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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 | 刘海鸥: 爸爸只是内控右派, 他的同事朋友就没这么幸运了
刘海鸥，笔名凌之，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后因病辍学。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半壁家园》《海鸥南飞》《刘海鸥作品集》三集、《夕出阳关》、姐妹合集《我们的田野》。
原题
爸爸是内部控制的右派
作者：刘海鸥
五十年代是我们孩子最幸福的时期，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国大地仍然处于动荡和贫困之中。
1956年，爸爸陪同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作家去河南参观。从郑州去洛阳，再往西去。在灵宝下火车坐汽车去鲁市，多是走山路。有一辆汽车在前面作向导。山上的公路质量很差，前面的车扬起好大灰土。爸爸问陪同人员为什么不让他们的车子在前面走，省得吃土。回答山里土匪出没，至少以四五百计，公路上曾多次发生过土匪抢劫，他们在路上挖坑，盖上浮土，车子经过必翻车，他们就上前行抢，所以在前面安排一辆车子探路。
在鲁市的中俄友好农场参观时，恰遇山村农民娶亲。新郎骑着一头驴去女方家接新娘。新郎头戴礼帽，脸上用墨笔画了一副眼镜，以示气派。山里农民真是穷啊。
山村的婚礼，仔细看可见新郎脸上画着眼镜
1957年，中国政治风云诡谲多变。先是号召开展党内整风，诚邀全民帮党整风，然后突然间发动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向右派分子高调进军。一时间全国55万人被打成“右派”。
我正在小学四年级，学校改上半天课，下午老师们整风。不上课简直是我们的节日，我们不懂什么是“整风”和“反右斗争”，甚至当我的一个好朋友紧张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爸爸是右派”时，我都觉得我的平静的生活中也应该有点什么事情发生才够刺激。我和爸爸妈妈说了朋友家的事情，他们反应平平，说：“这不算什么，等运动一过去还要甄别的。”我问什么叫甄别，爸爸说：“运动中可能有过火的地方，运动完了还要一个个重新鉴别，多数人恢复名誉，只剩下极少部分才是真正的坏人。”
根据历来运动的运作规律，爸爸妈妈建立了对政策的信任和理解，估计那几百万右派分子也在翘首期待着这个运动后期的“甄别”，却不料这次大家都估计错了，“甄别”遥遥无期，只是在二十多年后，有一个叫“平反”的事情告慰了那些早已化为白骨的和苟且生存却垂垂老矣的右派分子们。
爸爸不是右派，妈妈也不是。我们家很幸运。我常常想，他们是怎么躲过这一劫的呢？
从爸爸的交友原则看，他应该是很危险的。爸爸待人宽容。有一件很细微的小事，可以说明一点问题。他交往的文人多，信件多，又阅稿无数，看到各种字体的机会也多。一次喜爱书法的四妹刘元和爸爸说起熟人们字体的好坏，又联系“字如其人”论起人品。爸爸只是听着，最后说了一句：“只要能让人认得的字就是好字。”如果爸爸“好字”的标准如此宽容，那么“好人”的概念是不是也如此宽泛呢？是的，在他的眼里，世界上真的没有几个坏人。一般来说，“好人”被钦定为“坏人”后，在众人眼里，好人马上就变成了坏人，但是在他那里，还是好人。
因此在爸爸的生活中，就有了这样一些朋友：他们的来访似乎总是有一些“不可与外人道也”的事情要谈。以妈妈非此即彼的眼光来看，这些人多为“狐朋狗友”。来访时妈妈最多对他们点点头或者根本不露面。这些人很多都成了胡风份子或右派分子。
有句话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果把右派比作老虎，爸爸则不惧与虎共舞。他不一定是有那么“高”的觉悟或那么硬的骨头，只是受自己的良心指引而行事——对于他，朋友就是朋友，变不成老虎。
比如吕荧。
吕荧
1952年吕荧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特约编辑及高级翻译员，和爸爸一个编辑部，两个人的关系不错，吕荧常常和别人说：“刘辽逸谦虚、宽厚、有涵养，是翻译界有名的大好人。”（这是最近我才听朋友说的）他经常来我家找爸爸。我隐隐约约地知道，这个人是个被裹挟在政治漩涡里的争议人物。每次打开大门，看见穿着黑色的大衣，带着眼镜，高而瘦，有些驼背的吕先生，我就想起《套中人》的形象，还想起一个词——茕茕孓立。
爸爸去世后看他的日记，有几篇谈到了吕荧。一篇是1954年5月17日，说吕荧在校订他翻译的《欧根·奥涅金》（即《叶甫根尼·奥涅金》）时，请爸爸帮他找一个话剧演员，朗诵一下其中的几个片断给演员听，看一看译文是否合乎口语。爸爸把一个青艺的年轻女演员朱琼介绍给他。朗读之后，吕荧对这个女演员的评价很高，说她聪明绝顶，有学养，懂事活泼。三个人一起去金鱼胡同的“和平餐厅”吃西餐。还遇到了同事金人、蒋路、孟昌等人在那里聚餐。那时候和平餐厅是文化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从这篇日记可以看出吕先生在翻译工作上的一丝不苟。后来很多人的回忆都提到了他在学术研究中的认真。恰恰是这种认真以至较真的态度，把他带入政治上万劫不复之境地。
在1955年5月30日爸爸的日记中作了这样记载：
这篇日记纪录的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吕荧事件”。1955年凭空整出来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胡风和所谓这个集团的“成员”纷纷被捕入狱。5月中央连续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声讨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群众运动。5月2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郭沫若主持会议，做了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发言。会上通过了把胡风开除出文联和作协，依法惩处的决议。之后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发言声讨，此时吕荧递条子要求发言。
根据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许觉民先生的回忆：
胡风是上面钦定的反革命，吕荧竟敢公开唱反调，当然要被赶下台，并且失去了自由。
吕荧学究气浓厚，并且用老百姓的话说还“认死理”。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没理可讲，他的表现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站在了敌人的一边，与人民群众对立。这件事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厄运。
爸爸当天在场，目睹了这一幕。他的日记只是客观地叙述了这件事情，“被人看作……被人‘请’下台……”，其中只有一个稍带批评色彩的词——“冷冰冰”。我猜想这是他在当时的觉悟和所必须具有的态度了。此后这件事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吕荧后来被贬为一个普通翻译，不久调到山东大学任教，如果回京，必来我家造访，而我家的大门仍是为他敞开。
文化革命中，吕荧冤死狱中。
看了爸爸的日记，我才认识了这位做人不趋炎附势，做学问一丝不苟的狷介之士。吕荧不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但是他属于阶级分类中的右派。时过境迁，多年以后“右派”不再右派，“胡风分子”不再胡风分子，早已去世的吕荧获“平反”，于是长长短短的回忆文章盛赞吕莹是具有铮铮铁骨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高扬者中不乏当时义愤填膺的声讨者，令人不齿。爸爸什么也没写，对他来说，吕荧始终就是他众多朋友中一个比较好的朋友而已。
顺便说一句，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看了苏联电影《叶甫根尼·奥涅金》，我开始阅读吕荧赠给爸爸的这本书。它竟是我进入外国古典文学世界的第一本读物，尽管读得很累。
还有冯雪峰。
冯雪峰先生也是爸爸的朋友之一。爸爸对他一直尊重有加，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他背负着什么罪状。冯雪峰的个性十分突出，耿介、爽直、率真、冲动、桀骜不逊。这种个性让他在一生中得罪了不少人，包括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因此也就拉开了他人生悲剧的帷幕。
1954年有两个“小人物”（李希凡与蓝翎）写文章向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发起质疑，得到政治上的强力介入，在全国学术研究领域发动了《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知识分子”。其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扫清障碍，以巩固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冯雪峰不明就里，认为俞平伯的书是学术讨论问题，在他主编的《文艺报》上同时刊登了两种不同意见的文章，引起了毛的不满，他亲自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指责《文艺报》“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结果，冯雪峰因为“投降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而被撤销了《文艺报》主编职务。
1955年冯雪峰又被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在党内受到批判。
1957年揭发出所谓的“丁玲陈企霞右派反党集团”，冯雪峰也榜上有名。他被指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接下来在无尽无休的政治运动中，这个“多料”分子的遭遇怎样，不说也罢。
爸爸和冯雪峰从出版社建立之初就认识。冯雪峰把爸爸和一批优秀的学者编辑和翻译家搜罗到出版社，委以厚望。他对爸爸的工作无论是翻译还是编辑都很满意。许觉民先生回忆说，五十年代初期冯雪峰在一次文化部的会议上与周扬就机构人员进用冻结问题发生激烈争辩，冯力争说出版社必须进人，当时出版社内够格的编辑只有刘辽逸一人，怎么弄得下去？周扬不得不对人文社独放一马。
爸爸当时并不知道冯雪峰对他如此的评价，他与冯雪峰之间也不过就是上下级的一般关系，但在心灵中已有默契。这种默契在后来冯雪峰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时候就开始发展为友谊。
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后，作为一个普通编辑调到编译所工作，爸爸的办公室多了一张桌椅。爸爸痛心道：“老冯当年是党中央的高级干部……唉。”
所里开会时冯雪峰总是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就坐。爸爸从来就是一个开会溜边的，他不避嫌疑，大大方方和冯雪峰并肩而坐，时有说笑，还对火吸烟，因此出版社就有俏皮话传开：“刘辽逸和冯雪峰打得火热！”
一九七六年初，中国处于最黑暗的时期，冯雪峰先生于一月三十一日去世。爸爸赶到首都医院（即“协和医院”。一九六六年文革中改称“反帝医院”，一九七二年又改为“首都医院”，一九八五年改回原名“协和医院”）去参加他的遗体告别。回家后十分沉痛，不仅是对冯雪峰的去世，更是对人世的炎凉扼腕太息——一代精英去世，与他遗体告别的竟只有区区七个人（爸爸、蒋路、楼适夷、许觉民、骆宾基等）！以冯雪峰当时的身份，不想惹麻烦上身的人不少，但是爸爸去了。无论何时我想起来，都为他骄傲。
还有吴旭生。
他是爸爸的大学同学，也是右派。吴先生胖胖的，小眼睛，和善文雅。经常来访，每次先是客客气气很有风度地和我们孩子打个招呼，就和爸爸到书房里谈话。
吴先生怎么右的，不知道。他的右派“事迹”爸爸从来不和我们谈起，只知道文革中吴先生在他工作的学院被革命派打死了，吴妻也被打掉了满口牙齿。爸爸非常痛心，对他留下来的孤儿寡母十分关心。后来，吴妻再嫁，爸爸对他的一对儿女就更加照顾。他的女儿喜爱拉小提琴，因为在学校住宿，没有地方练习。可巧她的学校离爸爸家不远，爸爸就让她每天到家里来练习拉琴。那时他正在紧张地翻译《战争与和平》，宁可工作受到干扰，也要给那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吴先生的儿子极端聪明，能把《三国演义》的全本背下来，你随便从书中哪一页说起，他就能滔滔不绝地接下去。这孩子还喜好美术，爸爸请了出版社资深美术编辑指导孩子学习速写。爸爸如此善待这两个孩子，足见与他们的右派父亲怀有多么深的友谊和同情。
综上所述，爸爸应该是右派的同盟军，或者本身就应该是右派队伍中的一员，再加上他的一家人都在台湾以及自身的历史问题，在那个动辄得咎的时代，他怎么躲过了这一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他的为人处世和性格特点中寻找。
爸爸的幸运就在于他是个少言寡语不事张扬的人。他的少言寡语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看透了其中险恶而保持审慎。另一部分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天生讷言迟语，不擅长用话语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甚至和我们都很少交谈，对话一般不超过三五句。可以想象，大会小会上爸爸一定是坐在后面沉默不语的。如果必须发言表态，也是在最后不得已时简单说几句。
在反右整风中爸爸说过什么已不可考，但是从爸爸文革中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开会时的表现。在他1966年6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批判社长楼适夷的会上，文革积极分子赵少侯批判他：“刘辽逸四清回来已经好多天了，揭得很少，还说‘还要想一想’，就是‘还要等一等’”。几天后的7月3日毛泽东思想学用会上，这个积极分子又发言，说：“许磊然、刘辽逸运动刚开始按兵不动。”爸爸评论道：“真的按兵不动吗？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是赵不认识，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左派的样子。” 不难想象反右时爸爸的表现。
在鼓励人们大鸣大放提意见的时候，爸爸可能没有说什么，就没有当成右派。实际上他对世事的认识始终保持纯厚以至天真的态度，如果他喜欢说话，那不知道多大的灾难将降临在我们家庭。
爸爸的天真没有变成语言却见诸文字。他不爱说话，却爱动笔。就是这支笔差点把他带进右派的队伍。当不明就里的文化人向党倾吐心声的时候，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在《文艺报》记者的诱导下发表讲话《关于我》登在了当年的《文艺报》上，讲述了她在官僚作风的打击下心中的苦闷和向往。爸爸并不认识张权，但是她的苦恼在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马上给张权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同情和支持。他的信也在《文艺报》上发表。
我从未听爸爸说过此事，只是几十年后在一篇写爸爸的报道文章里才知道。我不能确定真假，那时爸爸已经去世，我专程去外文部主任孙绳武先生家求证此事。孙先生笑了：“是有这么回事。文章一登出，家骧、蒋路（两人都是爸爸的好朋友）他们吓得眼睛都瞪圆了：‘辽逸这是怎么了？！’”是呀，自己往枪口上撞。
但是爸爸幸运，张权为了这篇文章被打成右派分子（倒霉的记者也一并打成右派），发配东北，而爸爸只是在出版社的小组会上挨了一顿批评，没有受到公开处分。当年，为了完成右派分子的指标，在某些上个厕所回来就已被选上右派的单位有这样的写信者必成右派无疑。至于爸爸为什么能够“苟全”，我猜想是因为出版社里的“能人”太多，早早地把上面分配的百分之五右派比例的名额占满还超额了，比如古典文学编辑部从正、副主任起，到所有业务骨干一网打尽。
一个单位如此地“藏污纳垢”，大家的脸上都不光彩，所以右派人数还是要限定在名额比例之下才好。这就让爸爸捡了个便宜。爸爸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其实已经被当作为“内部控制的右派”，只要再多一个百分点——百分之六，或再“翘翘尾巴”（用来形容人类的一个粗鄙语汇），就列入“正册”了。时至如今，想起这事我还为他捏了一把汗。
当然，我还是要感谢孙绳武先生，他不仅是外文部主任，也任党的什么大职务，他和我爸爸是大学同学，与爸爸的兄弟姐妹们都很熟悉，50年代初我们俩家常有来往，后来知识分子和官僚面和心不和地走了两条道，两家就没有那么多话了，但是他手下留情，爸爸只是当了个“内控”而已。
至于爸爸的信是怎么写的，我没有找到原件，但是我在他的信草本里发现了另外一些文字，写于八十年代，是他得知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被逼出走日本后，气愤之余给体委主任写的信：
这封信和反右派早已无关，但是我从中可以猜到甚至看到路见不平的爸爸写给张权的信是怎么样的。
七十年代后期右派平反，张权终于从流放地黑龙江回到北京，第一次在京演出就给爸爸送来两张票，尽管他们还是陌生人，还是没有见过面。
一九八三年，爸爸的一个外地朋友的女儿在《人民日报》社读中国社科院新闻系研究生，寄住在他家。爸爸的家和《人民日报》社仅一街之隔。那个女孩有时带来一帮研究生在家里高谈阔论，都是些思想敏锐，有正义感的时代青年。爸爸特别喜欢接待这些年轻人，饶有兴味地聆听他们的政见和争论。
爸爸无言，却影响了我们一生，那就是——做一个真实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