979年考入苏州丝绸工学院(后并入苏州大学)，重新回到苏州城里，毕业后留在苏州工作，后来与我相识相恋。1983年，我们喜结连理，她成为我的终生伴侣 ……我在南新路住了5年多时间，搬走后很少再去，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最近，我再次重走南新路，阊门进、金门出，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想，思绪如泉，感慨万千。1958年被拆除的阊门，时隔40多年后，于2004年在原址复建完毕，重现雄姿，令人眼睛一亮。南新路已经在几年前改造过了，现冠之以 “南新路商业街”。路西的人家已尽数拆迁重建，成了一家接着一家的面馆酒肆。这些苏派建筑古色古香却又时尚典雅。几乎每户店家的后门都通往护城河边的长廊，廊檐下挂着一盏盏灯笼，色彩斑斓样式各异。沿着长廊，不时见到用绿植、灯光、诗词和奇石点缀的景观，营造出江南水乡温婉的气氛。路东靠近阊门一段的民居也拆了不少，我早年居住过的南新路106号早已拆除，成为一片空地，背后就是复建后的城墙。原来的南码头已经不再承担运送货物的用途，没有了当年舟楫奔突、船舶争集的景象，只是偶尔看见一艘装饰华丽的游船，满载着游客在护城河里徜徉。护城河边用花岗岩做成的栏杆，还装上了灯带，将商业街的夜晚勾勒出一条绚烂的线条。南新路小学已经消失了，原校址建了一个街心花园，名叫“暖心园”。花园内绿意盎然花团锦簇，还有健身器材和坐椅，成为居民休闲的地方。幸好，学校的一幢三层教学楼还在，给我留下一点念想，只是昔日的教学楼现已成为一家单位的办公楼。金门，风姿依旧，城门顶部的绿色藤蔓悄悄垂下，爬滿城门一角。百年南新桥已拆除重建，并于2021年5月6日正式通车，南新桥成为一座名符其实的新桥。崭新的南新桥更高了，由原来的10米通航净空提升为17米，解决了大型旅游船舶的通航需求；南新桥更美了，桥堍四面，装饰着用汉白玉制作的姑苏繁华图浮雕、白居易诗句的云联，展示着浓郁厚重的吴文化。桥下还留出人行通道，与环古城健身步道贯连。一块刻有“南新桥”3字的旧石碑，仍然矗立在南新桥边，跨越百年时空，将新旧两桥联系在一起。1966年9月~10月间，苏州的红卫兵小将四处煽动造反，踢开党委闹革命。图为红卫兵批斗苏州市委书记柳林
1967年2月18日，革命造反派夺取了苏州市党政大权，宣布成立 “毛泽东思想苏州市革命委员会”（简称“苏革会”）。图为成立大会现场
1967年10月7日，苏州“金门事件”现场
江苏省军管会委派第二十七军组成五人小组来到苏州，于1967年8月24日至1968年11月4日为制止武斗做两派工作。图为“金门事件”中五人小组在南新桥对参与武斗的两派人员进行隔离、调解。
1967年8月23日，两派在阊门吊桥一带武斗并发射燃烧弹，占魚墩一带商业区被大火烧毁。图片为《火烧赵天禄》事件现场。根据苏州地方志记载，1969年~1970年，苏州城市分批下放苏北农村的干部、职工和居民共有一万多户、三万七干多人。这是首批下放市民驰离阊门吊桥南码头的情景。
上世纪70年代的南码头
2004年在原址复建的阊门
阊门的水城门洞
南新路商业街，餐饮店一家连着一家
南新路护城河边
重建后的南新桥新姿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部分图片文字来自《苏州地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