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林 | 两个世界之间的托克维尔：美国的景象
专题导言
如今托克维尔的名字广为人知，但雷蒙·阿隆却说他几十年前上学时闻所未闻。的确，托克维尔的经典化过程本身就值得玩味。放眼望去，托克维尔是自由主义哲学中的异类，亦是革命史学里左翼阶级叙事的对立面；是比较政治学的先驱，亦是古典社会学思潮中与孔德、马克思并列的代表；是美国政客挂在嘴边的“美国例外论”先声，也一度是中国大众畅销书榜上的领头羊。不同的研究传统和政治环境，都在通过对托克维尔的刻画和调用激活新的思路，这恰恰反映了托克维尔本身的复杂面向和穿越时空的魅力。
有鉴于此，本专题试图展现托克维尔更为丰富的侧面，以期带来新的启发。专题以雷蒙·阿隆《重新发现托克维尔》开篇，回顾社会学读者最为熟悉的、作为社会学家的托克维尔。随后将深入托克维尔所处的历史语境，以一则原文加一则评述的形式，依次呈现作为旅行者、殖民主义者、“信徒”和政治家的托克维尔——他在现代性将要展开又尚未完全展开之际，对国家命运和现代文明持以悲剧论调，进而在旅途和政治实践中求索不同的社会方案。最后两篇文章将展望作为同时代人的托克维尔：他会如何思考我们当下的社会症结？我们又是否和如何面对所谓的“托克维尔时刻”？答案在风中飘。
谢尔顿·沃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荣誉教授，先后在奥伯林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圣克鲁斯及洛杉矶诸分校、普林顿大学、康乃尔大学和牛津大学执教政治学理论凡四十年之久。代表作《政治学与视野：西方政治思想的持续性和创新性》《政治与构想》《两个世界之间的托克维尔》等。
摘要
美国的景象在托克维尔的一个伟大的隐喻式建构——新世界——中得以理论性地表达。托克维尔稍微有点自负式地说“美国被第二次发现”，暗示第一次是被探险家发现，第二次是被理论家发现。他的美国既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它又是一个新的世界；也就是说，托克维尔的发现既关乎民主，又关乎新。“新”主要是指一种没有过去及其承继下的仇恨的生活。美国人“没有什么好遗忘的”。新人可以完全朝向未来生活。那是一个没有继承位置或居民间显著差别的社会，一个既从原始自然中来又同它进行斗争的民主/平等的文明，一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惊人混合，加上看上去更像是即兴创作而非实践的政治，一个“没有根、没有记忆、没有偏见、没有常规、没有共同观念、没有国民性格、比我们快乐一百倍”的社会。
对希腊人来说，theoria同时具有“看”或“观察”的含义，thea对应“景象”，horan对应“看”。混合了这两个元素的词汇表达了对景象的热爱，这是希腊人特有的。
——卡尔·科伦依
苏格拉底：祈祷和观景结束，我们离开，回到城中。
——柏拉图
美国的景象
一
理论景象的想法与理论本身的想法一样古老；确实，景象是与theoria结合在一起的意义之一。柏拉图曾将哲学家描述为那些对他们来说“真理即其热爱的景象”的人。同样，对托克维尔来说，景象和真理也紧密相联，但同柏拉图不一样。柏拉图主要被思想在纯粹知识上的光辉吸引，包括其非物质性的美，而托克维尔则是被一个新政治世界的景象所拥有的强大力量所震惊。在《论美国的民主》开头，新世界是以纯粹物理的形式呈现。托克维尔在那里描绘了它的地形、非凡的自然奇观、物质资源的丰富、山峦的自然形态、原始的河流、杂乱的森林，以及完全的沉寂。然而，它并非像游记里那样以一系列景点的形式呈现，而是被当作一个可理论化的对象在一个自然框架内给出。
第一章的开头几句话充满理论性的词汇，尽管被视觉化的是“北美的外貌”。它展现了“第一眼很容易看到的一般特征”，它们被托克维尔浸染了《圣经·创世纪》里的许多意涵：“陆地和水系，山岳和河谷，都布置得井井有条。在这种简单而壮观的安排中，既有景物的杂陈，又有景色的多变。”
托克维尔接着更清晰地确定了其焦点，将理论和物理界限重叠，理论设计和神意重叠：“处在大洲的中央，人类事业可以无限地延伸，合众国与世隔绝，好像它从各个角度都被大洋包围一样。”
如此地被确立为一个隔绝的世界，美国从而能够被描绘成一幅非同寻常的理论景象。所有事物——行动的自由、居民的能量以及他们的期待——都是巨大的。关于时间、空间和人类极限的传统预设都被突破。在西方历史中第一次，人类行动看上去找到了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场景，在其中行动的唯一限制就是个人行动者自身。
正如早期的理论家宣称找到一块体现一种理论的土地，从而他们所描述的乌托邦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理论景象，托克维尔对其美国做了同样的事：“就是在这里，文明人已在试建基础全新的社会，并首次应用当时人们尚不知道或认为行不通的理论去使世界呈现出过去的历史没有出现过的壮观。”
托克维尔并没有满足于让这一景象被解释为土地、财富和社会流动等低端物质事物的胜利。它必须被再神秘化，以作为观念的体现，并被提升至普通事物之上：“这是一个只能被比喻为三个世纪以前新大陆之发现的知识运动；我们可以轻易地说，美国被第二次发现。”美国人“已经是大多数重要的自然秘密的主人，与其同胞相联合，并且受到五十个世纪的经验的教育”。
在这一丰富的美国景象中暗含的是同样显著的记载它的理论景象。在展现美国之景象时，理论自身成为导致景仰和惊叹的目标。
二
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伟大的社会革命……几乎达到其自然界限；革命在那里以一种简单和轻松的方式展开，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见证了我们之间进行的民主革命的结果，却并没有经历革命本身。
——托克维尔
美国的景象在托克维尔的一个伟大的隐喻式建构——新世界——中得以理论性地表达。托克维尔稍微有点自负式地说“美国被第二次发现”,暗示第一次是被探险家发现，第二次是被理论家发现。他的美国既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它又是一个新的世界；也就是说，托克维尔的发现既关乎民主，又关乎新。“新”主要是指一种没有过去及其承继下的仇恨的生活。美国人“没有什么好遗忘的”。”新人可以完全朝向未来生活。那是一个没有继承位置或居民间显著差别的社会，一个既从原始自然中来又同它进行斗争的民主/平等的文明，一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惊人混合，加上看上去更像是即兴创作而非实践的政治，一个“没有根、没有记忆、没有偏见、没有常规、没有共同观念、没有国民性格、比我们快乐一百倍”的社会。
因为它从未曾是旧的，美国是“一个”新世界，但不是新世界本身。它拥有仅属于其自身的特点，在别处无法复制，最主要的是其自然资源及其民主没有创伤的源头。那是一种没有辛酸或震惊的新。“我想要描绘和判断的这一新社会继续进化。时间还没有确定其形式；创造了它的大革命仍旧继续。”因为它没有使它分心的过去，美国可以专心再生产它的新，做一个纯粹现代的文明
美国人居住在一个神奇的国度；他被持续的运动包围，每一个运动看上去都是一个进步。在他心中关于“新”的观念与关于“更好”的观念紧密相联。他无从看到所能加于人类劳作之上的任何限制；在他眼里，还未存在的仅仅是还未被尝试的。
虽然旧世界正在变成新的，它有一个过去要去征服，或更准确地说，有一个已经被革命征服的过去，革命则是一个专属现代的行为，在革命中，世界的创造伴随着世界的毁灭以及传统参照点的消失。“过去不再照亮未来，心灵在阴影中前进。”民主革命的效果“不能与世界上任何以前的事物相提并论”。这一“巨大的画面”的主要特征可以被概括为：好和坏将被更为公平地分配；大富将消失，而小富将增长；没有伟大的繁荣，也更少有苦难；更少活力，但风尚更温和；个人将凋零，而国家将扩张。
新的将成为托克维尔那里“最好的”的代替品，尽管二者不是同义语，而后“最好的”在大多数前现代和现代的政府形式理论中都占据中心位置。它的运用将意味着政治理解中的重点的转移，不仅从质量转向数量，而且从道德意义上的质量转向时间意义上的质量。
三
正在崛起的新世界，部分地被纠缠在其推翻的世界的瓦砾之下。
——托克维尔
新世界的理论意义依赖于它与另一个同样特殊但更复杂的构造——旧世界——的对比。如果“美国人的巨大优势在于不经民主革命而到达民主，以及生来就平等，而非变为平等”,那么每一个这样的创伤都曾被旧世界遭受。与新世界不一样，旧世界被革命撕裂，从而其过去同其现在对立，而非被现在继承。贵族通常只在“长期的斗争”之后才屈服，留下“不同阶级之间的难以平息的仇恨”。被剥夺的贵族成为“新社会中的陌生人”，不安并充满仇恨。
现代化来到新世界，但没有强加的平等以及随新建立的集体权力而带来的平权化关系所造成的苦难。在旧世界，革命通过取消不平等的政治和文化，带来平等和权利的普遍性；它试图建立“自然”权利，并通过取消历史状态而恢复“自然”状态。贵族制曾认为自己是“自然”不平等的表现形式，它现在被谴责为是人为的。相反，美国不需要人为地构建自然，那“曾经”是一个未曾由历史上对等级制、宗教建制和继承特权的反对调和的自然状态。它是现代自然状态的体现，一场被压制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但受到无限的可能性的缓和。历史的不存在使得自然得以暴露，它成为人类力量和劳作的对象。“美国人昨天刚到这片土地，但他们已经使自然的秩序服务于其目的。”
尽管托克维尔部分用继承元素、部分用法国革命带来的元素装饰旧世界，但他给予它的理论意义几乎完全以其旧制度特征，特别是贵族特征为中心。如果新世界可以用平等的普遍标志来总结，那么旧世界则可以在特殊性中概括。因此在新世界中，个人从所有公民的“普遍”权利基础中要求同等个人权利；在革命前的旧世界中，贵族“在其自身内部拥有一种特殊权利”。
四
那些生活在贵族社会中的人们，从未用普遍性观念来理解自身，这足够使他们对那些观念不信任，并对它们有本能的厌恶。
——托克维尔
我对普遍性观念有非常明显的爱好。
——托克维尔
为什么没有普遍性的政治理论是不可想象的？对理论家来说，普遍性当然可以意指不同的事。它可以指向从一些详细细节中推断出共同特征的逻辑实践，或指向关于一群对象的陈述。科学甚或经济理论，将普遍性限制在特定条件下站得住脚的或“真的”“像法则的”东西。但在像托克维尔这样的政治理论那里，普遍性被用来“扩张”表达的领域。相应地，他的理论表达的基本结构，被塑造以致积累在某种普遍性中，这种普遍性在视觉上是扩张性的，而非逻辑地压缩，是意象派的而非点彩派的。
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它，便是将注意力放在政治冲动/动机之上，后者凝固（而非隐藏）在政治理论之中。普遍性意味着对某组对象施加影响，它们之前未得到承认，除了事后回想之外。如同比喻一样，它是理论控制的一个工具——尽管并非那样单独地。因为我们需要记住，“普遍性”暗示或指向整体，一些集合，其一般的连贯性即是其表达或代表。这种参照模式是思维施展其能力的方式。它在思维设计或分配的层面上，将大量的特殊性压缩至一个集合内的实例：在那一层面，思维的力量得以最完美地施展。这一理解在一位19世纪的作家那里有所体现，大卫·布鲁斯特提到过“一种伟大的普遍性和能力的方法”。
一般性事实对托克维尔来说代表着一个联结点，在那里，理论同民主世界的本质最安全地联结在一起。他相信，一般性事实在平等的时代能解释得更多，因为它们不需要资格认证，它们比在贵族时代拥有更多权力。平等的制度产生更大程度的一致性，从而使公民更易被当作理论对象而普遍化，也更易被当作规则制定权力的对象。
托克维尔关于普遍性的担心不是认识论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当理论引入抽象化时，它去除了异质性。当抽象化被用来反映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秩序时，这一行动看上去可能不那么自然，但当其对象是一个非常同质化的社会时，它就是“自然的”。平等主义美国的同质性，呼唤具有广泛相关性的表述。然而，进行一般化的诱惑也可能导致一种压制某些“规则例外”的“事实”的陈述，就像民主可能导致这种后果一样。例外或稀有是贵族制在现象上的类似物。
托克维尔观察美国的时机，正是部门纷争开始涌动并可能分裂美国的时刻。同时，作为一个法国公民，他了解历史上地方权威和君主中央权力之间的争执，而且贵族主要站在前者那边与国家的“普遍化”权力对抗。这种理论、认识论、历史和政治之间的纠缠，在托克维尔那里产生了持续的痛苦，因为他的普遍性的理论冲动与其特殊性的政治和历史忠诚感之间存在着矛盾。
托克维尔知道这些矛盾，但一系列的基本考虑——有理论上的和政治上的——都使他想两方面都要。在理论上，托克维尔已经相信，特殊性的牺牲在某种程度上是必须的。这好像是事业的崇高性将越过特殊的区分当作“理论上的国家理性”而合法化了；否则的话，理论视野将会太有限。在完成《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时，他给自己写了一则留言，在其中，他揭示了他对此紧张关系如何有自知之明：
最后一章。主题的综合评述。平等性效应的综合评估。我只能用公开和高尚的方式处理这一总结，否则它就会看上去突兀和不完整。我需要看上去想将我所描绘的整幅图画都塞进一个狭窄的框里，同时将细节推至一边，不再看它们，就像我不再对使我开眼的美国感兴趣一样。
托克维尔非常专注于“普遍性”的价值，并将它当作其理论风格的标志。它伴随着托克维尔高度形象化、画面感的理论实践，以及他描绘横跨几个世纪发展的全面图景的冲动。它还同一种预言的爱好相契合，总是试图看到未来，并非是为了作出精确的关于事件的预测，而是为了描述西方社会可能走向的注定境况，如果其政治领袖不能及时行动的话。然而，当一些批评家抱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太过抽象时，托克维尔还是有些气恼。
托克维尔看起来步入了一个困境，他的理论结构同其继承下来的政治价值互相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尝试提出一种理论概念，它将公平对待普遍性（=民主）和特殊性（=贵族），从而使理论自身的力量合格。托克维尔试图限制普遍性以及理论表述力的范围，方式是将特殊性同反抗联系在一起，这一方法论在政治这样一个角色中得到表达：托克维尔那里的民主和世俗时代人类精神的监护人。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他召唤哲学家、诗人和历史学家完成“神圣的事业”。在一个几乎怪异的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美学政治”的期待中，托克维尔预警了民主可能召唤腐败的方式：诗人将被鼓励去创作赞美集体生活的民谣；历史学家将会感到压力，不得不去用非人格化的力量解释事件，并且将个人想象为软弱无力的；哲学家将感到很难说服人们相信，未来对现在具有合法的要求。因此，诗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应该反对民主压力。诗人应该关心人类永久的本质，而非集体的荣耀；历史学家应该强调个人行动的效力；而哲学家则应恢复“对未来的爱”，这种爱鼓舞人们将目光“越过他们当前的欲望”。
加在知识精英们身上的限制具有一种特殊的、几乎是宗教性的共鸣——“人类永久的本质”、“对未来的爱”（这无关乎算计，而只关乎继承，可能还有后世生活），以及“越过当前的欲望”。这些言外之意，同对特殊性的维护一起，再一次提出了理论性质的问题，即它可能既想要普遍性，又要维护特殊性。答案在于托克维尔提出问题的形式：有同时完成二者的理想理论吗？如果有，有什么样的例子？
···我相信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只能通过偶然因素来解释，还有许多其他历史事件无法解释。归根结底，巧合（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由于无法厘清而归因于巧合的次要原因的纷杂因素）在世界舞台上的任何事件中都扮演重要角色。但我同时坚信，如果事先没有铺垫好根基，巧合亦将无计可施。
最后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如果用更通俗的语言表述，托克维尔其实是在说，偶然事件的任何后果都不完全出自意外。初看上去，这似乎与前一句话自相矛盾，但这种对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同时强调其实正反映了当代社会学（尤其是历史社会学）的历史解释进路。和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观点类似，托克维尔既反对只看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也不赞同一味强调历史的规律性甚至必然性。但托克维尔的立场绝非“骑墙”；他真正要强调的是个人能动性（尤其是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托克维尔完全不否认结构因素的作用，承认到了18世纪中后期，各种结构性危机已经使得革命山雨欲来。然而，托克维尔从不认为革命与革命人物是历史的必然；换言之，结构性因素必不可少，但引发结构变动的事件和人物也不可忽视。《旧制度与大革命》详尽分析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状况，这些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有共通之处，因为它们都强调贵族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然而，托克维尔没有将解释的重心放在客观的阶级关系上，而是致力于考察这些冲突的主体与符号层面。例如，在首先爆发革命冲突的巴黎地区，客观意义上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其实比之前有所缓解，也低于其他地区，但在起身革命的群众眼中，他们的阶级负担持续恶化。托克维尔试图解释的是这种有别于客观结构的主体认知。正如雷蒙·阿隆所说，托克维尔始终是一位概率论者（probabilist），而从不是一位预言家。
图为1861年4月20日，纽约市举行支持联邦的大规模集会。[图源：Wikipedia]
五
我必须尝试逃离特殊性观点，如果有可能的话，在普遍性观点中占据一个位置，这种观点既不依赖于时间，也不依赖于地点。
——托克维尔
我们如何以及为谁可以将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在一起并公平地对待二者？托克维尔对此问题的表达采取了这种形式：普通理论思维能够在对象的
，相似性和区别基础上将其归类，将部分与整体区分开来。但它看上去不能够同时理解相似性和区别、部分和整体。在哪能找到做到这一点的理论模式？
在前文引文所在的笔记里，托克维尔用一个对自己的命令来概括：“尽可能通过上帝的思想来观察，并且从那里判断。”理论家的原型是上帝，完美理论知识模型体现在上帝的思想方式中。上帝看到“使（一个人）像其同类的相似点”，正如他看到“使他们区分开来的不同点”一样。像上帝一样看，像上帝一样思考，意味着不仅能够看到未来，还能够同时理解特殊性和普遍性、个人和集体、贵族特质和民主普遍性/平等。它意味着不去为了普遍性而牺牲特殊性，就像民主所做的一样；也不去为了特殊性而牺牲普遍性，就像贵族制所做的一样。在《论美国的民主》末尾有一段令人震惊的话，托克维尔写道：“我努力穿透上帝的视角，从那里，我试图考量和判断人类。”
尽管托克维尔承认，在同时把握普遍性和特殊性方面，人类思维不可能同上帝等量齐观，但他还是坚持有可能接近那一点，没有必要放弃一般化所包含的力量。普遍性观念使得思维能够从特殊性的泥沼中抽离出一再出现的或共同的特征，并且将它们转化成一般概念和社会法则。它们使人类思维能逃离世界上的“细节的巨堆”，这是理论家最讨厌的东西，并且能“同时评价许多对象”。但这种能力同时又具有一种专制性的元素，如果不是弱点的话，这种元素会导致对特殊性不那么公正的处理，以及明确性的丧失：“普遍性观念证明的不是人类智力的力量，而是其不足；因为在自然中，没有事物绝对相同；没有事实绝对一致；没有规则能够不加区分地和以同样方式同时应用在一些对象身上。”
这里的任务是创造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一个理论对位，用后者来限制前者包含的专制倾向。其解决之道，即前面提到的两个世界的理论构建，模仿了神话创作最古老的形式之一：世界的创造。通过并列两个世界，我们有可能用揭示两个世界之间（及各自内部）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来干扰普遍性概括。我们可以展示，在新的或民主的世界里，存在一些不同于或同平等社会的事物相反的制度，而它们又很重要地同旧的或前现代的世界类似。例如，如果从民主之前的古代法律制度的角度观察美国法律体系的话，美国法庭、法官和律师的地位和功能，都揭示了同革命前法国议会（法庭）和“穿袍贵族”之间的惊人相似。我们可以总结说，“美国的贵族制”存在于“司法和律师体系”之中。从而，由数量和多数统治代表的普遍性，受到贵族原则的一种特殊代表的限制。另一个例子：同中央集权相对立的自愿结社和地方自治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旧制度时期法国的中间阶层。
通过指出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相似点，托克维尔不仅能够通过揭示新世界内部的不连续性来从经验上深化它，而且解构了民主在法国保守主义者眼中的单一性，将之代替为一种受到限制的和温和的民主。
六
托克维尔联结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努力，是其政治内部矛盾倾向的理论反映，而不仅仅是一种战略。他从未真正拥抱民主，他也从未真正放弃贵族制。他后来意识到了贵族制的局限，也尊重民主的美德，但没有持久的平衡。他宣布，“人类的善是值得追求的唯一目标”，但在下一句，他承认：“虽然我热爱人类全体，但我总是遇见一些人，他们的卑鄙让我感到厌恶。我每天都同我对同类的鄙视作斗争。”若干年之后，他用另一种方式向密尔描述自己：“出于品位，我热爱自由；出于本能和理性，我又爱平等。”虽然托克维尔经常成功地同自己斗争，从而用民主的视角看世界，公平对待民主的优点，但民主在他那里始终是外来的，是他的话题而非要素。
随着城市的后退，托克维尔的理论家视野变得更集中。贵族式的视角如果受到其对象平等主义的威胁，会维护某种无法弥合的理论距离。它可能会同情，甚至理解，但永远不会融合或认同。托克维尔的同时代人爱默生提出一种与托克维尔的旅行者尖锐对立的理论概念。爱默生说：“观察的行动和对象，观察者和景象，主体和客体，都是一体。”这不是因为托克维尔的理论概念排斥爱默生赞扬的思维的主动特征；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托克维尔对克服掉主客体区分的理想主义计划的担心，这一计划看上去会消解多样性，弥合关键的距离。
托克维尔在民主价值上的摇摆不定，印证了他在美国看见的和他作为一个贵族生而所了解的之间的矛盾，也印证了历史断裂所定义的谱系传承。结果是这样一种理论头脑，它被各种矛盾吸引，在民主现实和贵族理想之间、平等和特殊之间、普通和稀有之间、创新和传统之间、为未来而存在的现在和被防腐保存的过去之间来回游走。
他的贵族视野将有利于对一系列价值的关注，如区分、精妙、细节差异、等级、特质，一句话：特殊性的所有形式。贵族式的理解在日益单色的世界中将是丰富的洞见之源，提供源源不断的色彩和对比。它还是反抗的基础，坚持认为民主应该通过其对立面来理解，通过不仅属于前民主的而且属于反民主的原则来理解。当它超越了乡愁后，贵族式的视角会鼓励对多样性特定要求的理论敏感度，这更少关乎权利或经验观察，而更多是出于体现在文化差异中的潜在反抗力，这种差异正在受到导向一致性的世界的威胁。“当境况非常不平等而不平等是永久性时，个人逐渐变得如此不同，以致我们可以说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种人类。”
当内在的政治偏见伪装成对规律的科学追求时，普遍性则成为社会平等的话语补充/恭维，并且以此与民主的思维方式意气相投。在方法论上，它倾向于抽象性的普世概念（“人生而平等，并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看上去是那些批判传统的人的盟友。
同时，普遍性还可能是绝对王权话语上的中介。根据亚里士多德，民主和僭政思维具有一些亲缘性。二者都实施平等化：民主拥有其平等的公民，君主则拥有其平等的“臣民”。霍布斯在一句评论中抓住了这一点，即“所有荣耀和尊严”都在主权者面前消失，而主权者既可以是一个统治者，也可以是全体人民。托克维尔将此二者混合为“民主的专制主义”：对民主和专制主义来说，贵族制都是共同的他者。这一矛盾同样存在于其认识论中。虽然普遍性与民主相契合，但它还是在其内在的抽象性质中展现了专制的倾向。如果特殊性是反抗的场所，普遍性则是特殊性/陈述领域之上的主权者。抽象性具有君主制特征，它吸收其他事物；特殊性具有分解能力，但它具有多样化的潜能。
托克维尔理论关注中的一个有力工具是，他学习如何利用两种理解模式间的分野。这来源于他在准备《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时写给自己的一则笔记这则笔记虽然带有一些神秘感，但还是揭示了他的政治目的和对其选择的矛盾对立的清醒利用及操纵：“允许单个社会原则对社会进行绝对控制而没有对手，这是危险的。我在这本书中所强调的普遍观念。”
政治和理论任务被定义为找寻运用特殊性——贵族制在认识论上的对等物——的方法，从而挫败平等主义的一致性诉求。如亚里士多德一般，托克维尔相信民主要能够安全地运行，只能是在一些制度设计中限制或阻碍民主逻辑全面实现的前提之下。经常性地，这样的制度设计在功能上相当于贵族制的对等物或替身。作为君主制的继承者，民主本应作为反对贵族制的动力，但贵族制被允许逗留，不是作为一个社会阶级，而是作为一种英雄政治之反抗的象征。
《论美国的民主》充满了对贵族制的注引：其规范、生活方式、社会形式及其制度。如果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他在写作此书时，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法国，那么同样，他在写到贵族制时，也是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民主。结果是，民主从它与贵族制的重要对比中出现。通过纳入权力、公共服务、家庭关系、信仰、品位和敏感性的贵族面相，以及通过强调它们与民主时代对应物的区别，托克维尔有效地在理论上“恢复”了法国革命曾试图在政治上取消的东西。
虽然他否认任何复活贵族权力和光荣的企图，但他从未停止尝试将它再造为理论和结构原则，并以此同他理解中的民主意识形态的极权化倾向进行斗争。托克维尔将民主理解为一种新型的整体论，没有社会等级，它是一种独立于甚至反对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民主……要么正在某些领域前进，要么已在其他领域全面展开。它存在于民情、法律以及大多数人的观念之中。”贵族通过忌妒性地保卫它同其他阶级之间的社会距离来表达其至上性，与此不同，民主则通过浸透来统治。它浸入社会中所有主要的生活形式，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道德的，以及政治的。它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托克维尔发现，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在逻辑上和本体论上先行于个人解放——不一样，民主倒转了这一关系，集体主义从极端的个人化而来。
七
与平等主义的单调乏味相比，贵族模式理论化的特殊性很容易被理解。然而，当它被用来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关于个人主义的观念时——这一观念在当时正聚集在自利和积累的原则周围，它才具有了一种更成问题的性质。作为一种特殊性，贵族制展现了一种类似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缺陷：一种对其自身特殊性的骄傲，这妨碍了它上升到阶级利益之上，从而成为政治的象征性代表。像资产阶级一样，贵族象征着社会分裂和冷漠的不可逆转性。虽然贵族制可能会用高贵的义务和父权主义来缓和其独立性，但其德性同政治的最基本元素——无法化约的共同性——相矛盾。贵族制因内在地缺乏普遍性而有缺陷，或者法国大革命首次将它揭露为一种失败，接着把它当作一种罪行惩罚。
在托克维尔眼中，在后革命时代，资产阶级化了的民主同样在关注政治方面有不足，但与贵族制不一样，它倾向于过度普遍化。民主的平等是促进共同性的一种方式，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会破坏平等，同时资产阶级的竞争又会摧毁平等和团结，其结果是普遍性的倒错以及民主专制主义的前奏。这一可怕的前景内在于冷漠、个人主义和一种从公共领域中抽离出来的过度特殊化的民主形式中，它从而也使得权力能够将自身普遍化，在没有对抗的条件下延伸其统治。在传统社会将财富、出身和地位上的差异纳入政治中的地方，民主社会尝试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社会分割在其中之一被禁止，而在另一个当中又被允许。
八
一般来说，只有当代的事物才会使公众感兴趣，也才会使我感兴趣。我们的世界展示的景象所具有的伟大和特殊性吸引了太多注意力，以至于人们无法再赋予那满足悠闲和博学阶层的历史好奇以太多价值。
——托克维尔
景象的效果是缩小了个人行动者的存在，个人行动者在托克维尔创造出来的巨大变动面前只能被压缩。与此相应，他在一场外交危机中写给他朋友的信中说：“这一景象至少是巨大的，因为我们可以只看事物而忽略掉人。”毫不奇怪，民主时代的人经常被托克维尔描述为“非常小”或“软弱”。《论美国的民主》中最显眼的空白之一是个体美国政治家的分析，除了关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算不上赞美的描述。小人物只能做小政治。
有时候托克维尔看上去将美国政治行动的平凡特征归因于建国之父之继承者的精神高度，有时又归因于自利和算计对伟大激情的冲击。但其著作的主要推力在于将美国景象看作一种集体行动，不是联合起来的公共意志，而是分散的个体的巨大集合。集体行动的史诗般的特征在于它是一个巨大的运动，而非群众作为行动主体进行的运动。它是平等的“前步”，或观念的运动，或者由百万个专注于其个人事务的未经协调的个体所具有的社会倾向。在美国，个人看上去“软弱无力”，但社会则经由“自由和自发地合作”而前进。这并不是说个人行动者没有影响力，而是说其影响比在贵族时代小很多，而且很难被察觉。有方向但无指挥者（手册）。
这一伟大运动和微小个人之间的对比，不仅使行动的未来显得可疑，而且还使那种将自身角色与行动联系起来的理论形式的未来显得可疑。再神秘化世界是一回事，而找到其隐含的实践或职业上的意义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神话并不陌生的马克思，将一个史诗力量——资本主义——的理论同一个史诗行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联系在了一起。虽然他一开始宣称理论家可以用揭露社会缺陷的“批判理论”来改变世界，但他最终认为，理论预见了资本主义内部积累的史诗性矛盾“危机”，它使资本主义体系为自身的灭亡作出了贡献，从而减轻了行动的负担，并使行动更具机会主义意味，更少普罗米修斯式的感觉，以及潜在地更加列宁主义。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保留了史诗视野和英雄行动之间的某种互补关系。
托克维尔对理论和行动问题的处理与马克思不同，马克思将理论放在同世界的物质力量之间的紧密关系之中，而托克维尔则是诉诸“理想”因素——尤其是美国文学和历史的性格及地位——内在的力量。历史为理论提供存在于世俗现实中的必要基础；文学，特别是诗，则提供了对史诗来说非常关键的想象力、上升性元素。他对特定话题的选择表明，他的理论不与民众联系在一起，也不与马克思式的无产阶级政治或社会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而是同文化信仰和价值、古代人称之为“教育”及马克思称为“上层建筑”的东西有关。这一结合并不意味着同初生权力的联盟，而是相反：理论家要利用文化的话语去限制而非教育民众。但这要求理论家发明一些代理，由这些代理在别的名义下继续理论的工作。代理在处理理论揭示但无力逆转的后果方面是必要的。理论家进行揭示的工具（一般化、中心事实、景象、史诗和画面）以及他的基本分类（境况的平等、民主、僭政和多数人）都是用来代表民主现实内在威胁的真正性质，以及教育那些受到威胁的存在，而非那些进行威胁的主体。
九
1620年，100余名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来到新大陆。这幅图画是由欧洲画家威廉·哈尔索尔于1882年所画的作品。[图源：Wikipedia]
托克维尔的英雄主义动机，不仅塑造了他的美国景象以及构成它的画面，而且决定了他关于新世界中什么是重要的、一般性的和优势性的判断的形式。这些动机是通过两种不同的史诗来表达，托克维尔将二者混合在了一起。一个是圣经一预言式的，另一个是古典式的。他说，美国之肇始“看上去既具有古意，又带有圣经的气息”。
圣经一预言式的气质结合了托克维尔关于个人使命——“被拣选”——的意识和一种日益增长的认识，即其理论关注是同（美国和法国所代表的）现代革命运动所创造的政治境况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当前并没有被忽略，而是通过这些运动中所暗含的未来的危险来被理解。托克维尔没有将当前平庸地理解为过去和现在之间。他认识到当前的意义受到革命的制约，而革命则是当前的构成中连续和持久的要素。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采取了一个预言者的姿态。而且，当他一个接着一个地展开历史和社会的广阔全景时，读者感到了一个能够看到西方世界未来的人的存在。托克维尔不断地再造“我们眼前掠过的景象”，描绘数世纪的时间中积聚力量的某种变革，预测未来事物的形式，比如他关于美国和俄国的著名预言。
预言因而以史诗的形式重现，景象以画面的形式重现，同时理论家的史诗行动和人民的集体史诗也合而为一。美国因而被赞美为一种现象，其非凡的性质值得用一句不一般的习语来概括：“新英格兰的建立展示了一个新的影象；所有关于它的事都是特殊的和原创的……（美国）已经从古代封建社会中完全成熟、全副武装。”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美国人被描绘为比生命更强大，其行动接近于不可思议。整个社会充满不安，从未有社会如此蠢蠢欲动；美国人的流动性无与伦比，而其个人的孤立同样如此；他们的能量是巨大无比的，而他们带来的毁灭也同样如此。然而问题仍然在于：如史诗一般，但在何种意义上是一部史诗？
《论美国的民主》不是一部关于孤独英雄做出伟大行动的故事。部分地，这是一部关于集体，或者无组织的、非预谋的集体主义的史诗：无数以及大多数匿名的个人，没有计划和组织，他们征服广大和危险的荒野，建立城市，前所未有地提升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前所未有地提高平等的程度。这是一个数量已经转化为质量、质量已经转化为数量的史诗。在美国存在之前，人们已经实践了一定程度的平等以及一些民主，包括美国生活的一些特征；但从没有过如此多的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做着同样的事。同样，以前的人们曾经热爱过自由、政治参与和自由制度；但现在这些要素被纳入一整个社会，从而这些价值和实践的集体化使它们在质量上与以前截然不同。
十
托克维尔没有明确地区分史诗和预言，他自然地从一个转向另一个。二者都为其视觉政治服务，都扩大了事物的规模，生动化了它们的意义。在该书的绪论中，他以大手笔描绘了历史上的伟大运动，在数个世纪中，这些运动为“伟大的民主革命”作了准备。他描画了阶级浮沉、封建体系毁灭、新教崛起、君主制崩溃和平等的无情发展的全景图。这一宏伟的图景在下一章中继续。在那里，托克维尔描画了美国的物理表象的压倒性力量：土地的广阔、森林的黑暗神秘性、布满河流的土地，所有这些都与旧世界的平整地形和深度开发的景观不一样。没有哪个方面可以像土地的无限广阔那样冲击欧洲人关于规模的意识。对极度缺乏土地的欧洲人来说，这只能同另一个神意的恩赐相提并论：因为“正当”旧世界看上去受过度拥挤之苦时，托克维尔说：“北美被发现了，好像上帝保留了它，而它刚刚从大洪水的底下升上来一样。”
毫不奇怪地，当托克维尔关注新英兰及美国政治制度的建立时，他会从中找到对其圣经和古典话题的激励和证明。他接受了清教徒们“以色列新生子”的自我定位，他赞美了他们关于“出埃及记”之重演和胜利的神话。他们想象了一个在应许之地建立的正义社会，为其生存作了斗争，并将其献给一种“观念”的成果。托克维尔说，这些清教徒“不仅仅是在海外追求财富的一群探险家，他们是上帝投放在一个预先指定的土地上的伟大人民的种子”。对托克维尔来说，他们“被拣选”的标志不在任何神启或神学真理之中，而在他们从英国带去的特殊政治禀赋之中。优先的“政治教育”使其“比欧洲大多数地方的人更加熟悉权利的观念和真正自由的原则”。他们已经习惯于市镇自治的实践，而这是“自由制度的重要胚胎”。像古以色列人一样，清教徒将自身献给“一个观念的胜利”，他们在其法律中奠定了同《摩西律法》一样确定和真实的基础。
托克维尔将美国这一话题树立为“观念”的体现后，他将其扩大并使美国成为古典时代以来理论家梦想的实现，即寻找一片土地，在其上，理论被有意识地转化为实践：“在那里，文明人正在展开一项实验，在新的基础上构建社会，第一次将以前不为人知的或被认为不切实际的理论加以应用；它们展现了历史还不曾有的世界景象。”当革命前的欧洲还在其“光辉”中狂欢，鼓吹其“文学”，并实行一种麻木的政治时——在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参与且几乎没人理解“真正自由的原则”，“在新世界的荒野中”，“最大胆的理论被应用于实践”。然而，美国的理论才能并没有在其建立之初耗尽。后来被一些州采用的宪法，是理论直接的表达，其中的许多原则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政治科学的公理”。类似地，最高法院体现了一种在欧洲肇始但在“美国真正得以实践”的理论。宪法中确立的联邦主义体系是一个“全新的理论”，现在“可能会被认为是我们时代的政治科学的一项伟大发现”。
托克维尔选择性地运用到美国政治某些方面的史诗性特质，是主导其理论研究冲动的必要补充。英雄主义的理论需要至少一些对应的政治要素；否则，正如他曾指出的，理论家会“堕入平庸”。回过头来看，美国政治起源的史诗性扩大，有助于弥补民主政治的琐碎性。
十一
琐碎性，当它威胁着要绊倒史诗性理论家时，对托克维尔心中明确存在的一位听众却有着相反的作用。在1835年的一封信中，托克维尔将《论美国的民主》的“政治目的”描述为，“对我们时代的人们的心灵的双重作用”。对那些理想化民主的人，他会说它不具有他们想象的“崇高的特质”。但对更重要的、那些与托克维尔自己的社会出身和知识趣味最接近的听众——对这些人来说，“民主”与暴动、无政府、掠夺和谋杀同义，他会展示，民主有可能具有统治的能力，并且会尊重财产、权利、自由和信仰。民主可能做不了太多培养某些“人类灵魂之美丽能力”的事，但“它具有一些吸引人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尽管民主社会缺少“诗意和伟大”，我们仍然有可能建立一个有“秩序和道德”的民主。
史诗性的冲动虽然遭到平庸的挫败，仍然可以找到部分的表达，但同时也伴随着研究的模糊性。《论美国的民主》描绘了一个乌托邦，一个在美国和法国都没有严格经验相关性的社会。一些近期的评论家察觉到了这本书中的乌托邦元素，特别是它作为一个韦伯式理想型的模仿，从而也作为现代政治社会学的先驱，但他们并未抓住重点。晚近的现代人倾向于认识甚或更容易同情托克维尔的同时代人所创造的乌托邦版本：经济充裕的乌托邦（欧文和马克思），性满足的乌托邦（萨德和傅里叶），或科学管理主义的乌托邦（圣西门）。
《论美国的民主》包含一种政治乌托邦主义的元素，或更准确地说，一个政治的乌托邦。它被确认为现代平等主义所带入的政治境况独有的可能性，而且正因为此，其乌托邦特征并没有那么理想主义：平等是现代世界的给定项，一种必要性而非选择。托克维尔所代表的民主，是现代性可能希望的理想状况下最好的，如果它能够学习或被教导如何为政治生活本身而尊重它。未受教育的现代性本身会专注于追求经济利益，而非为了独有的满足而珍惜政治。因此，如果没有政治民主，现代性的道路将会拐一个非常不同的弯。
虽然托克维尔没有将民主等同于最值得赞美的政治生活——无私地服务于公共善的生活和对“伟大”政治的追求，但他还是在其中找到满满的公民活力、大规模公民群体对共同事业的高度参与，以及互不匹配的主要社会群体之间的善意。他在新英格兰乡镇的民主形式中找到了民主的“模型”，即用来模仿的“真实”目标，而非抽象的启发式建构。在那些乡镇的公民那里，他发现了一种新的政治动物，不是卢梭式公意社群中朴素的美德爱好者，而是普通人，他们首先从物理必要性和自利中学习获取一种政治认同，但随着公民事务成为其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他们发现不能没有它。
还有一种乌托邦主义的附加元素，它既弥补了民主参与，又作为其必要条件。美国展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景象，对大多数目标来说它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欧洲人所熟悉的中央控制机构。自16世纪以来逐渐主导欧洲社会、定义政治的意义和位置的国家机构，并未被转移到美国。像封建主义的不存在样，国家的不存在也鼓励了一种美国田园诗的想象。托克维尔说：“政府之不存在的最好结果之一……是个人权力的发展，它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法国永远不可能复制一个几乎没有国家的社会，但它可以“将这一点当作好政府的最重要关注：让人们逐渐习惯于没有政府”。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的美国没有教给托克维尔政治的重要性和价值，而只是证实了他已经知道的东西。但它的确让他知道，政治在现代世界的复兴依赖于民主参与的加强。在接受这一原则——即便是以其受限的形式——的过程中，托克维尔看上去同那多面相的、常常自相矛盾的现象——法国革命——中一个重要要素相联合，同时也拒绝了其自身政治谱系及其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要素。在某种程度上，他想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也关心——让那些顽固地反对1789年革命鼓舞下的民主变革的人放心。结果是，他的工作变成了展示参与如何能够缓和民主，同时又扩展民主。他设想了一个矛盾的共和国，在其中，公民意识防范着资产阶级精神，将其限制在账房范围内，同时贵族制因素又浸入民主并使其多样化。在《论美国的民主》关键的第二章中的结尾评论中，他写下了新世界民主得以形成的基本原则：“美国社会呈现的画面（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覆有一层民主的外罩，透过这层外罩随时可以看到贵族制度的遗痕。”
〇本文节选自谢尔顿·沃林《两个世界之间的托克维尔：一种政治和理论生活的形成》第八章《美国的景象》，段德敏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6年版，第139-157页。标题为会社自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各殖民地的代表签订《独立宣言》时的场景。[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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