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志教授将在“翻译史研究”公众号上推送原创“漫谈‘翻译与鸦片战争’”系列文章，以较轻松的笔调描绘翻译在鸦片战争的角色和影响，剖析当中出现的翻译问题所带来的历史后果，让我们一方面认识历史，另一方面更好地理解翻译在国家历史和文化进程中的重要性。本文为此原创系列的第二篇，漫谈与鸦片战争相关的中文资料，主要为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双方往来文书。

作者简介

王宏志，祖籍广东省南海县，香港出生长大，接受最典型的香港英式教育（皇仁书院、香港大学、英国伦敦大学），酷爱中国文化，大学时期违背父母意愿去报读文科，主修翻译及中国文学。曾任教于香港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人文学科讲座教授兼系主任，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出版专著10余部，论文130余篇；自1990年代初开始利用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理论进行翻译史研究，并提出绝大部分的翻译研究应该是翻译史研究的观点。近二十年积极关注翻译与近代中英关系，正在撰写“翻译与近代中英关系研究三部曲”：《龙与狮的对话：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翻译问题》、《天朝的译者：从李叶荣到张德彝》及《翻译与鸦片战争》。

漫谈“翻译与鸦片战争”（二） 

——从资料说起（上）

对于很多研究者来说，“资料”既可爱又可恨。当你找到一些重要而且从未为人所发现的研究资料时，你会有一种如获至宝、前无古人的感觉；但当你面对一些难题，却苦于没有相关资料处理的时候，你会感到很懊丧，很无助，巴不得马上放弃，举手投降。

然而，要做翻译史研究，又怎能回避史料的问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其中一桩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鸦片战争的研究更需倚重历史材料。

研究鸦片战争，在资料方面遇到的困难有二，一是涉及中英两方的原始史料，访寻不易；二是数量庞大。研究者是否愿意耗费大量时间去四方搜集、仔细阅读、深入分析？

中文方面，最基本的原始资料是鸦片战争前后清廷的一些奏折和上谕。《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里面就收有很多有关鸦片战争的奏折和上谕。作为清廷官方纂修的文献，固然有一定的权威性，但也有缺点，就是部分奏谕经过删节，不算是史料的原貌。迄今相信是最完整地辑录与鸦片战争相关的折谕的是第一历史档案馆在1992年编辑出版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收录的是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故宫军机处、修书各馆、上谕档及全宗朱批奏折，共七册，据每册版权页所记，全套总字数为4606千字，可谓惊人，但该书编者仍强调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鸦片战争的清代档案仍不完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在2010年出版《稀见中英鸦片战争密奏》二册，收录国家图书馆藏四种道光十八至二十一年稀见密奏手书稿本。我没有跟《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对照过，不能确定重复有多少，但这《稀见中英鸦片战争密奏》的一大优点是以原件影印出版，从史料的角度言，这比重新排版是更有意义的。

折谕以外，同样算得上是第一手史料的还有时人相关的私家著述，其中部分没有正式印刊，只以钞本流传。六册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就收录了很多这样的私家著述，可惜限于篇幅，全都只能节录很少的部分，但我们尽可按图索骥把它们找出来。这套书还收录和翻译极少量的英文原始材料，关于英文史料的译介，下一篇讨论英文资料时会做分析。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必不可缺的研究资料。由于《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清实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以至《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都是较容易看到，且为人熟悉和经常使用，我也不在这里多谈了。

不过，现存还有很大量与鸦片战争相关的中文原始史料，一直没有被充分利用，甚至知者甚少，这严重地影响了鸦片战争研究的成绩。我所指的是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的往来文书。

我们知道，《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清实录》等所收录的奏折和上谕，是属于清朝官员和朝廷间的内部沟通文书，内容上主要是官员向朝廷所作的汇报，又或是皇帝和军机处下达的指示。尽管这些的确是很重要的史料，必须充分关注和利用，但并不涵盖另一个更关键的沟通层面，就是代表朝廷的中国官员与英方人员之间的日常交往和沟通。我们不在这里详细讨论近代中英双方的沟通语言及模式（可参王宏志：《“不通文移”：近代中英交往的语言问题》，《翻译与近代中国》，页135-193），可以确定的是中英双方大抵是以中文为沟通语言，尤其是在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等译员，在内部加强中文学习，并在1814年与两广总督及粤海关达成协议后（参王宏志：《斯当东与广州体制中英贸易的翻译：兼论1814年东印度公司与广州官员一次涉及翻译问题的会议》，《翻译学研究集刊》第17期，页 225-259），往来照会或书信大都是以中文写成的。

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材料可能比朝廷内部的奏折上谕更重要，因为这些都是双方人员在最前线的直接接触、沟通和交换的讯息，它的实际功能和作用往往比奏谕更大，更有影响，尤其我们想到清朝官员那种普遍和惯常瞒上骗下的官场作风，很多重要的资讯和细节，特别是对相关官员不利的，根本就不会传到朝廷去，因此，奏折所包涵的内容和资讯都是经由官员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所过滤过的。这样，奏谕与这些照会书函在内容上时有落差，而这样的落差往往带来严重的后果。

对于英国方面来说，来自中国官员的照会文书是英方人员接收中方讯息的唯一途径，他们只会把从中读到的视为清廷官方和正式要发放的讯息，不会考虑那是否由中央朝廷所发出的，或只是当地官员个人的说法，更不会理会官员有没有如实地呈报或转达讯息；结果，他们的反应和行动都是因应这些官员送过来的文书而作的。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只能通过这些照会文书与中方沟通，也就预期官员准确地向朝廷呈报，但当抵达朝廷和皇帝的讯息与他们原来表达的不一样时，便很可能引起很大的问题。在这情形下，要更好和更准确地理解当时中英双方真实的沟通，单单倚赖《筹办夷务始末》等的奏谕是明显不足够的，仔细分析官员与英国人的前线沟通，既有必要，又能达到更理想的效果。

过去也有人注意过这些前线的文书往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便收有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藏“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簿（道光二十二年钞本）”、北京图书馆等抄录的照会共71件，但数量实在太少。

英国伦敦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的英国外交部档案，便收有大量中英人员日常沟通的文书，都是以中文写成的照会。从2013年开始，我几乎每年都跑到英国去搜集相关资料，短者两星期，但最多也只能逗留一个月左右。关于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搜集资料的甘苦和感受，容我以后在栏目中再写，这次只集中谈一下这些鸦片战争时期的照会。

今天，我们没法说英国人究竟有没有完整地保留当时双方往来的文书照会，我也没有正式统计过现在可以见到的照会有多少，但数量的确很大。不能否认，尽管经过一些学者协助档案馆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但仍难免有紊乱的情况。例如编号FO 233的档案既收有乾隆朝中期的奏谕及地方文书，也包括了道光年间禁烟的材料。因此，我在这里只会以最简单的方式介绍其中几个直接与鸦片战争相关的档案，作为参考及交流的基础。

这些外交部档案编号都以FO即Foreign Office外交部开始，这很容易理解，但后面的数字却没有什么规律，看不出有什么特定的原因。我们只能从档案馆的官方网站馆藏目录中去寻找相关档案。

在各档案中，与鸦片战争最为相关的是编号FO 682档，标题为“外交部：中国汉文正使办公室，各公使及领事馆：一般通信。本系列收录现存1834至1939年英国驻华代表与中国当局汉文往来文书”（Foreign Office: Chinese Secretary’s Office, Various Embassies and Consulates, China: General Correspondence. This Series contains surviving Chinese-languag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British Representative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between 1834 and 1939）。档内又按年分档，如果以鸦片战争为研究对象，当中直接相关的是FO 682/1972至FO 682/1993，文档涵盖年份为1839至1860年。在这里又见到档案编号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1834年的档案要编为1972？幸好专门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黄宇和（他博士论文研究叶名琛，出版过两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相关的重要专著《两广总督叶名琛》［Yeh Ming-ch’en, Viceroy of Liang Kuang, 1852-8］及《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曾在聘为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名誉编辑期间编辑出版Anglo-Chinese Relations 1839-1860: A Calendar of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The British Academy, 1983)，中文书名题作《鸦片战争时代中英外交文件提要》。这些提要后来经由现任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区鉷翻译成中文，连同黄宇和的几篇文章出版成《两次鸦片战争与香港的割让：史实和史料》（国史馆，1998年）。读者可以从这些提要窥见档案的大概内容。当然，只看提要没有太大的作用，尤其提要本身就是一种重写，带有重写者的选择和角度。

FO 682部分文档其实是曾经公开出版过的，所指的是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所编辑出版的三本鸦片战争资料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东京：岩南堂书店，1967年）、《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东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及《鸦片战争后の中英抗争（资料篇稿）》（东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不过，这三本资料集都是侵权出版的。佐佐木正哉早在1960年代初便去英国档案馆抄录资料，并签过协议书，答应在未取得档案馆同意前不会擅自出版，但回国后却违反协议，英国国家档案馆曾计划向国际法庭控告他侵犯英国皇家版权，但最终只是发出书面警告，搁置正式提控的计划。（黄宇和：《全球一体化旋风中的近代中国：从叶名琛档案谈起》，页10-11）。如果我们撇开侵权问题不论，佐佐木正哉这三本资料集对鸦片战争研究的确有很大帮助，因为对于没法前往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直接阅读原件的人来说，这是最可取的途径。

但不能说这三本资料集就让我们轻松解决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官员文书照会往来的问题，原因在于现在所见到的这三本资料集都只是手抄本。相对而言，最晚出版的《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较为可靠，因为那是直接影印自英国外交部档案FO 663/46前面1834年7月至1839年5月部分。不过，FO 663/46本身并不是这些照会原件，而是汉文正使办公室的手抄本，原来题目为Copies of Notes and Letters written in Chinese, July 1834-August 1841，仍然难免有手民之误。

佐佐木正哉的另外两种鸦片战争资料集问题便更严重。《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及《鸦片战争后の中英抗争（资料篇稿）》大都来自FO 682，但佐佐木并不是直接影印档案，所印行的只是手抄本，并经他整理及筛选，但看不出他以什么标准把其中一些文书照会剔除，且做前后调动，跟FO 682的原样很不相同。更严重的是经过这样重抄后，出现大量手民之误，且不少错误是很严重，且非常误导的，有把“右”误作“左”、“谓”误作“请”的，更有把日期抄错的。因此，在应用这三本资料集时，得要特别小心。

至今唯一正式把原来文档影印出版的是编号FO 931的档案，2012年以《叶名琛档案：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残牍》出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八册，6457千字。FO 931一向被称为“叶名琛档案”，原因在于这些资料原藏于两广总督府，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入广州，俘掳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夺走其所带的文件，几经转折，这些“衙门残牍”就成了英国外交部档案FO 931。有关该档案的来龙去脉，可参考黄宇和在《叶名琛档案：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残牍》书前所写的文章《全球一体化旋风中的近代中国：从叶名琛档案谈起》。“叶名琛档案”内所收大部分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文档，但也有少量是鸦片战争以前的文书，最早为道光十五年六月廿八日粤海关颁与洋商有关查禁鸦片的谕令（档案也收有一份1777年有关上朝面圣时服饰与礼仪的规定，但这与鸦片战争无直接关系）。毫无疑问，该书主编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教授花上大量的人力物力整理编辑文档，且全部以影印出版，这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尤其中英关系研究有莫大俾益，可以说是功德无量。但很奇怪，就我所见到，2012年以后所发表的论文未多见学者引用这套资料集，殊为可惜。

应该说，整体而言，学者运用这些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还是很少的。国内的学者在客观条件上不容易取得这些档案，西方学者——尤其英国方面的学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较有利的地位，理论上很可以利用这些资料的，但显然很多都不愿意多读中文材料（蓝诗玲［Julia Lovell］是懂中文的，但她的《鸦片战争》用了多少的中文材料？），而不少研究鸦片战争和中英关系的西方学者甚至根本不懂中文（Peter W. Fay, The Opium War, 1840-1842: Barbarians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War by which they Forced Her Gates Ajar; W. Travis Hanes III and Frank Sanello, Opium Wars: The Addiction of One Empire and the Corruption of Another; Glenn MeLancon, Britain’s China Policy and the Opium Crisis: Balancing Drugs, Violence and National Honour, 1833-1840 等等），更谈不上利用这些材料了。

在下一篇里，我们会续谈英文方面的档案，也会尝试讨论怎样利用这些资料来探讨“翻译与鸦片战争”的关系，更希望能分享一下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寻资料的感想。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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