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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李培永: 造反大学生玩枪走火, 我侥幸躲过一命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6-04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李培永,1965年毕业于华师一附中高中,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送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培训后,1967年分配到武汉市水厂路中学工作。1980年调回母校,高级教师。1990年调海南省农垦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原题

我的文革十年

(下)




作者:李培永


04

顺江东流去上海,

乘车南下到广州


尽管中共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停止大串联,并明确规定12月20日以后不再提供免费乘坐火车、轮船、汽车;从12月1日各地政府不再给串联的外地学生提供免费食宿。但是,夏国林和我都觉得亏欠了红卫兵的骨干们,让大家抓紧时间,争取在12月20日停止大串联之前,哪怕跑一两个大城市看看也好。

1966年11月底,住在汉口的同学好不容易弄到几张大客轮“东方红”的船票,我们上船一看,基本上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串联的大学和中学学生。白天,船上革命歌曲此起彼伏,欢声笑语随着江水向东流去。晚上,三三两两在船边扶栏看两岸流动的夜景,尽管只能看到远处的点点灯光如同当时农村的油灯一样昏暗,也难掩饰学生们激动兴奋的心情,毕竟大家大多都是第一次独自远行。

如果不是大串联,哪个家长有钱让学生走南闯北?我家住在武昌火车站旁边,从早到晚只见南来北往的火车轰鸣而过,不知坐火车的滋味;偶尔坐轮渡往返汉口武昌,看到“东方红”大客轮上走动的人们,梦想哪天自己也可以坐它顺江而下该是多么好玩啊!

没有想到实现梦想来得这么快,令人来不及回味。船到上海码头,沿江边走到外滩,去南京路看看。还在读高中时就知道南京路上“好八连”,而且在湖北剧场看过以好八连事迹创作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走在南京路上,那感觉与走在我们汉口的江汉路上也差不多,只不过南京路上的高楼大厦更多更高而已。

当年高考也曾填报过上海交大,于是去那里看看校容校貌,结果看到的是满园的大字报。

两天后,乘船返回武汉。

船过有小汉口之称的武穴后不久,看到船的扶栏边,有很多人围观,只见一位不知来自哪里的女红卫兵,坐在那里手捧一尊头被碰破了一点点的毛主席的石膏雕像,满脸难受之情,不知所措。围观者七嘴八舌,言不及义。一位男红卫兵走过去,一口标准的武汉普通话对她说:“我‘请’伟大领袖毛主席可以吗?”一个“请”字,表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已经深入人心了!那时已经不允许对毛主席的雕像、画像、《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说‘给、要、买、卖’等词,必须用此尊称!

女红卫兵不知怎么回答,双手把那尊破了头的雕像,非常虔诚地举起来。男红卫兵双手接过去,走到扶栏边,高声说:“请伟大舵手毛主席继续畅游长江吧!带着我们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吧!”说完,就把那尊雕像扔到长江里了。围观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没有一个人哪怕说一个字“好!”

人们都静静地散去了,女红卫兵如释重负,满眼谢意看着那位热心助人的男红卫兵远去的背影。

这一幕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至今快六十年了,难以忘怀!我不知道那位勇敢而机智的红卫兵是那个学校的,更无从知晓他的人生经历,但他的言行给予我思想上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让我想起了高中《语文》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

从上海回武汉休息几天后,我们又急急忙忙南下去广州。我们到广州时,各中小学红卫兵串联接待站全部关闭,除了乘车免费外,食宿都要收费。好在我们短训班的学生每个月有十三元五角伙食费,我们出发前,在总务处领了两个月的伙食费,足够付两天的食宿费了。

广州大小餐馆当时还保持着先吃后付钱的传统。

有一天,我们在一条河边的小餐馆的二楼吃饭,现在记不清是一条什么街了,但记得那个餐馆的格局:店面大门朝街,收银台在一楼进门处,吃饭的客人坐楼上楼下自便,二楼朝河边的窗户下面就是河水。我们上楼坐在靠窗边一张桌,那个店的服务员不多,吃完饭结账,要等服务员来清点各种不同规格的盘子的数量,然后写单,到楼下收银台买单。

坐在窗边的我们,突然听到窗外河水上传来“啪”的一声,一二分钟后,又传来一声“啪”,循声看到,是从旁边的窗户扔下的盘子落水的声音!原来,那桌的几个外地学生模样的食客,居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逃单!我相信,除了我们这桌的几个人看见了之外,还有人也看见了。但是,出门在外莫管闲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古训,让见者禁声,让小人得逞。只能慨叹那几个小人实在是缺乏好的家教,古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应该广而告之。

“大串联”期间,两次上北京,都是组织上安排的;东到上海,南下广州是自己决定的,为什么选这两个地方呢?当时,“大上海”之名如雷贯耳,去广州则是因为冬天南方不冷吧!这只是表象,也许是“宿命”吧!我在77岁的今天,回首往事,才知道,且相信“宿命积福应,闻经若玉亲”。

05

被钢二司通缉,

避乱鄂西北郧阳


 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元旦社论中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此号召下,全国进入了“全面夺权”“全面内战”时期。

元月26日,武汉造反派夺了湖北省委、省政府大权。但也就在前三天,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成立,军区党委代替原湖北省委领导湖北工作,以填补省委省政府垮台后留下的权力空白,“公、检、法”全部实行军管。

此时毛主席发布解放军“支左”的命令。他本来指望军队“支持左派”,去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大部分支左的军队并没有支持左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  

在大年除夕的二月八日,“武汉二司”、“工人总部”、武汉钢铁公司“九.一三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等单位联合署名,在《长江日报》上就时局发表了一个声明,时称《二八声明》。《二八声明》声称,全武汉、全湖北要在“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的基础上,由签署联合声明的这些“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掌权”。短短几天,有五六十个组织发表声明支持《二八声明》。一时间,造反派赞《二八声明》是“大香花”,保守派斥之为“大毒草”。

《二八声明》发表之后,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的钢二司发布《通缉令》,通缉学校革委会主任、红卫兵负责人夏国林,革委会宣传委员李培永。

我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考虑到造反派已经从省政府到各单位夺取了权力,我们只能避其锋芒,三十六计,“走为上”。高中部一位红卫兵骨干说,他的父亲是某部队的负责人,父亲的战友是郧阳军分区司令员。他回家问问他父亲,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去那里避一避风头。我们立即找来地图,找到郧阳的方位,同意他的意见。

他的父亲与郧阳军分区司令员电话联系后,同意接待我们。我们乘坐郧阳军分区的两辆北京吉普车离开武汉,日夜兼程赶赴郧阳。

当时的郧阳县城依山傍水,民风朴实。我们住的军分区招待所在县城边的山腰上,地势较高,郧阳地区专署和县政府在县城中心,整个县城不大,只有一条正街,半天时间就逛完了全城。

我们住下不久,军分区司令员来招待所接见我们,嘱咐我们不要乱跑,不要乱说,在这里好好休息。其实,哪能休息,当时全中国哪里没有两派在斗?

后来,我们发现郧阳中学就在军分区招待所旁边,郧阳中学的学生也象武汉的学校一样,两派斗得不亦乐乎。我们去学校找到军分区支持的那一派学生的头儿,他叫阮长华。我们和阮长华见面交谈后,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三观”一致,一拍即合。后来就与他们一起参加当地的“文化大革命”。

记得当时另一派学生要批斗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王文波,我们立即请王文波书记与我们一起,住在军分区招待所,就凭我们是大武汉来的“造反派”,他们就不来找王文波书记了。当时通讯、交通都非常落后,武汉的消息传到郧阳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而且,一看我们就是从大武汉来的学生,也搞不清楚我们是哪一派,那一派的学生也不来自找麻烦了。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后来,“造反派”开始冲击解放军领导机关,抢夺解放军的枪支。郧阳军分区也不例外,有一天晚上,军分区的枪械库的枪,眼看就要被另一派学生抢走了的时候,阮长华带领一批学生先下手,把军分区的枪搬到学校来了。我们几个武汉去的同学都没有参加他们的这次“行动”。

当时,地委机关有一位小车司机,平时与我们关系比较好,经常开车送我们到下面一些县城去“考察”。他把抢来的一支手枪送给我,我也没有多想,就把它带回武汉存放在家里,从来不敢拿出来。不曾想,后来……

那时,参加抢枪的学生都不懂如何使用枪支。当时,有一位从郧阳中学毕业考到武汉华中农学院,文革期间回到家乡造反的同学,名叫吴文学。有一次,我们一起乘吉普车从郧阳到房山县去,当车开到一座大山的山腰时,吴文学要司机停车,他要下车打枪玩。他拿出手枪,我们几个人围着看他摆弄。当时,我正好站在他对面看,他的枪口正对着我。

看着看着,我突然想起母校华师一附中郎君诗校长,他以前是老八路军干部,在一次学生干部民兵实弹射击训练时的讲话,他说:“长枪朝天,短枪朝地,枪口对人,三天禁闭”。我赶忙转到吴文学的背后,刚站定,“砰”的一声,子弹射到他对面的山石上。我在惊吓之余,庆幸自己躲过一次灭顶之灾,从心里感谢我的老校长!感谢郎君诗校长教给我的那段顺口溜,救了我一命!

后来,武汉军区“支左办”坚决支持保守派,抓了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我们得到消息后,立即就回武汉了。

06

回到学校百无聊赖,

幸遇恩师学下围棋


我们实验师范学校侧门出去左转三四百米,就是武汉军区大院。1967年6月中旬,军区大院传出消息,年初参与夺省市政府权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都被武汉军区给抓起来了。远在鄂西北的我们得知这个信息之后,恳请军分区司令员派车送我们回武汉,他非常高兴地答应,第二天就送我们回学校了。

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发展,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学校“造反派”与“革委会”、“钢二司和红卫兵,两派斗得疲惫不堪之后,偃旗息鼓,相安无事。加之我们短训班学生早已过了原定一年的分配工作时间,大家也厌倦了互斗,学校局面趋于平静。有不少学生回家了,很多同学住在学校,每个月享受13.5元的伙食费,在学生食堂一日三餐,饱食之后,或外出闲逛,或在宿舍看书学习,或下棋打牌,各得其所。

当时,学校练琴房里面的钢琴早在“运动”初期就搬到仓库保存起来了,空了许久的练琴房就被一些胆大的学生占为自己的单间宿舍了,整个社会都是无政府状态,学校总务处的管理员对此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于是,那些小小的练琴房,就成了爱情的“先知先觉”者的“谈情房”。那小小的房间,空间不大,但可以放一张单人床,两把椅子。刚好容得下两人相拥相亲、谈情说爱。

我实在没有想到,有一天中餐之前,在食堂门口。一位老师指名找我谈话。

老师:“我是张继志老师,以前教幼师的语文。你不认识我,但是,我知道你。我想问问,你会下围棋吗?”

“张老师,我不会下。”

“想学吗?”

“想啊!”

“那好,你今天晚饭后七点钟吧,到这个琴房第三间来,我教你。”张老师指着食堂大门对面的一排幼师学生的练琴房间说。

“谢谢老师!我一定准时来拜您为师!”

现在也记不清那一排练琴房到底有多少间了,只记得那一排房子,面向食堂大门一边和它的背面一边全是一间间小房间,只能放一架钢琴和一张学生座椅。真不知道张老师是怎么“抢”到一间做他的“练棋房”的。

晚上七点,我准时到琴房第三间,张老师已经坐在那里了。房间里面只有一张课桌和两把椅子,一副围棋放在桌上。那里也只能放下这几样东西,我们也只要这些就足够了。

我与张老师第一次见面,应该说了许多关于围棋方面的话,但是,现在都忘记了,只记得他跟我约法三章。

第一,从今天开始,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每天晚上七点开始下棋;

第二,每天晚上下三盘,如果你连赢三盘,就升一级;

第三,三思而后行,落子不悔。

张老师详细讲解围棋基本规则、死活问题之后,就开始实战训练。从让十三子开始。

每下完一盘,张老师都要复盘,仔细讲解哪一颗子下得比较合理,哪一颗子是不讲理的。以后每一次都要结合实战具体情况,讲定式,说棋理,顺口就说出许多围棋术语,如“金角银边草肚皮”“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等等,让人终生难忘。

第一天晚上三盘棋下完都快转钟了。张老师一定要我陪他去学校门口的餐馆宵夜。我们边走边聊,聊的还是围棋。张老师当时大约五十岁左右吧,中等身高,身材偏瘦,手指纤长皮肤白润,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说话轻言细语,不急不忙,娓娓道来。

从第一次跟张老师在琴房学棋到年底分配工作后离校,差不多一年时间。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在那个小餐馆看到,一老一少师生二人宵夜时还“棋”不离口。我在张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棋力渐长,和张老师分别时已经开始下分先棋了。从让先十三子,到分先对弈,不知耗费了张老师多少心血,而张老师却乐此不疲!我每升一级,他都要在宵夜时特别犒赏。难忘师恩!

更难忘的是,张老师得知我被分配到水厂路中学之后,特地从武昌赶到汉口,带我去拜访住在我们水厂路中学旁边的汤之望老先生。

当张老师领着我走到汤公家时,只见汤公开门迎客说:“张老师总是准点,真不愧是当了一辈子老师的!”

张老师笑着说:“汤公客气了!”然后向他介绍我的情况。汤公握着我的手说:“既然是张老师的学生,现在又是邻居,欢迎以后常来。我先跟老朋友切磋一盘再慢慢聊吧。”于是我们随着汤公移步到他的书房。

汤公书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桌上除了文房四宝外,就是一副云子和日制木质棋盘。汤公对我说:“小李老师,我和张老师这盘棋早已约定,你先看看棋,或看看书,请自便。”说完,两位便开始手谈,只听云子落盘声,不闻闲言碎语。再看两位老师,都是那么聚精会神,我端坐一边观棋不语。一边看,一边想,如果是我,这一颗子会下在哪里好呢?

看着想着,突然想到围棋棋子无论黑白,放在棋盒里全都一样,不分彼此,不论贵贱。棋手取子从来不看,可谓闭着眼瞎抓,抓着哪个是哪个。哦!这里不能用“抓”,“抓”太粗鲁了。记得张老师教我下围棋的第一天,就强调并示范“持子”。一般用右手,食指和中指,中指在上,食指在下,轻轻到棋盒里夹起一颗棋子,轻轻放在棋盘上,经过思考后决定的那个地方。切记不要用手指把棋盒中的棋子翻动出声,更不要把棋子拍到棋盘上去,而是用中指轻轻地把那颗夹着的棋子,悄无声息地推到棋盘上。欣赏两位老师持子的动作,不仅仅是一种美的享受,更让人体悟到纹枰对坐,实在是人品的文明熏陶!

当然,一旦把那颗子放到棋盘上了,那可就不能再移动了。这是下棋的铁律,叫做“落子不悔”。传说,棋圣聂卫平小时候,有一次跟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下棋,陈老总不小心掉一颗子到棋盘上,想去把那颗子拿起来,时年六七岁的聂卫平,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马上站起来,一双小手抓住陈老总说:“落子不悔!落子不悔!”

诚然,棋子落在棋盘上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有高下、贵贱之分了!于是,就有“胜负手”之说,即纵观全局,那颗子决定了那盘棋的命运,也是俗话说的“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的那一颗子。又有一说,“人生如棋”是不是在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本来与他人都差不多的,就看决定你一生的“胜负手”,是不是抓准了、抓住了。那么,我的未来呢?决定我人生的胜负手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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