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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人口下滑趋势,已刻不容缓

李宗光 经济机器 2024-04-11
“百年变局”系列之③
本文原载于“经济机器”公众号(ID:EconomicMachine),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刚刚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增速创1960年以新低。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1200万人,比2019年下降达18%,出生人口过去6年有5年同比出现减少。即使剔除疫情等短期扰动因素,人口形势恶化速度之快,非常罕见。

图1、我国出生人数、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


无论各国在文化、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何种差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总和生育率无一例外均出现了下降,这似乎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规律(图2)。

图2、世界各国人均GDP与总和生育率关系


一些网红学者也在贩卖焦虑,吸引眼球,声称”中国目前的主力生育人群,要生二胎三胎的肯定是75-85年的,不能指望90后00后“。与部分学者夸大焦虑和宣扬“失败主义”不同,我们认为,只要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动员得当,措施得力,是完全可以扭转人口形势持续恶化的趋势的过去一段时间,人口趋势的恶化,一方面与计划生育等旧政策强大惯性有关;另一方面,中央对“基本国策”的调整历来十分谨慎,调整有一个过程,“边调整边观察”。很多专家据此进行线性外推,得出了“我们无力扭转趋势”的悲观结论。

过去一段时间,有关方面为了鼓励人们生娃,确实很拼。除了陆续放开二胎、三胎生育外,努力创造良好生育条件。凡是阻挡生娃者,制造生育焦虑者,挨个锤,“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房地产、教育培训、游戏、奶粉、私立幼儿园、网络视频,生长激素... 。锤的市场“七荤八素”,段子手们大喊:“别锤了,俺生还不行吗”?这些措施初心是好的,但方式上仍不成体系,不得要领,很难实质性提升生育意愿。


人口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最紧迫、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人口趋势不仅攸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比如养老金、潜在增速)和伟大复兴的前景,也攸关中美长期竞争的前景,影响百年变局的结果。我们之前转载过一篇文章分析,人口问题不及时解决,有可能大幅推迟中国经济规模赶超美国的时点,并且即便超过,2050年前后也可能被反超。

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将“人口问题”作为“大事”来抓,充分发挥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拿出当年搞计划生育的决心,进行全社会动员,彻底扭转“人口下滑趋势”。我们能在人均GDP很低的阶段,通过计划生育成功抑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也一定有能力在人均GDP较高的现阶段,通过鼓励生育措施实质性改善人口结构和趋势。应以“提升生育意愿为根本抓手,加强顶层设计,推出一揽子措施,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尽快扭转生育率下滑的趋势。特别说明的是,我国经济社会大环境和80年代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大众权利意识有了充分提高。很多当年计划生育期间采取的强制措施,今天未必适用。因此,促进生育措施应该更多以激励、鼓励为主,调动大众的积极性,尽量减少强制措施。


为此,我们以结果为导向,以提升生育意愿为目标,提出部分建议,供大家批评、讨论。部分建议在当前的条件约束下,或许显得“脱离实际”,但只要措施有效果,就应解放思想,下定决心,创造条件进行实施。



01
形成新的基本国策
纳入各级政府考核体系


计划生育曾经作为基本国策,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尽管一些学者以“上帝视角”完全否定计划生育,但当年计划生育确实在推动中国短时间内崛起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世异则事异,事异则事变”,形势变了,政策就跟着调整,很正常,但并不应因此就否定昨日之政策合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起码要求。


建议拿出当年搞计划生育的决心和力度,将“促进生育”上升到新时代的基本国策高度去抓,将“二胎率”、“三胎率”列入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一把手考核,一票否决。


领导干部要在生育方面做出榜样,应以讲政治的高度,完成生育任务。建议从“90后”等干部考核开始,将完成生育指标作为晋升重要考虑因素。比如“县处级”干部晋升,应将完成“二胎”任务作为参考指标;更高职级的干部晋升,应将“三胎”完成情况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指标等。特别地,对于完成生育任务的女同志,给予荣誉认可。



02
税收抵扣

中产阶级又是这个社会负担最重、脆弱性最高的一个群体,生育的机会成本最高,意愿最低。而在一个“橄榄型”的社会,能否提升中产阶级生育意愿,是促进生育成败的关键。

鉴于在城市中,抚养孩子的成本居高不下,而多子女家庭的抚养成本是独生子女的数倍,而非线性增加关系(比如随着子女增加,保姆雇佣,住房需求增加等)。要想鼓励城市家庭提升生育意愿,政府需要拿出更多诚意。建议在生育方面,给予个人所得税抵扣方面更大额度,比如:
    1)子女抚养个税扣除,自出生之日起算起;
    2)加大扣除额度,实行递增扣除。比如第1个子女每个月可以扣除2000元,第2个子女可以加计扣除4000元,第3个子女可以加计扣除8000元,以此类推。

养育三个子女的家庭,累计每月可以扣除14000元,大多数多子女家庭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减负。抚养子女是本质上是一种为社会、为家庭进行的人力资源投资,而减税将会大幅提高投资回报率,将会实质性地提升中产阶级生育意愿。

这一减税措施力度较大,在实质提升生育意愿的同时,可能会对短期财政造成一定的压力,但中长期来看,人口红利可以完全可以带来长期财政收入增长,降低社保养老负担,因此需要有关部门拿出“壮士断腕”的改革勇气。

03
住房激励

住房改善需求一直是当今社会国人最紧迫的需求,由于结构性问题难以破局,只好以“全世界最严”的调控措施压制需求。子女增加后,多子女家庭对住房需求的增加显得真实而迫切,二胎家庭至少需要三居;三胎家庭至少需要四居。同时,中国人在有余力情况下,有为子女将来成年准备房子的需求,多子女家庭这一需求将更为迫切。这些需求,都是刚性、正当需求,积极释放,既可以显著提升中产阶级生育意愿,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增长潜力。

因此,为了鼓励生育,建议比如:
    1)考虑给予二胎家庭增加一个购房指标至3套,两套享受首套房信贷优惠条件;
    2)三胎家庭是否再增加一个购房指标,可供讨论,但3套可均享受首套房信贷政策优惠。
    3)将来如果实施房地产税,也可以根据子女数量,在免税套数或面积方面给予加计递增。比如一胎免税60㎡,二胎免税80㎡,三胎免税100㎡。具体免税面积可以斟酌,但应该体现加计递增的理念

此外,在配置保障房方面,可以给予多子女家庭更优先资格,大面积、多户型的保障房优先向多子女家庭倾斜,彻底解决群众生育的住房后顾之忧。最近,北京朝阳区在保障房轮候方面向多子女家庭倾斜,是非常良好的信号,期待未来在住房支持方面向多子女家庭更多倾斜,提升生育意愿。


04
优化教育年限,鼓励早婚早育

国内外一系列研究表明,结婚率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最关键因素。而晚婚晚育则是近年来拖累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因素。根据人口专家李月、张许颖2021年4月在《人口学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国女性进入婚姻的年龄在不断推迟,20-34岁女性的已婚比例,已由2010年时的77.9%下降为2016年时的68.5%,10年间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生育旺盛期女性处于婚姻状态的比例持续下降,对总和生育率产生了拉低作用(图4)。分年龄来看,育龄妇女已婚比例对生育率的拉低作用体现在 30岁以下的大部分年龄上,越年轻人口的拉低作用越明显,20-27岁年龄段女性已婚比例下降对总和生育率拉低幅度最大。”
图4、中国不同年龄段育龄妇女已婚比例变动趋势


因此,提升20-27岁年龄段妇女婚姻比率是提升总和生育率的关键。特别地,结婚和生产年龄提前3-5年,则(祖)父母更年轻,帮助抚养孩子能力更强,二胎、三胎率也会相应提高。

但当前学制设置不甚合理,成为阻碍婚姻比率的主要障碍。激烈就业竞争中,在大城市生存对学位要求越来越高,硕士甚至博士越来越多,内卷越来越严重。这些高学历人才毕业年龄已经到了25-30岁,再加上工作、地域流动以及住房压力等不确定性,恋爱、结婚年龄大大推迟,部分甚至就此错过了适婚年龄。

因此优化学制,为适龄年轻人结婚创造条件,或许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比如:
    1)小学入学年龄有无可能降低至5岁?或者实行5岁/6岁弹性入学制?考虑到女孩生长发育较男孩更快,能否允许女孩提前1年入学?很多欧美国家实行5岁入学,也有一些国家实行弹性入学制度,发育晚的男孩晚一年上学,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2)适当压缩中小学时间,比如做好幼小衔接,小学由6年压缩至5年,义务教育阶段变为8年。
    3)本科以4年学制为主,但允许修完学分的同学提前毕业。硕士博士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严格分离。硕士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原则上不鼓励攻读博士。博士以本科直升为主,聚焦学术训练,适当缩短培养年限。
    4)为硕士博士求学期间等适龄青年结婚、生育提供便利,比如宿舍、弹性学制等。

理想情况下,这样能够确保适婚青年在20-21岁读完本科,22-23岁读完硕士,25-26岁读完博士,对于提升生育率会有显著帮助。


05
为农村生育创造良好环境

广大农民朋友是我国生育意愿较强的一个群体,与城市居民相比,生育成本相对偏低。因此,充分挖掘农村地区生育率,是提高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另一关键所在。建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1)移风易俗,严刹农村天价彩礼现象。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彩礼越来越高,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对于普通农村家庭已经是沉重的负担,也成了农村青年结婚的障碍。因此,应该加强宣传和管理力度,严厉打击天价彩礼现象,降低农村青年结婚的门槛;
    2)在农民工购置“商品(婚)房”方面提供政策支持。目前农村青年大多赴城里打工,农村青年结婚,越来越要求县城甚至城市里有商品房,成为阻碍农村青年走入婚姻的另一座“大山”。此外,降低农民工进城买房门槛,无论是对于自身资产保值,还是对国家城镇化进程,都是意义非凡。建议适婚农民工在城镇中购买的首套商品房在利率(比如7折?)、首付(比如20%)、价格补贴方面给予优惠,全面降低其“上车”和结婚门槛。
    3)提高生育补贴、奖励,大力发展农村普惠托幼设施和优质学校,全面降低生育、抚养成本。比如对于生育二、三娃每月进行补助至3岁,比如农村普惠幼儿园免费入园,比如农村多子女家庭在中小学入学方面,优先考虑提供优质学校资源,大力发展寄宿制中学,降低家长抚养负担。
    4)为农民工子女抚养提供良好条件,减少留守儿童现象。比如在公租房申请、子女当地入学/高考、医疗保障等方面创造良好条件,解决农民工生育后顾之忧。

06

适度放宽移民门槛


放宽移民门槛,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另一“核武器”。美国的人口结构、人口增速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是最健康的,也优于我国,其中一个核心原因是美国是“移民国家”,吸引着全世界优秀的人才和人力资源(图5)。美国最优秀的科技公司,比如苹果、谷歌、特斯拉等都是移民或移民后代创办。

图5:中美劳动力:同比增速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对移民和文化融合始终呈现开放、包容的态度。放宽移民门槛,一是应该放开部分周边文化相近国家的劳工移民。尤其是文化上相近,宗教、文化不极端国家的移民,比如越南、缅甸、菲律宾、老挝、泰国、蒙古、朝鲜等国家。这样既可以缓解我国底端劳动力短缺和“民工荒”等社会问题,延长中低端制造业在我国的存在时间,又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缓解我国农村几千万的“光棍问题”。当然,美国等国引进移民过程中也滋生了各种社会问题。因此,移民的引进过程应该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可控性和有序性,应有一揽子促进社会融合的配套措施。


二是放开海外华人华侨归国创业。目前海外华人、华侨高达数千万甚至接近1亿人,这部分人高度认同中华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如果能吸引回国,则可以有效改善人口结构,增加社会活力和竞争力;三是加大吸引国际学生和高端人才力度。当然,一定是在“国民待遇”和“平视世界”的基础上进行,不能为了完成留学指标而做出急功近利的荒唐事。应在吸引国际顶尖人才上,下大力气和美国进行竞争,提升我国竞争力。


07

充分维护女性权益


适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是提升总和生育率的关键。我国是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女性天然在生育、照顾子女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在职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生育和抚养二孩/三孩,则会加倍放大其职场劣势,反过来必然会影响其生育意愿。


因此,只有充分维护女性的工作权益,才能解决其后顾之忧。比如,规模以上的单位是否设定最低女性雇佣比例?多子女职场妈妈是否应该享受更多就业保障。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考核晋升中,给予多子女女性适当倾斜,形成“多生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


生育权益方面,一二线大城市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选择的增加,出现越来越多的单身“贵族”。这部分人群可能也有一定的生育/抚养子女的需求,如何将这部分生育潜力挖掘出来,是值得思考的一个方向。比如是否考虑应该放开“冻卵”、“(赴海外)代孕”、“人工辅助生殖”等条件,让这部分生育需求释放出来?这些在海外已经非常成熟,但在整体社会氛围比较保守的我国,仍面临较大争议和阻力,中间牵扯到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甚至意识形态问题,可以充分探讨。加强女性婚姻权益保护也会提升生育意愿。



08

全方位降低

城镇居民养育成本


在城市化时代,如何降低城镇居民的养育成本,是提升生育率的关键中的关键。让居民敢生敢养,无后顾之忧,才能提升生育意愿。部分措施可以包括:

    1)大力建设托儿所,实现幼儿园普惠化。1-3岁上幼儿园之前的阶段,目前仍以妈妈和家中老人照看为主,消耗大量精力。而专业化的托儿所,或可使日托照顾专业化,把家人部分解放出来。实际上,计划经济时代,大的机关、工厂都有自己的托儿所,对于职场妈妈是一个巨大的解放。可以考虑在新盖小区或写字楼,强制配建一定标准的托儿所。幼儿园普惠制目前已经全面推开,效果非常积极,应该继续推广;

    2)在有条件的一二线大城市,可以放开引入“菲佣”,使子女照顾专业化。“菲佣”等专业化程度高,工资低廉(香港菲佣工资一般不高于4500元人民币),可以将多子女的职场妈妈从日常看护中解放出来

     3)为祖辈照顾孙辈提供便利。目前祖辈帮忙照顾孙辈,仍然是我国婴幼儿看护的主流。但由于父母和子女多是异地居住,父母帮子女照顾孩子,就要到子女所在城市。这中间会产生很多不便,比如养老金发放、异地医疗报销等。老人一旦生病,只能回医保所在地看病,非常不方便。因此,建议全国社保、医保加快联网,加快异地结算,使老人能够就近看病。

     4)生育补贴。生育补贴是西方国家最常用的鼓励生育的手段。生育补贴分为一次性补贴和按月补贴两种,同时根据家庭收入程度,补贴数额也不同,低收入家庭补贴最高。此外,如果夫妻一方因照顾3岁以下子女而中断工作的,也可以享受一定按月补贴;单亲(离异等)妈妈也会根据单独抚养子女数量按月给予补贴。


09

推进教育公平

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子女教育的焦虑和“内卷”,是当今社会抑制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家庭为了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疯狂追逐学区房,疯狂进行校外培训“竞赛”,搞得身心俱疲,经济不堪重负。因此,推进教育公平,缓解内卷和焦虑,已经刻不容缓。目前各地已经在探讨缓解焦虑和扩大教育公平的措施,比如优质中学招生中,扩大“校额到校”、“区额到校”等;比如教师定期轮转;比如,给予普通中学有竞争力的空间引进外地优质教师和人才等,都是非常好的做法。


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是缓解家长焦虑的“治本之策”。打压学区房,或校外培训,或能起到短期效果,但只要高考“独木桥”不拓宽,家长“鸡娃”的源动力就不会消除,家长间的竞争就会以另一种更“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扩大高等优质资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积极增加高水平大学供给。尤其是在一些“985/211”录取率低的人口大省,比如广东、山东、河南、河北、湖南、四川等地方,使当地的孩子能够有更多机会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2)积极发展捐赠私立研究型、学术型高水平大学。中央当前倡导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核心是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捐款,回馈社会。而所有捐赠中,捐赠办教育是“效率”和“公平”结合点最好的方式。因此,美国大的富豪都会倾向于教育捐赠,而美国最顶级的私立大学都是捐赠建立。鼓励私人捐赠创办理工类、研究型、学术型高水平大学,既可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又可以减轻我国高等教育资金投入负担,使优质公立高校把更多资源向低收入家庭倾斜,更好保障公平。2015年成立的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就是一个经典案例,期待更多高水平、研究型、学术型私立捐赠大学能够蓬勃发展。

    3)继续鼓励赴海外留学。海外留学可以充分利用海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可以有效缓解国内高教资源的不足,减轻内卷和焦虑。同时,海外留学可以培养大批有国际视野、学习海外先进技术理念的优秀人次。我国很多先进技术、重大项目背后都有海外华人回国支持。应该始终以积极的态度,鼓励海外留学,开眼看世界,这对于赢得国际竞争十分重要。



10

复兴传统文化,加大宣传力度


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众多“促进生育”的积极因素,比如儒家文化强调“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中间也有一些糟粕,比如重男轻女。我们可以去其糟粕,对积极部分进行充分弘扬。现实中,我国传统文化比较浓郁的地区,比如山东、岭南客家等,生育率普遍较高,这些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此外,宣传历来是我国政策执行的一个优势。加大对新生育理念、政策的宣传,使好的政策、好的措施最快地普及到千家万户,在全社会营造一种“生育光荣”的氛围。


在一片悲观和“失败主义”的氛围中,我们始终对人口问题保持乐观态度。只要国家重视,将“逆转生育率下滑趋势”作为“大事”来抓,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积极动员、舍得投入,就一定能够创造“奇迹”,中国在国际竞争中也将立于不败之地。


“百年变局”系列之:

①人口拐点,会导致中国经济超美失败吗?

②金德伯格陷阱,还是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战略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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