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泰宏观|深度】中国出口产业链的升级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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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中国出口“被转移”的担忧日益升级。微观层面，也确有公司、行业、甚至个别国家的局部数据支持这一假设。然而，宏观分析重在全局、切忌盲人摸象、以偏概全。我们过去数月深度分析全球、区域、和中国贸易及资本流动相关数据，俯瞰全球、拆分地域、深入行业，以求更全面地刻画中国出口产业链的结构变迁。虽然，正如全球化的前景不无隐忧，中国出口产业的发展也不会一帆风顺，但我们总体的结论偏积极：中国出口竞争力不降反升；亚太、非洲一体化的产业链和需求链持续优化。
摘要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中国出口“被转移”的担忧日益升级。微观层面，也确有公司、行业、甚至个别国家的局部数据支持这一假设。然而，宏观分析重在全局、切忌盲人摸象、以偏概全。我们过去数月深度分析全球、区域、和中国贸易及资本流动相关数据，俯瞰全球、拆分地域、深入行业，以求更全面地刻画中国出口产业链的结构变迁。虽然，正如全球化的前景不无隐忧，中国出口产业的发展也不会一帆风顺，但我们总体的结论偏积极：中国出口竞争力不降反升；亚太、非洲一体化的产业链和需求链持续优化。
1.事实胜于雄辩——2018年后中国出口份额攀升+产业链升级
2022下半年来全球贸易遭遇逆风,中国出口显出超预期的韧性，挑战中国出口“转移论”。即使在疫情扰动、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环境下，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从2018年的13%升至2022年的14.6%，2023上升更多。高附加值和传统出口份额齐头并进，其中高附加值产品相对占比上升更多。
2.中国出口的“反脆弱性”：地域和产品均更为多样化
出口竞争力下降的部分论据来自中国对欧美的出口份额下降。但这些数据未能刻画全景。总出口层面，中国产品明显多样化且持续升级，一些高附加值产品比例已领先全球。出口地域亦呈多样化形态：东盟、非洲、亚太、中东等地区份额上升最快，且各区域的“主打”产品各异，出口链高度“反脆弱”。
3.一根杠杆“翘起地球”？——新兴行业的急速弯道超车
在全球能源、电力、交运等行业结构剧变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抓住了“弯道超车”的机遇。近年以电动车、太阳能、锂电池（新三样）为代表的新兴行业在全球竞争中“拉开身位”：新三样占总出口比重从2021年的2%跳升至今年3月的5.7%，对出口增长贡献已两成有余。
4.中国出口的优势究竟在哪？
很多研究指出，中国成本优势很大部分来自于政府的产业政策和补贴，我们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 我们认为，中国出口的真正优势在于全方位的成本和效率优势：1）原材料，电价、能源等价格低于全球，2）难以匹敌的物流和电信网络、遥遥领先的电信和物流效率成本优势，3）综合交易成本较低：产业链全、多样化，分工细，以及4）人力成本性价比和国际化水平较高。
5.中国与东盟：合作共赢远远大于竞争
近年来，中国对东盟ODI和出口增速均领跑总额，显示中国出口产业链在趋势性、主动地优化的过程之中。宏观层面的数据不容置疑地显示，中国和东盟合作关系大于竞争、产业链高效互补：中国对欧美出口比例下降的品类，一一对应中国对东盟类似品类比例上升+东盟对欧美出口比例上升。大量数据刻画出的，是中国出口产业链重塑、物流“动线”的变化，而非单纯的订单转移。东盟同样受益：东盟出口份额上升、产品多元化、脆弱性下降。
6.中国出口竞争力上升有何启示？
首先，中国贸易部门的效率增长仍领先全球，对应人民币真实汇率该相应升值，其次，中国企业扬帆出海应继续享有较优回报：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风险提示：全球衰退压力超预期，地缘政治风险。
目录
1.事实胜于雄辩——2018年后中国出口份额攀升+产业链升级
2.中国出口的“反脆弱性”：地域和产品均更为多样化
3.一根杠杆“翘起地球”？——新兴行业的急速弯道超车
4.中国出口的优势究竟在哪？
5.中国与东盟：合作共赢远远大于竞争
6.中国出口竞争力上升有何启示？
7.风险提示
正文
1.事实胜于雄辩——2018年后中国出口份额攀升+产业链升级
2008年以后，全球进入“慢全球化”时代，进出口总额占GDP之比基本停滞，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有所上升。1980-2008年的贸易自由化时期，进出口总额占GDP之比从50%左右上升至60%左右，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进出口总额占比缓慢回落至2021年的56.5%（图表1）。近年来，贸易摩擦、疫情导致贸易相关的不确定性一度大幅上升；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相关限制措施快速上升，且集中在高科技和能源行业（图表2和图表3）。
2020年后，新冠疫情叠加俄乌冲突升级的背景下，供应链回流、分散化的诉求明显上升，对产业链迁出中国的担心明显上升。这些担忧背后，的确有一些行业和碎片化的“证据”。比如，IMF的一篇研究提到，2022年美国上市公司财报中提及回岸、在岸和近岸外包的次数相对2018年增加了近十倍 （图表4和图表5）。对供应链的担忧导致企业转向本地化和区域化，对产业链迁出中国的担心不绝于耳。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2019-2021年14%-17%的企业正考虑或已经将产业链转移至中国外的其他国家（图表6），这部分企业中的37%是因为对中国政策环境存在顾虑，37%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比率相比2020年已经大幅下降（图表7）。《经济学人》甚至在2023年初提出所谓的“亚洲替代供应链”（Altasia，alternative Asian supply chain），即日韩印及主要东盟国家虽然无法单独与中国匹敌，但是加起来具有可观的竞争力，未来数年可逐步取代中国，成为全球生产活动中心。
然而，中国2018年后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在全球的占比不降反升，且竞争力不断上升，一系列的数据均明确挑战“出口转移论”。2019-2022年，中国在全球总出口中的占比上升1.3个百分点至14.6%；2019-2021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占比上升3个百分点至30.3%。全球机电行业在总出口中的占比下降，但中国企业在机电总出口中的占比上升；此外，中国在光学、汽车和机电等高附加值行业中的占比也在持续提升，2019-2021年分别上升2.5、3和2个百分点。同时，纺织和家具等传统制造业中国在全球份额也在上升。根据UN COMTRADE数据，中国在纺织品和家具出口中的占比分别从2019年的33.8%和38.1%上升至2021年36.1%和43.2%。
全球贸易下行周期中，中国出口增速领跑亚洲——今年3月（美元计价）出口同比14.8%，大幅超过彭博一致预期（-7.1%），也遥遥领先韩国3月出口（-13.6%）。3月超预期的出口背后有三个驱动因素，一是出口“拳头”产品以及“弯道超车”优势产业链（新能源产业链以及电动车）贡献7.2个百分点；二是前期积压的订单释放提振轻工消费品出口，贡献4个百分点；三是能源、电力、运力等成本上优势支撑原材料等产品出口贡献0.5个百分点（图表8）（参见《3月出口大超预期意味着什么？》2023/4/13）。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高附加值产品在全球的占比持续上升，产业链升级趋势明显。
疫情以来中国在全球进出口以及制造业增加值中的占比都不断上升，说明在宏观总量层面，说贸易链转移出中国未免以偏概全。2019-2022年，中国进口、出口以及进出口总额在全球中的占比均上升。以出口为例，2019-2021年中国出口在全球中的占比一度上升1.9个百分点至15.2%，2022年小幅回落至14.6%（图表9），考虑到2023年1季度中国出口的较好表现，2023年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可能再度回升。2019-2022年，美日欧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分别回落0.4、0.7和1.9个百分点至8.4%、3.0%和23.9%（图表10）。此外，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中的占比也在不断上升，2021年这一占比超过30%，较2019年上行3个百分点（图表11）。
电子和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在全球的占比持续上升。电子和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从2002年的35.6%升至2022年的43.1%，2019年以后出现小幅回落（图表12）。但主要是因为全球电子和机械行业出口表现相对偏弱，而不是因为中国相关行业竞争力下降。例如，2019-2022年全球机电行业在总出口中的占比出现回落，但中国机电出口在全球中的占比反而上升（图表13）。同期，农产品、矿产品、服装鞋帽、家具玩具等低附加值产品的占比均出现明显回落。此外，在光学、汽车和机电等行业，中国在全球的份额也在不断扩大。2019-2022年光学、汽车和机电等行业在全球中的占比分别上升2.5、2和3.1个百分点至14.8%、8.1%和28.3%（图表14）。
中国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间环节，正在向更高价值链攀升。出口商品更为多样化，“领军品类”数量上升。从出口产品复杂程度指数（ECI）来看，1995年以来中国ECI指数持续提升，2020年绝对水平超过意大利，排名上升至第17位，且高于对应GDP水平所指示的水平，说明中国未来有望经历更快的增长。以汽车产业链为例，2017年以来，中国汽车出口在全球的份额不断上升，从2017年的5%提升至2021年的8.1%，已经接近美国，仅次于日本和德国（图表15）。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增长既得益于全球需求的大幅增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利用成本、供应链优势，大幅提升在汽车行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中国汽车与发达国家生产的汽车质量差距不断缩窄来看，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进步显著（图表16）。
2.中国出口的“反脆弱性”（anti-fragile）：地域和产品均更为多样化
很多对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的论据来自于中国对欧美的出口份额下降，部分体现为出口产品表面结构“降级”，尤其对美国。2017-2022年中国在美国进口和出口中的占比均下降，其中进口占比从2017年的18.0%下降至2022年的14.3%，而出口占比则从7.9%下降至6.6%（图表17）。从中国对美出口来看，2017-2022年中复杂程度较低的行业，如家具玩具、金属、化工等占比上升，而复杂程度较高的行业，如机械、电气机电占比下降或者保持不变（图表18）。从中国自美进口来看，2017-2022年中复杂程度较低的行业，如石油、农产品、服装鞋帽、化工等占比上升，而复杂程度较高的行业，如车辆、电气机电和光学医疗仪器等占比下降或者保持不变（图表19）。
然而，这个数据有失偏颇。虽然中国在美国进口中占比下降，但东盟在美国进口以及中国出口中的份额均上升。事实上，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出口产业链在趋势性、主动地优化的过程中。中国和东盟合作关系大于竞争、产业链高效互补（详见报告的第五部分）。
首先，中国出口产品更为多样化，虽然表观对美国出口结构降级，但对全球升级。从出口产品复杂程度指数（ECI）来看，1995年以来中国ECI指数持续提升，2020年绝对水平超过意大利，排名上升至第17位（图表20），且高于对应GDP水平所指示的水平（图表21）。此外，虽然中国对美国出口表现出结构降级特征，但正如第一部分所论述的，中国的机电、汽车、光学等高附加值行业在全球的占比仍在持续提升。
其次，中国出口地域更为“多样化”。 2018年到2022年，东盟、中东、非洲在中国出口目的地中的占比分别上升3.0、0.7和0.3个百分点至15.9%、5.9%和4.6%，而美国和欧盟则分别下降3.1和0.9个百分点至16.2%和15.6%（图表22-23）。
而且，我国出口对每个区域的“领军”产品也不尽相同，彰显中国制造业的整体优势——中国产业链可以满足全球不同国家的需求。“反脆弱性”较强。例如，我国对东盟出口以高端产品为主，例如2019年以来，对越南出口中40%以上是机电、光学医疗和车辆等较高端产品；对非洲出口中消费品和基建设备占比较高，例如2022年我国对南非出口农产品、食品饮料以及纺织品占比20%左右；对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出口可能受到基建设备出口的推动，机械设备占比分别在10%和15%以上。而对中东出口中基建设备和电子产品占据重要地位，对伊朗、沙特和阿联酋的出口中机械设备项目以及机电产品均在出口占比10%-20%之间。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部分领域的“去全球化”的确压制了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扩张，但对全球贸易也带来重创——中国和全球产业链承受了较大的“效率损失”呈现“双输”的局面。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打压客观上加大了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难度，而以苹果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在疫情冲击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环境下，其供应链逐步从“just in time”转向强调安全和冗余性，有的甚至采取“中国+1”策略，这无疑会增加供应链成本，导致中国与全球供应链呈现“双输”局面。例如，IMF在2022年曾警示称，全球面临地缘经济分裂的风险，严重贸易碎片化的长期成本可能高达全球GDP的7%。
3. 一根杠杆“翘起地球”？——新兴行业的急速弯道超车
2018年后，中国制造业升级明显加快，尤其在新能源、电动车等新兴行业在全球快速崛起，替代传统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等行业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抓住了“弯道超车”的机遇。
在全球碳中和背景下，新能源加速替代传统能源，电动车对传统燃油车的替代也超预期。新能源全球产能屡创新高。根据IEA的数据，2021年可再生能源新增产能增长6%至294吉瓦，继2020年的277GW再创新高，远高于2011-2019年平均水平（图表24）。从发电量来看，202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较2020年增加521亿千瓦时，增幅近7%，在全球发电量中的份额达到28.7%，背后主要是来自风能与光伏发电的贡献（图表25）。电动车市场销量快速攀升。根据IEA的数据，2021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较上年翻了一番，创下660万辆的新纪录，远高于2012年的12万辆；2021年电动车在销量中占比为8.6%，是2018年市场份额近4倍（图表26）。2021年全球电动车存量也有大幅抬升，高达1640万辆，显著超越2020年及此前规模（图表27）。
中国企业在很多行业抓住了“弯道超车”的机遇，跃居领军地位，如新能源、电动车等行业。
中国在电动车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中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生产环节占据重要地位，除了在锂和镍的原材料供应上占比稍低外，在原材料加工、电极材料、电池以及整车上中国都占据50%甚至更大的份额（图表28）。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显示，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电动车）持续大幅增长，产销分别完成705.8万辆和688.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6.9%和93.4%，连续8年保持全球第一。
中国锂电产业的市场规模与产能扩张领先全球。中国锂电产业发展全球领先，拥有最完整的锂电产业链。据工信部赛迪研究所《中国锂电产业发展指数白皮书》，中国连续五年成为全球最大锂电池消费市场。2021年全球锂离子电池市场规模达到545GWh，中国约为324GWh，约占全球市场59.4%，而中国企业销量（含出口与国外分公司）合计达382GWh，约占全球的70%（图表29）。
中国在光伏的全产业链条占据主导地位。根据国际能源署2022年7月发布的《光伏全球供应链》特别报告，2021年中国生产能力在全球占比中，多晶硅占79.4%，硅片占96.8%，电池占85.1%，光伏组件占74.7%（图表30），未来还可能进一步升高。过去十年中国对全球光伏产业贡献较大，或使全球光伏成本下降了一个数量级 （Helveston et al., 2022）。
2022年以后，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更为明显，增强了中国出口的韧性。以电动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等为代表的“新三样”在总出口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图表31）。虽然2022年3月“新三样”在出口中占比仅为3%，但2023年3月美元计价出口大增116%，对（美元计）总出口的贡献达到3.5个百分点，对出口增长贡献已两成有余（图表32）。除了“新三样”外，还有一些新兴行业占比更小，但是增速较高，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例如，2022年游戏机及其零部件出口为189亿美元，仅占总出口的0.5%，但是2023年2月的增速达到63%，对总出口的贡献为0.2个百分点。
此外，中国传统制造业也保持了优势，受益于性价比持续领先以及客群的“多样化”。由于中国产品仍然具有极高的性价比，非洲等国可以承接中国轻工纺织、家具家装等一系列消费品的出口产能，也有助于非洲国家实现消费升级。例如，近年来非洲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整体提升，2022年达到4.6%，2023年1季度同比增速高达18.8%，远高于同期总出口增速（0.1%）；同时，中国在非洲进口中的占比也不断提升，2022年已经达到16.6%，远高于其他国家（图表33）。
4.中国出口的优势究竟在哪里？
一些研究和评论认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大部分来自于政府的产业政策和补贴，我们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美国在2022年颁布了《通胀削减法案》（简称IRA），在多个方面对本土新能源产业进行扶持，包括投资税收抵免(ITC）、生产税收抵免(PTC)、以及硅料、硅片、电池、组件等各个环节的本土产能进行补贴，但目前来看美国光伏对东南亚产能依存度仍在高位（东南亚产能以国内厂商布局为主)，由于光伏产业链上游的硅料、硅片环节扩产周期长、能耗高、依赖人工经验，产业链完善需较长时间，且美国人工成本、能源成本较为高昂，未来摆脱高制造成本的可能性低，无补贴部分产能和低成本东南亚产能竞争或仍将处于劣势（参见《美国通胀缩减法案(IRA)影响几何？》2022/9/8）。
我们认为中国制造业的高效率在于全方位的成本优势。欧美在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后，通胀攀升，房价上涨，国内成本大幅上涨逐步传导至房租、工资等制造业成本。而中国CPI涨幅与日本相当，房价涨幅也远低于欧美（图表34与35）。以PPI为例——2020年以来，中国累积PPI涨幅远低于美欧，与日韩相当（图表36）。中国全方位成本优势主要来自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大宗商品原材料以及能源价格方面低于全球。从工业电价来看，2019年国际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为0.908元/千瓦时，而我国仅为0.635元/千瓦时，相当于OECD平均水平的70%左右（图表37）；能源方面，国内煤炭价格持续低于国际价格，22年差价最大时国际煤炭价格是中国煤价的2.5倍，至今仍有24%的差距；天然气价格方面，国际天然气价格比中国高50%；工业原材料方面，国际螺纹钢价格比国内高出48%（图表38）。2022年全球能源价格一度大幅上涨，欧元区、日本和韩国贸易条件大幅恶化；而中国对油气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贸易条件相对改善。能源价格上涨使得中国利用能源优势一定程度上将欧美等传统制造业经济体挤出国际市场 (图表39)。
第二，全球难以匹敌的物流和电信网络，遥遥领先的电信和物流效率成本优势。中国在交通和通信网络方面进行了大量基建投入，降低了中国的物流成本（图表40- 41），大大提高了中国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整体效率。“2G”时代前，中国在电信基础设施方面相对落后，但时至今日，中国的人均电信基础设施指标已跃居世界前列——目前中国人均4G塔数是美国的4倍（图表42）;中国电信平均价格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图表43），且网络覆盖比美国要更广。中国人流、物流、信息流快速、廉价、“无死角”覆盖，如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都通网、通电、通路。
绝对额上，中国的“物流绩效指数”快速上升，虽目前表观不及美国和日本，但是已经与欧洲相当（图表44），但我们认为，从实际的用户体验层面看，中国效率几乎无人能敌、尤其是考虑到性价比的角度——以中国快速崛起的物流行业为例，2022年全国范围内任何两点之间的平均送货上门时间仅需56小时，且全周7日无休。同时，中国72小时内完成投递的快递占比已升至8成（图表45-46）。相比之下，作为美国最高端的、额外付费的物流提供商之一，亚马逊（Amazon）Prime只能保证在2-3个工作日内送达（不含周末）。事实上，中国物流业的发展已大幅领先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居民收入水平。例如，2015-2021年间，国内居民人均快递量增长了4倍以上。2021年全年国内居民平均每人接收76个快递，比美国人均水平高出近2成。（图表47）。同时，在短短十年内，中国物流费用占GDP的比重从2011年的17.2%下降至2021年的14.7%，每件快递的物流成本下降了5成以上（图表48）。
第三，人力成本性价比高。虽然近年来中国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0年中国每百万人中有1585名研发人员，不及美国（4822名）和欧元区（4444名），但总量上，中国研发人员总数达到220万人，高于美国（160万）和欧元区（150万）（图表49-50）。中国近些年来加大了对创新研发的投入，专利申请量有明显上涨。以R&D投入占GDP的比例衡量，中国研发投入显著增加，从2010年的1.7%上升至2020年的2.4%，与欧元区水平相同（图表51）。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也带来了一定的成果，中国PCT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从2011年的9.0%快速上升至2022年的25.25%，总量上已超过美国和日本（图表52）。
第四，人才国际化优势。中国留学归国人数在2008年之后快速增长，增速一度达46%。截至2019年，共有58万留学生学成回国（图表53）。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美国司法部实施的“中国行动计划”，借口“打击经济间谍”和“打击窃取知识产权”，针对华人科学家和与中国有合作关系的科研人员进行系统性调查，引起了恐慌，促使更多华人科学家选择回到中国。
第五，产业链全、多样化，分工细，交易成本低。中国拥有长而全的产业链，是亚太地区价值链的中心，分工细化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中国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超过30%，对很多行业都能够实现从上游到下游的全覆盖。从衡量出口产品复杂程度的ECI来看，中国经济多样性不断提高，从2000年的39名上升至2020年的17名（图表54）。以电路印刷版为例，中国企业实现了从上游的原材料，中游的PCB制造到下游的各应用场景的全覆盖（图表55,来自华泰研究电子组《沪电股份(002463 CH): 高端PCB龙头，专注数通与汽车》2023/3/20）。由于中国在产业链上的优势，目前中国成为亚太地区价值链的中心（图表56）。经济分工细化，复杂度提升有利于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
5.中国与东盟：合作共赢远远大于竞争
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ODI）和出口增速均领跑总额，显示中国出口产业链在趋势性、主动地优化的过程中。2006年以来，中国ODI流入东盟地区的速度要快于总额以及其他地区（图表57）。从东盟吸引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来看，来自中国的投资增长也要快于其他地区（图表58）。与此同时，2018年以来，中国对东盟地区出口增速平均为15.3%，大幅高于同期出口的整体增速（10.0 %），也显著高于对美国（7.4 %）和欧盟（9.5 %）的出口增速。由此，中国2018年来对东盟的贸易顺差从524扩张至1629亿美元（2018-2022,），而中国本身对全球的总贸易顺差同期从3509亿美元扩张至8778亿美元，显示中国和东盟可能更多形成了产业链“互补”的关系。
虽然中国和欧盟在部分区域和行业难免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但宏观数据不容置疑地显示，中国和东盟合作关系大于竞争、产业链形成高效互补。中国对欧美国家出口比例下降的品类，一一对应中国对东盟类似品类比例上升（图表59）；中国对欧美国家出口比例下降的品类，也与东盟对欧美出口比例上升相对应（图表60）。大量数据刻画出的是中国出口产业链重塑、物流“动线”的变化，而非单纯的订单转移。整体来看，东盟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从2018年的12.9%提升至2022年的15.8%，2023年1季度更是高达16.9%；在美国进口中的占比则从2018年的6.8%上升至2022年的9.9%，大部分东盟国家在中国出口以及美国进口中的占比均上升（图表61）。
从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可以看到，一些低技术产业链的组装环节向越南转移，但中高技术产品产业链并没有明显的转移趋势。中国对越南出口的低技术产品被越南继续加工后出口至第三国占比不断提升，2017-2021年上升7.3个百分点至57.6%，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中间品出口被越南二次加工后出口至第三国。中国对越南出口的高技术产品被越南继续加工后出口至第三国的占比反而有所下降，2017-2021年下降15.3个百分点至24.1%（图表62）。总的来看，我国低技术产业链的环节部分被转移至越南，越南将我国出口的中间品进一步加工生产，再出口至其他国家；而我国中高技术产业链的生产环节和增加值则更多的是保留在了本土，转移趋势不明显。
以电子产业链为例，苹果、三星分散化战略将部分劳动密集型工作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研发等高知识密集度回流本土，而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和中间品生产仍然留在中国。例如从苹果产业链来看，2019 年至 2021 年间，Apple 将其在中国大陆的制造地点数量的占比从 47.9% 略微减少至 42.4%，但撤出的许多工厂都专门从事包装和金属生产等劳动密集型工作。与此同时，Apple在 2021 年新增了 14 家中国供应商，其中许多是光学元件、传感器和连接器等中间产品的高价值、知识密集型制造商。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工作正在转移到东南亚，该地区在苹果供应商所在地的份额从 2017 年的 11.6% 上升到 2021 年的 15.1%，几乎与日本的第二大份额持平。因此，苹果供应链的构成与贸易摩擦疫情前基本保持一致。也就是说，价值链中的研发和大部分知识密集型部分是在更发达的经济体中完成的；最简单部件的最终组装和生产正逐渐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等成本较低的国家。但中国仍然是苹果、三星等企业供应链的主要所在地（图表63）。
同时，东盟同样受益——显示为东盟出口份额上升，且产品多元化，脆弱性也下降。东盟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从2018年的7.4%上升至7.9%（图表64）。东盟主要国家产品多样化指数（ELC）也在改善（图表65），说明东盟的脆弱性在下降。
其他指标也显示，中国与包括东盟在内亚洲国家的贸易融合在加速。第一，东盟10+3（东盟+中日韩）贸易融合程度近期持续上升。地区集中度指数可以用来衡量区域内国家进行贸易的程度，指数越高代表区域内国家贸易融合程度更高。东盟10+3（东盟+中日韩）此前大多强调出口拉动增长，集中度指数在2017年以前较低，不及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盟，但中美贸易摩擦后，地区集中度指数持续回升，目前已经接近NAFTA和欧盟（图表66）。第二，RCEP国家内部的融合在加速。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RCEP国家内部中间品贸易增速要快于RCEP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进口和出口（图表67）。2022年随着RCEP生效，预计这一趋势将加速。
6.中国出口竞争力上升的启示
首先，中国贸易部门的效率增长仍然领先全球，对应人民币真实汇率应该相应升值。如我们在2020年11月23日发布的《人民币升值周期背后的效率逻辑》中分析，中国相对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效率和边际投资回报率的变化是决定人民币真实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基本面因素。2017年以来，历经近五年的产能整合周期，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明显提高，推升中国出口竞争力。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可贸易部门生产效率的差异驱动实际汇率走势，即如果国家之间生产份额保持大致稳定，而其中一国可贸易部门的生产效率更高，则其实际汇率可能面临升值压力。因此，中长期看，中国出口竞争力上升将支持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近年人民币长期实现结售汇顺差（净流入），2020年来累计结售汇顺差3.86万亿人民币（图表68）即是佐证。同时，2019年到2022年，在全球制造业（非中国-东盟贸易链的）大国中，中国是唯一实现贸易顺差扩张的原材料进口国——贸易顺差3年间逆势扩涨2.1倍，同期欧洲和日本均从常年顺差、转为逆差（图表69），而2023年1季度，中国贸易顺差再度扩张44%，可谓雄冠全球。顺差大幅扩张，一方面是由于疫情冲击、叠加地产去杠杆的双重因素拖累内需，另一方面显示中国制造业在劳工、能源、房租等方面的累积成本优势更为突出（参见《中国贸易顺差逆势上升的成因与启示》，2022/8/7）。
真实汇率升值更可能通过人民币兑一篮子贸易伙伴货币（包括美元）名义升值实现。经济体的相对效率上升最终将表现为真实汇率升值。而真实汇率升值可以由两个途径实现1）名义汇率升值；2）相对通胀更高。在当前的全球环境下，我们认为，路径1）的概率更大——而2003-07年间，人民币真实汇率升值更多的是通过路径2）。
其次，中国企业扬帆出海应继续享有较优回报——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如华泰研究在《厚积薄发开新局、乘风破浪启新篇》（2022/10/20）中分析，面对新环境，凭借在资金、人才、通路三方面长期积累，中国企业正开启以全生态链出海为标志的新一轮出海。相较前几轮出海，全生态链出海主要有三方面特点：1）基础设施率先铺路，2）上下游携手并进，以及3）自主可控，因此新一轮出海企业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在出海目的地选择上，综合衡量人口、文化、经济、基础设施、政策、语言等要素，东南亚、中东可作为中国企业出海首选，非洲和拉美为次优选择。从中国企业出海到东盟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中国与出海目的地之间的合作共赢远大于竞争，因此对中国出口产业链的外迁和转移或许无需过于多虑。
7.风险提示
全球衰退压力超预期。为抑制通胀联储大幅度加息将压制总需求，叠加美国金融体系在高利率的脆弱性，欧美在下半年发生衰退的概率较大。如果欧美发生衰退，中国外需将周期性下行。
地缘政治风险。俄乌冲突持续进行可能导致地缘政治风险进一步升温，从而可能使得能源价格高企，海外通胀下行速度放缓，海外央行被迫维持高利率，海外需求受到更大程度抑制。
文章来源
本文摘自2023年4月16日发表的《中国出口产业链的升级与重塑》
易峘 研究员 SAC No. S0570520100005 | SFC AMH263
胡李鹏 联系人 PhD SAC No. S0570122120062
胡昊 联系人PhD SAC No. S057012209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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