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 | 神消失在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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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共：717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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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在
虹桥
阿迪欧 | 作
汉语作者，流浪者，无政府主义者，劳动者，作家。曾从事足球运动，为交响乐队刷过海报，帮新东方教育机构发过传单。曾试图研读西方哲学，未果；曾从英文转译过拉美诗人鲁汶·达里奥的诗歌，收获恶评；曾跟随校队踢上大学生足球联赛（华东地区），遭遇严重伤病。
斯蒂格勒在杭州国美的研讨班1，2019
斯蒂格勒在杭州国美的研讨班2，2019
斯蒂格勒先生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杭州而不是南京，窗外远远地可以望到西湖，而不是南大后门的小吃摊。
早上十点，东八区时间，这里显然和巴黎不一样。虽然经过一夜睡眠，但斯蒂格勒先生的头疼并没有得到缓解，整个人既兴奋又疲惫，脑子里像是开了一个无法打烊的游乐场。酒店的床头柜上还摆着没喝完的半瓶酒，不，他以为还剩半瓶，但实际上只剩一层底了。斯蒂格勒先生用手抚摸着自己稀疏的头发，下意识地打开了电视机，发现并没有节目可看，播音员正在用他难以理解的语言播报国际新闻，他看到了一些经济数据、非洲的难民、许多接受记者提问的国家领导人、一些拔地而起的高架桥，他想象着自己的讲课被政府官员认真倾听着。
就在半个月前，他在南京的时候（是南京大学的张教授邀请他去这座江苏省北部的省会做报告和讲座的，这顺便是为自己写的技术哲学著作造势，如此一来，张教授便将战后至今的法国哲学一网打尽了），曾拉着校门口蛋饼摊的一个中年妇女说话。他认为自己能够和她成功地进行交流，虽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他只是觉得有趣，这似乎是一桩在蓝中带灰的天空下必做的事情。不幸的是，斯蒂格勒先生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并不会中文。他笑了，双手随意地模仿着中国人的样子打着手势。而那位妇女操着安徽口音，一点不怯这个外国老头，挥着满是油渍的袖套。在她看来，不管哪国人，只要是这把年纪的、略带秃顶的男人都是老头，并且，她觉得，这个老外既然在这里耗了那么多时间，那就必须花上几块钱买了蛋饼才能走。
他们是在吵架吧，路过的学生看了两眼，走开了。
斯蒂格勒先生快活极了，坚信自己早在巴黎读书的时候就已经生活在了这里——中国，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如今，他把这里视为抵抗全球技术危机的前沿阵地，和最后一把救命稻草。张教授晚上散步（途中还遇到了几个学生，一位辅导员，一位副教授，他亲切地和他们每一个人打了招呼）回到住处的时候在想，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思的想法，这可能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最后出路，在中国，这个后来居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出于某种巧合，他们两人的结论近乎一致，张教授觉得自己体内的红色鲜血在涌动。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自己的父亲从华北平原抗击日本鬼子，到一路南下渡过长江......
而斯蒂格勒脑子里的中国则要抽象的多，他并不熟悉抗战的历史。每次他来中国，处理问题的方式就像他在巴黎八区的画廊里对待那些新近的艺术品那样：巧妙、机智。同天晚上，斯蒂格勒一回到住处就把先前那件事记在了笔记本里，字迹潦草，秘书花了很长时间才辨认出来，附带上自己的想象才终于将其整理成文件。这是斯蒂格勒先生自己的思考方法，书写就是他将自己日渐衰老的肉身体外化的古老技术。拿起笔的那一刻，他以为自己就是整个城市的书写者，以为自己是去地狱拯救妻子的俄尔甫斯。尽管出版社的编辑们总是愤怒不已，因为他们发现稿子的每一页都充满着不合规格的引用、错误的拼写、丢失的动词变位（没人能弄清其中引文的出处，比如究竟是伽利马出版社哪一年的版本呢？斯蒂格勒自己也说不清。可能那句引文根本就是他自己脑海里的思想演练）。
每个寄去稿子的下午，斯蒂格勒先生都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酒，心满意足地在自己位于蓬皮杜中心的办公室里午睡上一小会。那把椅子是他精心挑选的，其构造非常完美地贴合了斯蒂格勒先生的背部曲线，颜色正好和午后从窗口射进室内的阳光相配。好景不长，他在去年十一月坐上去往中国的飞机前拿到了样书，随后就发现里面太多的错误，很绝望。为什么？因为他不允许编辑改一个字。为此，他常常更换出版社，终于找到了自己信任的编辑。到了上海之后，接待的老师问他下次的著作会是什么内容，他说不知道，因为他喜欢的那个编辑被出版社炒了鱿鱼。他不知道那个编辑可悲的职业生涯是谁导致的吗？他如何找到下一个自己喜欢的编辑呢？斯蒂格勒先生笑了，喝了口水，又说了一遍不知道，但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您说的是什么机会？
拯救在危机中生长，他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话。
前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吃了饭。打的回酒店的时候我盘算着第二天的行程。虽然接下来还要去听斯蒂格勒的国美研讨班，但我却心不在焉。国美的大教室实际上是个工作室，又冷又暗，水泥地面显得粗糙、不近人情。我想起那天晚饭过后，我们一行人看着钱江新城的高层建筑打着红色的灯光，印着宣传标语，标语后来变成了密密麻麻的红色灯笼，向杭州虚无的天空飞去。我发现，旁边的一个巨型球体建筑竟然是洲际酒店。它对面的是音乐厅，余隆和王羽佳去年本来要来的，据说。我望着江面，黑漆漆的，我意识到自己身处黑夜，其中的每一处都是晦暗的中心地带。
这时候，我隐隐约约意识到，从背景里走出了一个影子。我想问那是谁，但喉咙干疼，像被手扼住了一样。
这个时候应该去嫖娼。
话音刚落，我才发现是皮条王的灵魂。
天花板上的灯发出的光线在房间里四散开来。
我坐在白色床铺的边缘，早已筋疲力尽。
妈的，那刚才不应该就这样让那两个女生回去啊，我无力地说道，感觉自己快要死了。因为我隐隐约约感觉到灵魂的话是有所指的，他并不是真的想去嫖娼，有时候，听上去很夸张的话，最后说的实际上只是去连锁足浴店里捏了个脚。
不了，我想看书，我说。
那天我很早就睡了。睡前，皮条王的灵魂和我讨论了一会儿康德和黑格尔，讨论到了第三批判里的自然目的问题（这是第二天研讨班里会用到的文本）。可我却忍不住想起了皮条王的样子。而如今，他的幽灵正伴着我，我成了那一个被他该死的灵魂选中的人，但实际上，长久以来我就一直不自觉地以他为衡量我生活得失的尺度。某种程度上，我也选中了他。这个想法令人痛苦。我喝了酒，但既不想吐也不想睡觉。想到自从上次和某个姑娘在大学路见面以来，我们似乎很久都没见了，我期望着她能再和我说话，我想象着她将刘海从眼前拨开的样子，我们下一次也许会谈论斯蒂格勒，谈论海德格尔，谈论一些新开的酒吧，某一次泛舟湖上，某一部不再拥有名字的电影......但我现在厌恶她，像是厌恶一口痰那样，它卡在我的咽喉里。她让我嫉妒。也许她明天就会出现在国美的吧。但她在巴黎，我知道。她正一个人待在空荡的房间里，等着午夜降临。那里不会有皮条王的灵魂。
我将白色的被套裹在身上，在黑漆漆的夜里听到了自己身体内器官蠕动的声音，我的肌肉像是要痉挛的样子。我睡着了。
Harry Gruyaert
Las Vegas airport. Nevada. SA. USA., 1982
第二天，这是斯蒂格勒先生在杭州的最后一天。我和X相约，在中午才出了门，准备先去吃点东西。旅馆门口很快就来了一辆蓝色的出租车，我们这才发现，从上面下来的是斯蒂格勒和一位女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斯蒂格勒，他戴着暗红色的围巾，意见灰色格子的大衣。那位女士热情地伸出手来和我们握手。随后斯蒂格勒也伸出手来。我紧张而又不安，用蹩脚的法语和他们打招呼。那位女士的手温暖而干燥，也许，我的手汗已经留在了她的掌心，也许我冰冷的温度惊吓到了她，我怀疑她只是表面故作镇静，而实际上已经在感到害怕。如果有一面镜子，我认为我苍白的脸色一定会在上面映照出来。
咖啡馆在哪儿，斯蒂格勒问我们。
X给他指了路，我一言不发，把手插在口袋里。
我们望着斯蒂格勒和那位女士的背影消失在了大学的校门口。X和我立刻坐上了车，他在车上和我说了斯老师的事情。
斯蒂格勒出身于法国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电子工程师，母亲是位银行员工。在高中毕业之后，他就醉心于电影研究，但没能完成学业。而在高中毕业前的一年，他曾在法国四处打工，他难以忍受某种固定的工作，他试图创造自己的劳动。这期间，他做过农场工人（据说是给农场主开土豆收割机）和酒保（他有一段时间似乎人缘很好，后来因为跟一位顾客发生争执而被开除）。后来，他用打工攒下来的钱买下了一家餐馆，生意做得很不错。不久，他又卖掉了这家餐馆，买下了一家酒吧。这是一家在酒吧和夜店之间的店，顾客鱼龙混杂，他就时常在酒吧里面的暗处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以此为乐。他知道，这里面有妓女、流氓、小公务员、小年轻痞子（或者用吴语说叫赤佬）。有一次，警察要求斯蒂格勒去做证人，以指证一个顾客的罪行。他想也没想就拒绝了，警察以此理由封掉了他的酒吧。他就此萌生了抢银行的念头。按照他后来的解释，他受够了法国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他抢银行只是想把自己存在里面的钱拿回来。
在那个年代，也就是70年代，年轻人要么变成恐怖分子，在街头扔自制的燃烧瓶，要么就去吸毒。他觉得这些事情似乎很刺激，一旦开始做就无法停下来。于是，他接连抢了三家银行，在抢到第四家的时候不巧碰上了巡逻队，当场就被抓获了。按规矩，他因此要坐上15年的牢，不过好在他找到了一位好律师，只是进去待了五年就放了出来。后来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斯蒂格勒在牢里学习了哲学（他把那称为现象学式的生活态度，其实就是在牢里看看书，主要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出来之后则做了德里达的学生。而后者在世纪之初的时候去了上海，并参加了复旦和三联书店的两次活动。德里达满头白发，在偌大的书店里，这个小个子的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狡黠地拿起一本中文图书，试图看懂其中的文字。汪民安在一旁，德里达发现自己被看到了，于是放下书，笑了。那本被哲学家拿起又放下的书封面上写着几个汉字：论文字学。
Nigel van Wieck
Connect, 2015
后来一周的周五下午，斯蒂格勒坐上了从杭州东站开往上海虹桥的高铁，他应邀要去同济书店做一个关于技术哲学的讲座，一起的还有他的亲密战友，主要负责把他的书从法文翻译成英文的澳大利亚人罗斯。当然，在他身边坐着的还有我在杭州见到的那个女人，也许是他的秘书，也可能是情人，总是一身黑衣服（还有黑色丝袜），金色的头发一丝不苟地盘着。
斯蒂格勒和罗斯讨论了几句新书翻译的问题，便从包里掏出了几本书。他将它们平摊在狭窄的桌板上，读一段这里，再读一段那里，有时候，他会把A书中的某一段同B书中的另一段做拼接和对比。思想的实验室和生产车间就这样被他操弄在手上，在这块灰色的塑料小桌板上。在旁人看来，这时的斯蒂格勒就像一个战壕里的士兵，满头泥泞，在躲避子弹的同时也在准备自己的突围。于是，他就这样开始了阅读，这是斯蒂格勒式的读书方法。他因而总是能在几本书之间读出各种出人意料的问题，比如他在里尔克的十四行诗那里读出了技术问题，在海德格尔那里读出了互联网，在笛卡尔那里他则体会到了一种做梦的技术。他时常觉得物理学和哲学是一样的，因为人类总是处在一个试图逆熵的环境里。
这时，列车员经过，罗斯要了一杯咖啡。斯蒂格勒看向窗外，白色的高铁正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穿过灰色的田野和空气，他觉得这里的春天有种让人困倦的寒意，一如那个他三十多岁时的下午。那是一把MAB PA-15手枪，20世纪60年代法国军方采用的一种军用手枪。它采用了旋转枪管来闭锁枪管和套筒以便发射，复进时枪管回转以松开套筒。斯蒂格勒拿着它，像个捉迷藏的孩子那样从八区穿过。他有一种握着黑女人的手的感觉，激动而又紧张。这带给人一种勃起的愉悦。
罗斯打断了他，指指手表，说还有十分钟就要到站了，问他要不要下了火车先吃点什么。斯蒂格勒先生瞪大眼睛望着他，罗斯在想斯蒂格勒脑子里一定又是在组装新的思想工具，就没再多说什么。斯蒂格勒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和围巾，只感觉到亚麻裤子的纤维正紧贴着自己大腿的皮肤。他不知道自己读到哪一页了。
John Huggins
Shanghai, China, ed. of 23, 2014
七点，书店里已经坐满了来听讲座的人，主持人和讨论嘉宾都到了。一个外国人坐立不安，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
讲座迟迟没有开始，听众们有些困惑不解。这时人们才知道，那个满头大汗的澳大利亚人就是罗斯，而令他不安的事情就是斯蒂格勒先生并没有跟随他一起来到这里。也就是说，在虹桥火车站的时候，斯蒂格勒和他的女伴一起走丢了。主持只能打圆场：斯老师竟然“背叛”了自己的革命战友罗斯先生，真是令人想不到呀！听众们有些扫兴，但并没有离去。讲座依然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了下去。幸运的是，讨论的质量并没有因此降低。
结束的时候，几位教授和罗斯赶紧拿出手机，想尽一切办法联系斯蒂格勒。但是，斯老师在离开杭州之前就已经归还了借用的手机，而他又没有国际长途，一时间也没可能用笔记本连上中国的网络。因此人们既不能通过中国的手机号联系上他，也无法通过网络给他发消息。
不要紧，斯老师肯定是有自己的打算，我们不要惊慌。
他怎么能在虹桥走失呢？这太匪夷所思了。竟然就抛下了罗斯一个人。
罗斯非常担心，因为他猜想斯蒂格勒应该无法应付一个人的旅行。他的女伴也同样不靠谱，两个人不会中文，英文也不够好。虹桥火车站那么大，既有连接着市中心与郊区的地铁，也有去机场的快速通道，而上海又有两个机场，到时候就是能否顺利坐上当晚的飞机回法国都成问题。
人渐渐散去，几位教授和澳大利亚人寒暄了几句，粗粗约定了下次的学术会议的计划，然后打算回去赶紧发邮件给斯蒂格勒，看是否能联系上他。我在和几位朋友告别后也走出了书店，四月份夜里的风吹在脸上，皮条王的身影似乎出现在了转角的路灯下。他搂着一个女人向黑暗里走去，而我却不知该往哪里走，我像是带着深沉的醉意，在大地的广阔之上游荡。曲阳路太破了，这令人们伤感......我脑海里慢慢从幽暗中浮现出一幅暧昧的画面：我们几个人在春天的夜里泛舟西湖......画面随后在中间裂开，分屏成左右两块：另一边是皮条王坐在自己的现代家具风格的红色宝座里，喝着甜得发腻的饮料，翻阅着各种外文书籍，然后自他的体内发出一些深沉的语句：那个人的论文写得很有条理，思路非常清晰；这个小姑娘的文笔太优美了，让人惊叹；你读过他的文章的吧？要学会经典地思考永恒的问题，你也要试着这样写......我想象着斯蒂格勒的身影，在巴黎附近的乡下租的房子里摆弄着收藏，播放着门德尔松的钢琴曲。不知为何，这两个身影在远处的晦暗中渐渐重合，构成了一团令人捉摸不透的烟雾。
我深感疲惫，已经无力说话。将近凌晨的时候，我听人说，他们最终还是没能等到斯蒂格勒的邮件，但是查到了他的登机记录——电脑屏幕上的几行英文。这才让教授们放下了心。斯蒂格勒这时候一定已经在巨大的银色机身的包裹下进入了睡眠吧，我想。
David Drebin
Gold City, 2006
实际上，斯蒂格勒先生在虹桥并没有走失。虽然有罗斯这位亲密战友的陪同，但他还是突然从椅子上起身，在等候区走出了几步，自信地进入了汹涌嘈杂的人群。他的女伴那时候还在便利店里挑选要购买的食品，商品标签上的中文令她崩溃。在那一瞬间，斯蒂格勒先生挺起了自己的胸膛，感觉到脚上的乐福鞋是如此舒适柔软，那就像他在巴黎踩在石砖路上的感觉一样。他深吸了几口气，觉得这个环境从未如此熟悉过，他坚信自己身披着全人类。于是，罗斯看不见他了，起先还能看到斯蒂格勒略显光秃的头顶在黑色的人群里转动；渐渐地，斯蒂格勒的身影在溶解、流逝，像是一滩水融化在了海洋里；最后，是彻底看不见了。而这整个过程仅仅发生在几十秒的时间里。
罗斯有些茫然，他以为这个法国老头只是要去上洗手间的。女伴这时刚刚结完账，拿起商品往喜士多门外走去。斯蒂格勒则变成了幽灵，跟随着人群，忘记了自己，他似乎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半透明的形象，和周围的光电融在了一起。也就是这样，斯蒂格勒先生这次的中国之行里丢失了自己的大包，还好是在出租车上，后来给追了回来。在半个月前，他将装着所有银行卡和证件的包忘在了上海的十号线地铁上，更重要的是里面还有他每天必须的两种药物，一种用来保持镇静，一种用来让自己兴奋。只有那一次，斯蒂格勒是真着急了，没有那两种药物他根本就无法入睡，也无法讲课。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帮他找了关系托了人才拿到小剂量的杜冷丁以及三四种替代药物。然而，把药送到斯蒂格勒手上的时候，人们却发现他正在客房里练习俯卧撑。
再一次，斯蒂格勒进入了一条不知通向何方的歧路。他认为自己就像几十年前的另一位黑森林老哲人一样，因为林中多歧路。唯有进入危险，他才可能拯救。现在，整个城市成为了他的游乐场。只有神才这样，无畏，世界内在于他身上了。斯蒂格勒和往常一样，把所有东西都留在了罗斯那里，起身就走，但不知是去往哪里，就已经勇往直前了。回头一看，俄尔甫斯在地狱的道路上飞奔，试图将自己美丽的妻子带回人间，斯蒂格勒先生这才慢吞吞地想到自己原来走了一条属人的路。
刚看到前面老远地方的饮料机旁边坐着一个衣着不整的老人，手旁边还摆着一个扁担，斯蒂格勒先生就直接冲了过去把钱给了他。老人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斯蒂格勒先生就已离去。他坚信自己活在了中国之中，虹桥就是他游戏的一站。他走着，迎面过来一辆安保电动车，里面的人黑压压的一片，随时准备拿出高科技的检测仪器，背上的反光条上赫然几个大字：安保。斯蒂格勒低头沉思，心想这里面也有神的降临，只是普通人察觉不到而已，这些人，就是神到了他们也感觉不出来。
斯蒂格勒先生感到放松极了，越走越快。他想起了自己今年计划要写完的书，他认为这书的终章已经写在了虹桥火车站的大理石墙面上，写在了崭新的铁轨上，写在了中国大地芸芸众生的脸上和手里：这世界只有最近的几十年留给我们反应了，之后就是万劫不复。哪怕自己能救活它，这个世界也注定没意义了。这世界是不可活的！斯蒂格勒先生一阵颤抖，为自己的思考感到害怕，这种想法太阴暗了：这笑意盈盈、婀娜多姿的世界正被万箭穿心。也许，我们都疯了，斯蒂格勒恐惧地想到，但他心里在笑，他的心脏向着宇宙打开了：只有比这世界更疯狂才能对付这世界的疯狂。
此时此刻，一个澳大利亚人和一个法国女人站在虹桥火车站的中央，望着没有尽头的人群，孤立无援。斯蒂格勒先生脚步轻盈，以梦为马，他在城市里就像在自家的后院一样。虹桥在这一刻真正地成为了他一个人的游乐场，他走来走去，边走边发明自己的游戏。一个无人的游戏，一座空旷的游乐场。
Simon Roberts
Airport departure lounge, Magadan, Far East Russia, August 2004, 2004
写作系列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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