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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日本人是如何认识日本的内与外的？
也许人们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是国际机场的出入境手续、侵犯领海的“国籍不明船只”或难民船，或者在街角和店铺见到的外国人。
或许也有人会想到“北方四岛”等领土纠纷。有独自去外国旅游经验的人或许会想到踏入“日本”以外空间时的孤独和紧张，或者也会有自由与解放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空间（即领土或领海）还是人（即国籍或居住权），都属于某一个“主权国家”，因此，现代的内与外是明确地区分开来的。
譬如福建人乘坐的偷渡船在五岛一带被发现，遭当局逮捕。听到这个新闻，有的人认为他们是犯罪者而加以指责，有的人则对他们的境遇表示同情。
但无论哪种情况，他们是与“内部”的日本人不同的“外部”人，这一点是一样的。
那么像这样，日本的内与外存在明晰的界限，这种感觉是从很久以前就有的吗？
说起来，“国籍”或“国界”的概念成为世界通行的标准，并非多么古老的事。
超越各国疆域普遍适用的“国际法”，是在17世纪上半叶由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理论化的。
日本是在讨论如何接受由“黑船”带来的条约体制时，也就是从开国到明治维新的时期，即19世纪下半叶开始接受国际法的各种概念的。
在此，我想提一个可作为思考线索的问题：北海道除函馆和松前周边以外大部分地区，在江户时代是哪个国家的领土？可能有人会认为，当然是日本了。然而，在18世纪末俄国船从北方来到北海道近海之前，江户幕府将北海道大部分地区视作“无主之地”。
在江户时代，北海道唯一存在的藩是以渡岛半岛西南端的松前为城下町以领主居住的城堡为中心形成的规划性城市，通常由武家地、工商业地、寺社地等构成，是江户时代城市的基本形态。
松前藩的将军换代时，新将军会交付给各藩主再次确认其统治权的书面文件“领知判物”。文件内一般会记载“石高”。所谓石高，就是将藩领的生产力按照大米产量换算的总计数值，是确定租税数量的基准，也显示了藩的地位。但是，交付给松前藩主的领知判物里没有关于石高的记载。
记载在领知判物上的石高，意味着幕府从数量上掌握了该藩领地的多少，并将此范围内的统治权委任给该藩。因此，松前藩并没有被幕府委任北海道的空间统治权。那么，松前藩在北海道实行的统治究竟是什么样的？
日本“内地”各藩大名给家臣发放的俸禄是由藩领租税的一部分充当的。松前藩则是把在北海道河川河口地点设立的与阿依努人进行交易的场所（即“商场”）分给家臣，将“商场”的收益充作俸禄。这叫作“商场知行制”。
这一制度到了江户时代后期变为“商场承包制”，即藩外的商人承包与阿依努人的交易，藩士收取其所获利润的一部分。
在这两种情况下，阿依努人都与“内地”藩领的农民完全不同，没有被纳入幕府和松前藩的空间统治对象。当时的人们称其为“化外之民”。松前藩的统治空间只不过是以松前为中心的北海道南部的一部分。幕府及松前藩将这一区域称作“和人地”，除和人地以外的北海道大部分地区与南千岛群岛、库页岛一起被称作“虾夷地”。
当然在经济上，松前藩士和商人等和人残酷压榨阿依努人，后者的从属程度加深了。此外在政治上，依惯例阿依努首领要对松前藩的官员行一种叫作“Uymam”阿依努语，相当于“御目见得”，指有谒见将军资格的旗本武士的臣服仪式。倒不如说，“化外之民”这一地位使幕府和13松前藩从统治者应尽的保护义务中解放出来。
但若将观察点转移到阿依努人一方，“虾夷地”无非是“我们的大地”（ainu mosir阿依努语），居住在这里的阿依努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他们以贸易为生，与和人、吉利亚克人（Gilyak）等北方民族，甚至明、清或俄国等都有贸易往来。
作为一个民族，阿依努人虽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但内部有北海道西部阿依努、东部阿依努、千岛阿依努、库页（桦太）岛阿依努等从属集团存在，由首领们进行政治统治。在此背景下，发生了1669年的沙牟奢允之战、1789年的国后目梨起义等对和人压迫的事件。
虾夷地的以上状况在俄国人穿过西伯利亚到达东方海域，出现在日本近海之时，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1779年，以俄国船驶抵厚岸、要求与日本通商为契机，一直到1810年代，其间相继发生了俄国人到虾夷地殖民，以及千岛与库页岛上日俄两国势力的冲突。
幕府与俄国对抗后 ，痛感虾夷地的军事重要性，一方面派遣最上德内、间宫林藏、近藤重藏等探索千岛、库页岛地区，另一方面于1802年设箱馆奉行越过松前藩开始积极管辖虾夷地。
此外，1799年，东虾夷地（北海道太平洋一侧）以七年为限由幕府直辖，1802年改为无限期，1807年西虾夷地（北海道日本海一侧）也由幕府直辖了。失去居所的松前氏被转封到陆奥梁川。
此后，北方的紧张局势稍微缓解，1821年虾夷地被归还松前氏，《日美亲善条约》签订的1854年，幕府再度直辖虾夷，设置箱馆奉行。最终到明治维新时，北海道开拓使继承了原箱馆奉行的职责。
就这样，日本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对虾夷地的控制，同时在国际法上，也需要与俄国明确领土关系。1855年的《日俄和亲通好条约》（《下田条约》）规定，千岛群岛中乌鲁普（得抚）岛及其北为俄国领土，伊图鲁普（择捉）岛及其南为日本领土，但库页岛保留了两国人杂居的状况。设置北海道开拓使后，依1875年的《桦太与千岛群岛北部互换条约》，库页岛确定为俄国领土，日俄之间的领土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
库页岛曾为中国直接或间接统治。1689年9月7日，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1858年和1860年，俄国和清政府分别签订《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割让库页岛给俄国。
然而，如果从阿依努人的视角来看，这一“解决”方案只是通过主权国家间的交涉彻底剥夺了阿依努人“我们的大地”所拥有的权利。
明治维新以后，在“近代的”土地法律制度下，“化外之民”阿依努人对其狩猎或捕捞场所的土地所有权不被承认，很多人被驱离了世代生活的土地。
1899年明治政府制定《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一方面强调保护阿依努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却让阿依努人被固定为“二等国民”。顺便说一下，这一法律随“阿依努新法”即《阿依努文化振兴法》的生效而废止，这是在1997年的事情，希望大家牢记这一点。
如上所述，我们感到理所当然的国界、国籍等概念严格来说是近代的产物。
在前近代，国家疆域的外围地区与中心地区具有不同的特征，前者的居民作为“化外之民”，基本上不属于政治统治对象。并且同一空间也是邻国的外围地区。我把这样的空间叫作国家疆域之间的“境界”。
这里所说的“境界”，与现代地图上用线条表示的、没有面积的国界不同。如虾夷地的事例所见的那样，“境界”本身范围很广。并且正如阿依努人这样，很多人便生活在这宽广的地域内。“境界”的经济基础是连接多个国家空间的贸易活动，阿依努人这样的人——可以将其概念化为“境界人”——正是此种贸易中的核心人物。
换言之，前近代的内与外并不能区分为两个特征迥异的空间。两者间隔着“境界”，从内向外、从外向内都是连续的空间。我想以日本的中世一般日本史分为古代（11世纪末以前）、中世（11世纪末至16世纪末）、近世（16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近现代（19世纪中叶至现在）。作者立足于东亚海域史的视角，将中世的上限提前到9世纪。——此处所指比通说更宽泛一些，为9世纪到17世纪上半叶——为范围来考察这种独特的内外关系。这是贯穿本书的第一个视角。
再者，思考内与外的历史时，还有一个有效的视角——“比较史”视角，即沿某个中轴比较“内”和“外”，由此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内”的本质。
若看先前所举的江户时代的虾夷地的例子，日本与俄国都想把“境界”纳入自己的版图，但其方法很不一样：日本采取的是以幕府或和人的“德”，招揽阿依努人到贸易场所的方法；俄国人则采取了自己到阿依努社会当中“殖民”以确保据点的方法。这种差异源于中华文明圈与欧洲文明圈如何接触“外部”世界的传统差异。
本书试图通过日本与朝鲜等亚洲其他地区的比较，来探究中世日本的发展历程所具有的意义。
本文为《中世日本的内与外》的引言，原标题为《混合的内与外》。
【书名】《中世日本的内与外》
【作者】村井章介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