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ula 聚焦|伯纳·维内的反重力雕塑来到Waddington Custot
Ocula 聚焦
Bernar Venet
伯纳·维内(Bernar Venet)在作品《Arcs in Disorder》前。图片提供:Stiftung für Kunst und Kultur Bonn。© Bernar Venet, ADAGP 2022。摄影:Daniel Biskup。
法国观念艺术家和收藏家伯纳·维内(Bernar Venet)将数学和科学原理作为其激进实践的核心,持续以反重力钢制雕塑惊艳世人。
此次在伦敦 Waddington Custot 的首次个展“假说”(Hypotheses,展期:2022 年 9 月 28 日至 11 月 12 日)中,这位 81 岁的艺术家展示了杰出的全新“角度”(Angles)系列,以及绘画和一系列较小的雕塑。
在开幕之前,维内接受了 Ocula 策士的采访,讲述其展出作品的缘起,以及在位于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地区的 Le Muy,维内的个人艺术收藏的演变。
伯纳·维内的雕塑作品放置在位于Le Muy的维内基金会前。摄影:Antoine Bara。
你的大部分作品都植根于一个观念框架,但你也欢迎不稳定性和偶然性。你能说说你一些想法的来源吗?
一个观念框架必须是一个持久发展的空间。如果不是永远在质疑,让我重新考虑和反思最初的假设和艺术尝试,我怎么可能活跃 60 年?
一开始我做出选择,怯生生地朝一个方向推进,然后经过修正和放弃,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条路径形成了。
我觉得在我所有的作品中,一个主要的不变因素是自我指涉性。1966 年,在观念时期初期我就反对一元化的概念。如果我确实从极少主义中解脱了,做出了更复杂的雕塑,这正是为了表明其他形式的可能性。这种做法最终导致了诸如无序、熵或不受控制等元素。
我一直致力于发展一个开放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我们不再把事物看成是分割和有密封边界的,而是看成是一个由相互作用组成的开放空间。
伯纳·维内, 《锐角-坍塌》, 2021。纸上拼贴和油画棒,120x184 cm。图片提供:艺术家和Waddington Custot,伦敦。摄影:Jerome Cavaliere。
表演仍然是你实践的一个基本部分吗?它是否直接影响你的雕塑创作?
表演一直在我的实践中不可或缺。1961 年,我躺在垃圾堆里,用肮脏、被遗弃的材料创作绘画,我称之为“废料”(Dechets)——我希望通过不同的艺术领域提供同样的话语。
在我最近于 2022 年 1 月在柏林艺术馆举办的展览中,我把 30 个弧形排成一排,每个有一吨重。我用叉车推动第一个弧形,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在震耳欲聋的噪音中把其他弧形统统拖到地上。
这个表演比我在许多场合做的类似作品“事故”(Accident)更早,在后一件作品里,我把大约 30 根直杆靠在墙上,达到不平衡的极限。我亲手推动第一根钢筋,使它们彼此倾覆。
让我震撼的是最终结果:乱七八糟的一堆,作为命运的产物散落在地板上。坠落是最基本的构成因素——行动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统一是绝对的。在这个例子中让我着迷的是,雕塑成为了经验事实。
伯纳·维内, 《11 Uneven Acute Angles》, 2021。钢,80x90x38.3cm。图片提供:艺术家和Waddington Custot,伦敦。
你能说说关于 Le Muy 的维内基金会的情况吗?
如果你想了解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的作品,你只需要去马尔法。同样,如果你对我的作品感兴趣,在 Le Muy,你会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
1989 年,我搬进了 Moulin des Serres,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项目,只是想储存自己的雕塑作品,这些雕塑在我的工作室里乱七八糟堆了很久。那里有一座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巨大建筑,以及一个 1800 平方米的工厂,都比邻河流和瀑布。
多年来,我和妻子种了很多树,使这个空间更适合居住。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去那里,想要静静度过几周。但我们所寻找的平静从未持续很久,因为有很多朋友来参观,特别是艺术爱好者,他们想发现一处雕塑占据重要地位的地方。
伯纳·维内, 《14 Acute Unequal Angles》, 2018。考顿钢,818x820x420cm。© Bernar Venet。图片提供:艺术家。摄影:Jerome Cavaliere。
20 世纪 90 年代,当来自柏林国家美术馆的朋友访问我们时,人们对 Le Muy 的兴趣愈发高涨,随后又有来自美国和法国美术馆的朋友来访。每年夏天形成了一个参观周期,让当代艺术爱好者有机会发现我这一代重要艺术家的作品,如贾德、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丹·弗拉文(Dan Flavin)、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和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我们的客厅和其他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弗朗索瓦·莫雷特(François Morellet)、塞萨尔(César)、奥利维尔·莫塞特(Olivier Mosset)和阿尔曼(Arman)的艺术作品。
此去经年,我的收藏已经发展到河对岸的公园,那里的重要雕塑作品有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理查德·迪肯(Richard Deacon)和菲利普·金(Phillip King),但其中最壮观的是斯特拉礼拜堂,它由六面大型浮雕组成,坐落在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自己设计的建筑结构中。
詹姆斯·特瑞尔(James Turrell)设计的“Open Sky”也安置在院子里,游客将收获非凡的感知体验,白天是自然光,日出和日落时是人工光,同时还有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的大型雕塑。
Le Muy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确保基金会收藏的所有艺术品永远团结在一起,同时提高它们的知名度,以及赞美艺术在历史上的至高水准。
伯纳·维内, 《锐角-坍塌》, 2021。纸上拼贴和油画棒,120x184 cm。© Bernar Venet。图片提供:艺术家和Waddington Custot,伦敦。摄影:Jerome Cavaliere。
你能多谈谈你的收藏经历吗?你是如何开始收藏的,以及它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这些收藏品是在 60 多年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最初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要构建一个收藏。一切都随着我当时的行踪而发展。
阿尔曼把我介绍给巴黎的新现实主义者,一个由艺术评论家皮埃尔·赫斯塔尼(Pierre Restany)支持的团体。我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Villeglé、Hains、Rotella、Spoerri——成为了朋友,也自然地交换了作品。
1966 年到达纽约时,我遇到了极简艺术的重要人物,勒维特和贾德。我有幸获得和交换了几件贾德的雕塑,当时他什么都不卖。他自己也有大量收藏,马尔法的贾德基金会是他购藏品位的自然结果。
但是,随着 30 年前买下 Muy 的房产,其他作品逐渐丰富了我的收藏,现在包括斯特拉礼拜堂、莫里斯的迷宫、特瑞尔的天窗、卡普尔的大型作品以及莫雷特的游泳池。
伯纳·维内, 《Arcs in Disorder 91 Arcs》, 2008-2021。考顿钢,230x1080x1460cm。© Bernar Venet。图片提供:艺术家。摄影:Maxime Bruyelle。
我看到过报道说你睡在唐纳德·贾德设计的床上。你的卧室里有其他艺术品吗?
是的,自 1982 年以来,我一直睡在一张贾德最初为他在纽约的一个朋友设计的床上。这位朋友几年后把它给了我,因为它对他要搬进的公寓来说太大了。这是一张胶合板床,是贾德当时设计的家具风格。它是一件大且气派的独特作品。我从来不知道贾德是否也给自己做了一张;在他的家具目录中没有任何重复的物件。
我的床上方挂着一件贾德的大型作品,由六个蓝色盒子按数学顺序排列组成。我还有一件索尔·勒维特的作品,一幅罗伯特·瑞曼(Robert Ryman)的画,以及壁炉下面的阿尔曼雕塑。
你在家的一天一般是怎样的?
我没有一般的一天,我每天都在重塑自己。我可能在雕塑工作室里即兴创作新的模型,或者检查即将展出的作品的最后润色。然后还有为展览或布展所作的旅行)与画家不同,制作大尺寸作品的雕塑家必须到访雕塑最终会出现的地点,并与工程师和制造商合作。
你想知道我会不会午睡?是的,每天都会。不要在下午 1 点和 2 点之间给我打电话!这对于恢复我所需要的能量非常宝贵,因为我的工作节奏不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承受的。
前:伯纳·维内, 《14 Acute Unequal Angles》, 2018。考顿钢,818x820x420cm。后:伯纳·维内, 《Versailles Effondrement》, 2018。考顿钢,70x410x160cm。© Bernar Venet。图片提供:艺术家。
你的下一步是什么?你是否有任何大型“弧线”或“直线”作品即将在哪里展示?
除了我的机构和画廊展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项目往往与基金会有关,每年都有巨大的作品取代其他巨大的作品。
2023 年,我已经决定做一个由六个大弧形组成的装置,高 30 米。公众将被邀请走进一个七米深的混凝土坑,走到这六个弧形的脚下。他们将经历一种感官和审美体验,抬头看见弧线在逐渐向外散发的光线下垂直上升。
有一些野心大得多的项目已经在美国的盐湖城开展了。一件大型雕塑会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一条高速公路上,还有一个在夏威夷群岛的雕塑,将于 2023 年 2 月完工。—[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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