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和关键词【摘要】中国思想体系中的“体用”范畴，具有主体与功能的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原则与方法的关系等多重维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中国传统体用论的主要内涵以及实现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从文化自信的高度理解文化的功能，强调文化自信的前提在于文化主体性确立和巩固，明确提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和发展方向，揭示出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系统阐述了文化建设中的若干根本原则及其具体运用，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导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遵循与方法路径等；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推进文化理论创新与文化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充分彰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用论;理论品格是一种理论或思想所应具备的基本要求和特征，是判断观点和论断是否升华为理论乃至思想的重要标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当前，理论界将此普遍解释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新。同时，学者们也对“体用”这对中国哲学经典范畴的多种含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论述了其所表征的主体与功能的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原则与方法的关系，为准确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理论品格，提供了必要的学理性支撑。从“体用”范畴的上述三个维度出发，本文力求全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更好地理解这一思想在文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进一步明确其在文化建设上的布局要求，不断推动文化建设基础上的文化理论创新，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一、把握主体本位和功能客位的内在联系作为中国思想的固有概念和体现中华民族智慧的重要范畴，“体”首先指代实体、主体、形体等，也就是可感知的有形事物或者具有独立性的东西；“用”则意味着该事物的作用、功能、属性等。《荀子·富国》指出：“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1]即认为万物并存于宇宙之中而形体各不相同，虽不能主动地迎合人们的需要却对人都有用，这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具体到文化这一事物上，“体用”范畴首先强调的是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近代以降，“体用”与“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相交织，被中国知识分子赋予文化的主体本位与功能客位的含义，以此回应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试图破解追求近代文明之“用”同维护自身文明之“体”无法兼得的困境，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激烈的论争，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功能的相互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要点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发展样态，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体现着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马克思早在青年时期就尝试摆脱德国观念论的影响，从人的主体性而非绝对精神或绝对观念出发来把握文化，指明人的主体性能够使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形成了关于文化即人化的认识。立足满足人的需要、人的社会活动或社会制度安排，马克思探讨了文化对人的需要的价值规范和个体行为的作用，特别是对人的教化，使之不断实现本质的自我确证；考察了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包括文化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宗教文化对资本主义文明起源的塑造功能等。恩格斯揭示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2]延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观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始终主张文化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坚持文化主体性，并且把文化的功能拓展为传承社会经验和知识、维持社会历史连续性、增强各民族自我意识、为社会发展凝聚力量等。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主体性和功能的基本观点、中国传统体用论的主体与功能的关系以及实现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从文化自信的高度出发理解文化的功能，揭示出文化自信的前提在于文化主体性确立和巩固，从而深刻把握文化的主体本位及功能客位的内在联系，使之成为这一重要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主要表现。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彰显对文化的地位及作用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这一重要思想不仅用“灵魂”来描述文化在一个民族和国家中的地位，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而且创造地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将它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并列，阐明其重大意义，即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独立性。中国既是一个拥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如何使中国从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如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力量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把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归结为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所应当遵循的原则，认为唯此方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与发展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文化自信源于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有文化主体性、什么是文化主体性、怎样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指出，一种文化只有具备主体性，才能够形成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才能立得住、行得稳、走得远。没有文化主体性，就不能更好汲取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对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择善而从，也难以具有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的决心和意志。有了文化主体性，便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与肩负文化使命的高度自觉。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即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以国家形式发展至今的文明形态，充分表明它的“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3]。换言之，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即为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塑造、完善、巩固、变革的过程。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再到明清朴学、乾嘉之学，其间虽历经焚书坑儒、五胡乱华、靖康之耻等浩劫，却始终屹立不倒、文脉赓续。究其原因，就在于积淀了特色鲜明、底蕴深厚、根基稳固的文化主体性。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侵袭下，中华文明遭受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一度盛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占据主导，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日渐式微。为了破解中国自近代以来面临的“古今中西之争”，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背后体现的文化主体性强弱难题，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百年奋斗，成功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不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3]，体现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从上述意义上讲，中华文化主体性中的文化，不仅仅是历史的、民族的，更是当代的、世界的。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就在于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两个结合”光辉典范。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将“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从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的关系维度阐述了它的标志性意义。不论是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还是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抑或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都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让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更加巩固。二、坚持透过外在现象看内在本质并揭示规律在中国思想体系中，“体用”范畴的第二层内涵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这里的“体”不再是独立的主体、有形的实体，而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性质、最高本体或本原，是事物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事物内部包含的必然性的综合反映。与之相对，“用”则指代本体派生出来的具体事物，是在事物产生、发展和变化中表现出来的外在联系和客观形式。宋明理学经常在上述辩证的意义上使用“体用”范畴，并以此建立起儒学的本体论。例如，程颐在解释《周易》时以“理”与“象”说明体用关系：“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5]这就是说，“体”和“用”既有密切的关联，又分属不同的层次，前者具有形而上的优先性。秉承这一思路，朱熹进一步指出虽“体用一源”，却始终存在“体”和“用”的先后之分、精粗之别，这两者之间有着逻辑展开上的因果关系。不仅如此，朱熹还对“体用”范畴进行了广泛运用，甚至扩展到关于心性的阐释。显然，“体用”范畴同样适用于对文化的理解，因为文化现象在人的世界中无所不在，需要人们打破习以为常，形成对文化本质的深刻认识。从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或文化存在形态中把握文化的本质，揭示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内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文化不论是表现为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形态，在本质上都是人的类本质活动（劳动）的对象化，也就是内在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并在实践结果中变成现实的人的意识。因此，在人类实践和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必然存在着同这个阶段的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文化现象。简而言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起初，人们把自身生活的决定力量归结为各种自然物，将自然神化为宗教信仰和崇拜对象，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随着人的生产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其生活从根本上取决于他们自身，进而形成关于文化的初步概念，在文化与自然之间作出区分。到了阶级社会，文化从对自然的崇拜中摆脱出来，逐渐受到统治阶级的影响，继而发展到同它的创造者相对抗甚至异化的程度，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顶点。相比于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使人脱离直接的相互依赖，因而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最大限度地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让人彻底陷入物的依赖关系中。它否定无产阶级文化，是工人阶级发展的思想阻碍。因此，批判资本主义文化、使文化复归其本质，建立更为先进的文化形态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未来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中，文化真正成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对象，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在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够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有利的文化条件。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本质、文化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贯穿着坚持本质与现象的辩证统一。这与中国传统体用论中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是彼此契合的，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观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前提条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正是这种结合从可能变为现实的明证。这一重要思想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全面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建设这样的文化的重大问题，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和发展方向，深刻揭示了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实现了透过文化的现象认识其本质和规律，极大地展现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究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提法中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本身即已指明了它的本质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3]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产生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汇聚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不是其他什么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了。就其发展方向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面向而非背离现代化、世界、未来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而非媚外的愚昧的小众的。其中，面向现代化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发展必须同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坚持与时俱进，充分汲取现代文明的成果，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面向世界表明了我们的文化发展必须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深化交流互鉴，积极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面向未来昭示着我们的文化发展必须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探索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模式，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新活力，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使命，先后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命题，赋予文化建设更加重大的使命任务，使之成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全新内涵。在进一步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还深化了对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尤其是准确把握到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交流的相互关系。历史和实践表明，继承、创造、互鉴是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内在动力、必由之路。一方面，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相互关联、互为前提，文化传承的重要目的在于更好地进行文化创新，唯有在传承基础上的文化创新方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辩证地阐释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创造属于当今时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既肯定文化的传承性又强调文化的选择性；充分认识到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的本质在于创造性实践，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在“两个结合”中实现文化的推陈出新。另一方面，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都离不开文化交流。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文化正是由于有差异、相互交流和借鉴才得以存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强调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3]。必须更加广泛地同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更加充分地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三、实现根本原则同具体方法的有机结合原则与方法的关系，是中国传统体用论的第三个维度。除却本体和实体、本质和本原，“体用”范畴中的“体”还有根本原则、内在目的之义。相应地，“用”则为根本原则的具体运用、内在目的之实现方式，也就是具体方法、外在手段。先秦时代同“体用”意义相近的“本用”，早就表达出根本原则及其具体运用的含义。人们所熟知的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起初被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揭示出来，经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概念的正式提出，最后由张之洞作出了全面阐释，即“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9]所谓“中学为体”，是指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根本；“西学为用”则意味着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根本原则的“中体”，绝不意味有一个自我封闭的、僵化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中，实现传承、发展、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样有着作为前提的一些根本原则。诚然，对文化自身的内在逻辑、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等的考察，构成了文化理论的普遍性内容。但是，文化从根本上只有置于社会历史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基本原理，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大基本原则。依据这一原则，每个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环境或地位不同，使得他们的意识之间出现差异，形成各种各样的文化观念。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为了给予社会存在以合理性的论证，每个时代都会有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并由此产生了文化领导权。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列宁始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总结了掌握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法，包括在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文化特别是以阶级政治意识为代表的先进理论“从外面灌输给工人”[11]等。同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也是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根本原则，它内在地要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导向。习近平文化思想把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体用论中的原则与方法的关系相结合，系统阐述了文化建设中的若干根本原则及其具体运用，诸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宣传文化思想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遵循与方法路径等，充分彰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谱写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新篇章。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回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掌握文化领导权始终是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一大决议中就明确提出了迅速占领文化思想阵地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党对思想文化的领导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再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洞察时代发展大势，把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既有“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12]、“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3]、“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12]等带有原则性的重大判断，又有“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5]、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等方法论意义上的具体部署，表明了对新时代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把握。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和原则性问题。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党性和人民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有机的统一性。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是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然意味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不断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在确立上述根本原则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提出了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相结合、满足需求同提高素质相结合的方法，要求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和火热生活”“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13]。关于新时代文艺工作，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一方面，要守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把人民作为艺术表现的主体，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坚持养德、修艺相统一，引导文艺工作者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培育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造就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除此之外，习近平文化思想还从理论与实践、历史同现实、国际和国内的结合上，阐明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即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具体而言，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要立足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并提升为中国理论，绝不一味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照抄外国理论，从而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同时，要把文化自信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全面养成昂扬向上的民族风貌和理性平和的民族心态。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秉持开放包容，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3]，以此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形成一批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文明成果。对于文化建设而言，守正是确保不迷失自我和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则是为了把握及引领时代。不仅要守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守住“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牢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且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四、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在关于体用关系的表达上，明体达用和体用贯通的内涵是一致的。明体达用出自北宋胡瑗提出的教育思想，始见于元代张光祖对其教育思想的如下概括：“胡安定公瑗,字翼之,患隋唐以来仕进尚文辞而遗经业,苟趋利禄,其教学者必以明体达用为本。”[18]它的原义是将圣贤之道传授学生，并在此基础上用于小到为人处世、大到研究治国之道和治国安邦的实践。换句话说，就是内在地挺立道体、坚守义理，以此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黄宗羲尊其为“宋初三先生”之首、宋学第一等人物，钱穆认为这一思想代表着宋学精神。相比之下，体用贯通则是现代才有的说法。随着时代的发展，体用贯通、明体达用被赋予新的内涵，用以表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一大显著特性在于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人们通过实践的方式取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又根据获得的知识指导实践，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世界，实现了实践产生认识、认识指导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理论作为认识的高级形式和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基础、前提、动力以及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受一定的意识支配的，故而理论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正确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指导实践，在于它准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总结了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积累的经验。实践是不断发展的，这决定了科学的理论必须不断随着实际的变化、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发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必须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理论工作，主张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深刻表明这一重要思想体现了“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包括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突破，又涵盖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实现了文化理论创新与文化建设发展的有机统一。综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的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无论是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的创造性做法、“九个坚持”对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内在规律的概括、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提出、文化建设方面“十四个强调”的阐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总结、“两个结合”重大意义的揭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及其遵循原则的阐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七个着力”目标要求的明确，还是在主持召开文化建设各主要领域工作会议中提出的一系列目标任务、多次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审议通过一系列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改革发展方面的规划和方案、在全国各地考察各类文化传承发展项目并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阐明对全球文化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系列中国立场与中国方案，都展现着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特点。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习近平文化思想及其鲜明理论品格的形成，从根本上离不开坚持问题导向。新时代开启之时，我们在文化建设上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形势。改革开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度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创造了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民族复兴凝聚起主动的精神力量、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也有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不足，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缺乏斗争精神；一些人对意识形态工作不同程度地存在“虚无论”“无用论”“教条论”等认识误区与错误论调；一些错误思潮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有所滋长；“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13]等。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全局高度，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工作性，全面论述了宣传思想工作的目标任务、原则立场、重要方针、创新要求、力量整合等，就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等，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本清源、举旗定向之效：“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20]进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国思想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各种观点泥沙俱下，一些错误思潮乘虚而入，鼓吹“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等；一些人刻意歪曲历史、丑化英雄，甚至抱着泛娱乐化、泛物质化的态度；社会热点表现出很多新的特点，一些孤立事件和民生问题经过网络传播成为舆论事件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在守正创新中继续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一时期深刻总结宣传思想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基本经验，不断深化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明确提出了“九个坚持”；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系统阐述了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提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优势，擘画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及其具体要求，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等，“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21]。新时代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和关键的历史节点。越是接近目标，越需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越需要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从而更好地掌握历史主动。针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包括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始终面临风险挑战以及文化建设仍存在不少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深刻论述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重要内涵，创造性地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文化使命及其重要原则，明确提出了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七个着力”的方略，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路径方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实践发展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丰富发展，不仅指导我们谱写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华章，而且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世界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参考文献[1]

摘要和关键词【摘要】从学理上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及其主要表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切实肩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并基于社会关系来把握人的本质，反对把人看作抽象的孤立的个体，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同理论起点。在核心理念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人文化成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主张，在逻辑上是相通的。明确人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地位及作用，构成了正确认识人的发展的一个基本内容。从人的发展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契合，不难看出天下为公追求和共产主义理想相通、民为邦本思想与坚持人民至上相合。【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人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学理化阐释，从而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眼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从“结合”的前提和结果、“结合”与中国道路的关系、“结合”的创新性、“结合”对文化主体性的巩固等方面，深刻揭示出“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和重要作用，为准确理解这一重大命题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彼此契合”为什么是“结合”的前提、它何以成为“结合”的前提等基本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本文聚焦“第二个结合”的前提，尝试从人的本质与发展的维度，梳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契合的重要表现，以此管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一、从社会关系的维度把握人的本质在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的内在逻辑之前，有必要对“契合”“结合”这两个词语本身作释义。简而言之，“契合”是指相融、相通、相合，“结合”则意为彼此发生密切联系。仅从字面意思上，可以看出“契合”是“结合”的前提，即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有着许多方面的表现。比如，内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系列重要理念，包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1,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如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人类解放、自由人的联合体、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等，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2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契合，首先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按照形式逻辑的基本观点，将什么作为出发点，是思想观念或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范畴或命题，决定着它们的根本特质。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将现实的人作为理论起点，主张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强调人自身的社会性和主体性，反对各种形式的抽象的孤立的人。早在创立唯物史观之时，马克思就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宗教观念批判、把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人完全归结为宗教的人的做法，提出社会和历史的前提在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与物质生活条件。这些前提“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故而“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3。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现实的人，归结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既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按照经验论方法，以孤立的个人为研究对象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做法，特别是斯密和李嘉图的“渔夫”“猎人”,又否定了卢梭基于道德哲学的自然法构建的相互间具有契约关系的独立的人，认为他们皆为脱离现实和历史的虚构。关于人的本质这个重要哲学问题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根本性变革的重要表现之一。在其“新世界观”的形成时期，马克思通过对人的生产生活和人的本性的考察，先后提出人类的本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中、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以复归人的真正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4、“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等命题，最终得出如下结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在这里，马克思批判的是费尔巴哈人本学思想，后者的核心要义为人的本质问题，其虽反对思辨唯心主义将人的本质等同于自我意识的做法，却没有正确理解实践和在实践中的社会性，错误地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感情和爱。人的本质不仅表现为人与动物的类区别，而且体现于每个现实的人身上，彰显出个人的特质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之所以使人的本质具有现实性，就在于实践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一方面，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才能凸显不同的现实的人，使人的本质真正地具有现实性根基。另一方面，人在诉诸实践积极实现其本质的过程中，又不断将这一本质外化并创造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这一切的社会关系的“总和”(Ensemble),不是一个人的全部社会关系和其他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简单相加”(Summe),亦非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泛泛加总”(Gesamtheit),而是一切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综合产物。早在中华文明发轫之初，人就已经作为真正的实体和主体而存在。中国古代传说将人而不是神视为文明的创造者，诸如发明用火的燧人氏、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养蚕制衣的嫘祖等。中国人很早便认识到人的社会性和主体性。以人自身而非超越人的神明或外在于人的物的世界为起点和本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先秦诸子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用以现实的人为中心的一元世界，取代了先前巫术下人神分立的二元世界。无论是《尚书》中记载的周武王所反复强调的民就是天，还是《左传》中阐明的决定国家命运的因素不在于神灵而在于人，抑或《老子》中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7,都显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现实的人以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主体地位。不止于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揭示了现实的人何以成为主体的根本原因。《中庸》对此解释为人所具有的“仁”的品格，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人对他人做到爱人、立人、达人、忠于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8。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把人置于家国天下中，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反对将人视为孤立的个体。从人的身心贯通到家和国再递至天下，融个人修养、家庭伦理、政治理想、世界图景为一体，体现着人的社会关系的诸方面。究其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身即为实践活动。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生的最大意义莫过于通过修齐治平的生命实践，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充分昭示着，正是人的社会联系的日趋扩大与强化，各种社会关系的愈发复杂和多样，现实的人在自觉地和合理地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实践中不断彰显自身的本质和价值，才使得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这与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之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华文化从社会关系的维度把握人的本质，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自西周时起，由分封建国奠定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表明人的政治生活是建立在伦理关系之上的：政治以伦理为本位，伦理以家庭为基础，家庭以“亲亲”为起点。相应之下，家庭中的“亲亲”,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尊尊”之间的“长长”。也就是说，人的全部社会生活以家庭生活为基础，人的一切社会关系以家庭关系为原型。因此，《大学》首章明确将治国平天下视为修身齐家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延伸，并且直言“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9。《孟子》亦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0这些皆充分说明，基于社会关系来考察人的本质及其发展，同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起点，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高度契合性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二、人文化成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融对于任何理论来说，起点和目标之间具有同一性。以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为出发点，从社会关系的维度来认识人的本质与发展，内在地要求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为核心理念。从人的发展角度审视“第二个结合”的前提，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核心理念上有着内在一致性。为人类求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主题和核心要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占主导地位的理论皆服务于统治阶级、剥削阶级，马克思主义首次明确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探索人类解放道路，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里的人类解放，不是人在观念上摆脱外在于人的最高存在物的统治、形成关于人自身的“类”的观念，也不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而是现实的人的解放、人的真正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其中，“自由”是指具有社会性和主体性的人，彻底摆脱物对人的统治和人对人的奴役，突破外在条件的限制进行自主自愿的有意识的活动，极大地发挥人的自由天性及独立个性。“全面发展”则意味着克服由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及其分工导致的人的片面畸形发展，让人的各方面能力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和充分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11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点，是建立在对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的综合分析上得出的。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交换在于劳动同商品的交换，以至一切活动及其产品皆转化为交换价值的深刻认识，马克思在阐释交换价值所表征的社会关系时指出，交换价值使得现实的人的活动的社会性质及其表现形式，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一方面，处于自然地或历史地结为家庭、氏族和共同体中的人，可以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料直接进行生产，或者在一定的劳动形式下参与生产，由此形成并决定着他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人的一切形式的活动及其产品皆转化为交换价值，从而使其全部的个性都最终被这种一般性的事物否定。换句话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其活动的社会性质不再表现为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异己的和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他们从属于一些由彼此独立的人之间利害冲突产生的不以人自身为转移的关系。进而言之，这种异己性在交换价值上表现为颠倒性，也就是人的社会关系和能力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和能力。相应之下，物的能力越小，人的能力就越大，反之亦然。“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要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12在现实的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以实现其能力的情况下，如若使之从物那里夺回这种权力，就要赋予其支配他人的社会权力。马克思认为，从现实的人彼此不存在社会权力到他们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再到其重新取得属于人自身的社会权力，即复归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表征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阶段。其中，现实的人之间自然发生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阶段，其基本特征为人的生产能力发展局限于相当狭小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第二个阶段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的独立性。在这个阶段上，随着商业的形成、货币和交换价值的发展，家长制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等均会没落，现代社会同步发展起来，涵盖普遍的物质生产、全面的社会关系、多方面的需要和系统的能力的体系最终形成，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前提。第三个阶段则意味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3,在实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调节，保证所有人都享有富足和充裕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使人在体力上和智力上均得到最充分而自由的发展。人文化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所在。它的最早出处《周易》有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4其意在强调以文治教化为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具体而言，“天文”与“人文”相对，分别指代天道自然、文治教化，也就是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礼乐典章制度及其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教化。所谓“文明以止”,同时意味着“文明而止”,即达到“文明”的程度。《周易》中的“文”和“明”是两个词，它们都与“道”有关，前者指事物发展内在规律的外在表现，后者则为对这些内在规律的理解和把握。可见，“文明以止”蕴含着深刻的理性智慧和人文价值，昭示着人们诉诸文治教化，从根本上通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完美境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由之，人们既要观察事物自然规律以明确耕作渔猎等生产活动的时序，又要把握礼乐典章制度以规范自身行为，进而推及天下，使文明由所有人共创，让文明的成果由所有人共享，确保人与社会均得到充分的发展。从人的这种自由性和全面性来看，人文化成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人文化成理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发展，也是构筑于对人的社会关系状况的把握之上的。面对春秋战国时期争斗不断、僭礼之事层出不穷以致礼崩乐坏，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充分认识到物质基础对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阐释了富而后教、礼乐教化、人文化成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人的发展首先应当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缺乏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而空谈教化是没有意义的；“贫而乐”固然难能可贵，但“富而好礼”方为较高层次的追求15。以礼乐为内容的教化，不是一般性的知识传授，而是把礼乐视为“仁”的外在表现，用来提升人的德性素养、规范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气，从而有效地推进天下大治。经由儒家进一步发展的人文化成理念，不仅阐明人可以发现和掌握自然界发展规律，按照自然法则行事，做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6,而且强调人能够用其创造的文明成果来不断完善自我，继而推己及人、化成天下，达到“我欲仁，仁斯至矣”17的精神境界。就上述境界追求而言，人文化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彼此契合的。诚然，囿于其产生时代的社会发展程度，人文化成理念未能也不可能像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说一样，提出并深入分析人摆脱物的依赖性而实现真正的自由个性；它在生产力落后的封建社会，只能沦为一种美好的幻想。但是，人文化成理念超越其所属时代发展水平的诸多主张，特别是人的思想境界和人文素质的提升，已经内化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相融，为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前提。三、天下为公追求与共产主义理想相通现实的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进行的。基于人的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契合，必然要涉及它们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按照哲学的一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理念从可能转化为现实，离不开对社会存在及其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也就是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是实现人文化成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均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正是在为人类求解放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形成了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阐述，指出共产主义既是崇高的社会理想，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运动。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深刻认识到，“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8。作为扬弃私有财产、消除异化劳动、复归人的本质的运动，共产主义是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必经环节和根本途径。尔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性普遍交往，构成了通向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基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批判，马克思揭示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序列，阐明了共产主义是代表着人类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高级社会形式，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及一般特征进行了阐释。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与超越，共产主义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私有制，强调“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9,主张消灭表征着剥削关系的私人占有而非否定个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从而克服现实的人同其自身劳动相分离的异化状态，使劳动本身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真正实现特殊劳动和一般劳动的有机统一。在共产主义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20。相应之下，作为社会产品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总产品，划分为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和联合体成员的消费资料。相较于商品生产中的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决定着联合体成员所得生活资料份额的劳动时间，既有调节不同劳动与各种需要之间适当比例的社会职能，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所得生活资料份额的尺度。由此可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绝不表明要用均分社会财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取代私有制，马克思特别反对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更不意味着同资本主义的绝对的、全部的对立，而是要占有资本主义所推动实现的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吸收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不断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就在于它着眼于全人类的普遍利益，推动人们的普遍交往所形成的真正的联合，实现真正的共同体与人的自由个性相统一，而不是固守于单个个体的人、抽象的集体、虚幻的共同体，更不是单方面强调集体至上而压制个人自由。在马克思看来，人唯有在共同体中方可获取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从而有可能实现自由个性。然而，过去的那些冒充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却又成为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因素。一方面，这些共同体中的个人自由是相对意义上的，仅仅存在于统治阶级集团内部成员中。处于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各个人，看似由于其生存条件具有偶然性质而比先前更自由些，实则愈加屈从于物的力量从而更不自由。另一方面，每个人在这些共同体中的“联合”,只是分工和相同的生活境遇共同作用下的产物，除却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这种“异己”的联系，再无任何实质性的关系。因此，必须推翻社会中各个人借以表现为整体的形式，破除虚幻的共同利益制约下的人的有限自由，形成自我主宰命运进而掌握全体社会成员生存条件的人，继而由这些人组成的真正的共同体，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作为首要条件，实现处于普遍交往中所有的人的共同利益。正如马克思强调的：“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1就扬弃私有制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在逻辑上是相通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均出自《礼记·礼运》,其作者认为孔子最早提出并区分了“小康”和“大同”,指明大同世界的根本精神在于天下为公。在原初的语境中，小康世界对应的是夏商周时期，其社会基本制度为私有制，人们以家庭为单位占有生产生活资料，“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22。在此基础上，整个社会形成了严尊卑、别善恶、明赏罚、界内外的秩序，在当时达到了一定的文明水平。与构筑于私有制至上、等级森严的小康世界不同，大同世界主张超越私有制、以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为目标，人们共同参与劳动、奉献社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强调选贤任能、人人平等参与公共事务且各尽其能。天下为公的追求发轫于旧有礼乐秩序崩解的春秋战国时期，体现出对上古时代的禅让制和大同社会的向往，表达了让广大人民共同拥有公共权力的愿望。从根本上说，天下为公的追求彰显出中国古人对建立于“公”之上的世界秩序的思考。“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23中的“中国”,意味着中国古人所认识的整个世界，既是天下共主的国家形态，又是诸侯林立的世界体系。“公”则表明维护各国共同利益、以德行仁、重视民生民意的王道，而非只顾自身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以力假仁、旨在称王称伯的霸道。至此，以王道为主要理念的天下为公追求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观念，为构建协和万邦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思想起点。和共产主义一样，天下为公也是一种站在人类立场上的崇高的理想境界，它要求作为个体的人超越一己一家一国之私，产生对人与人之间同类相通、广泛爱人的感情。关于这一点，先秦诸子百家有着普遍共识。例如：孔子以爱人诠释“仁”这一核心理念，教导青年人要在具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基础上，坚持忠恕之道的原则，真正做到“泛爱众”“亲仁”“学文”24;秉承以爱言仁的理念，孟子进一步提出人皆有恻隐之心，即对他人的同情之心是人性的本有之义，主张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25;墨子将春秋战国时期动乱的根源归结为不相爱，强调“兼相爱、交相利”26,从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出发实现爱人与爱己的统一、利人与利己的结合等。由此，先秦时期形成的以坚持博爱传统和实现普遍利益为主要内容的天下为公追求，成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大道”。无论是宋明理学中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还是中国近代仁人志士探索实现国家富强乃至大同世界的坚定决心，不断拓展天下为公的思想内涵，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天下为公的文化基因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之间的高度契合性，通过坚持胸怀天下实现了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四、民为邦本思想同坚持人民至上相合如何认识人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中的地位，特别是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关于人的本质与发展的基本内容，也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同唯心史观相对立，唯物史观立足于物质生产活动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深刻揭示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实践活动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明确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一次彻底解决了谁真正创造了历史的重大问题。遵循上述观点，马克思主义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根本立场与科学方法的有机统一，使之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内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思想，也强调民众在社会生活与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坚持人民至上一样都重视民意和民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在于人民性，它的创立就是为了改变人民的历史命运。综观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更替，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社会生产方式新陈代谢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民群众是物质资料生产的直接承担者，因而社会发展的历史亦为人民群众创造活动的历史。作为社会历史范畴的人民群众，一般指代推动历史发展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总和，其主体为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可见，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27相应之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首要表现在于，他们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与此同时，任何精神财富的形成和发展，包括科学理论、文学艺术等，都根植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和生活。换言之，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其创造历史的另一个集中体现。除此之外，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表现为他们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历史反复证明，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实质上皆为人民群众自己起来动摇直至摧毁那些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任何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参与的社会变革，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28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从根本上要求坚持人民至上，并且同时构成了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意蕴。所谓世界观和方法论，概括而言便是从根本上解答事物“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以坚持人民至上作为方法论，要站稳人民立场、持续造福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确保人民共享。具体来说，就是坚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分析与解决问题，将人民是否拥护和赞成、是否满意和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评判标准；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首要位置，紧紧抓住人民最为关切的现实利益问题，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进步，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不断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广泛汲取人民的智慧和经验，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实现发展、推进变革；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维护和推进社会公平正义，重点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民为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所在。自夏商周时起，一些中国古代思想家即已看到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民生问题同国家兴亡之间的联系，形成了民为邦本的思想。“民为邦本”典出于《尚书·五子之歌》,原文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9,意指民众为国家之根本，只有根本牢固即民心稳定、民众安康，国家才能够安宁。事实上，早在《周易》中就出现了与民为邦本相一致的表述：“然在上治民，就如山在地上。厚其地，山便不颓；厚其民，上便不危。”30尔后，聚焦为什么要以民为本、如何做到以民为本的基本问题，中国历代思想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为邦本思想。其要义主要有：重民轻神的神民关系和民贵君轻的君民关系，意在强调民众之于国家存亡和政权续绝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上富民、在政治上重民、在文化上教民，是践行民本思想的三个层次；总结王朝兴衰成败的历史规律，承认民众在受到君主残暴统治时可以推翻旧有统治；等等。尽管中国古代的民众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概念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就承认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注重维护民生并肯定人民力量而言，民为邦本思想与坚持人民至上是相合的。不仅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一样，也有一系列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爱民、利民、养民之策。举凡：《尚书》中记载的“安民则惠”“怀保小民”“敬天保民”“明德慎罚”31的施政原则；孔子基于“仁”的理念提出的“庶”“富”“教”的养民之策；孟子强调的为政者应使民众“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32;荀子阐明的君臣皆应以富民为己任继而实现国家富强；董仲舒主张的统治者要广施仁政、莫与民争利；朱熹把体恤民众归结为天下国家间最重要的事情；王阳明系统阐释的修己安民、力行保民、至善仁民的观点；黄宗羲指出的通过合理分工达到君民共同治理天下的理念；等等。这些原则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的吸纳，并被贯彻到民本政治实践中。不论是重农抑商、务本兴农，还是轻徭薄赋、减省刑罚，抑或使民以时、勿使扰民，都是很好的例证。从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和语境来说，民为邦本思想并不具有现代性，也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从历史根本动力看人民群众作用的思想高度。然则，正是由于民为邦本和坚持人民至上之间的高度契合性，使其具备了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保持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可能。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近代首次传入中国之时，是被人们冠以“安民新学”33来接受的。易言之，民为邦本思想对中国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充分激活了中华文化中的民为邦本思想并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形成了坚持人民至上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原则方法、宝贵经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34注释1

摘要：基于近年来新的考证和发现的文献，从发生学上重新考察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历程，有助于彰显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变革意义。青年黑格尔派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复原”他们之间的三次思想论战过程，本身即是对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呈现。其中，马克思在围绕“犹太人问题”同鲍威尔的持续论战中，初步建立起人的解放理论和以群众为历史主体的群众史观。此时，马克思所秉持的是现实人道主义的立场。他在与鲍威尔及其伙伴所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的论战中，实现了对唯物主义史的初步考察，并将现实的个体的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随后，马克思又一次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成员的新观点，正面阐释了社会和历史的前提及动力机制、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分工的后果与发展前景、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等，完成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关键词：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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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明“术语革命”杨洪源

自图灵等人工智能先驱提出让计算机可以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以来，人工智能会不会构建出类似人类的智能甚至超越后者，一直是一个在探索之中和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近年来新一波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热潮中，这一问题的焦点逐渐从理论上的可能性之争，转换为如何应对技术上可能出现的颠覆性创新。从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战胜人类围棋棋手，到近期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功，特别是ChatGPT为自然语言问题和提示所作出的表述清晰、语法正确的回答，像巨型魔术表演一样牵动了人们对科技未来的想象。面对这步步紧逼的“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海啸般的冲击，人们不仅看到了突然演化出通用人工智能乃至超级智能的潜在风险，而且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必须严肃思考和认真对待由此可能引发的开放性社会风险与价值伦理挑战。工程创新与智能理论ChatGPT的出现突破了很多人工智能怀疑者的认知框架。ChatGPT在工程上呈现出超强的人机自然语言对话能力，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很多悲观主义者的设限，同时也超出了不少技术乐观主义者的预期。这再次表明，不论是对什么是智能、什么是人工智能的理论构想，还是对人工智能不能做什么的理论反思，往往与技术和工程上的人工智能实现方式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认知落差。而造成这种落差的原因，则在于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之间的张力。如果将能够处理无限任务、自主和具有价值系统之类的“关键要求”作为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ChatGPT显然不够格。但问题是，这些“关键要求”如何在工程上进行测试。诸多有关智能的理论认知框架往往缺乏必要的谦逊，未能将立场当作探究的视角之一，容易陷入固守“先验”标准的封闭式否定思维之中。而工程思维则主要体现为工程实践中的累积创新和涌现创新，是一种基于技术产业演进的“后验”迭代的开放性肯定思维，常常是对某些技术路径的偏执性选择，且能在技术演进中赋予这些选择以新的内涵。受到认知落差影响，理论研究者和批评者无法预见人工智能工程实践可能涌现出的重大突破，工程实践者和喝彩者则难以前瞻性地预见技术上的突破在社会价值伦理层面所引发的革命性影响。由此形成的总体认知状态，显然无法应对包括超级智能在内的开放性伦理风险。人机交互与人机对齐不论是理论反思者还是工程实践者，在相关的探讨中多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预设为相互分立的智能体，且多聚焦二者的高下之分和此消彼长，而较少以两者之间的交互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从技术社会系统和智能生态系统的维度理解人工智能体的实质。实际上，从基于大数据的深度学习到基于大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创新应用都发生于数据、算法、算力等所构建的巨型技术社会系统之中，是在高度社会化的人机交互智能生态系统中形成的。它们之所以可以实现功能上的突破，固然源于数据量和模型参数达到一定规模后的功能涌现。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其中更重要的或许是，人类的反馈微调和使用中的人机智能交互对其性能改进的作用。在ChatGPT的研发过程中，OpenAI的技术路线是在高度社会化的人机交互智能系统中展开的。ChatGPT所采用的人工智能新范式，基于对自然语言内在的同质化形式和结构的学习。其中，既有海量的文本数据集，也包括运行中的大量人机对话数据。这一内容生成思路是学习与预训练的结合：先是自动提取相关内容并加以聚合，然后通过人机对齐工程对目标和价值加以必要修正。依照OpenAI的说法，这一实施人机对齐工程的背景是，OpenAI对所开发的GPT系列大模型以及ChatGPT的技术定位是探索通用人工智能。为防范可能带来的颠覆性社会伦理影响，开发者通过人类标注、反馈、审核等工程方法，对生成的类自然语言中的价值冲突和伦理争议进行了校准，对生成内容与语言表达策略进行了持续监督和不断优化。这使ChatGPT的输出对价值敏感问题相对谨慎、持平，主动回避甚至拒绝回答存在争议的问题。人机对齐工程的实施表明，由于存在包括超级人工智能可能引发人类生存风险在内的巨大社会伦理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开发与价值伦理调节从一开始就是同步进行的。由此，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启示。一方面，人机对齐工程的实施表明，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价值伦理矫正并防范恶性后果在工程上是可行的，这为其在创新应用中恪守价值底线和红线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当然，必须明确指出的是，作为语言模型的ChatGPT本身并不真正理解各种价值观的内涵。另一方面，人机对齐工程在人机交互的基础上实施，不论是在训练数据之中还是在人工校准等人类反馈环节，都负载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好恶，会受到各种价值预设和文化选择的影响，必然存在一定的偏向性。知识权威幻觉与图灵陷阱人机对齐工程所进行的价值伦理矫正，固然有助于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法律规制和伦理治理。但更重要的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全新的交互组合方式，我们正在开启借助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知识并全面重塑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时代。从知识生产方式的范式转换来看，如果说大数据分析带来的是新分析的话，那么ChatGPT所开启的大模型加人类反馈的自动化知识生成方式则是面向智能化未来的新综合。对这一新综合的拥抱，将迫使我们面对一系列全新的伦理挑战。除了当下热议的违背学习和研究诚信、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两个具有开放性的社会伦理挑战。一是将自动生成的知识视为“神谕”的知识权威幻觉。拥抱知识生成自动化将面对的悖论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固然能够带来知识生成效率的提升，但它并非知识大全和知识的领会者。从海量训练数据中拼凑出答案的语言形式生成系统，其自身既不真正理解输入输出数据的意义，也没有自己的目标，更不知道什么是研究和学习以及为什么要研究和学习。但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将其视为自动化的知识生产者的幻觉，而容易忽视，虽然它们能够产生连贯的文本，但其意义和连贯性是在人类与机器的互动中形成的，它们并没有试图表达什么。如果认识不到这种幻觉，就容易引发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知识权威和道德权威的风险。ChatGPT的进一步发展，有望演变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人工智能助手，成为解答知识、辨别是非乃至区分善恶的重要工具。鉴于ChatGPT并不真正理解其所生成的知识内容以及对是非善恶的判断，而且有时会产生荒谬的错误或随意堆砌和编造内容，在缺乏批判性思考的情况下，将ChatGPT视为教育、医疗、心理、精神方面的解惑者或指导者，难免放大由知识生成错误和不准确造成的危害。二是由盲目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导致的图灵陷阱。如果不能认识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建立在人机交互的智能生态系统乃至遍布地球的智能科技社会系统之上，就看不到知识生成自动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对人类智能的提取，其运作过程既是对知识和智能的重新定义，也是对地球生态环境、人类社会和个人的重构。如果缺乏对这一过程的反思，就可能陷入各种图灵陷阱：在教育和研究中无条件采用自动化生成知识，在工作中无限度地用自动化取代人类智能，过度的自动化知识生成还会使地球生态环境不堪重负……之所以会出现图灵陷阱，是因为智能和自动化系统没有做到以人为本，在人工智能的部署中往往会迫使人被动地适应智能化和自动化，智能系统的运作预设不是使机器人性化，而是让人越来越机器化，使人的自主性在不经意间被自动剥夺。为克服人工智能的知识权威幻觉，超越图灵陷阱，需要全社会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以构建我们对可接受的深度智能化未来的合理想象。而从观念上讲，必须直面的问题是：人类在知识和智能上能否保有主创者和主导者的地位？人的主体性能否经受住来自人工智能的挑战？如果未来没有出现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奇点的话，我们似乎可以坚持：一方面，人应成为最终的知识权威；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应更多作为人的智能助手，而不是一味用智能化和自动化取代人的工作和替代人的技能。从长期风险来看，ChatGPT强大功能的涌现表明，在大模型的研发中，必须警惕出现有意识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将及时防范人工智能可能威胁人类生存的安全风险作为发展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信息哲学、科技伦理、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等，当前关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哲学、伦理及社会问题，当代科学知识的形态、科学研究模式、科学无知等。现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保卫科学精神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创新驱动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专家，教育部马工程教材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科普专家，国际期刊“社会中的信息、传播与伦理杂志（JICES）”及“负责任的创新（RI）”编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革命与人类深度科技化前景的哲学研究”首席专家等。作者介绍推荐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明“术语革命”【理论探索】杨洪源

杨洪源副研究员等的专著《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于2022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23.1万字。内容简介：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识的文明观，在国际上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认同。由此，从历史高度、思想广度、表达深度等方面，对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作进一步的凝练和提升，以适应并促进它更为广泛的传播，进而引领时代发展方向与人类进步潮流，成为一个大势所趋的新课题。本书从理论渊源、历史生成、内在逻辑、话语革命、经验依托、道路参照、文明使命、创造转化、创新发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实践作较为系统而深入的阐释，以此呈现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杨洪源，男，1989年7月出生，河北黄骅人。2005年—201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哲学博士学位。2015年7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2018年6月评为副研究员。作者介绍推荐

探寻元宇宙治理的价值锚点——基于技术与伦理关系视角的考察哲学中国扫码关注｜服务科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快捷入口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稿件系统稿件系统稿件系统投稿邮箱

探寻元宇宙治理的价值锚点——基于技术与伦理关系视角的考察哲学中国扫码关注｜服务科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快捷入口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稿件系统稿件系统稿件系统投稿邮箱

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明变革意义得以充分彰显。相应之下，从“术语革命”的角度阐释这一科学的文明观的思想深刻性，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在准确定位批判对象的基础上，诉诸思想论战的方式，有助于全面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实现的文明话语革命。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普遍交往学说一脉相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分别用以界定人的类存在、表述所有普遍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把握“个人的特殊利益”和“普遍的共同利益”的关系，依次实现了对“西方中心论”的结构性超越、“文明冲突论”的系统性批判和“国强必霸论”的总体性解构。原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03期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微信公众号

探寻元宇宙治理的价值锚点——基于技术与伦理关系视角的考察段伟文

1980年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本刊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高端杂志。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哲学流派、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与哲学史家以及中国哲学典籍与文献的考辨、域外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的追踪介绍和分析评论等。目录摘要·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中国哲学新时代奠基：陈来先生仁体论述论杨立华内容摘要：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在继承儒家哲学仁爱传统的基础上，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诠释了儒家仁体论的基本内涵。仁体论是以仁体为实体的本体论，也是以仁体为实体的本体论，对于仁体的论证，陈来先生有高度自觉。通过儒学史的叙述彰显了仁体的特质，展现了儒学的价值取向。仁学本体论是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典范。关键词：仁体

1980年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本刊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高端杂志。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哲学流派、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与哲学史家以及中国哲学典籍与文献的考辨、域外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的追踪介绍和分析评论等。本期目录目录内容提要乐喻的变迁——“金声玉振”说的诠释与比较王硕内容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化对抽象思想的建构与呈现中,音乐譬喻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最知名者即“金声玉振”。孟子用该乐喻表彰孔子的圣德，朱熹则以之阐发“致知在力行之先”的观点。俞樾重新掘发赵岐疏解，对朱注提出挑战，其说表明“金声而玉振之”是一句完整的引文，且具有另一种诠释的可能。竹帛本《五行》为俞说提供了支持，并从德性与德行、心灵与身体、工夫与境界、礼乐与社群等层面丰富了乐喻的思想意蕴。对“金声玉振”的诠释史进行考察，为管窥思孟学派的发展提供了独特视角，同时也有助于重审出土文献的学术意义。关键词：音乐

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6期中英文目录内容提要ABSTRACT《论语》论约两章新解——兼论孔子约之工夫思想吴祖松内容摘要：《论语》“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的“约”和“乐”应以本义来解，句意应解读为不仁者不能够长时间约束自己，也不能够长时间保持内心的和乐。“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是对有恒的正面描述，该句应解读为从无而做成有，以虚而达到实，以约束自己的工夫达到内心舒泰的境界，做到有恒真的是很难呀！本文通过考据和义理分析对这两章内容做出新解，同时探讨了孔子约之工夫及其重要意义。关键词：《论语》

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5期中英文目录内容提要ABSTRACT曾子思想探微杨国荣内容摘要：曾子首先提出“慎终追远”的思想，其中既体现了前后相承的历史意识，又蕴含着孝的观念。孝不仅是内在的德性，而且也表现为行为的规范，在后一层面，其意义不仅仅体现于家庭人伦，而是与为政（政治实践）过程相涉。曾子将关注之点进一步指向更广的社会人伦。在“吾日三省吾身”的主张中，反省的主体虽是自我（吾），但关切的对象则是他人或群体，后者已蕴含对群己关系的理解，其内在的取向则是由自我走向他人和群体。对曾子而言，个体作为社会的成员，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自觉地承担以上责任，则展现了个体存在的崇高性。曾子所认同的忠恕，体现了推己而及人，其中既关乎自我与群体的关系，又涉及理性的推论。关键词：慎终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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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高端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2021年9月26日，“‘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高端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图为会议现场。朱高磊/摄2021年9月26日，“‘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高端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会议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室承办。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近3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世界哲学》主编冯颜利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王立胜研究员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书院院长郝立新教授分别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王立胜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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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院2021级新生见面会上的致辞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各位新入学的2021级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们：你们好！首先让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衷心祝贺并热烈欢迎你们考入哲学院，成为哲学院大家庭的新成员！社科大哲学专业的发展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从2018年开始招收哲学专业本科生；第二个节点是在2020年9月底成立了作为12个科教融合学院之一的哲学院；第三个节点是2021年，哲学院成立以后第一次招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入学的学生才是哲学院名副其实的黄埔一期，你们的加入也使得社科大的哲学专业第一次拥有了全部四个年级的本科生，加上从哲学所承接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哲学院在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中终于拥有了完备的本硕博队伍。作为一所研究生培养机构，我们的历史不仅是悠久的，而且是辉煌的，哲学所是国内最早招收和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术机构，从我们这里毕业的一大批研究生已经成为在各个领域非常出众和有影响的人物；作为一所本科生培养机构，我们是最年轻的，到这个月刚好一岁。因此，哲学院既老又新，我们希望她能成为新老结合的典范，“老”得有底蕴，“新”得有朝气。感谢各位同学选择哲学院作为你们读书深造的地方。我也想说，你们在人生的重要阶段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只要你们足够努力，你们将在这里收获你们想要收获的，哲学所和哲学院将尽力为你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来回报你们的选择和信任。哲学所、哲学院是读书求学的好地方，这里学术氛围浓厚，学科门类齐全，专业特色鲜明，并且拥有国内其他哲学院系无可匹敌的最为庞大的师资队伍。此外，这里还有很多得天独厚的重要学术资源，哲学所主管着《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中国哲学年鉴》《中国哲学史》这些在国内哲学界具有重要地位的学术刊物，最近我们还正式创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预期，它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同样会起到巨大推动和引领作用。哲学所还代管着九个在民政部注册的全国性的哲学一级学会，这些学会肩负着组织全国性的学术活动、推动国内哲学教学和研究的重任，在哲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哲学所曾是一个大家云集的地方，金岳霖、贺麟等一大批学术大师都曾在这里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和优良的治学风格奠定和确立了哲学所的传统和底色，也势必会影响和塑造哲学院的风貌和形象。尽管拥有这么多优势和资源，但哲学院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很多方面与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哲学院系还有差距。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非常注重向全国的兄弟院校院系取经，在哲学院成立以来的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对国内许多哲学院系进行了实地密集调研，在此基础上我们制定了新的本科生培养方案。新的方案从2021级本科生开始实施，它既吸收了国内大多数哲学院系人才培养方面共有的经验，又突出了我们的特色和优势。课程设置综合考虑体系性、专业性、均衡性、时代性、现实性、多样性，注重基础性和前沿性相结合、理论性和历史性相结合、知识性和思想性相结合、问题和方法相结合。相信新的培养方案的实施将使我们的同学受到更加规范、严格、系统和科学的训练，从而拥有更加完备的知识结构、更加敏锐的问题意识、更加强劲的思维能力、更加丰富的哲学语言和论证工具。为了让新的培养方案切实收到成效，我们狠抓方案的落实，在课程教学和师资配备方面下足力气，制定了本科生课程板块负责人与课程负责人制度，规范本科生课程安排流程，把哲学所和哲学院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精兵强将都动员到本科教学的第一线。而就研究生教育而言，我们按照社科大的要求，在充分调研和讨论的基础上，各个二级学科也制定了新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方案，这个方案今天上午刚刚在哲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获得通过，接下来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后就可以付诸实施了。相信新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将使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在质量上更上一层楼。同学们！如果说哲学院所依托的哲学所有着辉煌的过去，那么我坚信哲学所所领办的哲学院则有着光明的前景，但这个光明的前景不会自动到来，不会从哲学所既往的荣光中自动生长出来，它有赖于我们对传统进行发掘并将其光大，将我们丰厚的历史化作当下的灵感和资源作为再出发的起点和动力。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哲学所和哲学院的全体师生，包括今天在座的所有同学付出艰苦的努力，你们不是在分享一种荣光，而且是与哲学所、哲学院一道锻造这种荣光。你们是站立在伟大事业的起点上，而不是终点上。伟大不是沿袭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从根本上说，我们会把哲学院办成什么样子，哲学院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不是取决于我们的过去，而是取决于我们的当下，取决于我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以及努力的方向。我们真正努力了，努力的方向对头了，过去才不会成为包袱，而是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认识世界、发现真理、反思自我、安顿人生作为自己的使命，我们的哲学院也当矢志不渝地坚守这一使命。最后，祝哲学院全体新生在社科大几年生活顺利，学有大成！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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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两创”专栏·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属性与方法陈来(5)论儒家的道德律：普遍公共利益原则赖尚清(13)·先秦与汉代哲学·《中庸》性论的价值缺失与权力指向——从《庸》《孟》互诠的遮蔽说起蓝法典(20)从“道喻”看老、庄之异刘静芳(29)从物之则到民之宜——《黄帝四经》“理”的思想形态和构造姚裕瑞(37)海昏竹书《易占》六十四卦时月吉凶与方位问题管窥张克宾(47)·宋代哲学·从“静中体认”到“敬外无静”——试探朱子对“主静”的消解过程陈双珠(57)试以朱熹心性思想解析《谿山琴况》“声中求静”琴乐美学命题欧阳霄(66)·明清哲学·“人病”抑或“法病”？——形上形态建构下的阳明后学黄琳(74)“从无入有”：罗近溪“孝弟慈”说对阳明良知学的修正与发展盛珂(80)顾宪成对阳明学良知当下论的改造——以《当下绎》为中心张亦辰(87)“对越”以见“独”：一个解读刘宗周“慎独”思想的新角度扈继增(95)“学”的本体、工夫与境界——以方以智为中心的讨论孙国柱(101)孙希旦《礼记集解》的诠释范式及其思想新蕴孙邦金(107)·现代哲学·唐君毅的自由观王聪(113)对冯友兰《新编》中荀学观的思考——兼论中国哲学史书写的若干问题柴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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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看人工智能的意义哲学中国扫码关注｜服务科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快捷入口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稿件系统稿件系统稿件系统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会议2021年7月15日，在科研大楼931会议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所大会。会议由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主持，全体在职人员参加了会议。哲学所副所长、纪委书记冯颜利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随后，党办通报了《哲学研究所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工作方案》。最后，哲学所党委书记王立胜作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辅导报告。哲学研究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王立胜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学习讲话精神，基础在于把握讲话的文本，关键在于弄清讲话蕴含的思想。从“七一”讲话文本来看主要包括九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宣布全面小康；第二，回顾百年历程；第三，概括建党精神；第四，表达崇高敬意；第五，提炼经验启示；第六，希望和平统一；第七，寄语青年一代；第八，号召党员努力；第九，重申必胜信念。王立胜指出，建党周年讲话，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外党的最高领导人阐述战略思想、进行政策宣示的重要平台。“七一”重要讲话，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回望历史、面向世界，擘画未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回顾百年党史，王立胜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了概括：党的诞生及意义可以归纳为“应运而生”；党的奋斗及成就可以归纳为“不负重托”；党的经验及启示可以归纳为“继往开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王立胜强调，从讲话精神蕴含的思想角度看，“七一”重要讲话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要深入领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建党精神基本包含了党的基本理论的核心内容,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王立胜作“七一”讲话精神专题辅导报告张志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王立胜书记的辅导报告，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讲话精神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释，对讲话文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理论背后的思想路线以及历史脉络做了理性思考，对于大家的学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也对全所科研人员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任务和课题的要求，希望大家深入学习领会，积极贡献自己的智慧。（哲学所人事处供稿）推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够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图片来源/新华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潘梓年讲座第二讲成功举办——杨金海教授谈“马克思主义百年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2021年7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潘梓年讲座第二讲举行，原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杨金海作题为“马克思主义百年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学术报告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2021年7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潘梓年讲座第二讲特邀原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杨金海作题为“马克思主义百年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学术报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延安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20余人参加本次活动。报告由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动态》主编单继刚研究员主持。潘梓年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承办。2021年7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潘梓年讲座第二讲举行，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动态》主编单继刚（右）主持杨金海教授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文献学为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多年的传播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并围绕主题讲述五个方面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文化启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分为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两个时期，前者属于旧民主主义范畴，后者则开始向新民主主义转变，并最终被确定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并促进了革命文化的启蒙。第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传播与新文化建设。这一时期的传播分为三个阶段，即建党初期、土地革命时期以及延安时期。其中，建党初期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指导革命；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在根据地内和根据地外两条战线开展；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体系基本形成。第三，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传播与文化发展。新中国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入新的阶段，极大推动了先进文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有了新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思想作出新的重大理论创新。第四，马克思主义传播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深远影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华文化体系可以概括为“儒释道马，以马为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和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促进了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建设，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第五，马克思主义传播历程研究的历史文化意义。经过百年奋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新的历史阶段，要继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原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杨金海在作报告，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文献学为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多年的传播进行了梳理报告结束后，杨金海教授和与会老师围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如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智慧等话题进行互动交流。单继刚副所长作最后总结，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虽然源于西方，但已经超越了西方文化，成为整个人类先进思想文化的代表。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各国人民从事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就具有了世界革命的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1.7.13）推荐

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中的“实际”不是固定的、僵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变动不居、与时俱进的哲学范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9]

韩庆祥教授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哲学中国扫码关注｜服务科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快捷入口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稿件系统稿件系统稿件系统投稿邮箱

在纪念刘奔先生诞辰79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致辞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尊敬的方军副秘书长、李景源老所长、孙正聿先生、任平校长，与会的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集会，隆重召开“面向时代的哲学：问题意识与思想创新”——纪念刘奔先生诞辰79周年理论研讨会，共同缅怀刘奔先生为《哲学研究》杂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为中国哲学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我谨代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刘奔先生1942年4月出生于日本长野县。1945年春天随生父迁居至中国黑龙江省，同年因战乱与家人失去联系，后被其养父刘文富先生收养。1948年春开始，刘奔在辽宁完成小学、中学学业，并于1961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刘奔先后供职于辽源市第九中学和五七大学。“文革”结束后，刘奔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于1978年被哲学系录取，师从夏甄陶先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工作，历任编辑、编辑组组长、常务编委、副编审、编审、副主编和执行主编等职务，为《哲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92年刘奔获国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称号，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退休，2007年因病逝世，享年65岁。刘奔先生作为日本战争遗孤，始终保持坚定的中国立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多次访日，积极参与和推动中日学术交流，对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奔先生是《哲学研究》杂志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之一。他坚持“以关注现实为主，以现实问题带动基础理论研究”的办刊方针，不仅影响了刊物整体的发展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他始终关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积极参与当时思想界的各种讨论并提出自己的主张。我们今天纪念刘奔先生，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在办刊中，重视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把重大现实问题与理论研究连接起来，积极引导我国哲学研究的思想创新，努力形成更多能够把握现实、理解现实、指导改造现实的精品力作，促进中国哲学事业发展，更好地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刘奔先生是一名政治立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一名以自己的专注和热忱将毕生精力奉献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家。他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中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透彻的分析和有说服力的回答。这些理论文章和评论文章以《刘奔文集》为题集结出版，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刘奔先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和现实生活，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今天纪念刘奔先生，就是要把刘奔先生所持守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和方法灌注到期刊建设当中，聚集一批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深厚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学者队伍，为国家和民族提供具有鲜活生命力和实践指导价值的思想内容，为奋进新时代汇聚中国哲学界的力量。刘奔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学术使命感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他对许多重大现实问题的探讨，都为数十年后的实践所印证。他撰写以及统稿的大量理论文章和评论文章对国内学界的诸多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对哲学事业的发展变化怀有深切的“忧患意识”。他始终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统合理论和现实，真正实现了哲学“改变世界”的目标和任务。他与陈筠泉先生共同主编的《哲学与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值论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迄今为止，仍然广为流传并被学界同仁引用。我们今天纪念刘奔先生，就是要继承他紧贴时代的强烈忧患意识和学术使命感，在守护刘奔先生以及前辈们铸就的优良办刊传统的同时，适应时代变化，推动期刊改革，真正把哲学做成“最贴近人心的事业”。实际上，继承和发扬刘奔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我们一直在行动。2019年以来，我们全面推进哲学研究杂志社的各项改革工作，确立“编学研”一体化发展的办刊思路，设立定稿委员会对《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进行统一管理。在中层干部调整中，为三个编辑部配备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干部，增强改革执行力。刊物全面开通网上采编平台，完善线上投稿系统，不断优化编辑流程，提高编校质量。同时，还进一步加强编辑人员的政治学习和培训，提高道德自律水平，杜绝关系稿件、人情稿件。通过不断改革，持续激活内生动力，哲学研究杂志社刊物质量显著提升。其中，《哲学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期刊评价机构的学科排名中，均名列第一，被誉为“权威期刊”。2019年，《哲学研究》刊发文章荣获“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文章”。2020年，《哲学研究》刊发文章入选第四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2020年，《哲学动态》《世界哲学》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2021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刊。2021年，成立统一的哲学研究杂志社编辑委员会，并于上月成功召开编委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哲学研究杂志社的改革在学界引发积极、热烈反响，对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改革起到示范作用，对于引领哲学学科发展、营造良好学术生态、促进优质学术产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刘奔先生虽然离我们远去，但是刘奔先生的思想和精神与我们常在。刘奔先生身上表现出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勇于为真理现身的精神、坚定的人民立场、以实践为导向的办刊方针、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哲学研究杂志社、《哲学研究》杂志要发扬好这种精神，守护好办刊传统，不断推进期刊改革，进一步突出哲学研究杂志社和《哲学研究》的引领作用，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作出更大贡献。我想，这就是对刘奔先生最好的纪念。谢谢大家！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第二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第二讲2021年6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第二讲在科研大楼931会议室召开。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立胜主持会议。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主讲了题为“加快构建新时代广泛而统一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的专题党课。院党史学习教育第五指导组组长、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廖凡，第五指导组副组长、办公厅保密办副处长朱晨，第五指导组联络员、国际合作局干部兰丽霞，哲学研究所领导班子及全体在职人员参加了本次专题党课。张志强指出，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周年。总书记之所以在五年前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因为我国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不足用”，没能跟上我国在道路实践中取得的成就。哲学社会科学“不足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方法论的问题，是因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充分检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的前提。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当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重整方法论，加快构建新时代广泛而统一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参会人员认真听讲张志强针对加快构建新时代广泛而统一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具体谈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他结合中华文明的历史和共产党百年党史的具体实例，着重强调：第一，要以“文化自觉”锻造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的主体性；第二，要以人民至上的道理贯通中华文明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三，要以知行合一的实践本体论构建新时代广泛而统一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第四，要以体用一如、综合融通、古今贯通、守正创新的态度构建新时代广泛而统一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第五，要以中、外、马哲学彼此贯通的视野熔铸新时代广泛而统一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主持人王立胜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学习党史就是要与促进中心工作，即促进科研有机结合起来。张志强同志的专题党课贯穿了鲜明的中国立场和人民立场，将哲学所的历史使命与党和国家的历史和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引导大家在如何做好哲学研究，如何建构面向新时代的新的哲学方面进行深入思考，给大家上了一次生动而深刻的党课，在如何将学习党史与促进科研中心工作方面给大家做了表率。全所各个党支部和处室在今后的党史学习中，要对本次专题党课进行深入学习研讨，要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努力在从哲学的高度上讲清楚中国道路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哲学所人事处供稿）推荐

潘梓年讲座首期开讲韩庆祥教授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和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1年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承办的潘梓年讲座开讲，首期讲座邀请中央党校一级教授韩庆祥主讲。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科网、北京高校的30余人参加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讲座现场讲座由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研究员主持。他介绍，哲学研究所整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研究室和编辑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编研力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片，制定了“五个一”发展规划：一个研究系列、一个论坛系列、一个讲座系列、一个评价系列，以及编写一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一个讲座”就是指潘梓年讲座。讲座的定位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顶级的学术讲座。每年将有一个核心主题，今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建党百年”。讲座计划每月举办一次，内容将结集出版。王立胜研究员主持主讲人韩庆祥教授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为题作了一场内容丰富的精彩报告。他首先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命题的提出过程进行了回顾，然后围绕这一命题的历史定位、学术价值、政治意义、丰富内涵、分析框架进行了深入阐释，认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表现为原体、关系、过程、空间和功能五个规定的有机统一。报告结束后，韩庆祥教授回答了听众的问题。现场围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

在哲学研究杂志社编辑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2021年5月20日）尊敬的高培勇副院长、崔建民局长，哲学研究杂志社的各位编委、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五周年之际，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更好地提升哲学研究杂志社办刊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哲学研究杂志社编辑委员会，隆重召开哲学研究杂志社编辑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此，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杂志社，对各位领导和编委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大家一直以来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杂志社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我想从哲学研究杂志社近期的改革举措、实践成效、未来的发展方向三个方面向各位领导、各位编委做一个简要汇报。关于哲学研究杂志社改革的主要内容。第一，哲学研究杂志社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以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重心。坚守办刊传统，通过学术导向，守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的刊发力度，为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团结全国哲学工作者，努力挖掘哲学界的潜能和力量。第二，哲学研究杂志社不断健全党管刊物的制度，严把办刊政治方向，坚持人民立场，引导哲学工作者探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我们一直以最高的政治站位，着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努力团结一批由党领导的学者队伍、编辑队伍，为国家和民族提供具有鲜活生命力和实践指导价值的思想内容，为奋进新时代汇聚中国哲学界的力量。第三，哲学研究杂志社以维护学术公器、坚守学术公心为本分，努力担当期刊改革的先锋。从2019年9月以来，杂志社确立起“编学研”一体化发展的办刊思路，建章立制，优化流程。设立定稿委员会对《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进行统一管理。在中层干部调整中，为三个编辑部配备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干部，增强改革执行力。刊物全面开通网上采编平台，完善线上投稿系统，不断优化编辑流程，提高编校质量。推行“论文作者学术诚信承诺”制度，要求所有拟发表论文的作者签署学术诚信承诺书。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双向匿名审稿制、稿签制、责任编辑负责制、倒查追责制等制度，恢复和增加了蓝图审查制，增设了作者对于自己即将发表的文章的校对与确认环节。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了编辑人员的政治学习和培训，提高编辑人员的道德自律水平，杜绝关系稿件、人情稿件。关于哲学研究杂志社改革的实际成效。近年来，哲学研究杂志社通过不断改革，持续激活内生动力，刊物质量显著提升。下辖的多个刊物位居哲学专业期刊前列，影响力辐射到广泛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其中，《哲学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期刊评价机构的学科排名中，均名列第一，被誉为“权威期刊”。2019年，《哲学研究》刊发文章荣获“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文章”。2020年，《哲学研究》刊发文章入选中宣部出版局主办的第四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2020年，《哲学动态》《世界哲学》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2021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刊。哲学研究杂志社的改革在学界引发积极、热烈反响，对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对于引领哲学学科发展、营造良好学术生态、促进优质学术产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关于哲学研究杂志社的未来发展方向。接下来，哲学研究所要统筹好基础学术研究、智库建设、期刊建设三者的关系，将杂志社作为哲学所发展的“生命线”。进一步突出哲学研究杂志社的引领作用，重视实践与理论关系问题的讨论，把重大现实问题与理论研究连接起来，积极引导我国哲学研究“升级”，努力形成更多富有思想性、时代性、学理性、原创性的精品力作。进一步落实审稿、编辑制度，在编辑流程上下功夫，保证用稿的透明、公开、公正，提升刊物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进一步调动编辑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制度建设，使编辑提升自身学术能力、积极设置议题、组织优秀稿件。进一步落实“编学研”一体化工作思路，调动哲学所研究人员参与期刊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完善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拓宽宣传渠道、调整呈现方式，适应新媒体新阅读发展，积极扩大影响。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最后，真诚希望各位领导、各位编委在本次会议中畅所欲言，为哲学研究杂志社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让哲学研究杂志社真正成为中国哲学界、思想界的“家园”。预祝哲学研究杂志社第一次编辑委员会工作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推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忠诚捍卫者与无私奉献者——潘梓年哲学思想研究哲学中国扫码关注｜服务科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快捷入口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稿件系统稿件系统稿件系统投稿邮箱

在错误的生活中能否正确地生活?——论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哲学中国扫码关注｜服务科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快捷入口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稿件系统稿件系统稿件系统投稿邮箱

首届中国美学经济论坛致辞哲学中国扫码关注｜服务科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快捷入口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稿件系统稿件系统稿件系统投稿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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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所退休干部党支部和两位离退休干部代表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表彰党的百年历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广大离退休干部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光辉事业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关于表彰中国社会科学院先进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优秀离退休干部共产党员和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的决定》，对其中的先进典型进行了表彰。全院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先进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荣誉称号的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共10个，哲学所退休干部党支部荣获表彰；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离退休干部共产党员”荣誉称号的离退休干部共21位，哲学所离休干部张浩同志荣获表彰；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老有所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离退休干部共22位，哲学所退休干部李存山同志荣获表彰。受到表彰的离退休干部先进党支部和先进个人，给全所各党支部和干部职工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将激励大家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增添正能量，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人事处供稿）推荐

本期目录二〇二一年第二期内容提要ABSTRACT《春秋》“借事明义”说辨析：《公羊传》的传统与宋代理学的新诠王沁凌内容摘要：“借事明义”是《春秋公羊传》诠释《春秋》经义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由董仲舒点明，经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推阐，而成为贯通《公羊》学“三科九旨”诸说与《春秋》经文的无形脉络。宋代理学化的经学家在注解《春秋》时也自称运用“借事明义”之方，其代表程颐、胡安国以“穷理”统摄《春秋》经解的一切方法，将“借事明义”等同于“格物穷理”，并对《春秋》所包含的“圣人之心”进行了新的诠释。关键词：《春秋》

在首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上的致辞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编者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理论方式关注中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曲阜师范大学联合发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聚焦中国道路与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时代主题，聚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共同打造高端学术论坛。首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为主题，分四个分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与时代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4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哲学中国”公众号将从本期开始陆续推出部分参会学者的发言精华与读者分享。本期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王立胜研究员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尊敬的马哲界的各位前辈，各位专家，各位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2021年招收启事根据本所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我所博士后流动站现面向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2021年博士后各类招收指标为国家资助博士后5名、项目博士后7名（其中在职2名）、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博士后若干名，具体情况如下：一、招收学科及合作导师2021年，哲学学科所属二级学科的各专业均招收博士后，博士后合作导师名单如下：二、招收博士后类别（一）国家资助博士后。由人社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与我院联合资助，主要招收“双一流”建设高校或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等重点科研院所博士毕业（含世界综合排名或学科排名前200位高校博士毕业），已有一定学术积累的青年人才到我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招收目标：根据研究所（院）学科建设及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吸引并培养一批学术背景较好、研究能力较强的青年人才，出站择优留院工作，逐步成长为我院科研骨干。进站条件：作为我院选拔高层次青年人才的重要来源，该类博士后在符合博士后进站基本条件外，应于博士期间独著或作为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发表至少两篇学术论文；无论文发表者，博士毕业论文应被评为“优秀”；境外院校毕业博士的成果发表可适当放宽。论文发表期刊参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培养方式：培养与使用相结合，重在培养。出站标准：在站期间除完成1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外，还须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或“中国社会科学院xx研究所（院）”为作者单位，独著或作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博士后合作导师为第一作者），完成以下任务中的其中一项：1.在顶级、权威期刊（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下同）或同等影响力外文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2.在核心期刊或同等影响力外文期刊发表3篇学术论文（文史哲等学科可为2篇）。3.在核心期刊或同等影响力外文期刊发表2篇学术论文（文史哲等学科可为1篇），并整理出版1部古籍或珍贵资料等。（二）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博士后。由人社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与我院联合资助，主要招收国外（境外）世界综合排名或学科排名前100位高校毕业的博士到我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招收目标：根据研究所（院）学科建设及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吸引并储备一批国际化水平高、学术背景好的青年人才，出站择优留院工作或派往我院境外研究院工作。培养方式：培养与使用相结合，重在培养。出站标准：在站期间除完成1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外，还须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或“中国社会科学院xx研究所（院）”为作者单位，独著或作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博士后合作导师为第一作者），完成以下任务中的其中一项：1.在顶级、权威期刊或同等影响力外文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2.在核心期刊或同等影响力外文期刊发表3篇学术论文（文史哲等学科可为2篇）。3.在核心期刊或同等影响力外文期刊发表2篇学术论文（文史哲等学科可为1篇），并在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和一定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宣读2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会议召集方应为专业的行业协会，或国际知名高校、科研机构）。（三）项目博士后。由研究所（院）项目或博士后合作导师项目资助，主要招收国内外院校博士毕业、已有一定学术成果发表或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研究经历的青年人才，到我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招收目标：根据研究所（院）或博士后合作导师当前承担国家项目、智库项目、我院创新工程项目等项目需要，选拔一批学术背景较好、有一定研究经历的青年人才参与其中，补充我院研究所（院）或研究团队科研力量。其中，我所《中外哲学典籍大全》项目是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专项经费支持的重大研究工程，该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负责执行。《中外哲学典籍大全》涵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哲学著作,内容博大精深,具有“集成”性质。项目将吸收国内多家高校、研究机构共同参与。为顺利开展项目研究，经《中外哲学典籍大全》项目组研究决定，申请项目博士后指标用于招收博士后开展该项目研究工作，相关待遇参照国资博士后待遇提供。其余招收项目可咨询相关学科博士后合作导师。培养方式：培养与使用相结合，重在使用。出站标准：在站期间除完成1部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外，还须至少参与完成2项所在研究所（院）或博士后合作导师承担的国家项目、智库项目、我院创新工程项目等项目研究。（四）工作站联合培养博士后。由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助，工作站与我院研究所（院）联合培养，以工作站为主。主要招收国内外院校博士毕业、经考核合格的人员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招收目标：为促进产学研结合，进一步加强我院研究所（院）与企事业单位及政府研究部门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合作，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我院研究所（院）与工作站联合招收博士后，并向工作站提供科研支持及专家指导。培养方式：培养与使用相结合，重在使用。出站标准：在站期间除完成1部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外，还须完成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要求的其他工作。三、报名所需材料（一）电子版材料1.《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报名表》2.

|文百年征程波澜壮阔，2021年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热烈庆祝100周年之际，除了祝福之外，我们更需要了解，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共产党能够走过了100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忠诚捍卫者与无私奉献者——潘梓年哲学思想研究冯颜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2021年度上半年专业技术人才招聘公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科技哲学以及文化问题、价值问题、社会发展问题等，目标是努力创造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和科学价值的科研成果，培养政治和业务素质高的优秀人才，把哲学研究所建成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充分发挥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根据本所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2021年上半年公开招聘8名专业技术人才。一、招聘条件（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具有良好的学风、道德修养和职业操守，廉洁自律；（三）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或技能条件；（四）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适应岗位要求，保证聘期内全职在岗工作；（五）为人诚实厚道，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团队合作意识；（六）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1981年1月1日后出生）。其中国内普通高校应届博士毕业生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86年1月1日以后出生）；京外户籍在职专业技术人员需具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不含资格）且年龄不得超过45周岁（1976年1月1日以后出生）或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不含资格）且年龄不超过50周岁（1971年1月1日以后出生）；（七）具有博士学历学位，其中国内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能如期毕业且顺利取得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认证的学历、学位，留学人员能提供认定留学人员身份和经历的证明材料；（八）国家和我院规定的其他条件。二、招聘岗位、数量及专业要求三、招聘程序（一）发布招聘信息发布招聘信息之日起至2021年4月20日。（二）资格审查按照招聘公告确定的招聘条件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参加考试人选、并通知应聘人员，未入围下一阶段的人员不再另行通知。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与该岗位招聘人数的比例原则上达到3:1方可开考，达不到该比例的，视情况决定减少该岗位招聘人数或取消该岗位招聘。（三）考试考试采取笔试方式，满分100分，成绩60分及以上者进入业务考察环节。（四）业务考察由所学术委员会和所聘用委员会共同召开会议进行业务考察，按照个人陈述、提问答辩、专家评议、投票表决程序进行。应聘人员做15分钟陈述（包括3分钟的外语陈述），陈述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学习工作履历、研究方向、代表作主要创建、社会评价及工作设想等。所学术委员会和聘用委员会根据陈述和答辩情况，考察应聘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专业背景、专业水平、外语水平、精神状态等，进行投票表决并打分。应聘人员原则上获得实际到会人数2/3以上赞成票方可进入下一阶段程序。如获得2/3以上赞成票人数超过岗位招聘人数，根据业务考察阶段得分排名由高到低的顺序，按岗位招聘人数1:1比例确定实习人选。（五）实习实习时间1周左右，通过实习确认是否适应岗位工作要求。（六）体检实习合格的，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检，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执行。同时对应聘人员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测试。（七）政治考察体检合格的，进行应聘资格复审和政治考察。因应聘人员放弃或实习、体检、政治考察不合格等原因造成人选空缺，经研究，可视情况从业务考察获得2/3以上赞成票的人员中按业务考察阶段得分排名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递补，或不再递补，减少该岗位招聘人数或取消该岗位招聘。因疫情影响，实习、体检、政治考察等程序可视实际情况调整先后顺序。（八）确定拟聘人选所党委综合考试、业务考察、体检、实习、政治考察等情况，集体研究确定拟聘人选。（九）公示在招聘发布公告渠道对拟聘人选情况进行不少于7个工作日的公示。（十）上报备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审核拟聘人选资格条件、聘用程序等，对符合规定的予以备案，确定为聘用人选。（十一）办理入职手续人事教育局备案后，办理入院报到手续。四、聘用及待遇按照国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规定，享受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工资福利待遇。五、报名所需材料（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应聘信息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应聘人员情况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应聘人员情况简表》；（二）身份证；（三）户口本首页和本人页；（四）最高学位论文；（五）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及学历学位认证书（国内学历认证，可在“学信网”查询生成，国内学位认证，可在“学位网”查询生成），暂未取得相关证书的应届毕业生可暂不提供；（六）独著或第一作者身份在国内外发表的2篇论文；（七）英语等级考试证书；（八）所获奖项证明复印件，主持或参与重要研究项目的立项书；（九）博士后出站报告（仅出站博士后提供）；（十）留学人员需提供能够认定留学人员身份和经历的证明材料；（十一）职业资格证（仅应聘编辑岗人员提供，如没有，可暂不提供）。六、报名时间、方式及注意事项应聘者请提交上述报名材料电子版压缩包于4月20日前发至报名电子邮箱hunan5569@163.com，报名表电子版文件名和邮件标题统一命名为“应聘报名：所在单位（学校）+姓名+哲学研究所+应聘岗位（研究岗或编辑岗）。我单位将根据岗位要求和应聘者具体情况，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人员考试考察时间另行通知，通知将于招聘截止日期后7日内发出，未入选者恕不另发通知。已交材料恕不退回。

于尔根·哈贝马斯:《再谈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童世骏译，载《哲学分析》2020年第11卷第1期，第94页。本文是哈贝马斯在90岁生日的第二天在法兰克福大学做的学术报告。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