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惠迪：结缘新加坡华语（系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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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用字用词计量研究
世界中文报业开创性的语文建设工程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建国，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决定采用四种官方语文，并写进宪法，第37条规定：“除立法机关另有规定外，议会中的一切辩论和讨论均得以马来语、英语、中国官话或泰米尔语等语言进行之。”
马来语是象征性的国语；英语是政府与私人机构的行政用语；中国官话指现代汉语，新加坡习称“华语”；泰米尔语是印族的共同语，新加坡习称淡米尔语。
新加坡国家总体语言规划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施双语教育，它是新加坡教育制度的基石，也是新加坡建国的基石。所谓双语，就是“英语＋母语”。英语是政府和私人机构的行政用语，也是新加坡各族人民相互之间及跟全世界沟通的利器，虽无国语之名，却有国语之实；母语则是各族人民维系母族文化的纽带。
在双语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建国总理李光耀；李光耀是新加坡国家总体语言规划的设计师。
双语政策落实到华社（华族社群），便是适龄的华族学童从入学时起，就要同时学习英华两种语文，英文是第一语文，华文是第二语文。
新加坡的双语政策使它成为中国之外唯一以华语为官方语言之一的独立的主权国家，也是唯一在学校基础教育阶段（小学6年、中学4年）设置华文学科的国家。因此，新加坡的“华语传承”模式几乎跟“祖语传承”模式一样，所不同的是新加坡是双语教育政策下的“祖语传承”模式，我国除少数民族地区外，是单语教育政策下的“祖语传承”模式，所以新加坡模式是一种很特殊的“华语传承”模式，值得深入研究。这是题外话，搁下不表，说回正题。
联合早报是新加坡唯一的综合性华文报章，其编辑方针是“以浅白文字，协助争取年轻之华文读者”。从长计议，华文报的前途跟年轻一代学习华文的兴趣及应用华文的能力息息相关。如何恰当地照顾以华文为第二语文的新一代读者的需求，是华文报章从业人员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为了探讨具有中四华文第二语文程度的年轻一代能否看懂联合早报，为了给制定新闻常用字表和词表提供信度较高的第一手资料，为了配合报纸编采出版工作的全面电脑化，联合早报管理层决定成立用字用词调查工作委员会，展开对早报用字与用词进行计量研究的语文建设工程。工委会特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主任、华文研究会会长卢绍昌先生及几位前辈华文学者组成顾问团，由卢先生任首席顾问。
在工委会领导和顾问团指导下，从1987年6月到1989年5月，经两年努力，用字与用词计量研究终于大功告成，其成果汇编成两个调查报告，公开出版。两个调查报告一是《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用字用词调查报告书》，正16开，精装451页，由新加坡胜利出版私人有限公司于1988年5月出版；一是《联合早报中小学华文课本用词调查报告》，16开，上下两册，平装共1626页，由联合报有限公司出版。管理层决定，把《联合早报和中小学华文课本用词调查报告》跟新加坡中小学分享，于是分别向各校图书馆赠送一部。
《联合早报中小学华文课本用词调查报告》上
《联合早报中小学华文课本用词调查报告》下
《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用字用词调查报告书》
联合早报是媒体，不是学术机构，当时的电脑科技远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因此进行这样一个研究项目，并非易事。内行都知道，进行字词计量研究必须对语料进行切分，然后输入电脑，进行统计。可是当时还没有自动切分的设备，因此只得人工切分，而人工切分必须正确分辨字和词，这就必须具有基本的语法知识。真应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句俗话，这个任务落到我的肩上。我用手工在文稿上切分了报纸抽样的30万字语料和20册华文课本。我的同事，三位靓女分工输入电脑，而她们都还是兼职，每天的本职工作照做不误。同事们这种敬业乐业的精神，至今回忆起来还令人感动。
三十多年前新加坡联合早报所进行的这个研究项目，可以说是开创性的语文建设工程，在世界中文报业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我有幸参与其事，担任报告书的执行编辑，至今回忆起来，依然觉得非常荣幸，也只有到了新加坡才有机会接受这样一次挑战，而我们的团队成功了。
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定于1990年8月16日至20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公司派我去参加。与会的学者和语文工作者共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306人。新加坡赴会的还有卢绍昌、梁容基、苏家顺、吴英成、郑玉芬和谭伟雄六位。在开幕那天下午的全体会议上，我代表联合早报宣读了题为《联合早报新闻用字与用词的计量研究》的论文。我带去的上述两部《报告》也在大会的书展上展出，颇受瞩目。会议结束后，这两部《报告》赠送给会议主办方中国国家教委。
香山会议后，卢绍昌先生写了一篇追记。卢先生是我的良师和挚友，他是位很随和、讲话很风趣的学者。他在追记中提到我带去参展的《联合早报中小学华文课本用词调查报告》时说“内容一千多页，重量三四公斤”。又说我被安排在全体会议上发表对调查报告的研究心得“可说是为新加坡的华文同道们增添了光彩”（《发扬一个光辉的传统——记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联合早报》1990年9月28日，第22版）。
卢绍昌追记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报道
顺便再讲两件小事。
当时我们公司有个惯例，凡出席国际会议，要报道会议新闻。因此在会议期间，我还得写新闻稿。当时已有传真，所以每晚都得把新闻稿发回去，共发五篇。8月20日下午3时，李鹏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与会全体代表。会见结束后，当晚会议主办方在亚运村附近一家饭店举行告别宴会。赴宴时，碰巧我的邻座是周有光先生，我跟周先生素昧平生，这是初次见面。我知道周先生是常州人，就用常州话跟他打招呼，没想到他听不懂。20年后，也就是2010 年5月18日上午，我随姚德怀先生和田小琳女士到朝内南小街周老家中拜访。姚先生说：“老汪，你跟周老是老乡啊，你们可以讲常州话了。”周老笑容可掬地说：“我从小在苏州长大，我这个常州人不会讲常州话。”说罢，就哈哈哈地大笑起来。坦白地说，我听到姚先生叫我讲常州话时，已经暗笑起来了。
李鹏会见与会者报道
另一件事是，会议期间，我见到了世界汉语教学交流中心汉语水平考试主任刘英林先生，他透露HSK明年年中可能在新加坡举行，这是HSK初次走出国门开考，可是独家新闻啊。我访问了刘先生，写了篇题为《华语托福考试明年或在新举行》的新闻稿，8月23日发表在联合早报上。
华语托福考试明年或在新举行报道
关于两个《调查报告》的内容，容后另作介绍。
审核｜郭熙
策划｜刘慧
文｜汪惠迪
图｜汪惠迪
鸣谢｜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资料中心
编辑｜余家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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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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