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伟文 | 一体健康框架下的新发疫病防控之道

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信息哲学、科技伦理、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等，当前关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哲学、伦理及社会问题，当代科学知识的形态、科学研究模式、科学无知等。现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保卫科学精神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创新驱动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专家，教育部马工程教材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科普专家，国际期刊“社会中的信息、传播与伦理杂志（JICES）”及“负责任的创新（RI）”编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革命与人类深度科技化前景的哲学研究”首席专家等。

一体健康框架下的新发疫病防控之道

段伟文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北京 10073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北京 100732）

摘要:自环保运动以来，出现了生态健康与一体健康等概念，将生态系统思想运用于对健康的整合性研究与干预。面对新发传染病等引起的重大疫情的空前挑战，一体健康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启发性框架。这一框架可以发展为面向地球生命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认知与干预策略，也有助于形成总体性的健康认知和疾病防控路径。鉴于一体健康的框架在医疗与公共卫生实践中的落实尚具有一定的困难，可提出一系列基于实践拼合的疫病防控策略，包括直面全球生存危机的生物安全策略、多通路并发反馈的信息监测策略、面向知识共享整合的研究策略、价值审议与伦理共识策略等。

关键词:一体健康；新发传染病；实践拼合；防控策略

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日渐认识到地球文明和生命健康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一方面，从整体生存条件来看，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使得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承载限度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命的生存和健康总体上正陷入危险的境地；另一方面，从生命体之间以及生命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看，人与动物疾病的产生和爆发机制日益复杂多变，特别是由野生动物携带的病原体的传播带来的新发传染病（EID,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本文将严重的新发传染病称为新发疫病）的爆发乃至大流行，很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的公共卫生灾害。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人们被迫从生态系统和生命系统等整体性与复杂性视野重新认识健康与疾病，由此一些非赢利机构和国际组织联合学术界构建出生态健康、地球健康、一体健康等系统性与整合性的认知框架，在科学研究和系统干预等实践层面发起了相关的概念运动。面对新发传染病等引起的重大疫情的空前挑战，一体健康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认知框架，其推广落实有助于探寻新发疫病的防控之道。

1. 

从生态健康到一体健康的概念运动

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全球问题的爆发，地球生态系统不断涌现出各种重大危机，对于这类问题的系统思考、整体论描述和复杂性研究应运而生，日渐成为探究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地球生态系统的新进路。环境保护运动之初，人们就已经从生存危机的角度认识到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对人与生物健康的重要性。早在1970年，美国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Gaylord Nelson）在发起“地球日”运动时就明确指出，当人们论及环境时，似乎只涉及清洁空气和干净的水，但实际上环境涉及人类与所有其他生物以及人类之间的广泛的关系，有其深远内涵，尤其对贫民区的各种恶劣环境应予以关注。沿着这一脉络，一些相关的基金会、非盈利组织和学术机构提出了生态健康（EcoHealth /Ecological Health）、地球健康（Planetary Health）、一体健康（One Health）等综合性的健康概念，通过建立研究中心、成立联盟、资助课题研究、召开国际会议与论坛、创办期刊等方式，发起了以这些理念为基础的概念运动[1]。

生态健康概念的出发点是寻求生态系统的健康，最初是由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疾病生态学家所提出，力图运用生态系统方法，探讨环境与生态系统变化对社会经济与人类健康的影响，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医学、疾病生态学和生态系统评估等进路。加拿大渥太华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支持生态健康的研究和应用，旨在改善人类健康和福祉的同时维系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其重点在于生态系统管理而非卫生部门的干预。类似地，2010年，野生动物基金会（Wildlife Trust）与保护医疗联盟（Consortium for Conservation Medicine） 合并成立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其宗旨是通过支持前沿跨学科研究，探讨人类和野生动植物健康与脆弱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关键联系，探寻既可预防流行病又能促进生态保护的解决方案[2]。作为国际运动，该联盟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

地球健康是近年发起的与生态健康类似的概念运动，源自2014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的一篇题为《从公共卫生到地球健康的宣言》的评论[3]。此后，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柳叶刀》杂志联合发起了地球健康联盟。其总体思想是站在人类世（Anthropocene）的维度强调，全球环境破坏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后果，人类健康和人类文明取决于自然系统的蓬勃发展和人类对自然系统的明智管理，因此，应该超越公共卫生改善全球人口健康的既定目标，将视野拓展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文明和生态系统，进一步寻求地球健康。地球健康不仅致力于研究全球变暖等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还关注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的作用，进而强调应该将这两方面的理解结合起来，通过整合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不断改善对地球健康的治理，开创更加美好和富有弹性的未来[4]。

不难看到，不论是生态健康还是地球健康，具有明显生态优先或生态中心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将生态系统拓展为社会生态系统和提升到人类世高度的理想化倾向。这令健康概念具有较强的隐喻意味：一旦将人类和动物视为其周围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健康”的内涵自然地拓展至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完整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同时，健康也被赋予了较多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一定的社会建构性。例如，在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的研究中，全球变暖对不同性别的影响的差异就属于生态健康探讨的课题。这种拓展和泛化固然有助于相关价值观的实践，但这些负载价值的研究能否真正受到关注、得到支持和转化为对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事实的确定性、研究的实证性和社会对其重要性的认知。

与凸显生态优位和相对理想化的生态健康和地球健康不同，近十多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体健康的概念运动更加务实，对于新发疫病的防控更具针对性。一体健康主张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的一体化，强调从三者的相互作用及整体的维度认识与调控健康。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SARS爆发后的第二年即2004年。当时，美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CS）组织来自全球的卫生专家举办了主题为“一个世界、一体健康：在全球化世界中建立通往健康的跨学科桥梁”的会议。会议发布的“一个世界，一体健康”的曼哈顿原则指出：人类健康与动物健康息息相关，必须从人类、家畜和野生动物的“一体健康”（One Health）出发，获得对健康与疾病更广泛的理解，对环境施以认真和有效的管理[5]。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一体健康的认知视域也是地球生态系统，但由于这一概念运动的主导者主要来自生物医学（其中也包括兽医学、公共卫生等）领域，其出发点更偏重人类健康或人类中心。其所关注和依据的是较少受抽象的生态价值观影响的生物医学事实：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甚至可能导致疫区停摆的新发传染病的病原体有70%来自动物，一些已经根治的人类疾病或因人类饲养动物对抗生素的耐药性而卷土重来，新发与再生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成为威胁全球健康的重要原因。

从研究范式来看，生态健康、地球健康与一体健康概念所推动的科学研究属于事实与价值有较多纠缠的后常规科学。较之学科界限明确的常规科学，后常规科学研究往往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在实践上更可能得到支持和推进的是那些事实相对确定、研究实证性更强和价值上更为迫切的研究。相比较而言，一体健康更容易推行。尽管这一主张与生态健康和地球健康十分接近，但由于主导者的认知路径依赖，科学事实高度不确定和高度负载价值的“地球生态系统”仅被作为研究的视界，而没有被当作“事实”确定的出发点。因此，一体健康研究在健康概念上主要迈出了人类健康与动物健康一体化这一步，对于环境健康则主要从微生物病原体的传播与环境变化的关系等具体层面加以探究，而无意将三种健康一步到位地统一起来。目前，如何防控新发与再生传染病及其大流行的威胁显然比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问题更加急迫，而且对研究所涉及的事实的确定性与研究实证性要求更高，一体健康因而成为同类概念在推广实践中更好的切入点。由此，出现了生态健康融入一体健康的发展趋势。最近，生态健康联盟已将其目标更明确与务实地调整为：采用一体健康的方法来保护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健康，使其免受新发传染病的侵害。

2. 

作为启发性认知框架的一体健康

近十多年来，从SARS、禽流感、新型甲流到新冠病毒的爆发，一再促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健康与非人类动物健康以及生态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为了应对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可能遭受的三重威胁，必须超越原有的学科与专业区隔，诉诸和落实一体健康的概念。因此，一体健康等综合健康的概念不仅在其发源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得到了推广，而且越来越多地为相关国际组织纳入全球生态、健康和公共卫生管理与治理的架构之中。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和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签署了三方协议，认为一体健康的概念，不仅可用于预防、发现、遏制、消除和应对人畜共患病和动物疾病引起的动物和公共卫生风险，还有助于通过多部门合作和牢固的伙伴关系保障世界的粮食生产和生物安全，故主张从这一概念出发，在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的界面上分担责任并协调全球活动。

从观念上讲，一体健康具有系统考量和跨学科融合双重优势。一方面，一体健康可促使人们将疫情防控工作从单一的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拓展到农业与畜牧业、食品生产、生态调查、野生动物保护等与生命健康相关的全部领域；另一方面，一体健康强调跨学科协作和整合，有助于更全面地认知、监测疫病形成、传播和爆发的全过程，从而提出更系统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且，虽然一体健康的概念起初并不是为新发疫情的防控量身定制，但作为系统性的对策和跨学科方法，可以比较容易地在三个健康一体化的系统图景下实现主题转换，以聚焦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客观地讲，一体健康在实践上依然是一种理想化的启发性框架，它迄今只是一个全球努力的目标，其发展在于实践与实效而非某种必然性。作为一种启发性框架，一体健康的概念可以发展为面向地球生命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认知与干预策略，也有助于形成总体性的健康认知和疾病防控路径。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分析生物及其环境的相互依存、共生和进化所形成的复杂系统的方法；另一方面，它强调以整体论和跨学科策略打破各种知识孤岛，以更好地应对传染病大流行等威胁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健康与安全的重大风险。近年来，这一框架得到了初步实施，对各国的生态多样性、野生动物保护、畜牧与食品安全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禽流感、猪瘟、埃博拉病毒的监测和防控上也取得不少成绩。与诸如可持续发展之类需要全球协同的整体性愿景类似，由于全球资源整合的困难和各国在资源与认知上的差异，一体健康的框架总体进展有限，区域发展不太平衡，投入、受益和责任承担等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

面对新发疫病的爆发与流行，全球已有的认知框架在系统和整体层的脆弱性一再凸显，而其根源是这一挑战固有的系统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尽管近年来生物医学和公共卫生界力图通过全球病毒项目等全球合作科学计划大幅降低病毒爆发的危害与风险，但科学研究与对策开发的速度却赶不上新型病毒出现和传播的速度，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流行传染病仍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这次疫情的危机让人们不能不正视“微生物的完美风暴”：面对所谓人类世的经济发展、土地利用、贸易交通、全球旅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巨大变迁，微生物的适应性使其有更多的机会建立新的生态位，各种病原体不仅能通过食物、水、蚊子等间接传播，而且还可以跨种系直接在宿主之间传播。以冠状病毒的传播为例，可能存在着一个从蝙蝠病原体的溢出到中间宿主的感染再到人类染病和爆发的复杂过程，而其肆虐的程度与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乃至治理机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此情况下，一体健康的认知框架不能仅仅依赖生物医学的认知路径，而需要采取更具整合性的认知策略。从生物医学内部来讲，一体健康将导致健康认知范式的改变。大体而言，目前已有的人类健康的认知范式主要包括疾病监测、研究和治疗三个环节；而正在兴起的面向一体健康的认知范式的主要环节则是环境监测、预测和防控。但实际上，后者更接近更具不确定性的后常规科学，往往需要在实践层面更多地考虑具体情境，进行各种权衡。因此，将一体健康用于新发传染病的防控时，在实践中很容易出现认知策略上的冲突。一方面，既有的人类健康的认知范式越来越难以面对新发传染病的挑战，如果要使其转向一体健康的新范式，在范式过渡中必然存在新旧冲突。另一方面，面对亟待应对的已经或可能发生的重大疫情，一体健康认知范式中的环境监测、预测和防控三个环节之间也存在竞争性，如有的认知策略强调对高风险的人畜共患病及其病原体的早期监测，有的致力于对可能的大流行的周期与可能爆发的时间进行系统有效的预测，有的则主张在发现新发疾病之后应尽快发现病原体并准确检测，而近期的一项共识是鉴于全面监测和准确预测上的困难，应以防控为重心。

由此可见，一体健康实际上旨在寻求针应对新发疫情等复杂性问题的可选择方案，是一种以适应性监测、管理和治理为目标的实践性的认知框架。一方面，不论是整体视野还是系统思考，一体健康不是对已有认知框架及还原论进路的替代，而是在更加凸显关系、系统和整体的复杂性视界中对既有认知框架的跨学科整合，这对认知过程中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协调认知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另一方面，基于一体健康的研究是对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生态健康系统的可能性的探索，即便能够探索到各种复杂的关联及系统效应，如气候变暖导致携带病毒的蚊子飞得更高结果使得鸟类更容易罹患新发传染病并影响到人类，但一般很难像既有的认知框架那样可以在预测、控制和治疗上获得确定性的知识，而是试图探寻一些更具适应性和弹性的有限与有效的可选择方案。概言之，生态系统观和整体视野只是让人们意识到其所面对的新发传染病与大流行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而一体健康不过是为应对这些挑战而不得不祭出的权宜之计，其成败不取决于其认知前提，而在于其实践整合的有效性。

3. 

三人游戏与一体健康进路落地的困难

我们之所以将新发传染病与大流行防控中一体健康的进路视为权宜性的认知框架，其根本原因不仅是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与价值的高度纠缠性，更重要的是其所较量的对象是极有可能毁灭人类生命的不可见的力量。继17年前SARS之后新型冠状病毒的再次肆虐，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烈性病毒等微生物的颠覆性力量，还真切地揭示出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危机的症结实质上是地球生命的生存危机。这使得人类认知活动第一次尖锐地嬗变为人类命运的赌注，一体健康的认知价值不再仅仅是事实上的对错和研究的可证实或可重复，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人类生存与毁灭的选择。

实际上，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各种全球危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从石油危机、臭氧层空洞、切尔诺贝利事件、气候变化到SARS、福岛事件、雾霾再到禽流感和新冠病毒，导致这些危机的最大问题既不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也不是技术和人工力量的滥用，而是人类误以为已经有能力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地球的所有者，忽视了给我们以生命并作为我们生命存在与消亡条件的赖以生存的世界。人们要么把世界当作不同区域的人的集合，要么耽于人类世的幻想，真以为地球反要靠人类才能得以持续存在。恰恰因为对自然和非人类生命的视而不见，令我们在连低等动物都算不上的微生物的完美风暴面前如同暴马冯河。对如此盲目所必然酿成的悖谬，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塞尔指出：“一旦人类掌控并拥有自然，自然终将逐步拥有并控制我们。我们曾经几乎到了能够操纵它的地步，但现在却轮到它摆布我们了。”[6]29人们越来越自以为可以独立于自然而存在，因而将人类活动仅仅视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博弈的双人游戏，而一直对真切存在的第三方，即塞尔所说的生地（WAFEL）——水（water）、空气（air）、火（fire）、土壤（earth）、生物（life）视而不见。然而，正像塞尔所指出的那样，双人游戏到了最后，便是第三方的介入和三人游戏的开始，而这所谓的第三方其实就是世界本身[6]31-32。概言之，我们不得不直面的基本事实是，人们对世界的真实存在的忽视，正在致使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命陷入终极性的生存危机。

面对终极性生存危机的挑战，固然应该诉诸既全面考量地球全体生命与生态环境又寻求学科融合的一体健康的框架，但必须看到不能因为必要性而采取激进的推倒重来的策略，因为不论从历史渊源还是现实表现来看，这些观念的落实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理念与实践的落差。从历史渊源来讲，一体健康的观念可以追溯至19世纪后期。随着细胞病理学的出现，面对细菌学对疾病过程的统一认知给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的临床专业知识划分所带来困扰，魏尔肖（Rudolf Virchow）就曾呼吁过建立比较医学，提倡医学与兽医学在教育培训方面加强联系。但直到1976年，动物流行病学家施瓦贝（Calvin Schwab）才正式提出“一种医学”（One Medicine），在比较医学观的基础上主张消除人类医学与兽医学之间在范式上的差异。又过了差不多三十年，人们即便喊出了“一个世界、一体健康”的口号，为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收效呢？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不论是医疗还是公共卫生，本质上都不是理论知识而是人类活动，都是在历史脉络中构建起来的局域化的实践操作；与理论物理学对认知范式在总体上的依赖不同，就算出现一些革命性的认知范式改变，也难于一下子为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所接受，在全局上扭转医疗与公共卫生实践及流程。

这次新冠病毒的遭遇战表明，由于存在路径依赖，医疗卫生领域有其长期形成的认知惯性、实践惯习和操作流程，一体健康的整体性认知框架往往很难在医疗与公共卫生实践中得到落实。具体论及这次疫情防控暴露出的问题，病毒学家金东雁在接受《财经》杂志记者采访时指出，这次疫情防控最大的不足是，“基础跟临床，临床跟疾控，整个配合不够”。他认为，这次还暴露了“我们医疗体系及传染病防治体系的一些瓶颈和短板。在英美体系里，微生物学科和病理学科的作用非常重要。但现在我们的医学微生物学、传染病学和病理学专家基本上不能对全院起指导作用。包括呼吁了很久才开始做的尸检，说明病理学科的重要性被忽视。”[7]这种在应急场景中出现的尴尬和混乱，类似于一些大型企业重组时出现的“合并的混乱”，有待通过实践的磨合形成必要的协同。

实际上，不论作为研究方法还是认知框架，一体健康这一新进路的落地必须有赖于其在国家层面的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建制化。这一过程无疑将是渐进的并且会在实践中不断调适，但其前提是通过相关学科与领域的协同学习与行动实现知识整合。这种协同学习与行动类似于大规模突发军事战役中的协同策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基线认知，即在实时的认知与实践中，对某一事实与问题最为准确的专业认知以及对这些知识的评价，例如在未知传染病的诊断中，相关的基线认知既包括对特定疾病的识别、独特的风险因素、特定的诊断测试方法、传播途径、适当的信息来源等方面相对最准确的知识的了解，也包括对这些知识的准确性、有效性、局限性的评价；（2）共享执行，即通过对各种基线认知的传播、讨论和修正，使其成为相关研究者的共享知识，再将这些共享知识整合为实时的知识图景，最终转化为可执行的行动；（3）协同学习，在基线认知、共享执行的整个过程中，根据实践结果对各种认知进行反馈调节，以减少局部认知缺陷对系统的危害；（4）寻求方案，通过各种跨领域对话、不同认知主体与利害攸关者的协商、风险效益权衡，形成具有共识性的愿景，对未来情境做出群体性预见。

运用上述协同学习与行动策略，不仅可以促成人类健康与动物健康在实践中走向建制化，还有助于负载价值的生态系统观为更多人所共享，使一体健康在生物医学与环境科学的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影响健康和环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复合因素，实现事实与价值的跨越，提升公众参与程度，在更强的社会建构性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社会可接受性。

4. 

基于实践拼合的疫病防控策略

鉴于一体健康在理念和实践上的落差，为了更加切实有效地应对重大疫情防控的应急要求和今后的长期挑战，既要从理念上初步形成基于一体健康的整体认知框架，又要在实践层面引入一系列可落实的系统整合策略。立足“一体健康”的理念，在认知框架上应该逐渐将健康概念从人类扩大到动物和环境，致力于从这三方面及其相互影响追溯疾病的机理，探讨防控和治疗的方法。这意味着对冠状病毒可能导致的重大疫病的研究应该是一种跨学科的整合性探究，其研究框架必须整合对宿主、病毒、中间宿主动物与人的互动以及更广泛的环境、社会和政治经济驱动因素的认知。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认知框架必须基于三个方面的基本事实。（1）人类在与疾病的较量中目前依然处于劣势，甚至可以说面临着生存与进化层面的危机。面对一体健康将人类与疾病的战争扩大为全面战争，面对新发传染病发生率的上升、病毒的迅速变异、抗生素和杀虫剂带来的抗药性、传染病及非传染性的慢性病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及生活方式的高度相关等前所未有的密集挑战，我们的武器库不断减少，相关的研究和防控能力在重大疫情面前十分脆弱。（2）目前针对重大疫情的流行性爆发的首要策略是疫情监控和早期预警，但现有的信息传递体制、机制和文化存在结构性的缺陷，极其不利于疫情的及早发现、迅速通报和及时决策。（3）相关的研究与实践远远没有为应对重大疫情的挑战做好准备，即便在医疗领域内部以及医疗与卫生领域之间都尚未形成知识和经验共享融合机制，更不用说医学和兽医学（病毒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环境科学（生态学、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科学（人类学、政治学、政策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在知识和经验上的跨领域、跨学科整合了。基于这些不得不直面的现实，应该充分运用实践整合即具有可行性的实践拼凑的办法，在疫情防控中尽快采取一系列相应的策略。

其一，直面全球生存危机的生物安全策略。要从一体健康的认知框架出发，整合既有的生物安全（本文所讨论的生物安全同时具有安全和安保的内涵，并且不做特别区分）认知或实践，重新构建具有整体防控网功能的生物安全机制。一体健康的认知框架最重要的启发性在于，将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认知提升到从广义的总体生物安全的高度。必须据此在认知和实践上重新审视已有的实验室生物安全、食品特别是畜牧产业中的生物安全的合理性、缺陷及其在总体生物安全层面的漏洞。例如，在生物实验室安全方面，要在针对研究内容、材料、信息、人员的生物安全管控和治理的基础上，特别强化对高危病原体致病机理和调控研究的材料、信息、人员进行全方位追踪。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进一步强化对可能存在双重研究风险的相关项目申请、研究过程、研究结果、潜在后果等全生命周期的生物安全评审。在农业、畜牧、食品产业中，要重新检视现有的基于病原体管理和免疫的生物安全生产机制对总体生物安全的负面影响，探寻牲畜疫病爆发后的大规模灭杀的替代方案。当前，尤其应该强调的有两点。一是要在意识和认知上高度重视生物医学中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双重用途研究。一方面，从生物医学的教育入手，使科研人员和学生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生物医学研究同时具有有益和有害双重特征。另一方面，要在公民教育和科学传播层面，广泛宣传生物医药研究潜在的生物安全问题，使公众充分认识到生化武器、生物恐怖主义的危害性和反人类的价值取向。二是要尽快对各类可能爆发的生物安全危机展开系统性和前瞻性研究，包括对相关危机进行科学分类，并提出可以落实到各部门和地方的应对预案，以及在出现重大生物安全危机时，针对具体情况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科学合理的应急方案。

其二，多通路并发反馈的信息监测策略。必须看到，尽管通过一些重大疫情的防控实践，在病毒检测和疫苗研制上已取得不少进步，但现有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研究在疫情防控中主要还是处于防守的地位，这就使得疫情的实时监控特别是早期预警成为疫情危机防控的重中之重。根据此次早期疫情监测不利的教训，必须尽快建立起高效的针对未知疫情的多通路并发的信息监测策略。一要从可靠性出发，除了现有的纵向信息通报系统，再建立一到两条纵向信息预警通报系统，并设计相应的管理机制以确保整体预警效率的提升。二要在纵向权威信息鉴别与认知机制之上，减少信息传递层级，做实网络直报系统，强化横向的信息鉴别与共享机制，赋予各级的医护人员和管理人员基于专业的信息鉴别、预警、质疑和实时共享可疑信息的权利；由此既可形成对纵向监测体系的互补与必要监督，又能通过多通路并发及时触发危机警讯。三要像目前重视舆情分析一样重视疫情分析，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早期疫情监测。值得强调的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像重视敌国入侵和闪电战一样重视新发传染病的早期监测和预警。唯有在意识上上升到国家安全与民族命运的高度，才可能克服各种隐瞒不实和耽搁敷衍。四要在各类信息通路建立异常信息与危机警讯反馈回路，配套相应的奖惩和追责制度。

其三，面向知识共享整合的研究策略。在一体健康的认知框架下，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场景的研究者必然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多个学科和背景”的挑战。为此，必须一方面在医学与兽医学、环境科学、社会科学内部进行知识、工具、数据、理论的必要整合，实现研究结果的相互认同和互操作性；另一方面，又要使得这三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能够实现基本的互接受性，包括数据与事实的相互认同、知识与理论上相互理解、成果与解释的可对话沟通。这就要求研究者从问题导向研究的系统需要出发，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注重知识发现与实践应用的系统协同性，逐渐形成一种兼顾发现和分享的系统共享型的研究模式。为此，项目的资助者应该推动共享的培训计划、研究工具、数据平台的建设，促使新发传染病防控和生物安全等方面的研究更好地围绕系统目标展开。这就要求相关研究既要创造各自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明示知识，也要致力于共创和生成可为系统共享的明示知识与隐含知识。为此，仅仅强化数据共享是不够的（尽管这本身已经不易实现），还要相应地引入有效的知识管理。从此次疫情相关科研中暴露出抢发论文和捂数据等现象可见，就像企业合并出现的“合并的混乱”一样，不同领域的研究应该致力于实践拼合，更有效地共创可以为系统所共享的知识，特别是隐含知识或默会知识。

其四，价值审议与伦理共识策略。不论是重大疫情的公共卫生决策，因疫情防控而提出相应的公共政策，还是在各个层面推出必要的生物安全举措，往往涉及利益相关者和其他方的权利和利益，有时还涉及动物福利与权利、未来世代的权利等复杂的情况，难免关系到公正、责任等价值伦理问题，或亟待对风险、受益以及相应的补偿和分配做出权衡。因此，相关决策过程与政策制度及实施都是负载价值的，不单需要依据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与研究，还必须面对和处置各种价值选择与道德抉择，以此作为进一步的法律规制与公共治理的依凭。为此，必须确立公开透明的价值审议与伦理共识策略，在决策和政策中阐明其基本价值观及其伦理规范，有必要时在决策前后通过公众共识会议等方式，让公众参与有关价值观和伦理规范的讨论和审议，通过广泛的对话和协商达成伦理共识。

5. 

结论

综上所述，一体健康等综合性健康概念在地球生态系统的视域下揭示了人与动物和环境之间不可或缺的依存关系，其中固然反映了生态优位或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等等价值倾向，但一体健康作为科学认知与研究的认知框架的前提，依然强调对较少价值纠缠的生物医学事实的把握。这既有助于一体健康在实践层面的推行，也能让人们在认识到现有认知和研究的局限性的同时，致力于通过协同学习与行动实现知识的共享，进而通过实践的拼合在与新发疫病的生存或毁灭的大对赌中做出最好的应对。这次武汉爆发的疫情防控的教训告诫我们，人类在征服疾病的道路上远未取得优势，当人们沉浸于大规模快速城市化、交通工具的高速与便捷、饮食文化的繁荣、旅游业的兴旺，满足于基于网络和大数据的社会治理和将疫情当舆情管理时，万万没有料到看不见摸不着的微生物——冠状病毒这一具有颠覆性破坏力的第三方会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这一沉痛的教训表明，一体健康和生态健康等概念运动背后的生态系统观和整体健康的思想，不仅仅是理想化的价值诉求，还是生物学和生态学事实所确定的基于自然规律的规定性，而且这种规定性不一定会以人们希望看到的方式发挥调节作用。进一步而言，人类健康与疾病不仅是生物学和生态学意义上的，而且与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行为特定的社会管理和治理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联。因此，一体健康与其说是生态健康，毋宁说是社会生态系统健康。面对新发传染病以及各种系统性与复杂性的挑战，人民的健康、社会的繁荣与文明的延续亟待社会生态系统不断做出适应性的整体性调整和变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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