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位于湖南湘乡县荷叶镇万宜堂的曾家，一个女婴呱呱坠地。是的，这户曾姓人家曾经的大家长，便是大名鼎鼎的晚清经纬之臣曾国藩。
自19世纪下半叶曾国藩发迹以来，曾家可谓人才辈出，到了第四代的“昭”字辈，大多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13位兄弟姐妹中，当属曾昭承、曾昭抡兄弟的成就最为出挑，分别在经济学和化学领域登峰造极。而选择将一生“嫁给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曾昭燏，同样是曾家人的荣耀。早在童年读私塾时，曾昭燏便已展现出了不同常人的天赋。年仅6岁时，她已经可以通读《左传》，12岁又考取了长沙艺芳女校，成为了全班年纪最轻的学生。在女校读书时，曾昭燏一直十分刻苦，一举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学的中文系，并因此结识了国学大师胡小石。在胡小石门下期间，因经常随老师研究甲骨文，听老师讲述悠久的中国历史，曾昭燏深深地爱上了考古学。
1935年，曾昭燏放弃了自己保送的硕士学位，决定出国留学，前往英国伦敦继续攻读考古科学。数年后，凭借优异的课业成绩，她又成为了当时第一位公派到德国柏林留学的中国籍女学者。
与此同时，遥远的家乡热土，已经被侵略者的战火吞噬。1937年9月，曾昭燏在海外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的《中国娃娃》照片。而照片中，一位婴儿在废墟之上哇哇大哭，令观者心如刀绞。
曾昭燏立刻放弃了欧洲优越的工作环境，毅然选择回国效力。虽然她无法身着戎装抗击侵略者，但她也有自己的“武器”，她要保护中国的历史文物免受日军的破坏。
1939年，曾昭燏加入国立中央博物馆的考察队，奔波于川、滇一带进行古文化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一年的时间中，考察队先后发现了马龙遗址、佛顶甲乙二遗址、龙泉遗址等，发现并命名了云南独有的“苍河文化”，为云南地方史料的研究中做出重要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她与别人共同撰写的《博物馆》一书，也成为了开创性的博物学研究代表著作。
抗战结束后，曾昭燏加入了战时文物清理委员会，致力于抢救幸存下来的文物。为了保护文物，曾昭燏不得不与妄图倒卖文物的国民政府高官斗智斗勇。
随着敌人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大量文物经由国民政府当局的安排，暗中运往台湾。她公开表态，一旦文物在运送过程中遭到损坏，那么主持此事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当时，曾昭燏已经在中国考古界有着很重分量，她的态度带给国民政府当局极大的压力。也幸亏如此，很多珍贵的文物被留在了内地各所博物院。
在拒绝了胡适一同赴台的邀请后，曾昭燏再次投身于她所热爱的考古事业。在她的不断努力之下，南京博物院于1950年正式成立，曾昭燏亲自出任副院长，兼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任期间，她主持挖掘了南唐开国皇帝李昪的陵墓，并收集和整理了湖熟文化以及江苏古文化的资料，培养出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不夸张地讲，正是这个身高刚过一米五的弱女子，以一己之力，肩扛起了新中国初期的考古事业。在那个对“太平天国运动”公正化的时代，曾国藩的后代无疑会成为斗争的对象。接踵而至的阶级斗争，也压得曾昭燏喘不过来气，精神状态出现了严重问题。即使如此，这位家中空无一人、彼时已年过五旬的女先生，依然没有停止工作。
但人终究不是机器，一根弦绷久了，总会断的。1964年初冬，被确诊为“抑郁症”的曾昭燏在医院结束了一天的治疗，乘上了回家的车。她一反常态，主动提出请司机载她去南京中山陵的灵谷寺，声称希望独自散散心。司机察觉不对，连忙赶入寺中寻找，竟在一片血泊中发现了曾昭燏。据僧人描述，当日她独自登上寺中九层塔，一跃而下，决绝地结束了自己55岁的人生。在事后调查中，司机的责任最大，但在处理曾昭燏的遗物时，办案人员在显眼处意外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道：可见，曾昭燏的这场自尽，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早有计划，留下字条乃是不愿连累他人。
曾昭燏走后，历史学家陈寅恪惋惜不已，亲笔为她写下挽联：
她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终生未婚未育，将自己嫁给了博物院，虽引世人不解，却始终甘之如饴。上天赋予的生命，就是要为人类的繁荣、和平和幸福而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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