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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印度,还是“罗马帝国”:十字架是甲骨文的亚字变体,华北是上印度,华南是南印度,上印度与南印度之间是中原坝……

昆羽继圣 昆羽继圣 2024-03-15

三观毁去的过程,必是重建的过程。

这世界真是值得好好探究一下。

根据南京大学杨晓春教授的研究考证,西人眼中的“印度”是一个宽泛的地理概念,泛指印度、东亚远东的一个模糊的名称。13 -15世纪,有人断断续续使用“上印度 ”这一名称来称呼中国华北地区,到了 17世纪,该名称仍旧流行。详见《“中国”和“印度”》(《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

以上述说法来看,欧洲人称呼中国为“印度”,大略起始于13世纪,而结束以印度称呼中国的时间,是在耶稣传教士来华之后,也就是17世纪以后。

1507年的地图,由马丁·瓦尔德西米勒 (Martin Waldseemüller) 和马蒂亚斯·林曼 (Matthias Ringmann) 所绘制,请见东亚中国部分


1992年,新加坡国立大学蓝丽容教授出版了《雪泥鸿爪朔数源》(Fleeting Footsteps, Tracing the Concept of Arithmetic and Algebra in Ancient China)一书,充分论证了阿拉伯数字起源中国的史实,因此斩获国际数学史最高奖。

经过蓝丽蓉教授的考证,花拉子米在《算法》一书(根据乌兹别克文本同时参考俄文本译出的中译本,其实只是在大唐学习时留下的一本课堂笔记而已)中,所言能用“九个数码”表示任何数字的宏大叙事,其实就是中国算术、中国算筹。



花拉子米称:


“我看见印度人把九个符号经过任意排列而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数……”


“数位从作者的右边起数,其中第一个称为个位。当用十来代替这个一并把它摆在第二位时,则它在形式上与一相似,于是他们就需要一种在形式上与‘一’相似的十,为了看得出它是十,他们在它的右边留了一个空位置并将像‘0’形式的小圈摆在这个位置上。这样他们就知道这个位置是空的。”




他在书中举了一个生成“三 二 五(325)”的例子:


“从作者的右边开始,在第一位上放置五,然后向作者的左边方向移动一位,把二十摆在第二位上,把三百摆在第三位上。


每一个数字应摆在相应的数位上,即:个位数摆在个位上,这是第一位;整十数摆在十位上,这是第二位;整百数摆在百位上,这是第三位。”

令人困惑的是,此书一直在说中国的算术、算筹,可是,却压根不提中国,只是在说看见“印度人”如何如何,这不是很奇怪么?


其实,如果知道13-17世纪,西人一直把中国称为印度,就不觉得奇怪了。


14世纪20年代,欧洲修士鄂多立克由海路东行,到达中国,他在游记中写道:


“在我东航大洋海若干天后,我来到吾人称之为上印著名蛮子省。


这里的蛮子省是指南部中国,上印度的蛮子省,那不就是中国的蛮子省么?


显然,中国在他的脑海中,潜意识里就是印度。


1338-1353年,意大利人约翰·马黎诺里在教皇派遣之下率领使团抵达中国,他称中国北方为契丹,称中国南方为蛮子,又称“蛮子”为“最大印度”。


根据文献史料,当时的欧洲人称呼中国的名称多多,不仅包括“上印度”、“最大印度”等名号,有时也称中国为“东印度”、“西印度”等。

法国学者安田朴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47页写道:

“根据蒙田的判断,在16世纪末左右,最具有远见卓识的人都看到了中国的重要地位。但在这种关注中,……确实远不如对像发现印度——西印度(中国)那更要震动人心的事受人重视。”(第47页) 

为什么说“东印度”有时也是指代中国呢?

根据林鹏、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中心论批判》第2卷的考证,在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地理概念中,“印度”一名正是用来指称中国的。西方人称呼中国为“印度”由来已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朝思暮想、苦苦追寻的天堂,苦苦寻觅的“印度”,其实就是中国(明朝)。当时,无论是“东印度”,还是“西印度”,起初都是指代中国。

自从欧洲人知道许多精美的贸易商品源自东方后,一直想越过二道贩子阿拉伯人,与东方直接从事交易。

可是,精明的阿拉伯商人在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又怎么会轻易把中国的信息泄露给西人呢?

无论西人怎么问,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目的,阿拉伯人肯定都会用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来打发他们:“这些精美的商品是从哪儿来的?呃……‘印度’。

随着贸易地不断扩大,经年累月,“印度”就成了一个高频词,“印度”也因此声名远播,西人信以为真,最后将船驶向东方,终于发现了上印度的蛮子省、南印度的广东。

而彼时的印度,尚未统一,大大小小有着数十甚至上百个小国,当达迦马发现新航线前往马六甲、并途经印度次大陆时,他将其称为“小阿拉伯半岛”。

故此,西方典籍中记载的印度,其实就是指中国。印度数字(阿拉伯数字)就是中国数字,西方典籍所记载的印度文明,便是华夏文明。

1492年10月,哥伦布到达南美洲,但是哥伦布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意大利人Amerigo于耶元1501年首航至南美洲不久后宣布,此处并非亚洲的印度,而是一片“新大陆”。他们回到欧洲以后,Amerigo的《航海日志》被法国的洛林公爵(Duke of Lorraine)买走,后者命令修道士马丁·维尔德西姆勒(Martin Waldseemuller)根据这本《航海日志》画出新的世界地图。

马丁·维尔德西姆勒将世界地图切割成三角形,以三角形为单位,将原本球状的地球分割,以便绘制地图。


其后,经过拼接,马丁·维尔德西姆勒绘制成以下这幅地图。该地图又被称为瓦尔德泽米勒(Waldseemuller)地图,原本于1507年4月出版。


不过,该地图据说后来长期失传,一直到神父约瑟夫·费舍尔于1901年在瓦尔特一个城堡的图书馆意外发现了地图原本,才重新现世。2003年5月,美国国会图书馆以1000万美元购得此图,将其放置在图书馆入口处的大厅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5年将瓦尔德泽米勒所作地图列入世界历史文献遗产。

好了,介绍完这幅地图的背景,我们来看看此图上对中国的标注。


根据程碧波教授的考证,此图明确将中国标为了印度,并且把华北地区称为上印度(India superior)、把华南地区称为南印度(India meri donalis)。

而在上印度南印度之间,标注的是“Cyamba Provincia Magna”。“Cyamba”就是“大中原坝”(“C”按传教士音为[z]),“Magna”为拉丁语,意即“巨大的,伟大的”。

注意,上印度之左下位置,标注着Thebet Provin(吐蕃,即西藏)。

而黄河则被标注为“山东河(fulicaudom)”。

最令人意外的是,整个中国地区,上、下、左、中,以及右下角位置,一共出现了五个十字架。

与此同时,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甚至是中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地方,均无十字架标志。




原来,“十”字最早为中国甲骨文“亚”字,表示聚居处所和祭坛。

在西藏的原始苯教和后来的佛教中,十字金刚杵由四个带有莲花座的金刚杵组成,四个金刚杵的杵头从中心点向四大方位散射,象征着绝对的定力。在对须弥山进行宇宙学的描述中,巨大的十字金刚杵承托着物质宇宙或横在其下面。

同样,在描述坛城时,巨大的十字金刚杵是坛城宫不可撼动的支撑物或地基。

通常而言,还会在“十”字四角,缀上四个小“卐”字符。而万字符并不是原始苯教或佛教发明,它来源华夏先民的天文观测。

坐北朝南


所以,所谓“十字架”的原始天文含义在这里。

下图中有一个地点,标注了“lama”,程碧波教授认为应是“喇嘛”标记,因为“lama”的全文为“blama”。其中,“ma”的含义为:“对待一切众生犹如母亲呵护自己的孩子一般慈悲,是慈悲至高无上的意思”。

显然,这就是汉语“妈”。


“blama”喇嘛,是对喇嘛教僧侣之尊称,为长老、上座、高僧之称号。唐三藏就被尊称为“Tangsang blama”

“bla”就是前述“班佛”之“班”,也即“ban”。由于拼音文字拼读时对音节的划分混淆,所以“ban”被读为“ba”和“n”,即为“bla”。是故,“喇嘛”本应是“班妈”,表示有大智慧而慈悲如母亲的长老。

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与演进中,“blama”又被后人拼读为“波罗蜜”、“婆罗门”。

有意思的是,经过程碧波教授等学者的考证,发现“Ptolemy(托勒密)”居然与此相关,来源于此,而所谓的金字塔恰恰正是波罗蜜塔“Pyramid”。

前两天,无意间刷到一则视频,是某科技大V在为金字塔背书,声称金字塔是真货,俄罗斯科学家胡说,而他面对诸多质疑,却一个证据都没有列出,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俄罗斯科学家还质疑中国的长城,所以,这位科学家说的内容完全不可信。

笔者当时颇为惊讶,因为俄罗斯科学家说的金字塔的事情,是有大量证据的,并且还有世界排名前三的两位材料学家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为证,而质疑中国的长城却缺乏相关证据,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论点和论题,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怛罗斯之战时,因葛逻禄临阵倒戈,导致高仙芝败走,杜环等一众随军工匠被俘。

杜环所著《经行记》中将穆罕默德(Muhammad)译作“暮门”,华夏典籍也曾将之译为“摩诃末”。“摩诃”的梵文含义是“大”,写作“Maha”,其来自中文“弥大”。

韩愈《唐故秘书少监赠绛州刺史独孤府君墓志铭》上有云:

“朋游益附,华问弥大”。

因此,“Muhammad”与“Banma”均为同源。而后,由“Muha”演化出“马”姓或“穆”姓。

1513年,上文提及的马丁·维尔德西姆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又制作了一幅世界地图。在1513年的地图中,对中国的称呼“上印度(India Superior)”仍然保留,但将中原坝(Cyamba改为了“Ciamba”,向后来的“Cina”靠近了。

1507年时,中原坝还是CYAMBA


1513年时,中原坝CYAMBA变成了右下角那个Ciamba


此时,原来标注为lama的位置,变成了“tholoma”,姑且翻译为“(大)罗马”。

据称是1514的现代版完整的全世界地图,绘图者欧龙斯·费恩(Oronce Finé,1494–1555 年)是巴黎皇家学院(今法兰西学院)的首任数学系主任,也是法国最早从事地图绘制的学者之一。


1514年的这幅地图原名Nova, et integra universi orbis descriptio



在这幅地图中(从北极上空的俯视图),中国也被称为Ciamba,而旁边就是大罗马(Tholoma)。此外,在亚洲ASIA的A和S之间,也横空出现了一个Toloma。这个位置看起来很像是吐蕃(西藏)的方位。

此时,左边有个一个非常醒目的地标“Parias”,即巴黎。

1538年,墨卡托地图,如下,也是北极上空的俯视图。

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年)是弗兰德斯(今比利时)著名的地理学与制图学家,它是当时低地国家(荷兰和比利时)制图学的代表人物。墨卡托的地理知识大多来自于丰厚的藏书。


在墨卡托地图中,华中地区中原坝也被改称为Ciamba,而Tholoman出现在了吐蕃(西藏)以西的位置。

大罗马Tholoma、Toloma在被不断西移。

1566年全球地图,东亚部分。


此时的华中地区中原坝“Ciamba”已经转音,变为了“Simba”。有意思的是,以前从未出现的希腊(SINAR),横空出现在了本土最上方。

“Tholoma(大罗马)”则位于“SINAR”(希腊)和“Siamba”(中原坝)之间。

上印度(华北地区)摇身一变,成了SINAR(希腊)?

不仅如此,南中国海、南中国也变成了SINARUM、SINA。


卫匡国《中国文法》之后不久,著名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年于巴黎面世;

1687年,柏应理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了《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

雷孝思(Régis)所翻译的《易经:中国最古之书》将“中国的”也称为“Sinarum”。

原来,中国在西人眼中,还是SINAR(希腊)。

除此之外,更令人震惊的是,1897年,共济会曾刊印出版一份文件“The secret scocieties of all ages and countries”,上面赫然写有Roma(China)的表述:

“The Order was said to have been brought by a Chinese mandarin (a Jesuit missionary?) to England, it being in great repute in China (Rome), and to possess extraordinary secrets.”





本想把后面的具体页面也贴出来的,无奈电脑卡了半天,PDF打开太慢,一共369页,应该在有关英国和中国的条目下,今天太累了,下次找到截图再发吧。

由此可见,真正的罗马帝国其实也是暗指中国,而不是坤图上的罗马小城、罗马小村。


搞了半天,罗马帝国的故事版本是中国,是大明。

程碧波教授特别指出,此时的传教士已经修改完西域语音,“Rome”已经可发汉语音“罗马”。

1562年,全球地图右方赫然出现了“LA CHINA”字样,意即“南中原”,用以代称“南中国”。上方是“CHEOE(中)-AN(原)”,可近似发音为“CHINA”。


1570年世界天体剧场地图册中的世界地图,中国已经变为China。


世界天体剧场地图册(Theatrum Orbis Terrarum)出版于1570年,地图册的作者Abraham Ortelius出生于今天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当时与荷兰都属于低地国家)。

1572年全球地Mappamondo,紧邻吐蕃(Tipura)上方的仍是大罗马(Toloman),中原已经完全写为“China”。


从上面西人绘制地图的名称变化可以看出,从“CYAMBA” - “Ciamba” - "Simba" - “SINAR” - “SINARUM” - “SINA” - “CHINA”的整个演化过程。
“SINA”、“CHINA”的发音并非此时完成。
这个演化过程实则体现了上述地图的中国来源:从跟随中国古汉语发音“CYAMBA”,逐渐建立书面语言体系,在采用汉语对译方式成功建立自己的词汇和语言体系后,转向采用自己的西语发音方式。
也就是说,自己啥也没有的时候,就照着华夏的地名抄,等自己有了书面语言后,就开始逐一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更改。

18世纪以后,现今印度出现了包括著名的《梨俱吠陀》在内的各种吠陀经的写本,到了19世纪,由欧洲人第一次将之刊印成册。而在其中的两部经文《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首次出现了对中国的称呼:cina(梵文)。

由上述多图和分析可知,“TOLOMAR(大罗马)与吐蕃(即“TIPVRA”,西藏)高度相关,“大罗马”正是来自宗教含义“大喇嘛”。这可不是瞎猜,实际上迄今为止,西藏“纳木错”的发音还有“TOLOMAR”的残留,纳木即罗马。
此外,“珠穆朗玛”也应是“TOLOMAR”的发音残留,朗玛即罗马。
所以,罗马是当时西人对西藏一大片区域广域之称。
综上所述,1513年之前,西人眼中的所谓印度,主要就是指代中国,“India Superior”、“India meri donalis”铁定是中国无疑。而吐蕃在当时西人的心目中,则是大罗马。“China”是中原,即代表中国。
至此,一切恍然大悟,不仅希腊SINAR(SINA)是中国,连罗马Tholoma也是指代中国!
呵呵,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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