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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父——打捞那些消逝的家族往事

小传姐 喀秋莎来信 2022-04-04
人人都是一本书
一本家传抵万金



——我是个普通人，既不是高官，也不是巨贾，岂敢立传！
——家父虽然普通，但他爱家人，一生坎坷，应该写下来！
人们说，中国人的宗教是祖先崇拜，可实际上，只有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才会有被记录的机会，普通人不过是白云苍狗，不超过三代人，别说事迹、家风，就连名字，都不再被后人知晓。
这两年，媒体人出身的高校兼任教授朱子一创立的家传平台，为全国各地超过100位老年人采写了家传。
“读每本家传，就是看一个家族的百年沧桑、悲欢离合。”朱子一在接受专访时说，凡听说他做这个项目的朋友，无论学仕工商，皆表羡慕之意，并称此举为“做功德”。至少这一百多个家族，家风和事迹将不被历史湮灭，成为家族的秘传心法。
他母亲的曾祖，曾是大清年间的进士，在湘阴为县令时，挖掘了左宗棠这个人才。他的舅父，是当地的乡绅，为周边逝者写了一辈子“家言”，即祭文。
而他在创立家传的这两年，写了至少五六十篇家传序言。
一切都是家风传承，他如是，人人皆如是。

寻找父亲
记者：很多人做家谱，一般人写自传或回忆录，你怎么会创立一个“家传”的新行业呢？
朱子一：家传其实算不上新行业，浙江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铮强教授在我们办书展时讲过，自《史记》以降，家传传统一直有，只是不普遍，因而看起来似乎是个新行业。
至于家谱，那是农业时代的产物。人是社会的动物，行走世间，得有社会支撑系统。对于古人而言，基于血缘的同族和基于地缘的同乡，是最重要的两个社交关系。加上社会分工简单，出门在外，或者经商或者赶考，要么投靠亲族，要么投靠同乡，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
甚至，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结干亲”这种拟血缘关系，以扩大社交圈和社会支持系统。
但到了现代社会，人们自入学起就开始逐步离开家庭，到步入职场，他的社会关系，基本上以同学、同事、同行为主，那些传统的同族和同乡关系，因为与自己的工作无关，隔行如隔山，既无法互相给支撑，亦无法交流，加上平日来往亦较旧时为少，所以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家谱所能承载的社会功能在衰退，精神价值亦在降低。
但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核心家庭仍然是他出发的地方，也是他的归宿。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子，既是社会锤炼的结果，也是家风熏陶的结果。因此，在家庭成员无法像古代那样聚族而居的情况下，将家族事迹和家风记录下来，完整地传承给后人，具有极大的功能和价值。
至于回忆录等文本，多偏重于工作记录，对家风的着墨较少。它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仍无法取代家传的独特价值。
记者：你怎样定义家传的主题？如果写不好，就会成为流水账。
朱子一：2011年的时候，我以一家报纸副总编辑的身份去台湾考察。随团采访的台湾记者张姿慧谈起，她小时候见父亲一讲老家就流泪，也就不再过问。待她年到40岁中年，才惊觉人应该知道自己从哪来，但此时父亲已过世多年，她连父亲的出生地都不知道。
虽然此时我才35岁，但已能深切地理解一个人找不到自己出处的那种感觉，这是一种灵魂漂泊无依的感觉。于是，回大陆后，我与她有过非常频繁的信息沟通，从她父亲的口音特点、会唱的民间歌曲、描述过的家乡地理特征等方面梳理资料，最后通过台办和民间志愿者组织，帮张姿慧找到了远在甘肃徽县的老家。
她去父亲老家探亲时，虽然已无一个亲人，但村里和当地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令她泪洒当场。据说，70年前村里有20来位男丁被国民党军队拉走，但只有她这一位后人找回来。
张姿慧在一篇文章讲到这段经历时说：“有那么一段时日，一回到家，我便痴痴守候屏幕前，盯着聊天网络，把父亲所有零碎残缺的家族成员背景，从远逝的时光里检选出来，极力拼凑编织成一张单薄的网，延展出他的生命轨迹，再如侦探似的与远方友人一来一往的相互比对。在那些个回望寻找的时刻里，因所知有限，一触及与父亲相关的人事物，经常是泪流满面。”
人类的终极三问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们小时候，最怕听到父亲开玩笑说自己是从垃圾筒里捡来的。因此，我将家族传承定义为“寻找父亲”的哲学母题。

朱子一接受央视二套经济信息联播采访


看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

记者：听说你在做家传之前，虽然做了20年媒体，但也做了些有关家传的前期准备？
朱子一：要感谢我曾经工作过的南方报业和浙报集团，前者给了青年时期的我非常好的职业训练，后者提供了难得的实践机会。在负责老年报的采编工作时，我主持了一些浙江省委老干部局的《红色典藏》系列书籍采写工作，算是进入了这个领域。
此外，机缘巧合，我和联合创始人应忠良、金庸的关门弟子卢敦基等学者，合著了一部《看见传承——江南十大家族读物》的家传研究作品。
真正将目光放在普通人身上，则是因为我自己。有一年因为身体损伤，我在家休息，看着日光从窗户里透起来，光束里红尘滚滚，突然想起小时候生病时，我躺在老家的炕上，也是这样看着光束里的红尘滚滚。一刹那，鼻子一酸。
于是，我决定采访父母和祖辈，以父亲的经历为主线，把这些家乡故事写下来。不到半个月写就，发给还在语文出版社工作的师兄十年砍柴过目，请他看下有无出版价值。
结果，这本书很快就出版了，中间还加印了一次。我才知道，民间写史已经是出版界的一个潮流，并且有了很不错的阅读市场。
但令人伤感的是，能够有机会被写下来的人，不及万分之一。绝大多数的人，仍然就像没有来过这个人世一间，一点痕迹都没留下，就如过眼烟云般消失了。
我们没法埋怨子女，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明确的历史传承意识，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立传的能力。哪怕如张姿慧和我这样的文字工作者，也是到了45岁前后，才停下来回顾一下来路，也才想到应该为家族立传。
人就是这样，45岁之前闷头向前冲，根本不可能回头；直到45岁之后，才有可能复盘一下人生，这时祖辈故事才有可能被关注到。
记者：一年做100个家传，应该很不容易了。有没有达到你当初的设想？

朱子一：在别人看来，这已经是个奇迹，但于我而言，实在离得太远。
我的初心，不是要在这个项目中赚到多少钱，而是能为多少人留下记录。最终的目标，是要打造一个个人记忆博物馆，让中国人通过书籍和互联网平台，能够查询到祖辈往事、随时续写家族故事，形成家风传承的完整脉络，每个后人都能求得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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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是，除了十来位厅级以上干部，其他传主全都是普通人，分布在浙江、上海、北京、广东、福建、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市。普通人生精彩绝伦，孙辈手不释卷。
之所以有如此成绩，是因为我们有一批有爱心的记者，价格完全“因人而设”——目的是任何人不因支付能力而影响记录的愿意。像采写编印200本书，最低的版本只要2.8万元。很多朋友听了之后只有惊呼的份，因为一般平台仅印刷费就要这么多，这个价格连一般记者的稿费都不够。
这也是家传平台虽然号称“人人都是一本书，一本家传抵万金”，但有信心做到人人有传的原因。

首个乡贤与家风家馆已落地南湖

记者：最高领导人非常重视家风家训传承，也非常重视新乡贤在地方发展方面的作用，家传有无得到政府方面的关注？
朱子一：家传在国外已经流行百年有余，那些贵族，每家都有家传传承“心法”，才保得家族长盛不衰。我们国家发展到现在，到了以明文记录传承家风的时刻了。
2021年重阳节，由浙江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杭州图书馆和家传联办的全国首届家传书展开幕，受到媒体和观众热捧。
年前，全国家风传承会议在嘉兴召开，一位老同志便以家传书展为典型案例，专门写了建议供领导参阅。听说已有高层领导批示，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
就连我们家传的联合创始人应忠良，也曾任省长秘书、海宁市长，现在是位非常有历史责任感的企业家。
此外，像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为庆祝建党100周年，组织离退休老同志讲述单位创业史，提炼红色家风家训，不但成为家族传承的盛事，也因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大受青年职工欢迎。
最近，我们已与红船旁的南湖相关部门合作，设立一个乡贤与家风馆，将所有家传书籍和视频，通过实地和线上方式展示，进行相关的研究和推广，这也是我们家传——个人记忆博物馆的第一个线下实体场馆。
今后，我们将以此为模板，为各地的乡贤馆和家风馆提供内容服务，希望举全社会之力，为实现“人人都是一本书”而努力。
此外，发行量200万份的全国第一老年报《快乐老人报》与我们战略合作，推出家传传承工程，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些地方晚报的合作也在推进之中，可以预见，2022年将会有更多的家族故事得到记录。
记者：有没有碰到一些障碍？
朱子一：一些长辈会有顾虑，担心自己不够格。但正如子女所说，写下来我们自家看看的，何必管别人怎么看。
从实践中看，子女的积极性高于长辈，这可能是子女更容易接受新事物，也有可能是子女对家传的需求高于长辈。正如一位传主所说，家传是送给子女最好的礼物。当然，这也是子女孝敬长辈的礼物。
我们采写了100个家族，收获了100个家族的感谢，以及家人内部的互相理解，看到这一切，都让人心醉不已。
记者：有遗憾吗？
朱子一：最常见的是，长辈身体好时没动工，身体不好时“子欲记而亲不待”。这两年，我们碰到了想采访而已逝世的，碰到了传主自己写了一部分未全部完成的，实在是可惜，也给子女留下了永远不可弥补的遗憾。每读到这些断篇，我都忍不住掩卷叹息。连我这样的外人都有此等感受，子女想必更是心痛。
我非常认同公众史学家贝克尔那句话“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当事人健在时自己表述，其价值是任何第三者讲述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我最大的期望，还是长辈能主动地做这件事情，给自己、后人留下最可靠的家族传记。

创始人简介

朱子一，南方报业旗下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原调查记者，后任职浙江媒体，现任高校兼任教授，曾出版五部个人著作。


世事激荡，家族沧桑，父辈已老

但无论怎样，人不该如烟散去

家传在全国各地专业写作传记

给长辈一个历史席位

给孙辈一本独门家书

续家族一条百年脉络

想尽孝心，请按下图三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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