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撷萃|宋一青：生物多样性丧失让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十分被动

宋一青：今天我向大家分享如何从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角度保障粮食安全、农民生计、生态系统的恢复力，以及如何应对气侯变化的挑战。我的报告内容中框架性的内容比较多，由于时间有限我会点到为止。我将按照背景和挑战、理念与方法、探索与行动及政策影响这一顺序递次展开介绍。

我们首先关注气侯变化适应性问题。谈及气侯变化适应性，不能不涉及气侯变化的研究和应对，毕竟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最近这几年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我们工作的村庄，有的是山区，有的是干旱地区，还有沿海地区，气候变化给当地都造成了危害，都是生态最脆弱的区域。

中国农科院从事农业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的许吟隆研究员的研究成果很好地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要应对气候变化。没有气侯变化扰动时，我们的生产活动都处于正常状态，一旦气候变化控制不住，显现出来的是灾害和极端天气。如果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多样性的农家品种，就可以适应或应对灾害和极端天气，如果缺乏多样性的选择，我们会不断遭受干旱、洪水以及各式各样的灾难和极端气侯。

除了气侯变化带来的影响，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分析我们所面临的状况也非常必要。我们荷兰的同事研究表明，全球范围的生物多样性的趋势是越来越收窄。在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我们拥有的品种选择越来越少，大家在第一线做生态农业深有体会。

中国有四千年的农耕历史，为什么中国的农业能够持续数千年，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存在着循环才能维持至今，无论是土壤、水还是品种。但是，中国目前的农业状况不容乐观。无论是主要粮食作物还是传统民生作物的品种数量都减少了，云南农业大学的王云月和朱有勇教授一起做过研究，用数据证实了这个趋势。这是云南比较边远的一个村庄——石头城，位于金沙江上游的这个村庄的农家种的数量在不断减少，主要原因是育种目标的变化和杂交品种的推广。

Vincent Martin博士在他的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虽然绿色革命首要解决的是国人的吃饭问题，但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非常大。我们为农业现代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产量的提高经常被用来证明绿色革命的成功，但耕地面积不变，其它要素投入比如化肥、农药和地膜持续增加，这就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农田环境的恶化。

绿色革命的另一个代价是品种的单一化，因为杂交品种的育种都围绕高产目标进行，按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进行开发和培育，造成大量农家品种的消失。我们研究发现，杂交品种推广得越多，农家品种消失得就越快。大家可能没注意的是，虽然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已经变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但千年发展目标中有一个目标没有实现，就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7B）。

现在的法律法规对水、肥开始重视了，但在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农家种保育这方面还需要采取更多的有利措施，需要更多的工作投入。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与此同时，“一刀切”的政策也不能适应越来越复杂的情形了。中国已基本形成三类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东（南）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周边地带对有机农业和CSA模式的需求很大，而西北、东北和华北地区呈现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西南地区是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小农户集中，农业也大多是精耕细作型的。

从现状出发，我们谈谈为解决上述问题所开展的行动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不仅是中国，即便从全球范围来看，发展目标也逐渐从单一性转变为综合性。比如从千年发展目标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前者还相对比较单一，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支柱则是社会、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千年发展目标里只有一个指标是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目标13，15，17都是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此外，还有联合国粮农组织一直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落实，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农业生态学的推广。大家也都感受到了，我们社会组织的角色日益扩充，这与全球趋势是相吻合的，比如社区支持农业、国际有机农业运动、慢食运动，目标都是一致的。我们需要维护具有恢复力的食物体系，因为食物体系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太重要了。民以食为天，如果食物体系维持不下去的话，我们的地球母亲也很难继续正常运转。

国外看中国可能会把这些内容忽略掉，但我们不能忽略这些问题，还要不断地让国际社会理解。虽然中国有很多成就，但国际社会也要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农业国家，中国仍然有很多小农户，特别贫困的地方依然存在。中国的小农户特别是西部和西南地区的贫困小农中，妇女占绝大多数。为什么要讲到妇女，因为她们的劳动力角色和再生产角色决定了她们在食物体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农业生产、食物营养、家庭关系还是社会和谐。

综合考虑上述情况，我们制定了一个研究框架，就如何应对社会经济变迁和气侯变化的挑战，设计了关键的生计指标等。我们形成的框架将可持续生计、生态系统恢复力和生物多样性综合在一起，将不同学科与领域进行跨界融合。

「第十届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农夫市集种子交换」

有了分析框架之后，我再简单介绍与之有关的探索和行动。我们做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参与式选育种技术，参与的人有科学家、农户、消费者，大家慢慢将工作拓展到可持续食物系统。我们取得的成果包括将村社种子库与国家基因库的进行连接，开展互补合作。我们一直鼓励农民做当地的种子登记，在此基础上推动村社种子库与国家基因库对接。最终，国家基因库、育种家、农户都认为这种尝试非常好，可以进行种子的互换和互补。这里很重要的一点，类似土地确权，这个互补合作也是对种子进行“确权”的过程。因为，种子是公共资源，应属于村社和农民所有。在知识产权概念出现之前，种子一直是一种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现在村社应该把种子存留下来进行“确权”。我们为什么需要村社种子库，因为它是活态的保护和利用方式，种子可以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中继续进化。这种活态的生态系统演化能够帮助我们应对社会经济变迁和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活态的种子与活态的知识，以及相应的干预方法，可以跟国家层面的科学技术和知识结合在一起，互为补充。

我们走过的历程表明，种子保护的工作会逐渐延展到乡村的综合发展与城乡互助，其中就包括社会生态农业，而社会生态农业又涉及到可持续食物体系的构建，涉及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对接，这样，链条就完整了。

我刚才提及可持续食物体系的重要性，因为这涉及到所有人的吃饭问题，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不管是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从一粒黄豆种子开始到变成豆瓣酱和豆腐，食物连接着消费者及小孩子的食农教育，一环接一环能够串联起来。豆腐是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吃的食物，是我们祖先直至现在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一粒黄豆种子就可以串起历史、文化等丰富的内容。

我们在2013年成立了农民种子网络，2018年正式注册，目前覆盖10个省份的36个农村社区。农民种子网络的工作目标和重点是增强农民种子系统，加强多元群体间的合作，开展政策研究和倡导活动。比如，《种子法》规定小农户可以留种、换种、小规模地销售种子，这对从事生态农业的新农人和小农户的发展非常重要。我们同时也做中国种子政策的评估和建议，《种子法》中农民种子权益被接纳后才可能通过进一步完善政策促进农民的参与。在政策转型过程中，生态文明得到一系列的支持，种子保护也得到了支持，比如《种子法》的修订等，但具体法规的落实仍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

最后，我简单介绍一个农民种子网络与科学家合作的项目，是与喜马拉雅山脉周边国家如尼泊尔、缅甸，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秘鲁等其它山地地区，合作开展社区层面的案例和示范项目，将农民的传统知识与科学知识进行有效结合，研究如何应对气侯变化。在云南，我们将金沙江流域的四个村庄（石头城村、吾木村、拉卡西村和油米村）作为示范点纳入到项目中，在国内和国际层面推动减贫和气候变化适应性领域的政策转变。另外一个案例位于半干旱地区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这里是小米的发源地，有八千年旱作农业文化遗产，我们在那里推进村社种子库的建设，也与当地政府合作开展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创新利用。2018年，我们也与联合国妇女署合作，在青海探索乡村妇女的经济赋权工作，通过发掘和传承她们的传统技能和知识，比如当地的刺绣，开发传统品种，推广生态农业，实现妇女的经济赋权。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社会生态农业还是生态农业，无论是做科学研究还是行动研究，只有合作创新才能有效应对。合作创新应该是多元的、多层面和跨学科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加强生物多样性，保障粮食安全从多元的合作机制里才能产生恢复力，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应对社会经济变迁和气侯变化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