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诺奖大文豪，用足球队将战后文学推向高潮

大江健三郎

1935.1.31 - 2023.3.3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光，或永不复归

作者：暗蓝

杂学家，译者，书评人

总而言之，我的人生三分之一是致力于阅读，三分之一是致力于写作，三分之一是致力于和光一起生活。

——大江健三郎，引自《巴黎评论》Vol.183作家访谈

当一个人的本性已经同一切肉体的冲动割断，并且剥夺了一切超自然的光，却能做出完全符合超自然光——如果这种光存在的话——所要求必须做到的事情，这就是圆满的纯洁。这就是耶稣受难的核心。

——西蒙娜·薇依，《重负与神恩》

大江健三郎的儿子出生时头部畸形，“看起来像长了两个脑袋”。当母亲问他要给孩子取什么名字的时候，大江随口回答，“就叫他乌鸦吧”。

母亲不解其意，生气离开。但到了第二天，她又回到医院，对大江说，“乌鸦这个名字也很好。”但这时大江也改了主意，最终这个孩子被取名为“大江光”。

大江健三郎和他的儿子

根据《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乌鸦”这个名字来自他阅读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作品时得到的启发。薇伊在书里引用了一则因纽特寓言，说创世之初世界一片漆黑，乌鸦想吃地上的豆子却看不清，于是就想，要有光该多好。这么想着，世界便光亮起来。

大江光生于1963年，次年大江健三郎写出了长篇代表作《个人的体验》。书中主人公“鸟”在畸形的儿子出生后，曾想尽一切办法逃避，但最终还是选择照顾这个孩子。很多人都对这个突兀的转折感到不满，其中三岛由纪夫尤甚——毕竟，两位大作家都在试图处理无妄之灾降临后的人性与人生，三岛为了解决这个命题甚至要诉诸毁天灭地的美与死，然而大江却让一切如此轻描淡写，仿佛无事发生。

《个人的体验》大江健三郎

像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到1967年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大江为“转变”而进行的铺垫变得异常充分，整个故事在历史与现实、现实与回忆之间不断翻转，几乎令读者感到窒息：在战后日本，“我”（蜜三郎）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在社会上混得开”，尚且可以躲在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当老友以惨烈而诡异的方式自我了断，妻子在生下畸形的孩子后陷入抑郁，整日借酒浇愁，“我”其实已经陷入了在遛狗时跌了一跤，便“在暮秋的黎明前膝上抱着条狗坐在坑底”的状态；甚至老友的死也是值得羡慕的——他毕竟感受到了“某种东西”，而“我”即便是连死的道路也看不明晰。

就在这时，弟弟（鹰四）从美国回来了。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失败后，鹰四作为“悔过学生领袖”加入学生剧团赴美，右翼政党计划让这个剧团通过表演一出名为《我们自身的耻辱》的忏悔剧，就妨碍美国总统访日一事向美国民众道歉。然而一到美国，鹰四便从剧团逃走，四处游荡，在流浪数年后又决定归国。尽管蜜三郎并不喜欢弟弟的激进姿态，但当后者提出要回到故乡生活，他也选择一同前往。

鹰四回归故里的动机是明确的：他们的家族——根所一族——祖上曾有一位“斗争领袖”，此人正是兄弟二人曾祖父的弟弟。万延元年，即1860年，他煽动村民造反，响应当时如火如荼的“倒幕运动”，可惜功败垂成。失败之后，据传为保住根所一族，作为家主的曾祖父亲手将弟弟杀死；但亦有传言，称弟弟在起义失败后单独逃走，任由同志惨遭屠戮。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大江健三郎

小说的主线由此才真正显露：1960年运动失败的鹰四，试图追寻万延元年“斗争先祖”的脚步。他在村子里组织青年练习足球，正是效仿先祖当年组织青年练武——小说题名“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便由此而来。按照大江自己的说法，“成为支持我把这部小说写下去的动力的是农民暴动……一个男人砍下对方首领的脑袋，用布块儿将其包裹起来，然后返回农民们出来迎接自己的那个村子。”（《大江健三郎讲述作家自我》）尽管一个人单枪匹马护送一个“球”这样的意象更贴近橄榄球，但实际上，作为一种文化意象的足球更能代表底层大众激情的宣泄——而它也只能是激情的宣泄，正如小说中蜜三郎的妻子的议论：“他们不表现出来，可确实满腹牢骚。前途真是黯淡啊，不论他们是多么老实能干的青年！那些孩子才不是喜欢踢足球的，实在是因为没别的事情可做，才左思右想一脚踢向乌云。”

然而鹰四的野心，绝不止于丰富乡村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他是当真把足球看做一种“训练”——训练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进而召唤曾经改写历史的所谓“斗争精神”：

我要他们把自己与万延元年的青年同一化，既然那小伙子身上已经表现出了最初的征兆，那么，这个倾向可能很快传给整个足球队！我还要把它传给山脚上所有的人。我要把一百年前祖先的暴动唤回山谷……阿蜜，这不是不可能的！

大江健三郎

然而“阿蜜”怎么想呢？按照作为“剧本”的历史传说，蜜三郎是作为家主的曾祖父，正是他亲手斩杀了成为领袖的弟弟。但不同于要守护家族的曾祖父，蜜三郎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守护的了。他当然不看好鹰四的事业，但他亦如在老友自杀时一样，认为鹰四同样感受到了他无法感受到的“某种东西”，并因此自惭形秽：

在这山谷中，我不过是一个按年纪来讲有些臃肿肥胖的独眼过客而已，除了我的这种形象之外，山谷中的事物已唤不起其他任何真我的记忆和幻觉，我可以主张过客的identity，老鼠也有老鼠的identity。既然我是老鼠，那么人家说“你真跟老鼠一模一样！”我就不会有太大的惊讶，那只即使被骂得狗血喷头也目不斜视跑回自己窝里的小家鼠就是我。我无声地笑了。

于是蜜三郎从头到尾，只是作为“过客”，冷眼旁观了弟弟对于作为仪式的暴动的继承。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关于曾祖父弟弟的历史传说有两种——既然蜜三郎没有通过扮演他的角色，来帮助鹰四完成他的英雄传说，那么鹰四的独角戏，便不可避免地滑向了第二种；或者说，关于“英雄”与“叛徒”的identity一直在鹰四身上并存——他参加安保斗争失败去往大洋彼岸“谢罪”可以看作逃离，而从悔过剧团中逃走同样也是如此——这便意味着他与他的事业不可避免地走向撕裂与毁灭。

然而毁灭鹰四的终究不是历史，而是历史传说——小说的神来之笔，直到尾声才真正出现。蜜三郎最终发现，万延元年的领袖并没有随着那次暴动的失败就义或是叛逃，而是以更加微妙的方式参与到真实的历史当中。非此即彼的传说之外才是真实——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暧昧性，而倘若这种暧昧性能够早一点为鹰四所知，他的命运或许也会随之改变。

1958 年，大江健三郎成为最年轻的芥川奖获得者（当时）

至少，这已经足够蜜三郎实现他的转变了。他终于破解了友人和鹰四所感知到的“某种东西”究竟是什么——无非是存在主义的偈语“他人即地狱”。他们都确信自己看到了地狱最惨烈的景象，或者宁愿相信唯有让自己投身其中，才能使地狱的惨烈得以完成。而当蜜三郎目送弟弟走完了这一程，他也看清了存在主义的另一面：“此世，如行在地狱之上，凝视繁花。”（小林一茶俳句）

在大江健三郎看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他最成功的作品，“这是我青春时代的作品，缺陷是明显的。但我觉得它是最成功的，连缺陷都是。”至于同样写作于野心勃勃的青春时代的《个人的体验》，在出版多年后，大江却仿佛自嘲一般，推出了一个“私家版”，改掉了那个饱受争议的“大团圆”结局。最初的版本是幡然醒悟的主人公前往医院，将本打算弃置不管的儿子安然无恙地接了回来，而在“私家版”中，结局变成了主人公赶到医院，然而等待他的却只有冷漠的医生：

——孩子？这事情已经结束了，正在送往火葬场的路上。您知道，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重新来过的。（大江健三郎《另外一部<个人的体验>》）

足够聪明的大江，足够清楚世事不过一念之间。这一念是母亲回到医院，尽管并不理解，但仍要说“乌鸦是个好名字”；也是这“乌鸦”可以来自因纽特人关于光的传说，也可以来自爱伦·坡的《乌鸦》：“Nevermore”——永不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