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丨徐方: 忘年交顾准伯伯, 我戒安眠药他戒烟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原题

我所认识的顾准

顾准伯伯于1974年12月3日病故。屈指算来，至今已整整40个年头。笔者是在1969年11月随母亲下干校的时候认识顾伯伯的，直到他去世，长达五年。在文革那黑白颠倒、人妖不分的岁月里，我与顾伯伯从初识、到相熟、再到成为忘年交，是一段永远不能忘怀的经历。那五年也适逢我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时期。目睹顾准伯伯对追求真理的执着，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对恶势力的不屑，对晚辈的谆谆教诲，再加上我跟他在思想上的直接交流，这段经历使我受益终生。

我虽然是在干校期间认识顾伯伯的，可那时他是监管对象，处境特别恶劣，时不时会挨斗，动辄得咎。记得一次我从公社中学放学回来，路过集市的时候给他买了个香瓜。他特别高兴，掏出小刀刚要切，不巧让排长看见了。他大声呵斥：“顾准，你这瓜是从哪儿来的？”吓得我心怦怦直跳……所以，尽管我喜欢跟他聊天，但要特别小心，得趁没人的时候，而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受顾伯伯影响最多的时期，还是1972年7月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之后。

1972年初，我从干校返回北京。由于没地方住，只好投奔当时在兰州的父亲，随即考入甘肃省歌舞团乐队拉小提琴。不久，因患慢性肝炎回北京养病。

这是我跟顾准伯伯交往最多的一个阶段。我家因下干校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顾伯伯有家不能回，也同住在这层楼上。我们成了近邻。

自从文革开始后，顾伯伯一直在没完没了的批斗、检查、交代、劳动中度过，没有任何私人空间，更没有搞学术研究的起码条件。此时，人们忙着清查“五一六”，对顾准这样的“死老虎”已经不感兴趣，放松了监管。他不仅拥有一间单独的住室，而且行动也很自由。伯伯赶紧趁这难得的机会，开始着手探索研究。为了解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花十年的工夫，对东西方历史做一个彻底的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娜拉出走后怎样？”这是鲁迅先生曾提出的问题。顾准重新提出，意在思考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会出现什么问题，应该怎样解决？他甚至已经拟定了将要写的那本书的书名：《东西方哲学思想史》。

顾伯伯为了给自己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那段时间大量阅读，经常是一两天就读一本书。他读过的书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左传》《史记》《战国策》《戊戌以来三十年政治史》《基督教的建立》《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中世纪史》《日本史》《经验与自然》《经济动力学》《国外科技动态》……内容广泛涉及历史、哲学、宗教、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

他每天白天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写读书笔记，晚上经常跟母亲和我聊天，谈他的思想、他的研究计划，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顾伯伯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有一次跟我们谈到中日关系，他认为：“中国和日本是近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互补。中国有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日本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这两个国家要是能合作，力量可不得了。”他还戏称自己是“亲日派”。

还有一次谈到台湾，他告诉我们：“台湾经济已经起飞，正在高速发展，是真正的‘大跃进’。一个小小台湾的年出口额，超过了整个中国大陆。”我那时受到的教育是：“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定要解放台湾”。听到如此颠覆性的描述，惊讶之极！当时正值文革期间，绝大多数国人还处于封闭状态，对外界几乎一无所知。顾伯伯了解到的上述信息，相信来自他所阅读的国外经济学资料，而这些资料都是从经济所图书馆借的。感谢图书馆长宗井滔先生，文革期间一直坚持购入国外最新资料，使顾准能够及时了解、吸收国外六七十年代经济学思想及经济动态，站在学术最前沿。在那个年代能做到这点极其不易。

1972年7月，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此时，顾伯伯的妻子汪璧自杀已近五年，孩子们跟他断绝关系也有六个年头了。他常自嘲是“丧家之犬”。怀念亡妻、思念儿女，这种情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跟他聊聊天，大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的痛苦。他把我当成晚辈，倾注了很多关爱，在学习、生活、做人等方面给予了很多指点。

那年我18岁，还很不成熟，对伯伯的许多学术思想并不能真正理解。

不过，在我心目中，他是个极有学问的师长，无论问到什么问题总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就是“clear cut'”。一次他跟我母亲开玩笑说：“咪咪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忏悔神父’了。”

一天，伯伯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将来做什么。当时我正自学英语，同时漫无目的地浏览各种文科书籍。那个时候还没有考大学这一说，依我的初中文凭，没敢多想。于是回答：“想当小学教师。将来要是有机会，能翻译一两本有价值的英文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就很知足了。”他听了后直摇头，说：“你给自己订的目标太低。有道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绝不可能超过当初给自己制订的目标。所以订目标时一定得高标准，然后朝着这个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走到之后，再重新订一个更远的目标。人的生活要是没有目标，就没有中心，如同行尸走肉。”今天回想起这些话，虽然是对我的指点，实际上道出了他的人生观。他对自己就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那时求知欲极强，囫囵吞枣地读书。可顾伯伯却告诫我：“读书不能死读。千万别以为凡是印成铅字、变成书的就是正确的。有些名人、伟人写的书照样有荒谬之处。读书得既钻得进去，又拔得出来。自己站得高，才能看出书中的问题。”今天读过顾伯伯遗著的人会发现：他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绝不盲从于任何人。

例如，他年轻的时候曾坚定地信仰过那个神圣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远大理想，他放弃了已经到手的优越物质生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伟大的事业”中去。可经历了种种残酷现实之后，他痛苦地发现，他所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他尖锐地指出：“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天堂并不存在，有的只是进步。”（《顾准文集》，第370页）一次，他跟我和母亲感叹：“天堂固然好，路有冻死骨。”

他还提醒我说：“你现在很努力，这很好。不过作为女人一生要过两关：结婚和生孩子。多数妇女结婚后就不再搞事业了，一心扑在家里。而生孩子后仍能坚持搞事业的，更是凤毛麟角。我希望你将来能够闯过这两关。”

有一段时间，我父亲来北京探亲，他很快也跟顾伯伯成了朋友。父亲是水电部高级工程师，1969年下干校。两年后干校解散，把他发配到兰州电力修造厂。厂里指派他做翻砂工，一干就是好几年。在那些蹉跎岁月里，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专业，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去王府井外文书店购买大量国外最新技术资料（影印本）。

父亲回来后，一家四口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读书。他发现顾伯伯每天都去图书馆，就跟他商量能否借用一下他的地方，伯伯欣然应允。于是每天早上顾伯伯去北图，父亲到他的房间读书，晚上伯伯回来，父亲再把地方让出来。有时父亲买一些酒、肉、小菜请顾伯伯吃，跟他谈天说地。

父亲在北京住了一个月，读了一个月书，拉了一个月计算尺。顾伯伯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非常感慨，问我：“你将来是想做父亲那样的人呢，还是做母亲那样的人？”我跟母亲很谈得来，颇受她的影响，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想做母亲那样的人。”可伯伯却说：“我看你还是做父亲那样的人更好。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国家建设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才。”

学部从干校刚一迁回北京，顾伯伯就急切盼望跟孩子们恢复联系。为此，他还特地到照相馆拍了照，加印之后附在给孩子的信中。信上说：“附去照片六张，是刚回北京时照的，哪一位要照片，可以给他。我现在还没有力量照顾你们，附去省下来的油票一张，表示一点心意。”下面粘贴的是一张从他自己嘴里省下来的油票。（《顾准日记》附录，第398页）那张照片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顾准晚年唯一一张在照相馆拍的正面照，当初却是专为孩子们拍的。那个年代的北京市居民，每人每月只能领到半斤油票。这点儿油一般人自己都不够吃，很难省下来送给别人。这点点滴滴的小事渗透着他对孩子们多么深的爱啊。

那些日子顾伯伯一直盼望几个子女来看他，为此还专门准备了一套新被褥，幻想哪天孩子来了可以用上。

有一次赵人伟叔叔来八号楼找他，看见他躺在床上，脸色特别难看，赶紧问是否病了？他说不是，是听说大女儿回北京了，想见一面却见不到，心里不好受……

1966年1月，顾伯伯被迫与妻子离婚。离开家时他没带走任何照片，而他自己从幼年时代起拍的照片，都在文革初期被孩子毁了。

1972年11月底，陈敏之从上海来北京看他。他向弟弟倾诉了对亡妻和孩子们痛彻心扉的思念之苦。六弟为了排解他的苦闷，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顾准全家福照，还从年近九旬的老母亲那里、从三妹陈枫那里，收集到这样一些照片：顾准五个孩子在长沙发上坐成一排的合影、二儿子高梁在内蒙古插队的照片、大儿子小米（顾逸东）与奶奶（顾准母亲）的合影、大女儿棓头抱着她孩子的合影……顾伯伯看到这些照片百感交集，他亲自动手做了一本相册，还在乳白色半透明夹页上处注明这些照片拍摄的大致年份。这个相册对他来说简直是无价之宝，是他与活着或死去的亲人见面的唯一途径，他经常久久地凝视着这些照片……

顾伯伯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请六弟选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陈敏之伯伯将这本相册及其他一些遗物留给了我和母亲，一直珍藏至今。

顾伯伯那时每天除了读书、写笔记外，还翻译经济学著作。他在跟巫宝三先生探讨经济学源流时，了解到罗宾逊夫人在西方经济学流派中的地位，于是决定翻译她的《经济论文集》。此书内容相当艰深，译成中文绝非易事。我母亲感到不解，问道：“要想了解罗宾逊夫人的经济思想，读她的书就行了，何必费那么大力气翻译过来？”顾伯伯说：“我希望将来译著能岀版，这样可以挣些稿费给孩子们贴补家用。”

母亲认为通过搞翻译挣钱不是办法。一是当时还处于文革期间，读西方经济学著作都犯禁，根本看不到这类译著出版的希望；二是当时翻译稿酬极低，每千字只有3～10元。母亲开玩笑说：“要想指望搞翻译挣钱，只好喝西北风了。”可顾伯伯却相当执着，认为只要有朝一日译著能出版，对孩子们就“不无小补”。每当我们看到他埋头做翻译，书桌上堆放着厚厚的一叠译稿，都受感动。这里面包含着多么深的舐犊之情啊……

顾伯伯非常爱他的孩子，每当提起孩子，总是很激动。一次，他如数家珍地谈到几个孩子的学习，哪个考取了科大，哪个进了清华，哪个连续多少年被评为三好生……最后，他用上海话自豪地对我们说：“请允许我不谦虚地说一句：我那几个孩子是‘叫花子吃老鸭——只只好’。”

顾伯伯有时看到我和母亲非常亲密，对我母亲说：“真羡慕你有这样一个好女儿。你们看上去不像是母女，倒像是姐妹。”母亲说：“我的教育比你成功，因为我从来不对孩子讲假话。自从咪咪懂事后，我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真实看法讲给她听。从镇压反革命到公私合营，从反右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直至文化大革命。我不仅把她当作孩子，还当作好朋友；而你过去只跟夫人讲真心话。在子女面前，两个人却统一口径，一律‘正面教育’。让他们‘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他们看到你多年来为‘党’所不容，视为异己，怎能接受这个现实？又怎能不背离你而去？恕我直言，你跟几个孩子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自己也要负部分责任。”伯伯听了这番话陷入沉思，竟无言以对……

现在看来，他当时那样做恐怕有难言之隐。作为多次挨整的人，对子女讲真心话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为了安全起见，只能心里想一套，嘴里说一套。这样的教育，再加上社会上强大的宣传攻势，孩子们对他产生误解就在所难免了。笔者认为，顾准的家庭悲剧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他们全家每个人都深受其害，这不能具体怪谁。正如他所说：“是整个时代使然。”

上海解放初期的顾准

我是1969年底认识顾准伯伯的，那时他的妻子汪璧（原名：方采秀）自杀身亡已一年多。在我后来跟他相处的几年当中，经常能感到他对妻子深深的怀念。笔者重读顾准的《息县日记》，看到里面多处哀伤地提到亡妻：

这些日记片段，犹如《长恨歌》中所唱：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一次伯伯谈天时，不知怎么就说到人生的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偶、晚年丧子。这时他陷入深思，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可我体会，晚年丧偶也是不得了啊！”

他的房间里有两张拼在一起的书桌，当中摆了一只翠绿色玻璃罩的双头台灯。我感到好奇，问伯伯为什么一个人做学问，却要用双头台灯。他说：“我是有意选这只灯的，因为过去在家里和妻子汪璧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摆放桌子，用的就是这种灯。现在坐在桌前，看到这只灯，就会感觉汪璧仿佛坐在对面，和我一起读书……”

听骆耕漠伯伯讲，有一次他请顾伯伯去莫斯科餐厅吃饭。没想到去晩了，已经客满，他们败兴而归。在回来的路上，顾伯伯建议不乘车，一起散散步，于是两人往回走。可顾伯伯并没有走钓鱼台那条大马路，而是慢慢地走进了百万庄住宅小区，径直走到他过去住的那栋楼前，抬起头默默注视着楼上的窗子。骆伯伯这才意识到他在怀念已故的妻子，只好劝道：“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想了。”说罢拉着他离开了那栋楼。

顾准伯伯的母亲一共生了10个孩子，他排行第五。在兄弟姐妹当中他跟六弟陈敏之感情最好。

文革开始后，兄弟二人同时受难，分别在北京、上海遭到隔离审查，从此音信皆无。1972年7月，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陈敏之得到消息，迫不及待地赶到北京探望，阔别十年的兄弟终于重逢。劫后余生，万分激动。两天后，顾伯伯请六弟到前门烤鸭店吃饭。当晚他跟母亲说：“今天去吃烤鸭，可是露了怯。我俩几乎没怎么吃东西，在饭桌旁抱头痛哭，弄得周围的人面面相觑，不知出了什么事。”

后来他们之间的谈话，不愿再触及那些伤心往事。顾伯伯建议六弟多读一些史书，特别是西方史。他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朝代的更迭、嬗变总是知道一些梗概，但是你如果不懂西方历史，也就很难真正懂马克思主义。”

陈敏之回上海后，他们开始鸿雁传书，直到顾伯伯去世。“其热烈程度简直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人。”（陈敏之语）似乎有一种默契，彼此收到信后，都毫不耽搁地立即回复。这些信件的内容，没有亲人间的家常琐事，而是对一些彼此都感兴趣的历史或现实问题的认真讨论，其中不乏六弟向五哥的求教。

1973～1974年间，应六弟的请求，顾准伯伯将他多年来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加之那段时间的读书心得，写出一系列笔记形式的论文：《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史官文化》《科学与民主》《民主与“终极目的”》……他将这些文章陆续寄给了六弟。

这些充满智慧与心血的文字，凝聚了顾准的思想精华。文章的一些内容涉及敏感问题，在文革那个黑暗的历史时期，一旦被发现，很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感谢陈敏之伯伯，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论文保存了下来，之后又历尽艰辛结集出版。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

笔者第一次见到陈敏之伯伯是在1974年春。那时我患慢性肝炎在北京养病，久治不愈的肝病把我搅得心烦意乱。母亲让我去上海散散心，顺便探望外婆。临行之前，顾准伯伯托我带一封信给他的六弟陈敏之。信送到后，第二天陈伯伯和他夫人就来找我，一定要请我去他家吃饭，说顾伯伯在信中讲：“这个小姑娘和她母亲这些年来对我非常照顾。我客居此地，无法答谢，请你代我好好招待一下她。”

那天晚上他们夫妇竟为我一个人准备了一大桌菜。我生平第一次被人如此盛情款待，感动得不知所措。陈伯伯端起酒杯说：“咪咪，我要谢谢你，也谢谢你母亲，这些年来给予五哥这么多关照……”

1974年夏，我的病略有好转，返回兰州工作。陈敏之伯伯这时再次去北京，在顾伯伯那儿住了几天。不久之后，我在兰州收到了顾伯伯的信，里面谈道：

读到这里，我心里阵阵酸楚，顾伯伯实在太渴望亲情了……

陈敏之伯伯离开北京后，又去了银川、兰州、西安等地。他到兰州就住在我家，我和父亲招待他吃饭，陪他游览当地的名胜古迹。

我在给母亲的信中讲了这些情况，顾伯伯很快就写来一封信，表示感谢。信中说：

徐方二十三日的信转给我，读过之后，对于你们二位对我的弟弟，对我如此盛情，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了。他到你们那里，料想会被你们的隆重接待弄得团团转，这是他的事。我在这里，虽然到不了兰州，也必须趁他去的机会，写这封信，表示一下我的感激，因为你们的盛情是对二个人的，我虽未能身受，我自然并不是没有分的。

……

顾伯伯病重之后，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立下遗嘱，其中交代：“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

陈敏之伯伯接下这沉甸甸的遗稿，心急如焚。他深知顾准学术思想的价值，曾引用鲁迅的一段话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更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他说：“我手里捏着的不仅是一团火，而是一团熊熊烈火。”（《顾准文集》附录，第432页）

陈伯伯没有辜负五哥的生前重托，在历尽坎坷18年后，终于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与读者见面。到了1994年，更出版了《顾准文集》，避免了一代思想家的思想湮灭在历史长河中。

顾伯伯外表看上去有些高傲，我行我素，内心实际上是个极重感情的人。他脾气有点儿倔，不了解的人会感到难以接近。

记得刚从干校迁回北京那会儿，顾伯伯和李云等四人被临时安排住在八号楼一层东侧的一个大房间里。他们找来几个高大的铁书架，在背后糊上牛皮纸，当做屏风，把彼此隔开。这样每个人就享有一小块儿半封闭的“领地”。房子正中有个炉子，顾伯伯常坐在炉火边读书。

一天，经济所刘某某来学部大院上班。也许是天气冷的缘故，他先跑到顾伯伯他们的住室，边跟人聊天边用火钩子摆弄炉圈儿，吵得伯伯无法读书。他实在忍不住了，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没见人家在看书吗？你给我出去！”刘觉得有点下不来台，悻悻地出了门。刚走了没几步，想想不对，自己这个革命群众怎能让一个老右派给撵出来？他迅速返回，在顾伯伯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从他嘴里拔出香烟扔到地上，然后狠狠地抽了他一个耳光。伯伯先是一愣，然后愤然站起，怒目而视，吓得刘某某一溜烟地跑了。

事后顾伯伯跟母亲说，其实刘这个人本质不坏，就是没有脑子。接着他半开玩笑地用上海话说了句：“聪明面孔笨肚肠。”顾伯伯就是这样一个人，对所有伤害过他的人都不记仇，一律宽恕。

顾伯伯在生活中不修边幅。他经常戴一顶藏青色呢子帽，日子一久帽檐开了线，从一侧耷拉下来，他也不缝。后来干脆将帽檐扯下来，就戴那顶无檐帽。母亲看了还跟他开玩笑说挺好，像是西方人戴的贝雷帽。后来“贝雷帽”里面的白色衬里也开线了，他又将衬里拆下来，戴在头上，看上去像个穆斯林，有几分滑稽。他就是这样我行我素，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顾伯伯平时抽烟抽得特别凶，一支接一支。而他又非常节俭，老是买那种八分钱一包的劣质烟。据说这种烟的尼古丁含量很高，对肺部伤害极大。我非常担心，极力劝他戒烟。可他却说：“我这个人早熟，从十几岁就开始吸烟了。几十年下来烟瘾变得很大，做学冋的时候全靠吸烟来集中精神。虽说理智上明白吸烟有害，也曾多次尝试过戒烟，结果都失败了。”

顾伯伯为了节省时间，每天都吃食堂的大锅饭，去北图看书就带两个冷馒头。母亲对此十分忧虑，劝他给自己做点可口的东西吃。他却说“I eat for work, not work for eat.”（我是为了工作而吃，不是为了吃而工作。）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他把所从事的探索研究看得比命还重。

顾伯伯在谈天中，偶尔也回忆过去的一些经历。

他说：“1940年，我一边在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著书立说，一边在之江、圣约翰等几所大学教书。这些收入合在一起，每月已经可以挣到300多块大洋了。那年我才25岁。可是为了革命理想，舍弃了已经到手的优越的物质生活，徒步走到苏北去参加新四军。”顾伯伯问母亲：“你知道上世纪30年代，300多大洋是什么概念吗？”母亲说：“我当然知道。那时我家雇个佣人，每月只要两块大洋。300多大洋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了！”

他还讲过这样一件往事。刚解放时进驻上海，组织上分配一座小洋楼给他住。房主是个大资本家，解放前夕携全家逃走。他看到房子里有全套高级家具，感觉不妥，认为应当上交。他母亲多年一直过苦日子，不同意交。作为孝子，他心里很矛盾。为了说服母亲，甚至跪下了，解释道：“组织上分配的只是住房，并不包括这些家具。”最后，在他的坚持下，还是叫人把家具拉走了。走笔至此，不禁感慨万分。顾伯伯当年的清廉与现在这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简直有天壤之别。

他曾以开玩笑的口吻跟我说：“你知道解放初期我是做什么的吗？我专干那敲骨吸髓的勾当。我是上海税务局局长，专跟有钱人过不去，上海和平饭店就是靠我收税收来的。那个外国老板实在交不起重税，只好以和平饭店抵账。为了收税当时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收到一封恐吓信，里面装着两颗子弹。信上说：‘你再这样干下去，小心自己的脑袋！’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给我配了两个警卫员，整天跟在身后。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一心为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还有一次，顾伯伯跟我们谈起1952年他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撤职事。他说：“我心里很清楚，那次整我、把我打下来的人就是薄××。说来话长，这事跟解放初期上海的税收方法之争有关……”

接下来他跟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那个时候薄××是财政部部长，他要求上海的税收工作搞“民主评议”。“民主评议”是解放区用的老办法：先确定一个城市的征收总额，再把这个税额摊派到各个行业，然后在行业当中大家来评议谁该交多少税。这个法子适合纳税户少、账册不健全的中小城市。而顾准则坚决反对在上海用“民主评议”的办法收税。他的理由是：上海的工商户大到接近垄断规模的永安公司，小到路边的纸烟店，多如牛毛，且彼此之间差距巨大，怎么个评法？他认为这样做最终只会导致不合理的摊派。

作为会计学家，顾准很了解上海的情况，一般大点的厂商都有健全的账簿，完全可以用查账的办法征税。为此，他从已关闭了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挑选了十几位会计师，聘请他们做税务局的特约查账员。薄××对顾准居然改变解放区全面实行的税收方法十分不满，再要求他恢复“民主评议”。而顾准却认为这在上海行不通，坚持据账计征。顾伯伯告诉我们，他曾为如何征税的问题，当面跟薄××拍着桌子争吵。

后来这件事惊动了上海市委，陈毅市长专门找顾准和潘汉年到他家谈这个问题。在听取了顾准的汇报后，他也赞成废除“民主评议”，采用顾准的“自报、查账、店员协税”的方法。也是在陈毅的大力支持下，顾准的税收方法得以执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仅在1951年3月份，一个月内，便征收了一亿八千万（新币）的税款，相当于1950年同期的六倍。（《顾准自述》，2002年，第163页）为此，陈毅、曾山、潘汉年等多次表扬顾准的工作做得好。

这场争论自然也捅到了中央。在事实面前，中财委主任陈云于1951年12月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税收方法争论中，“顾准的方法”是对的。这个意见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按说上海税收方法之争至此尘埃落定，可薄××却从此对顾准怀恨在心。他很讨厌顾准的抗上和不服管，一次在华北局负责人会议上说：“顾准再不听话，就让他没饭吃！”

1952年2月上旬，上海开展“五反”运动。顾准作为“五反”的负责人，频频出席大小会议。2月25日，薄××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三反”“五反”的领导机关）主任的身份到上海指导工作。此时的顾准完全没意识到厄运将至，还于2月28日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代表市委作了关于“五反”的广播讲话。可是仅仅过了一夜，在29日市政府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市委书记突然高调宣布：上海市委已从高级干部当中，捉出八只“大老虎”（当时称贪污犯为“老虎”，贪污额在新币一万元以上者称“大老虎”），顾准名列第二。其罪名是：“一贯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犯党的政策方针，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在历数他的一系列罪状之后，当场宣布撤销他的一切职务。人们听到这里目瞪口呆，会场上一片寂静。顾准懵了，对这些指控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更难以接受。他深感痛苦、迷茫……

顾伯伯后来跟我们说：“当时指控我的那些罪名根本不属于‘三反五反’的范围。我是个非常廉洁的干部，就算工作中有什么做得不对，也跟‘老虎’完全沾不上边。这是薄××挟中央对我打击报复，实际上是公报私仇……”

为了理凊这段公案，笔者最近査阅了大量资料。发现薄××于1952年3月3日在给毛泽东和中央写的报告中点了顾准的名，那一段是这样写的：“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等）有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近我们的大资本家……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的想头。”（四川省档案馆，建康/1/2481/1-5）这充分证实顾准伯伯当年说的没有错。

1974年5月下旬，我的肝病略有好转，决定重返兰州工作。临走那天，去顾伯伯那儿辞行。聊了一会儿，又谈到戒烟的话题。这回我用了“激将法”，跟他说：“你要是能戒烟的话，我就戒安眠药。”当时我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每天必须服用大剂量安眠药才能入睡。顾伯伯对此非常忧虑，常劝我一定得停药，至少要减少用量。他说：“你这么年轻就大把地吃安眠药，形成药物依赖，将来可怎么办呀？”所以我一说“戒安眠药”，他马上就听进去了。思索片刻之后，把手里正燃着的那支香烟往烟灰缸里一捻，说：“好吧，这是最后一支。”我非常惊讶，没想到他真的下决心戒烟，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回到兰州后，我在信中询问他的健康情况。他回信说：“你关心我的健康，我似乎有责任说说最近的状况。‘低烧’又发现了几次，连续去检查几回，正在排除不确实的可能的病因，也许最后结论是暂时的生理混乱而非病变。我很有信心对付它，我还得工作下去。烟确实戒了，就从你动身那一天停止抽烟起，现在已经二十天了。这一回，大概不至于再犯了。因为，我的戒烟居然曾经鼓励你‘戒’安眠药，我继续抽下去实在也太难为情了。”

那段时间，我常和顾伯伯通信。我在信中告诉他，打算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地自学几年。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我主动要求管理乐器仓库，这样就有了一个独立而安静的空间，可以当做书房。我把它戏称为“修道院”。

他在回信中说：

一天，接到母亲的信，我满心喜悦，可看到的竟是这样的内容：“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顾伯伯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已宣告无能为力……”这犹如五雷轰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接着倒在床上嚎啕大哭。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伯伯这些年来历尽磨难、家破人亡。现在好容易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可以从事探索研究，把经过多年思考、日臻成熟的思想写出来，你却这样快就要夺去他的生命！

我恨不得插翅飞回北京去看他，可是……万般无奈，只好给他写信。以下是我写给他最后一封信的片段：

信寄出后，我每天怀着焦急的心情默默祈祷：“伯伯，你可一定要挺住啊！明年春天全国文艺调演，到那时就能见到你了。”

几天后，收到陈敏之伯伯代顾伯伯写的一封信，摘录如下：

可是，传来的消息却越来越坏。几天后，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顾伯伯于12月3日凌晨病故。

顾准伯伯就这样永远离我而去。对于母亲和我来说，失去了一位极其难得的良师益友，为此痛心不已……

顾准专题

徐方怀念顾准伯伯：

两代人的良师益友

不想与您失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