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干货丨石嫣专栏：中国缘何兴起PGS？
作者介绍
作者石嫣，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URGENCI联合主席，分享收获CSA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中国社区支持农业和可持续农业的重要推动者。
如何建立产消间对生态农产品的信任，国际上有两套体系：第三方机构认证TPS（Third Party System），参与式保障体系PGS（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 ）（在巴西、印度、美国、新西兰等国家已经建立）。
参与式保障体系PGS在国际上最初的出现基于以下几个背景：
第三方认证体系TPS认证成本高，需要做的文本性的工作很多，小农几乎难以支付这些直接和间接的成本；
第三方认证体系农民认为被排斥在认证之外了，第三方机构是独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外的一个机构，农民和消费者没有参与感和所有感；
具有多方参与的一套低成本保障体系顺应多样市场的需求。
举例：印度“PGS有机”的标签被政府认可，组织形式是由一个区域内小农建立生产标准，这个标准要提交全国的PGS协会认可，认可后即可由当地采用。新加入的小农获得地方性标准和组织的认可即可称为“PGS有机”。
目前在中国兴起PGS主要有以下几个背景：
CSA农场内部增加产品系列的要求。
CSA农场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在一定信任基础范围内，建立直接信任，那CSA农场就不需要再进行任何形式的认证，但这样的信任基础辐射范围是有限的。
CSA农场建立起信任基础后，很多农场的消费者会员也提出是否可以通过这个信任链条获得更多生态食材，例如有的农场也以CSA模式跟柠檬生产的农户直接订购并销售给会员，那么，此时的信任就是间接的信任了，此时的CSA农场也兼具了平台的作用；；
国内的生态产品平台走向信任的瓶颈。
在国际CSA联盟的体系里，消费者合作社、农夫市集等也是CSA所支持的一种产消对接模式，因为一般来说消费者对比农民在链条中会更加强势，所以如果在消费者合作社或者农夫市集中决策层没有生产者代表的投票权，则还不能被认为是经典意义的CSA。各地的农夫市集、团购组织、商店目前有不同的组织形式，有的组织是消费者个体决策的机制，没有法律认可的合作社或公司治理结构，有的组织是生产者共同投资组建的公司，有的则是松散的组织形式或者注册非营利社会组织。
目前各地农夫市集除了收取少量摊位费外还没有稳定的基金会或者捐赠资金的来源（国外多数新兴农夫市集的组织者的工资都是依靠非营利机构支付），所以也就遇到农夫市集工作人员工资来源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有不少农夫市集也会希望借助已经形成的人气平台对接更多市场，通过销售更多无法直接对接消费者的小农产品来形成一定的中间商业收益或者以活动打包汇聚人气的形式向需要组织活动的场地收取活动组织费。
因为农夫市集资金来源不稳定，而且工作人员对农业生产了解有限，农人们又分散、缺乏独立的组织，所以也导致一些不能达到标准的农场在被发现生产违规操作之后默默离开市集，这引发了很多消费者对农夫市集平台的质疑；此时，PGS无疑作为一种国际认可的保障体系可以很好的作为平台销售机构的信任话语背书，但这种模式的问题也很明显：PGS不是由生产者自组织的结果，仍然是单向组织的，因此也就不太能获得农民的认可，普通消费者并没有很强的公民意识也没有太多精力参与活动，于是就出现PGS火了但农人们、消费者没动起来的情况。
各地很多不同的平台销售商都同时出现了此类诉求，也都在推动PGS，但目前还是这些平台在组织少数消费者以参观考察的模式在推进PGS，还没有一套各地生产者自组织认可的标准，也就缺少了保障体系最终的认可的结果，因此经典模式的PGS严格来说也还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当然，组织是需要成本的。
生态产品平台如何定位？
我们注意到这两年变化过程中针对小农平台性机构的成长，不难发现这些年最早期的生态农场坚持的都生存下来了，并且做到了收支平衡，有农场还有盈余，与此同时，一些公平贸易平台性机构也在成长。平台如果可以完成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能做到的事情，即提供双方都需要的服务，则可以产生价值，因为一个农场或农民所有产消工作都自己做也会有很大难度并且会有效率损失。
但是，消费者依赖平台采购也就失去了和农场的直接联系，很多农场技术和品质相互影响会产生定价的差异，但这样的差异在采购平台中很可能就变成在各个农场中对同质产品比价，选择最低价格，并且一些平台滞后结账期、压低价格等传统链条中问题也依然存在。
服务CSA农场的互联网公司出现。
类似“好农场APP”这样的互联网服务平台的出现又会对原有生态产品平台有哪些挑战呢？如果互联网平台依赖资本投资通过互联网信息对称形成的规模收益来生存，并且每个CSA农场都有自己的仓储物流客户群体，那中间平台现有的价值和毛利可能就难以与互联网公司相比较。
例如，如果柠檬君的柠檬可以通过各个农场会员的分销很快抵达会员消费者，那么平台零售商就需要考虑未来自己客户的定位。“好农场”也在考虑推动PGS体系，互联网可以使得信息透明快速传播，这无疑是互联网企业的优势，但传统的电商因为对农业了解很少，多数采取了重资产模式，也就导致对传统农业生产销售链条利益分配影响有限。
当我们观察国际有机农业发展的趋势，可以看到农民还是一直处于链条的末端，所以我们不仅应该提倡家庭适度经营，还要提倡农户的组织，只有组织起来才能面对链条中各个环节可能的风险，并且与平台的相关利益者对接和对话。
总之，我们看到中国PGS缘起的因素中实际上纯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组织的意愿仍然是缺失的，但或许中间平台的标准也可能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参与式保障体系，只要这个体系可以达到在生产者消费者之间建立信任，增进更加健康公平的生产消费体系。
建议：
各地PGS小组形成真正的理事会（迈出这一步很难，有些已经形成的利益固化难以改变，也可能会有比较高的组织成本，这就需要我们鼓励更多不同主体的尝试），由农场主代表和消费者代表组成，各地PGS小组可以建立互信机制。
比如四川的黄姜，可以建议四川PGS小组考察提交报告，各地PGS小组建立自己的标准并由理事会进行匿名评审，不建议各个平台重复考察，这对生产者日常管理来说也可能是一个负担。
各地农夫市集等平台组织可以采纳此标准形成农场准入机制。全国各个PGS小组应该多多合作，暂时放弃自己的小利益，应共同努力推进中国农业生态化、社会化进程。
（本文写于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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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
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由温铁军教授倡导成立，推动社会化、生态化的食物体系，自2003年开始培训农民学习立体循环农业和生态建筑、2009年开始构建全国的CSA网络，于2017年正式注册社会团体，并连续每年举办年度最大规模的全国CSA大会，并与国际社会生态农业联盟（URGENCI）进行直接的对接。
联盟致力于成为全国社会化生态农业领域专业倡导型、多元服务型的社会团体，将全国各地认同并愿意支持CSA模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连接起来，构建社会生态农业互助网络，2017年发起“有种有种”活动。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研究相关课题、举办年度CSA大会、推动建立参与式保障体系和组织培训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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