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源 | 在文化传承发展中把握“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意义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年6月9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公众号2023-6-9

文化是关乎国本和国运的大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以正确的思想和方法作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从“结合”的前提和结果，“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等方面，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深刻阐明了“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这一重要讲话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持续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引领作用。

“两个结合”的前提和结果的同一性

理清“两个结合”的前因后果，是深刻把握其方法论意义的先决条件。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凡在过程开始时不是作为过程的前提和条件出现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也不可能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一切［作为前提和条件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必然会出现”。对于“两个结合”而言，作为前提的彼此契合与作为结果的互相成就之间具有同一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具备有机结合的可能，是因为这两者之间高度契合，尽管它们诞生于迥异的历史方位，各自必然有着不同的来源。契合不是事例或格言的直接堆砌，也不是范畴或术语的简单转换，而是本质或内容的内在一致。无论是宇宙观和天下观，还是社会观和道德观，都彰显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全面贯通性、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的内在融通性。这从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与“天人合一”的境界、实现全人类解放与“协和万邦”的理想、矛盾的对立统一与“和而不同”的观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心和善”的理念等思想中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衡量“两个结合”是否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标准在于结果，也就是造就出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从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意味着它绝非“拼盘”和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从赋予“实事求是”以新内涵，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方法；到用“小康社会”描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目标；直至经由新时代十年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刻认识……这些无不昭示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相成就：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充分滋养马克思主义，使其在中国牢牢扎根；又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激活中华文明基因，使之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并完成现代性转化。换言之，就是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中国式现代化同中华文明的辩证统一

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意义，离不开对重点和关键的把握。善于抓住重点，是唯物辩证法主次矛盾辩证关系原理的方法论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不一样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的关键则在于“两个结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两个结合”不仅延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纵深，而且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纵观迄今为止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不难发现那些简单的模仿者、盲目的追随者注定没有前途。这是我们强调“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中国式现代化同中华文明的辩证统一关系，是“两个结合”这一“关键的关键”的应有之义。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的突出特征，充分表明其自身包含着诸多现代性因素。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而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要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文化底蕴。

文化自信及文化主动的基础有力作用

充分认识文化自信及文化主动的基础有力作用，是系统掌握“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意义的题中之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的反作用，这要求我们坚持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把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鲜明地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并且将它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中；深刻地指出了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

相比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之最终目的在于掌握文化主动、实现文化自强。正是“两个结合”所打开的创新空间，使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再一次实现了思想的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文化传承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主体性

全面领悟“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意义，其必然要求在于坚持文化传承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主体性（合目的性）。唯物史观从人类存在的前提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在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同时，又肯定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选择性。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产物，它的传承创新与繁荣发展构成了社会历史演进的重要方面，故而兼具合规律性与合主体性。文化自信本身就是从文化主体上来说的。“中国”或“中华”首先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均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的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我们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不仅如此，“中国”或“中华”还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究其实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皆为“中国”或“中华”这一文化主体所进行的实践。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有赖于“两个结合”，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两个结合”，既立足于现实的中国，又植根于历史的中国，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杨洪源，男，1989年7月出生，河北黄骅人。2005年—201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哲学博士学位。2015年7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2018年6月评为副研究员，2022年6月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曾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出版个人专著4部、合著5部，在《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光明日报》等权威和核心报刊发表文章近80篇，部分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摘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曾获第八届“胡绳青年学术奖”（2018）、首届“贺麟青年哲学奖”二等奖（2017）、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21）、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202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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