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语言学应研究“活态的语言”

李宇明教授（资料照片）

语言之存在有赖于应用，语言之价值亦在于应用，才能发挥语言的社会功能，才能充满活力。语言一旦付诸应用，便由静态变为动态，由“标本”变为“活态”，可供人随心所欲地表情达意，以有限之音、之词生成无限的句子与篇章。历史上不少人都梦想做出“永动机”，但只有语言装置可以“用有限表达无限”。应用语言不仅需要语言知识，还需要大量的超语言因素介入，比如智慧的运转、知识的参与等，其中也包括各种常识。计算机对语言的理解不仅难在语言上，而且也难在语言交际的“常识背景”上。

语言结构复杂，语言应用更复杂，但是只要没有严重的语言疾病、没有脱离人类社会的儿童，都可以在玩耍中掌握母语口语。而成年人有学会一种语言的经验，有良好的语言学习条件，但学习第二语言的成效远不如儿童，至今无人能满意回答这一问题。机器“学习”语言比成人的第二语言学习更为困难。六十多年前，人类开始让计算机理解语言，之后试图让计算机拥有语言智能。但是由于弄不清语言的运作机理，不能做仿生学上的处理，只能用语言学、语料库统计学、深度学习等方法来“盲人摸象”般行进，机器人也只能“东施效颦”般说话。要正面探究语言的运作机理并不容易，但我们也许可以从语言疾病中窥知些底细。当然语言病理学的作用更在于对聋哑、语言发展迟缓、智障、自闭症、脑部语言中枢病伤、喉部疾病等患者进行语言诊断和语言康复，这里包含着语言学、病理学等的学术伦理。

对语言交际、语言学习、计算机语言处理、语言病理等进行的研究统归为应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不仅研究语言的实际运用，也研究语言知识的获取与应用、语言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涉及诸多社会领域，横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理科及工科，研究难度倍增但魅力无穷。应用语言学虽然至今还不能整合在一个学科体系中，也称不上显学，但其学术价值及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无可限量。

个人和社会各领域的语言应用包括语言知识、语言技术的获取及其应用，构成了与语言相关的各种社会生活，这些与语言相关的各种社会生活称为“语言生活”。随着社会由农牧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再发展到信息化社会，劳动力由以体力为主发展到以智力和语言为主。随着文字的产生和电子语言技术的发展，语言的载体由单一的声波发展到声波、光波、电波的多媒体，互联网促成了“人机互动”的现代语言生活。时代的发展和语言技术的进步已经使语言生活成为当今人类最为重要的社会生活。语言生活研究是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对各种语言行为进行评价，通过语言政策及相关的语言举措调节社会和个人的语言行为，保证语言功能向着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

中国语言生活的专门研究是从语言文字工作、社会语言学等领域发展起来的，前后约有二十来年的历史，但已表现出极大的社会能量和学术能量，为 21 世纪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完善，为国家语言关系的处理，为国家信息化的发展，为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为世界华人的语言认同，为“一带一路”的语言互通等，都做出了应有的学术贡献；特别是提出了“提升国家和个人语言能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语言规划目标，持续十余年编写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绿皮书），并有了英文版和韩文版，此外还相继编纂出版了语言生活的白皮书（反映政府工作）、蓝皮书（反映学术研究）和黄皮书（反映国际语言生活状况）。绿白蓝黄这“四书方阵”已经成为人才集聚、成果容聚、思想变聚的大平台。国外同行已经关注到了中国的“语言生活派”，并给予了较高的学术评价。

用学术史的眼光看，语言结构研究、语言应用研究和语言生活研究构成了语言学研究的三部曲。三者协调发展，才能带来语言学的繁荣昌盛，才能取得语言学的国际话语权，才能承担起中国语言学应当担当的社会使命。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本，有56个民族百余种语言。汉语是海内外华人共同使用的语言，有着非常复杂的方言。汉语普通话是中国56个民族的通用语言，也拥有大量的国际学习者。这些情况表明，中国语言资源丰富，语言需求多样，语言问题叠加，语言矛盾复杂，这种语言国情也决定了中国语言学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要研究和解决的语言生活中的“真问题”也异常复杂和迫切。

从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建设来看，中国的语言学还“碎片般”分布在汉语言文学、民族学、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不同学科中，本有学科门类的体量与作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从业者超过20万的语言学，竟然还不是“学科目录”中的一级学科。这种学科布局羁绊的不仅是语言学的学术发展，而且是语言智能时代国家的语言能力和社会的进步，亟须引起有关方面重视。

2019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