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研究精粹】以数字化改革引领性地调整数字生产关系

// 摘要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数字化改革进行研究探讨，提出数字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变化。对数字生产关系的基本定义、特征、与数字生产力的关系等内容进行阐释，发现优化数字生产关系的关键在于通过数字化改革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解决市场失灵。在推进数字化改革过程需要建设变革型组织进行支撑，并提出在变革型组织建设过程中需要转变思想认识、弥补能力素质短板、打破职能职责边界。

关键词：数字化改革 数字生产关系 变革型组织

全省数字化改革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聚焦“152”跑道，不断深化认识，相互借鉴、创新探索，形成了势如破竹、多点开花的良好态势。省市场监管局在此过程一马当先，创新推出“浙冷链”“浙食链”“公平在线”“外卖在线”“知识产权在线”等11项全国首创具有极高辨识度的系统应用，全覆盖市场监管系统核心业务，在疫情防控、食品安全治理、平台治理、知识产权保护等重大战略工程实施中起到了催化剂作用，尝到了数字化改革的甜头，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肯定。本人有幸在此过程参与了“浙冷链”“浙食链”“浙江质量在线”等系统开发、设计、应用，经过党校学习后对数字化改革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会，按照“认识-实践-认识”的系统方法要求，结合实际对数字化改革工作进行研究探讨。

数字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

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变化

袁家军书记2020年12月8日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集中轮训班上就提出：“以数字化改革提升党政机关对社会、企业的引导调节能力，推动生产关系不断改进，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容纳和释放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今年以来，袁家军书记又在互联网大会等多个场合强调“优化数字生产关系”“引领性地调整数字生产关系”。何为数字生产关系，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大家深入思考和充分认识，目前学界也尚无明确定义。笔者结合实践探讨如下：

数字生产关系的定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个体间的关系、产品分配及消费关系，通常由低到高分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五个阶段。数字生产关系与传统的以所有制形态命名的生产关系不同，是指数据和流量（消费者的注意力）已经成为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数字新技术加速迭代演进，数字生产力指数级发展进步，对上述四大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然后形成具有鲜明数字文明特征的生产关系。

数字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数字化时代与传统工业时代相比，人类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的关系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1）所有制逐步向社会化占有及员工持股转变；（2）数据、流量、资源向头部企业集中形成大型平台；（3）普通劳动者依托大型平台获得流量和数据，拥有更多商业机会；（4）层级、职能式组织结构开始向扁平化组织结构转变；（5）闭环式自我发展开始向平台化开放型发展转型；（6）以产品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开始向以价值为导向的商业模式转型；（7）以企业为核心的运行体系开始向以顾客（客户）为中心的运行体系转型；（8）以竞争求生存的逻辑开始向合作共进、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共生逻辑转变；（9）以单一产品线发展生态开始向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生态转型；（10）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产（商）品交换方式正在取代传统的产（商）品交换方式：（11）个性化消费、体验式消费越来越深刻；（12）顾客参与制造、生产商与客户建立联盟成为一种趋势；（13）“共享”经济与“分享”经济发展势头上升；（14）产（商）业及服务生态圈层出不穷。

综合上述变化，数字化生产关系具有普惠化（普通劳动者获得股权、流量和数据等生产资料更方便、更多机会，例如淘宝商户和抖音网红）、头部化（数据和流量向少数头部平台和从业者集中，由其分配导流）、个性化（消费者需求追求与众不同并快速多变）、共享化（更多生活、生产资料社会化占有）等特征，与传统工业时代生产关系有着显著不同。

数字生产关系和数字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同样适用数字时代。本质上讲，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人获取数据、交流数据和处理数据的速度，数据本来就是一种生产要素或者是生产资料，只是在工业文明以前数据量太小被人忽视。数字时代，尤其是进入5G、云计算、物联网、量子时代以后，获取、交流、处理数据的速度得到了远超想象地指数级提升，诞生了许多新生事物，让普通大众前所未有的触及世界并占有生产、生活资料，充分体现了普惠、头部、个性、共享等数字化生产关系的特征。从目前的总体状态看，这样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促进，正在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状态。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垄断导致竞争失败、侵犯用户隐私、算法压榨、违法行为隐性化等问题，如果不加以调整将会影响数字生产力的释放，进而打断螺旋式上升的良好进程。

上层建筑需适应和引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变化。虽然摩尔定律即将被打破，但是数字技术仍然在快速迭代演进。互联网上半场toC向下半场toB迁移；消费互联网与工业互联网逐步对接；车联网时代正扑面而来；二线移动互联网应用APP进入“合纵连横”时代；云网融合、SaaS云服务、基于移动互联社交的云存储爆发；区块链改变互联网底层逻辑，让数据更可信；数字孪生由高端制造向城市治理等领域延伸；人工智能遭遇瓶颈但最终是大势所趋等等。这一切数字生产力的爆发，都会影响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变化，进而要求上层建筑与之适应，核心的是要求法律法规、监管行为、信息公开、价值取向、文化观念等方面要及时跟进优化，与生产关系变化相适宜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在此基础上，上层建筑还要洞察未来发展方向，做一些前瞻性的部署和引导，发挥引领生产关系优化的作用。具体关系可见上图。

从这个角度看，省委部署开展“152”数字化改革，从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五个方面着手深化改革，打造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就是要系统化地调整完善数字化时代的上层建筑，使之适应、引领数字化生产关系，进而促进数字生产力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打造重要窗口奠定坚实的基础。

优化数字生产关系的关键在于

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解决市场失灵

生产关系中的四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主要解决公平和效率两大问题。公平问题的突出表现是市场失灵，解决市场失灵主要靠“有形的手”，所以自然成为政府部门数字化改革的主战场，已经取得显著进展；解决效率问题主要依靠市场主体，但是也十分依赖整体社会交易成本的下降，需要数字化改革不断完善顶层设计，破除妨碍数字生产力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

解决数字时代市场失灵

需要整体智治

市场失灵是指由于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非对称信息等因素导致不能实现市场资源的最优配置。传统工业时代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公、外部负效应、竞争失败、失业等七种。数字时代依然会有，但收入分配不公、外部负效应、竞争失败三个问题将会尤为突出，对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构成重大挑战。针对数字时代的复杂巨系统，必须采用系统观念系统思维，对其进行数字化治理，实现即时感知、智能决策、闭环管理、精准服务。

以数据对数据。进入数字时代后，以线上经营为主的市场主体运行过程中产生或采集了大量数据，利益驱动之下会产生大数据杀熟、侵犯用户隐私等外部负效应问题，而且经营行为具有相当的隐蔽性难以用常规手段监管，对一些违法违规行为不能及时监测并制止，只有等待侵害发生才能事后监管。因此对一些大型网络交易平台，必须要求其与监管平台打通，实时互通数据，才能实施有效监管，而非等到事后查证。无论是经营者采集用户数据还是政府采集企业数据，都应该坚持“非必要不采集”的原则。1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对前者作出明确规定，而后者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以线下经营为主的传统市场主体，应该使用物联网、视联网、图像识别等技术，开发通用软件要求其记录或上传关键信息，从而对其生产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监管，促进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同时，大大提高监管效率，实现监管的“机器换人”。以浙江“外卖在线”为例，在这两点上都有成功实践。

以算法对算法。互联网经济某种程度上是算法经济，对于搜集到的海量数据，必须依靠算法从中找到规律得出有商业价值的结果然后才能将其变现，通常每个互联网企业都将算法视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企业会在算法模型的设计时，将数据价值吃干榨净，尽可能给合作伙伴最低的利益分成，给从业人员最高的劳动强度以及勉强可以接受的工资待遇，而且不在乎可能会产生外部负效应（例如外卖小哥利用交通违法节约送餐时间）。在这个问题上，百年前的福特利用流水线压榨工人剩余价值与今天并无二致，只不过是流水线换成了算法。在算法涉及企业商业秘密不便对外界公开的情况下，那就需要通过监管部门研究制定公共算法，明确划定企业算法的边界，从而保护市场参与各方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外卖在线”的合理配送时间算法在这个问题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

以协同对协同。市场经济在数字化的加持下，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供应链上下游的协同越来越精密，诞生了种种新业态新模式，生产要素要通过各种复杂的流通和组合最终才能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多变的需要。尽管经过上轮大部制机构改革后，党政部门的整体效应越加突出和明显，但是部门以功能划分职责边界，或多或少存在条块分割的问题，单个部门面对复杂业态往往力不从心，例如对于滴滴需要组织十部门进行调查。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数字化改革，选准某一件事项为切入口，梳理其逻辑起点到逻辑终点，将各部门的职责功能进行协同，才能对市场主体进行有效治理。“外卖在线”之所以成功，就是以外卖这个小切口切入，协同十余个部门职责，构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骑手权益、保护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重大场景。我省为何要大力开展“一件事”改革，原因也在此。

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关键在于

数据高效、可信、安全的流动

社会交易成本理论将成本分为搜寻成本（商品信息与交易对象信息的搜集）、信息成本（取得交易对象信息与和交易对象进行信息交换所需的成本）、议价成本（针对契约、价格、品质讨价还价的成本）、决策成本（进行相关决策与签订契约所需的内部成本）、监督成本（监督交易对象是否依照契约内容进行交易的成本）、违约成本（违约时所需付出的事后成本）六类。数字时代，一方面是各项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则是在全球化状态下，对数据的可信性、可及性、流动性、安全性，对数据软硬件公共基础设施都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如果公共服务没有及时跟进，将会影响要素配置，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1．数据需要多维度高效互通。数据是数字时代的基本生产要素，因此高效流动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要求。市场主体要降低搜寻成本、信息成本和决策成本，核心在于数据的无障碍流动，而且不是单向流动。一是部门与部门间互通。这是数字化改革的原始出发点，是实现业务协同形成政府整体效应的基本前提，尽管取得较大进展但仍有许多孤岛。二是政府与企业间互通。企业须向监管部门提供关键性的经营数据，落实责任、规范行为；政府须像政务信息公开一样，向企业公开数据，提高公共数据可及性，对称信息、方便决策。三是企业与企业间互通。一方面是企业交易所需的证照、资质、档案、支付相关信息应当互通；另一方面是企业之间不能人为设置障碍，禁止访问外部链接，例如微信和淘宝互通。四是国家与国家间互通。随着世界各国数字贸易和数字合作不断深化，数据跨境流动、数据本地化存储、网络安全、个人隐私保护、数字税收等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规则和标准来协调规范。因此，我国近期正式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2．互通需要高质量基础设施。数据互通涉及主体复杂、网络纷繁、技术难度大，仅仅依靠市场发育是不可能的，必须像工业时代的“铁、公、基”一样由“有形的手”提供基础设施。一是硬件供给。公共数据存储、计算所需的云资源，数据采集所需的摄像头、传感器等物联感知设备，都是“新基建”的重要内容。数字化改革加速推进，这些供给已经不同程度出现紧缺尤其是政务云资源。二是软件供给。区块链作为互联网底层技术对于提高数据可信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当考虑建立统一的区块链平台，服务全社会数据的可信流通；提供类似“浙里办”统一的、集成的政府公共服务数据查询、办事服务平台；对无力自行开发软件的中小经营者提供基本的通用管理软件；提供企业平台与政府平台对接的标准数据接口。三是制度供给。制定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指引，方便数据对接，同时界定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边界，确保传递的数据畅通、安全。

3．市场主体需要高水平互信。交易的达成基于互信，信任来自过往的表现，互信将带来决策成本、监督成本的有效降低，并提高违约成本。提升市场主体的互信水平，一方面是要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利用数字化手段完整归集市场主体的奖惩表现，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法治体系，在市场主体不遵守契约、不遵守法律的情况下，及时让违约者停止侵害，付出相应的代价，维护市场良好秩序。

“理性人假设”是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之一，受限于信息不对称，“经济人”的理性往往是“有限理性”; 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流动使得“经济人”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其理性更趋“高度理性”，从而能够做出更优决策，促使市场要素得到更优配置。因此，优化数字生产关系的大方向就是促进数据流通，如同工业时代促进资本和原材料流通一样；凡是阻碍数据流通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都是应当被优化和调整的。

优化数字生产关系需要

变革性组织支撑

优化数字生产关系必然要求完善上层建筑和治理结构，必然要求能与之适应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因此袁家军书记反复强调“加快建设变革型组织、提高领导干部塑造变革能力”。

（一）首先完成思想认识上的转变。变革型组织倡导“勇闯无人区”的灵活适应型组织文化，从“要我变革”到“我要变革”、从“适应变革”到“引领变革”，这是一场解放思想、触及灵魂的深刻革命。一是要变视角，数字技术发展的速度超乎很多人的认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要从惯有的视角中挣脱出来睁眼看世界，认真观察事务变化和发展的趋势，避免经验主义，同时也要避免迷信、神话新科技例如量子计算等；二是要变观点，数字化关系每个人的生产生活，不是技术人员的天下、不是个别人的事情、更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要主动学习积极拥抱，绝对不能甘于做一个自认为清醒的旁观者；三是要变理念，时时刻刻学会用数字化理念来检视本职工作，思考谋划可以用什么技术、获取什么数据、与谁协同改进工作，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敢于走出舒适区。

（二）着重要弥补能力素质上的短板。许多干部在推进数字化改革过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同程度存在“本领恐慌”。一是缺乏感性认识。一些干部电脑只会基本打字和浏览网页，数码设备只会用智能手机，手机中的App除了微信、支付宝其他用之甚少，甚至以不会不懂不用为荣，以惧怕隐私泄露为由抗拒穿戴设备和智能家居，对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了解仅限于字面。二是缺乏系统方法。一些干部对“分析、综合、迭代”的思维方法，对“初始系统模型（Si）、系统开发V模型、专班研讨模型（Ti）”三大关键技术的掌握了解还很粗浅，不懂得对业务按照从起点到终点逐步进行最小颗粒度的梳理，只会提一些大概的笼统的需求，导致技术开发人员难以理解，bug丛生。三是缺乏技术知识。业务干部往往对于系统开发所需的一些基本工具、概念、术语了解不够，对于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功能没有准确的把握，技术人员讲解时晦涩难懂，导致业务干部和技术开发人员“鸡同鸭讲”。这些短板一方面要靠干部自身多看多用多试，另一方面也要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训进行弥补。

（三）关键要打破职责职能的边界。变革型组织与传统科层制组织最大的区别在于：善于根据外部环境变化保持灵活快速反应能力，主动创新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以适应新挑战。组织管理实践中曾出现过职能型、事业部型、矩阵型等多种组织架构模式，各有优劣。变革型组织并不单纯选择某一种组织架构，而是采取混合型结构，积极应对不确定性。我国各级党政机关的基本组织架构是职能型，与此同时实践中也出现了大量类似矩阵型、网络型的专项小组、工作专班等组织形态，为推进重大改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变革型组织遵循整体性治理理念，打通整合党政机关各项职能，推动不同类型机构边界融合，要进一步加强数据共享、流程再造和业务协同，从而建立起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为数字化改革深入推进引领性地调整数字生产关系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数字生产力发展后，要求对数字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优化是历史必然。数字化改革是调整优化数字生产关系的必由之路，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解决市场失灵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整体智治，不可偏颇。干部队伍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变化，补齐短板弱项，加快建设变革型组织，为数字化改革提供组织保障。

（本文作者：潘欣，中青一班二支部学员，省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处处长）

内容来源 / 浙江新闻客户端，2021年11月09日

今日编辑 / 黄欣雨

责任编辑 / 戴晟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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