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丨王锦萍​《蒙古征服之后：13-17世纪华北地方社会秩序的变迁》出版

书籍简介

壹

学者评价

近三十年来，关于中古中国社会史和地方史的重要著作大量涌现，但几乎所有的著作都集中在南方地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华北地区传世文献的匮乏，要完成类似深度的中古北方社会史研究，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随着碑刻资料的出现（有些是新近发现的，有些是以往被人们忽视的），华北社会史研究蔚然成风，并正在改变我们对中古中国的认识。王锦萍是这一新兴学术潮流的领军人物，《蒙古征服之后》是这一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韩明士Robert Hymes（哥伦比亚大学）

在这本新社会史著作中，王锦萍挑战了老旧的“汉化论”叙事，该叙事总是将 “儒士”看做主导政治和社会演进的阶层。蒙古人的征服淘汰了统治古代中国的传统模式，蒙古统治阶级选择了僧道而不是儒士作为其统治地方社会的主要合作伙伴。蒙古统治下的华北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其独特的宗教组织一直延续到明中叶。——艾骛德Christopher Atwood（宾夕法尼亚大学）

本书对于汉人在动荡历史时期转向大众道教的研究非常引人注目，尤其是王锦萍对碑刻资料的独到解读方式，向读者展示了这一社会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在面对蒙古人对佛教的青睐和明朝统治者对理学的推崇的挑战时，全真教表现出极强的韧性，这一点之前从未被如此详尽的描述和解释过。《蒙古征服之后》是一部令人钦佩的优秀学术著作，它提醒我们，还有太多的历史真相需要我们通过更贴近基层社会的研究去挖掘。——王赓武Wang Gungwu（新加坡国立大学）

王锦萍的这部著作，以及其出色的将文言文文本译成英文的能力，是汉学研究的典范。它提高了我们对蒙古统治时期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从此，在这一广阔的研究领域中，任何社会学的研究都要参考该著作。——马颂仁Pierre Marsone（法国高等研究院）

这是一本兼具宏观的视野和细致深刻的个案探索的中国近世社会史力著。

作者先以金末名士元好问亲历战争摧残与重建华北社会的过程，揭示了全真教及佛教组织取代说经论道、争取仕进的士人阶层的史实。后细致观察了在政治庇护下，全真教及佛教组织在重建基层社会中力行实践，通过扩展宫观、主导水利组织，取得发展优势的过程。最后作者观察到，到明代，由于政策发生变化，士人、村社起而取代佛道组织，在地方社会的建设中起了主导作用。不过在山西，基于边境防卫的需要，明王朝设置了藩王与卫所，受其庇护，佛道消退过程较其他地区缓慢。

作者长期深耕田野，整合大量未被利用的碑刻资料，对学界长期忽视的山西基层社会进行跨朝代及具体个案研究，深入探寻了历史长河中地方社会主流势力的转折变化轨迹；更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出南北社会的差异。作者强调在关注全国共性的研究之外，更要挖掘地区的殊异性，以彰显多种社会秩序共存的重要意义。此一创见，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开拓了新视野。——黄宽重Huang Kuan-chung（中研院史语所）

贰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山西，探讨华北社会在13世纪初经历蒙古征服的大变局后，长达400年的社会变迁与文化重构，特别关注宗教组织和信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作者在传统史料之外，大量运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民间文献，尤其是碑刻资料，使得数个细致的个案研究成为可能。在讨论宗教势力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宋明之间社会转型的“北方路径”。与众所周知的江南模式（即围绕科举考试和儒家知识精英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不同，在蒙古统治下参与和推动北方社会秩序重构的，是包括全真教和佛教在内的宗教组织。僧道组织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资源各方面都有重要优势：蒙古统治政权、蒙古王侯的强力支持，遍布城乡的寺观网络及其控制的大量土地和其他资产，在官府和儒家思想之外建立的意识形态和获得的制度性力量。这一迥然有别的社会景观直到明代科举系统重振以后才逐渐式微。而它在明代山西地区长期、曲折的消亡过程，则折射出蒙古征服华北的长期影响。

本书视野宏大，行文晓畅，叙述清晰，观点明朗而发人深思。

叁

目录

致谢1

自序1

导论1

1元好问和金代“功名社会”29

2全真教与1234—1281年战后社会重建63

3佛教僧团、政治权势和亲属关系123

4僧道、水利组织和乡村社会经济秩序173

5明代地方主导权的连续与变化229

结语281

附录1本书中使用的未发表碑刻铭文301

附录2《亮公孝行之碑》与《宣授五台等处释教都总摄

妙严大师善行之碑》录文303

参考文献309

索引329

图表索引345

中文版后记347

肆

致 谢

本书是我过去十年研究中国华北地方社会的心血结晶，如果没有师友和同事们的慨然相助与鼎力支持，我可能很难完成这一漫长的研究工作。

首先，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的邓小南教授和耶鲁大学的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教授，她们是我最尊敬的两位老师。在治学和教书育人方面，她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谨以本书献给她们。邓老师是引导我走上历史研究之路的启蒙恩师。1998年春，旁听她的中国古代史课程改变了我的人生，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中国古代历史。从跟邓老师写本科毕业论文时起，邓老师就建议我将研究重点放在华北地区长时段的社会变迁上。在邓老师的指导下，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这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更重要的是，邓老师以其几十年如一日的言行，让我深刻理解了正直、责任对一个学者的重要意义。

韩森老师是我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的博士导师，我对她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坦率地说，没有她，本书可能永远都无法完成。韩森老师对学生的无私奉献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即使在我毕业后，她仍以敏锐而充满感情的方式阅读并评论了本书的每一章。她细致入微的点评，几乎影响了本书的每一页。自2004年她自告奋勇担任我的专业英语（包括口语和写作）老师，韩森老师一直不遗余力地纠正我的语法错误，一点一滴地改变我糟糕的写作习惯，耐心地向我解释为何某个词或某种表达效果更佳。2017年4月，我在耶鲁大学宗教系就本书发表演讲。演讲结束后，韩森老师告诉我，她感到既开心又“难过”，因为我的英语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她改正的地方了。她的评价既是温情的赞赏，也是对我努力的认可。

对我来说，韩森老师不仅仅是我的学术导师，她和耶鲁大学另外两位教授菲利斯·格兰诺夫（Phyllis Granoff）和篠原亨一（Koichi Shinohara）一直是我敬爱的学术上的“父母”。当我在攻读博士、求职、工作以及生活中面临诸多挑战时，都得到了他们毫无保留的支持和引领。这些年来，他们三位教会我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让我学会了高效工作和快乐生活。因为他们，纽黑文成为我心中的第二故乡。

除了最敬爱的导师们，三位最亲密的朋友——布雷克·阿特伍德(Blake Atwood)、饭山知保和郑小威——为我的学术生涯提供了无尽的思想灵感和永远的情感支持。自耶鲁大学毕业后，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之一就是认识了布雷克，他是研究伊朗电影和中东媒体的杰出学者。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一起工作了两年，都对教书充满热情，并成为彼此最重要的思想交流者。作为出色的作家和敏锐的学者，布雷克校正、润色了全书的英文书写，并提供了许多富有价值的建议。本书写作过程中的几个突破性时刻，都发生于我和布雷克在费城、奥斯丁、新加坡以及吉隆坡进行的多次热烈讨论中。饭山知保也是研究中古华北社会史的学者，他慷慨地与我分享了许多田野考察资料，并以他独有的学识和耐心回答了我的诸多疑问。2014年，我们一起去山西做田野考察，调查晋北的金元碑刻。我们满怀热情地在本书中提到的许多碑刻的所在地读碑、解碑：这些是我学者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精神上最满足的时刻。我还要感谢小威，作为长达二十年的挚友，她始终信任我并支持我的研究，我们无数次通过电话或Skype对话。当我生活和工作中遭遇困难或研究遇到瓶颈时，小威总会为我提供亟需的安慰和鼓励，她对中国近现代转型的见解，也启发我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中国古代史。

如果没有两家出色的研究机构和诸多优秀同事的支持，本书不可能完成。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和人文论坛的博士后项目，让我有机会接触更广阔的宗教和思想文化史研究。感谢博士后导师金鹏程（Paul Goldin）在我早期职业生涯中给予的大力支持，他对儒家思想的见解，彻底改变了我对这种富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的看法。还要感谢同事夏南悉（Nancy Steinhardt），她与我分享了大量关于蒙古统治时期华北建筑和庙宇壁画方面的知识。感谢布莱恩·维威耶（Brian Vivier）、加野彩子（Ayako Kano）、琳达·钱斯（Linda H. Chance）、梅维恒（Victor Mair）、大卫·斯帕福德（David Spafford）以及其他许多同事，让我在宾大度过了美好的两年时光。我就职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提供了温馨的环境，并对我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非常感谢国大提供的大量研究经费，并慷慨地允许我有两个学期暂停教学工作，使我可以专心撰写书稿。在此，我向历史系和中国学系的同仁们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有几位学者阅读了本书全部或部分文稿，并提出了富有洞察力的修改意见。我欠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教授良多，他花了无数个小时来帮我修改本书的结语和一篇期刊论文（由第3章部分内容修改而成）。2014年6月，我在哈佛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中古中国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周绍明。从那时起，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以及共进晚餐，我们进行了多次愉快的交谈，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刻理解和洞见使我受益匪浅。何复平（Mark Halperin）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对我修改第3章极有助益。此外，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濮德培(Peter Perdue)和张玲的批判性评价，帮助我完善了第4章中关于水利社会的讨论。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和许齐雄(Koh Khee Heong)对本书第5章的初稿所做的重要点评，纠正了我对明朝的错误描述。杜博思（Thomas Dubois）阅读了本书的导论和结语初稿，并提出了一些极富价值的修改建议。

世界各地的许多学者、同事和朋友们在本书写作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场合为我提供了有价值的反馈和其他形式的帮助，对他们的无私支持我表示衷心感谢：艾骛德（Christopher Atwood）、柏清韵（Bettine Berge）、蒂莫西·巴纳德（Timothy Bernard）、马德伟（Marcus Bingenheimer）、包弼德（Peter Bol）、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包筠雅（Cynthia Brokaw）、海顿·切里（Haydon Cherry）、赵元熙（Wonhee Cho）、魏希德（Hilde De Weerdt）、丁荷生（Kenneth Dean）、迈克尔·费纳（Michael Feener）、费丝言（Siyen Fei）、扬·菲特（Jan Fitter）、葛利尹（Eric Greene）、米娅·李（Mia Lee）、太史文（Steven Teiser）和 迈曲·昂敦（MattriiAung Thwin），以及方诚峰、船田善之、高柯立、许雅惠、黄宽重、井黑忍、康鹏、康怡、李怡文、刘晨、刘静贞、鲁西奇、罗新、森田宪司、王昌伟、岸本美绪、刘未、荣新江、吴雅婷、谢湜、徐兰君、许曼、山本明志、易素梅、张俊峰和郑振满。从指导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生（特别是黄彦杰、吕双和王菲菲）那里我也学到了很多，赵洁敏为本书的插图提供了很多帮助。

感谢《东亚出版与社会》（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和《国际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sian Studies）的出版商，他们慨允我将发表在这些期刊上的两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再次修订出版。本书还受益于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两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以及编辑的出色工作：韩明士（Robert Hymes）的审读报告对我有莫大帮助，衷心感谢他对本书每一章提出的详细评论和热情鼓励；第二位匿名审读者的建议帮助我更准确地阐述结语部分的论点。我还要感谢编辑罗伯特·格雷厄姆（Robert Graham），他始终坚定地支持我，并耐心地回复我发给他的与书稿相关的大量电子邮件。

最后要感谢我亲爱的父亲王惠昌和母亲陈秀云。因为“文革”，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更多教育。但他们一直把我的教育放在首位，为此他们在我的青少年时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尽管父母对我作为历史学者的工作了解甚少，但他们一直对我充满信任，并竭尽全力支持我在事业和生活中作出的所有选择：我希望本书会让他们感到骄傲。

伍

自 序

我们遇到了刚结束“早课”的十几位中年短发妇女，她们没有戴任何的珠宝，也没有戴婚戒。当时已过了上午10点，她们已经完成了“早课”，但还是愿意破例为我们演示日常仪式（见图版1）。

每天早晨和晚上，这些妇女都会聚集在寺庙里诵读佛经，与师父一起举行仪式。在其他时间，大部分人会回家与家人共处，但一小部分人会继续留在寺中。

2006年8月9日，我和参加历史人类学工作坊的其他同仁一起参观了位于山西省晋城市崔庄的关帝庙。关帝即关羽（160—220），是出生于山西的三国时期的名将，他后来演化为最受人们欢迎的战神和财神，俗称关帝。令我们惊讶的是，这座关帝庙成为了名为觉慧寺的佛教场所。从2001年起，崔庄及附近乡村的僧人和妇女会来觉慧寺聚会、念诵佛经。

我们参观的那天，正式出家的师父刚好不在，但村妇们很乐意分享她们的故事：她们都是佛门信众，师父是从五台山（佛教四大圣山之一）请来的。师父曾带她们去五台山受戒，她们为此感到十分自豪。

这个当代佛教小团体与本书将重点讨论的13世纪全真教团存在许多共通之处。如同这座小庙，全真宫观为当时的弱势妇女提供了一个安身的群居之所。13世纪的女冠以全真宫观为庇护所，躲避蒙古征服带来的暴力和混乱，而这些当代佛门女信众（大多为是中老年妇女，有些是文盲）则每日寻求几个小时的安宁，以远离家庭暴力、离异、贫穷和无尽的孤独（大部分人的孩子都已离开家去城市学习或工作）。其中一位饱受虐待的妇女逃离了家庭来到这座寺庙。就像几个世纪前的全真宫观一样，这个佛教团体填补甚至替代了令这些村妇们失望伤心的家。

师父与部分女弟子在崔庄寺庙中共同生活的现状激怒了许多当地村民，他们认为除非是同族，否则男女不应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我最初在13世纪的全真教文献中读到这一令人惊讶的相似现象，后来在山西其他地方做田野考察时发现，尽管男女同住充满争议，但在许多寺庙中十分常见。至少从唐代（618—907）开始，佛教和道教中便十分流行僧尼分居的传统，而全真道士允许男女同住，显然打破了这一传统。

与过去相仿的另一特点是，和全真道士一样，崔庄的村妇们依靠官方认可来躲避迫害并缓解社会压力。就像我在本书中将要阐释的，13世纪的全真道士通过不断立圣旨碑等各种碑刻，来记录、宣扬蒙古统治者对他们的支持和优遇。此类碑刻材料使我们得以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探讨佛道如何在华北地区兴盛。对于崔庄佛门女信众而言，关帝庙墙上挂着的红色锦旗（位于照片左上方，见图版1）——泽州县佛教协会2005年授予觉慧寺的锦旗——扮演着与昔日碑刻类似的角色，因为该寺“弘法利生，爱国爱教”，所以被认证为先进单位。

佛门教义与国家提倡的爱国主义的融合，为崔庄佛门女信众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正当性。在我们参观过程中，当地村民（通常是男性）会抱怨这些佛门女信众不做家务、忽视相夫教子的家庭义务，这些妇女则会用佛教协会颁发的锦旗上面的话来为自己辩护，称她们的修行为家庭和乡村社群带来了更大的益处。

几年后，当我开始撰写13世纪全真教团的历史时，与崔庄村妇们邂逅的记忆不断浮现在脑海中。特别是当我沉浸在几个世纪之前的历史文献中，那个炎热的夏日早晨，我在关帝庙的所见所闻，不时提醒我宗教教义与具体实践之间的鸿沟。即使她们的选择使得社会上的其他人感到不悦，我仍然试着去理解人们为度过困境而做出的选择，并对此保持敬意。

同样重要的是，崔庄的经历以及我在山西其他地区实地考察的经历，加深了我在个人和知识层面上对中国地方文化多样性的兴趣。我在江苏省常熟市长江边上的一个乡村长大，我所在的乡村或周边没有古老的庙宇——大多数庙宇在抗日战争和“文革”期间被摧毁了。因此，山西乡村的所见使我震惊，在那里，我看到了数不清的佛寺、道观、祠庙，甚至还有天主教堂（有些地方甚至一个村里就有十多座庙宇），其中许多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有些成为旅游场所，有些继续作为宗教场所服务于当地社群，人们在那里聚集进香、祭拜并组织庙会。还有一些（譬如崔庄的关帝庙），成为了当地新兴宗教团体的活动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新的地方宗教团体在相对自由的宗教环境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在过去十年里，我试图将田野考察中遇到的问题与历史资料中发现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思考，这些思考的结晶都呈现在本书中。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本书讲述了一明一暗两个故事。明线的故事，是13世纪初蒙古入侵造成毁灭性破坏之后，华北地区的人们如何努力通过宗教实践来应对生活中的危机和政治动荡。暗线的故事，则是山西地区如何在历史长河中发展出浓厚的地方宗教文化。

陆

中文版后记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要感谢陆骐博士、刘云军教授两位译者和缪丹编辑的努力和付出。陆博士翻译了全书主体，刘教授对翻译初稿进行了进一步的校订和润色，并翻译了剩下的图表、附录、参考文献和索引等。在刘教授和缪编辑的热忱鼓励和支持下，我对中文版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中文版修订的一个主要方向是调整文字和表达方式。由于英文版的目标读者是英文世界的学界同仁和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在写作思路和行文风格上向他们的阅读习惯和知识背景倾斜。故直译英文原文对很多中文读者来说可能会很不习惯，有的表达可能过于艰涩，而有的则过于常识而显得多余。为了尽量贴近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知识背景，在基本保持原意的前提下，我对译文的行文用语、段落安排都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

和英文版相比，更主要的变化是内容上的增删。首先，尽可能纠正了英文版中一些史实和史料释读错误。其次，补充了部分英文版没有的史料原文和解释性内容。英文版为照顾普通读者，许多原始史料没有引用原文，而是简要意译，并且有意删去了非核心的人名、职官、地理等信息，中文版均加以补完。在补充英文版中省略的相关人名、地名和职官信息方面，刘云军教授贡献良多。第二，英文版中的有些表述和行文翻成中文后读来有别扭、不通顺的感觉。有时是因为译文改变了句子的主谓结构而导致衔接不顺，有时则是因为上下文铺陈不够而显得有些分析过于简略或粗糙。针对这些问题，我在必要的地方增加了一些针对中文读者的解释性内容。第三，本书英文版自2018年秋出版后，中英文学术界已有10多篇书评。有些意见非常中肯到位，故我在中文版的导论和各章节增加了一些澄清或总结的文字，以稍稍弥补英文版的不足，希望能将本书的总体思路更清晰、流畅地呈现给读者。

学界的书评也让我这两年一直在反思本书的不足之处，并思考如何写好一本学术专著，特别是如何平衡主线突出和讨论全面的张力。比如本书开篇以周献臣家族与全真女冠的合作引出本书的一个论点：蒙古征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至少在大蒙古国和元朝初期），地方社会的重建是世侯家族和全真教等宗教组织合作的结果。但正如有位书评者指出的，世侯家族的角色在后面章节中似乎消失了。确实，第二章对世侯家族与全真教关系的讨论，基本上都是散在不同个案中提及的，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总结论述。第三章中提到了定襄县县令赵沂父子建佛寺以稳定乡里，但重点仍落在佛寺道观等宗教组织在战后地方社区建设中的地位。我在写作过程中也很纠结，如何既突出宗教组织这一主线，又涵盖其他群体的角色。

目前的处理方式，确实有两个不足之处：首先没能充分呈现世侯等政治精英家族和僧道等社会精英群体在基层社会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其次本书的研究集中在山西地区，而山西地区的世侯家族势力相对河北、山东等地要弱得多，而本书没能对宗教组织在华北不同地区社会重建过程中的结构性角色做有层次的比较研究。

类似地，第一章聚焦元好问和金代科举社会，呈现士人群体主导的社会秩序如何在蒙古征服过程中崩溃解体，虽然为后面讨论蒙古征服后新的政治、社会精英取而代之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对照，但这就无法有效地融入蒙古征服之前金代的宗教组织、乡村势力的基本状况，可能给读者留下一个错觉，即第二章呈现的全真教的崛起似乎完全是蒙古统治者支持的产物。这样的错觉容易掩盖一个史实，即全真教在金朝中后期的发展，为其能在蒙古统治初期承担起新的社会角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基础。虽然我在第二章对全真教的介绍中有所提及，但因为是放在全真教的介绍下而非金代社会的框架下，需要读者自己做一些联结和思考，故可能并没有起到理想的表达效果。

研究宗教史和社会史的书评作者还特别关注，第三章五台山僧侣张智裕的个案是否能推及华北其他地区。这个疑问是，经典的个案研究是否有代表性？这也是历史学者经常面临的难题：“代表性”的量化考量。（究竟需要多少史料才算在量上具有代表性？）在研究路径上，第三章受到了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著名文化史著作《屠猫记》的作者）从个案入手分析十八世纪法国文化史方法的影响。该章从张智裕家族两块“异常”碑刻入手，探讨蒙古统治下那些看似不寻常的行为和理念背后具有时代意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通过解释这些“异端”行为和理念为何在当时人眼中是“合情合理”或“普遍”的，来揭示元代僧侣精英的政治化、品官化，以及和前代不同的世俗化特色。该个案的代表性也正是落在这一层面上的。虽然我在正文及注里多次引用其他案例和史料，力图说明张智裕等五台僧人的个案并非孤例，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关于“代表性”问题的质疑，但这样的处理似乎并不奏效。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本书未能在方法论层面对个案研究如何沟通“小历史”和“大历史”作出清晰、深入的解释。

对于研究边疆史、蒙古帝国和清史的书评作者来说，本书的不足之处还包括：没有涉及介于汉地与草原之间的“北方地区”，缺乏对非汉文史料的应用和对蒙古人视角的关注，对蒙古帝国的政治史及元朝在中国史上的定位的讨论和回应都不够深入。这些都是事实，也是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一直惴惴不安的地方。所有这些都并非单纯的写作和视角层面的问题，也是作者功力不深、积累不够的问题。在后记里列出所有这些不足，既希望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优缺点，也希望能引申出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与学界同仁继续切磋，并提醒自己在新的研究中需不断努力和精进的方向。

最后，感谢方诚峰、古丽巍、康鹏、吕双、王菲菲、吴淑敏在中文版定稿的最后阶段鼎力相助，他们通读了部分章节并纠正了一些文字和内容上的错漏之处。也要特别感谢刘云军教授和缪丹编辑在我修订中文版的几个月里给予的无私帮助。为了保证中文版的质量，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并总是在微信上及时地与我沟通，耐心地回答我数不清的问题。学术人生有时难免孤寂，但始终有同道好友一起砥砺前行、互勉互助，于我是一大幸事、乐事。我满怀感激！

王锦萍

于新加坡国立大学2021年6月

转自“宋史研究资讯”2023年2月20日，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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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鸿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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