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推介｜《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邹振环 著
编者按
邹振环教授近著《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是第一部中国翻译史学史研究的专著，填补了中国翻译史研究和20世纪中国史学专门史研究上的一大空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国翻译史研究要构建学科身份，走向成熟，就需要考察和反省学科自身的发展历程。该书对中国翻译史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与现状、分期与分派、动因与动向等问题，进行考察、梳理、排比和阐说，提示出一条20世纪初以来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谱系。
邹振环教授以历史学者的眼光关照中国翻译史研究，跳出翻译学界惯常的学术视角和资料藩篱，敏锐地捕捉到当今中国翻译史研究中存在的“厚今薄古”和“厚今薄近”之问题。一方面，作者进行了扎实缜密的文献清理，囊括20世纪初以来以多种形式存世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成果，范围涉及两岸四地；另一方面，以史学家冷静和客观的笔触，反思研究成果和学科发展的历程，不偏不倚，中肯公允。该书运用历史学的方法考察中国翻译史研究，溯本清源，视野开阔，是一部有厚度、有深度的史学著作。
此著作2018年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科学术类著作类二等奖）。
作者简介
邹振环，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鄞县(今宁波)。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兼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曾任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日本关西大学亚洲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意大利罗马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和政治大学访问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访问学者；多次赴日本、韩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英国等国访学交流。著有《疏通知译史——中国近代的翻译出版》（2012年）、《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2011年）、《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2007年）、《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2000年）、《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2000年）、《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1996年，修订版2008年）等论著多种。 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1年度），论著多次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与论文奖。
内容简介
一门学科要有开拓和突破，需要深入了解学科自身的发展史。翻译活动在中国有着近三千年不间断的历史，形成了深厚的翻译传统，但将这一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却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本书作者对于中国翻译史学在20世纪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作了全面的历史回顾：将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演变过程以“起承转合”为线索，对20世纪（1902—2000）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步、发轫，如何经过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1949年后的演变、转折，并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中国海峡两岸汇合、会聚的过程，作了系统的梳理。全书以翻译史研究论著为主要资料，结合其他文献，首次勾勒出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发展演变的脉络与系谱。作为一部专门学科的史学史，全书资料翔实，论说丰赡，品评力求客观而深入，填补了学术史研究的一大空白。
目 录
书 评
翻译史学史实质上就是翻译史的学术研究史，它是对治翻译史的再研究，即对治翻译史的发展脉络的考察与梳理，以及对翻译史实践（包括研究和编撰）的评判与反思。就现有成果判断，国内学界对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再研究还显得相当薄弱。可以说，以翻译史实践为对象的系统性的专题研究，在《史学史》面世之前是空缺的。必须承认，中国自20世纪初至今已积累了丰富的翻译史思想和相关言论，从丰富驳杂的翻译史著述中完全可能梳理出翻译史实践的发展与演变的脉络。《史学史》立足于“描述、批评与反思”的研究路径，为勾勒与重现、分析与评判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本体面貌与脉络演变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有效的实验。
书 摘
学术史的发展，是一个在“常”中求“变”、“变”中求“变”的过程，也是一个“旧”中求“新”、“新”中求“新”的不断推进的过程。而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曾经的“常”与“变”以及以往的“旧”与“新”，常常会成为遗忘的对象，也就造成了事实上学术史的某种断裂，也需要我们不断编纂新的学术史来回顾和总结曾经的以往。一门学科要有突破和发展，首先需要了解学科自身的发展史，只有在认识自身学科史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深入的开拓。本书即是一项关于中国翻译史学在20世纪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回顾。之所以将时段确定在20世纪（1902—2000），是因为笔者一直以为真正的历史判断需要一定的时空距离，只有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才能有一种庐山之外看庐山的清晰度。将所要评述的翻译史研究成果限定在2000年前中国的范围内，还因为这一时空内所形成的成果，笔者绝大多数都曾亲眼目睹，或者仔细研读过，比较有把握能对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作出一次比较系统的再总结和回顾，提示一条20世纪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谱系。笔者曾将这一变化的过程概括为“起承转合”，“起”是起步、发轫，“承”是承接、承势，“转”是演变、转折，“合”是汇合、会聚，即尝试通过有限的篇幅，对整个20世纪（1902—2000）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步、发轫，如何经过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1949年后的演变、转折，并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中国两岸三地汇合、会聚的演变过程，作一番专门史的初步考察，成为一部简要的中国翻译专门史的学术史，冠名“中国翻译史学史”。
——《导言》
虽然之前曾做过中国翻译出版史的研究，也写过关于近代中国史学交流史研究的著述，但来撰写一部“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仍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近十年来，我不安本分，见异思迁，在自己熟悉或不熟悉的领域内不断转换论题，其间有一个重要因素，即一直在寻找一种初生牛犊的心态。不记得哪位学者讲过：拥有初学者的心态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希望自己在研究中一直如同初学者一般，葆有对研究对象浓厚的好奇心和新鲜感，这是保持学术敏锐度的重要因素。这一持续了近五年的撰写现当代中国翻译史学专门史的工作，时时会让自己产生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当然其难度也非同小可，一方面仍有史料缺乏等客观的因素，另一方面还因为撰写当代翻译专门学术史，势必会涉及对不少还活跃在译界的专家学者之专门论著的评估。按时下之风气，当代中国的翻译专科史学史很易编排成一部为当代翻译史研究者评功摆好的功劳簿，而一味说好话却不是我的风格，好在笔者不在译界，亦无门户派系，因此，自以为可以尽量做到对所有论及的翻译史论著，先读出其好处，明示各家之成就，但不作故意渲染；评论时贤之得失，是非直言不隐。即使对于自己成果之批评，也力争做到褊窄处无所规避，不虚美、无隐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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