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 | 申丹：隐性进程

摘要：内容提要:“隐性进程”是从头到尾与情节发展并列运行的叙事暗流, 两者以各种方式互为补充或者互为颠覆。隐性进程对表达作品的主题意义和审美价值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邀请读者做出与对情节发展大相径庭甚或截然不同的反应。隐性进程有别于以往批评界所关注的情节的各种深层意义, 其反讽也有别于其他种类的反讽。在存在隐性进程的作品中, 若仅仅看到情节发展, 就会片面理解甚至严重误解作品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艺术价值。以往的阐释框架、理论概念和批评模式都是在情节发展这种单一叙事进程的基础上建构的, 因此严重束缚了阅读视野, 导致对不少作品中隐性进程的视而不见。为了发现和解释隐性进程, 不仅需要打破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 而且需要拓展相关理论框架和研究模式。

关键词：隐性进程; 独特之处; 与情节的互动; 忽略之因; 理论拓展;

“隐性进程” (Covert Progression) 是申丹在西方叙事学界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概念, 指涉一股自始至终在情节发展背后运行的强有力的叙事暗流。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的并列前行表达出两种不同的主题意义、两种相异的人物形象和两种互为对照的审美价值。这两种叙事运动之间存在各种互动关系:或者在相互对照中互为补充, 或者截然对立、互为颠覆。在存在双重叙事进程的作品中, 如果仅看情节发展, 忽略隐性进程, 就会片面理解甚或严重误解作品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审美技巧。对隐性进程的挖掘要求打破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阐释框架, 关注一个作品中的两条表意轨道、作者的两种创作立场及其心目中的两种理想读者。隐性进程的存在, 不仅挑战了聚焦于情节的传统阐释框架, 而且对现有的多种理论概念和批评模式也提出了修正和拓展的要求。

概念的提出和初步反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不少西方学者放弃结构主义叙事学的静态模式, 转而关注叙事作品的动态进程。他们往往结合读者反应, 追踪连接情节头尾和推动其中部发展的力量, 叙事进程 (narrative progression) 由此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然而, 无论从什么角度切入, 这类研究均围绕情节发展 (包括其不同层次和不同分支) 展开。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 申丹2012年在《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了《叙事动力被忽略的另一面》, 在国内首次提出了“隐性进程”这一概念。2013年申丹 (Dan Shen) 在《今日诗学》 (Poetics Today) 发表了《情节发展背后的隐性进程》 (“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Plot Development”) 一文,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和界定了“隐形进程”这一概念。

2013年冬, 英美劳特利奇出版社推出了申丹的《短篇叙事小说的文体与修辞:显性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 该书阐述了“隐性进程”这一概念, 对六篇作品展开分析, 包括从“隐性进程”的角度重新切入曾经从“潜藏文本”的角度分析过的文本, 从头到尾对相关叙事暗流进行追踪挖掘。此书在西方学界引起反响:米勒 (Hillis Miller) 将其看作一个“重大突破”;卡勒 (Jonathan Culler) 称其是对“叙事诗学的重要贡献”;费伦 (James Phelan) 肯定它“有说服力地拓展了修辞性叙事理论的研究范围”。^a沃尔夫 (Miriam Wolff) 认为“隐性进程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框架”, 可用于“揭示作品中隐藏的伦理和审美层面” (121) 。爱尔兰 (Ken Ireland) 也认为其“可对作品进行更加深入和更加全面的阐释” (86) 。皮尔 (John Pier) 强调它“超越了亚里士多德诗学开创的研究传统”, “是对以往研究重要的和开创性的 (pathbreaking) 增补” (122-23) 。阿博特 (Porter Abbott) 认为对隐性进程的探讨具有“最为出色的挑战性, 给叙事理论带来了活力” (565) 。皮安佐拉 (Federico Pianzola) 指出, “从现在开始, 文学研究者和叙事学家应该正视申丹对于‘情节’和‘反讽’的概念重建 (reconceptualization) , 因为她的探讨不仅对文学理论和叙事理论提出了重要的方法论上的挑战, 而且对于广义上的话语分析也是如此。”^a

隐性进程与情节深层意义之不同

“隐性进程”这一概念的创新性, 在于打破了亚里士多德以来聚焦于情节发展的阐释框架, 能够挖掘出特定小说文本中被评论界所忽视的另一种叙事动力。作为自始至终与情节并列前行的独立表意轨道, 隐性进程区别于当代学者提出的“隐性情节”“隐匿情节”“第二故事”“隐匿叙事”“深层象征意义”等诸多隶属于情节讨论范畴的概念。

“隐性情节”由沃茨 (Cedric Watts) 提出, 指涉一个人物针对其他人物实施的一个阴谋或者骗局。他也将之称为“隐蔽的情节系列” (a concealed plot sequence) ——之所以“隐蔽”, 是因为未加叙述, 并因此造成叙述裂隙或叙事谜团。由于其隐蔽性, 阅读时可能会暂时或一直忽略;而一经发现, 作品不仅会呈现出更为复杂丰富的主题意义, 且反讽性和艺术性都会增强。不难发现, 虽然同样处于暗处, 但“隐性情节”是情节本身的一部分, 也仅仅发生于情节的某个局部;而隐性进程自始至终跟情节并列前行, 构成另外一个表意轨道, 两者之间有实质性不同。

隐性进程也不同于马什 (Kelly Marsh) 提出的“隐匿情节” (submerged plot) 。针对19世纪到当代小说中那些失去母亲的女儿的故事, 马什用“隐匿情节”一词指涉这些作品中未加叙述的母亲婚恋中的性快感, 以及女儿对母亲经历的追寻和重新体验。“隐匿情节”看似跟隐性进程一样是一股叙事暗流, 实际上两者有本质区别。“隐匿情节”是情节发展本身的一个隐蔽组成部分:母亲的经历对女儿的成长、尤其是婚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母亲的性快感构成的“隐匿情节”因而成为女儿在婚恋中行动的重要动因;马什也明确指出, 她研究“隐匿情节”, 是为了更好地阐释情节发展 (5-6) 。与此相对照, 隐性进程沿着自身的主题轨道独立运行, 自成一体, 不为情节发展提供解释。

莫蒂默 (A.K.Mortimer) 则提出, 在不少作品中, 存在可称为“第二故事” (second story) 的叙事暗流 (“Second”278-93;“Fortifications”41-52) , 之所以用“第二”加以修饰, 是因为它构成叙事秘密 (谋杀、私通、乱伦等) ;有的作品最终点明了这一秘密, 而有的作品则始终未予点明, 读者需要自行推导。“第二故事”与隐性进程的区别在于:首先, 第二故事处于情节的某个局部, 而隐性进程则从头到尾与情节并列运行。其次, 第二故事是情节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而隐性进程则独立于情节发展。再次, 第二故事是情节中缺失的一环, 读者会积极寻找线索, 争取补上这一环节;相比之下, 作为一股暗流的隐性进程不影响对情节发展的理解, 因此阅读时容易被忽略。

隐性进程也不同于艾伦 (C.J.Allen) 提出的“隐匿叙事” (submerged narrative) , 后者有窄宽两种指涉:可以是单篇作品中与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观察、评价和表述相冲突的故事事实, 这些叙述者认识不清的因素构成狭义上的“隐匿叙事” (Allen 579-92;Guth 126-37) ;也可指涉不同作品之间隐蔽的主题关联, 如霍克斯 (John Hawkes) 三部小说之间存在的“隐匿”主题联系, 使其暗暗成为“三部曲”。然而无论涉及面是窄还是宽, 隐匿叙事仍然在情节发展的轨道上运作。

罗尔伯杰 (Mary Rohrberger) 区分了缺乏深层意义的“简单叙事” (simple narrative) 与具有深层内涵、尤其是象征意义的“短篇小说” (short story) 。在她看来, 在曼斯菲尔德 (Katherine Mansfield) 的《苍蝇》 (“The Fly”) 中, 苍蝇是“故事中所有人物的象征” (71) , 作品内涵深刻;而坡 (Edgar Allen Poe) 的《泄密的心》 (“The Tell-Tale Heart”) 则缺乏深度和价值, 属于“简单叙事”的范畴 (120-21) 。罗尔伯杰所挖掘的深层意义不仅丰富了作品的主题表达, 也使读者的反应更加复杂, 表面上看与隐性进程具有相通性, 其实相去甚远, 因为这是情节本身的深层意义, 而隐性进程则独立于情节发展。在《苍蝇》中, 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并列运行, 针对主人公的虚荣自傲展开持续反讽, 与情节中的象征意义无甚关联 (Shen, Style 125-44) 。从隐性进程的角度观察, 《泄密的心》这一作品实际富有深度和价值, 因为在看似简单的情节背后, 存在围绕主人公的自我谴责和自我定罪展开的两种隐性进程, 构成贯穿全文的微妙戏剧性反讽 (29-49) 。

隐性进程的反讽与通常反讽之差异

隐性进程经常具有反讽性, 但这种反讽不同于已经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反讽类型, 包括“言语反讽” (如用“这本书写得真不错”来评价写得不好的书) 、“情景反讽” (如行为的结果与预想之间有很大距离) 和“戏剧反讽” (读者知情而人物不知情) 。笔者曾区分了反讽的另一种类型, 即“语境决定的反讽”, 其特点是:文字与其所表达的意义协调一致, 行为本身也不产生反讽意义, 但这些文字和行为在特定的语境中则会隐蔽地带上反讽性 (“Non-ironic”115–30) 。这些反讽都出现在作品的局部, 而隐性进程的反讽则往往需要通过与前后文本成分相呼应来产生作用, 从头到尾运行。此外, 其隐蔽性也有别于“言语反讽”“情景反讽”以及通常的“戏剧反讽”的明显性。

在不少叙事文本中, 存在“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反讽。在坡的《泄密的心》的情节发展中, 作者对谋杀者“我”的不可靠叙述展开的显而易见的反讽, 已引起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但在其背后的隐性进程中, 还存在通过上下文之间的作用而暗暗产生的戏剧性反讽:在故事的结尾, “我”对警察怒喝:“恶棍!别再装了!”若仔细考察全文, 则会发现“我”是作品中唯一佯装之人, 他不仅一直在伪装自己, 且一直为之洋洋自得, 他在结尾处的怒喝因此无意中构成自我谴责。这一通过前后文本成分交互作用而产生的贯穿全文的反讽性暗流, 一百多年来一直被批评界所忽略 (Shen, Style 32-49) 。曼斯菲尔德的《莳萝泡菜》 (“A Dill Pickle”) 中, 也存在两个层面的反讽。学界普遍认为这一作品仅仅通过女主人公的视角来反讽男主人公的自我中心, 女主人公是正面人物。然而, 在情节发展背后, 隐性进程则通过女主人公的视角, 暗暗表达出她本身的自我中心。这是作品中腰的一个片段:“关于那个晚上, 她却只记得一罐鱼子酱的事了。鱼子酱是花七先令六便士买来的。他对这耿耿于怀。想想吧——那样一小罐, 要花七先令六便士。她吃的时候, 他看着她, 感到既高兴又震惊。‘不, 真的, 这是在吃钱啊……’” (274-75) 。这些文字就情节发展而言对男方的吝啬进行了反讽;而在隐性进程中, 自私的女方则成为了反讽对象:她明明知道男方心疼钱, 却当着他的面独自享用如此昂贵的鱼子酱, 且把自己“高兴”的心情投射到他身上。对女方的这一反讽以往未引起关注, 因为采用的是女方视角, 这一片段自成一体时, 对女方的反讽相当隐蔽, 只有在隐性进程里, 表达女方自我中心的前后文本成分之间形成相互呼应, 此处的反讽才会显露出来, 我们才会看到“高兴”是自私的女方投射到焦虑的男方身上的心情 (申丹, 《明暗》) 。

在有的作品中, 情节发展基本不带反讽性, 但背后却存在贯穿全文的反讽性暗流, 曼斯菲尔德的《苍蝇》就属于这一类。其结尾段是:“老板又纳闷起来, 刚才他在想什么呢?是什么事情来着?是……他掏出手绢, 在领子里擦擦脖子。他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苍蝇》的情节发展围绕战争、死亡、施害/受害、苍蝇的象征意义等展开, 在这一表意轨道上, 看不到结尾的反讽。但隐性进程从头到尾围绕对老板虚荣自傲的反讽展开, 在面对他人的健忘时, 老板曾产生了很强的优越感, 而此时老板则出现了相似的困境和窘境, 从而产生了反讽的效果。

在有的作品中, 我们则会看到相反的情况:特定文字在情节发展的表意轨道中具有反讽性, 在隐性进程中却没有反讽意味。在肖邦 (Kate Chopin) 的《一双丝袜》 (“A Pair of Silk Stockings”) 中, 身为贫家妇的女主人公意外得到了15美元;她本想在商场给孩子买衣服, 却禁不住诱惑, 不但给自己买了双高档丝袜, 又买了跟丝袜相配的鞋;她对商品品质十分在意, 且不在乎价钱。从消费主义的角度来看情节发展, 这段文字具有反讽性, 女主人公装模做样, 刻意模仿自己所不属于的富有阶层的购物行为 (Arner 125) 。而在隐性进程里, 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观察, 女主人公行为方式的改变则是由于外在环境的改变:她穿上婚前熟悉的精美丝袜, 重新回到婚前那种购买高档物品的环境之后, 心理迅速发生变化, 回归了身为富家女时的心态, 不在乎价钱, 只求能买到中意的商品。在这股以环境决定论为主导的叙事暗流里, 女主人公的行为十分自然, 不带反讽意味 (申丹, 《女性》71-86) 。

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的不同互动关系

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的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相互补充和相互颠覆。

一、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相互补充

1、两种不同冲突的并行

在有的作品中, 情节发展聚焦于一种冲突, 而隐性进程则集中展现另一种, 两者互为补充。在卡夫卡的《判决》中, 情节发展涉及的是父子冲突, 而隐性进程涉及的则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这股叙事暗流旨在表达父子和其他人物都是社会压力的牺牲品, 反映出现代西方人生存的困境, 隐蔽地抗议现代西方社会对个体心灵的扭曲。只有看到《判决》隐性进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才能真正把握《判决》与《变形记》《讼诉》等作品本质上的相通之处 (申丹, 《情节》97-122) 。^a在沃尔夫 (Tobias Wolff) 的《说“是”》 (“Say Yes”) 中, 情节发展围绕夫妻在种族立场上的冲突展开;而情节背后运行的隐性进程, 则始终聚焦于理智与情感的冲突, 这两种叙事运动并列前行, 既相互对照又相互补充 (安帅104-11) 。在海尔曼 (Lillian Hellman) 的《阁楼上的玩具》 (Toys in the Attic) 这一剧作中, 显性情节聚焦于逃离原生家庭禁锢这一主题, 而隐性进程则围绕黑白种族越界展开。情节发展突出的是女性人物的变态情欲, 而隐性进程突出的则是黑白种族间的越界情欲。两者的并列前行和互为补充, 使读者的反应更为复杂, 也使我们对人物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同情 (张欣44-50) 。

2、两种不同人物形象的并行

在具有双重进程的作品中, 显性进程往往会突出人物形象的某一方面, 而隐性进程则强调其另一侧面, 两者既相互对照又相互补充, 使人物形象由单一变得多面。在曼斯菲尔德的《巴克妈妈的一生》 (“Life of Ma Parker”) 中, 情节发展聚焦于女主人公失去小外孙后的巨大悲伤, 描绘了一个下层女佣悲苦受难的形象, 批评界也就普遍认为小说模仿了契诃夫的《苦恼》。然而, 作品的隐性进程则着力塑造了巴克妈妈的男性化形象, 突出体现了坚强、自我克制、心胸宽广等令人感佩的 (在传统框架中) 跟男性相联的优秀品质。就文人先生而言, 如果他在情节发展里代表的是不能理解穷人的中产阶级, 在隐性进程里则主要显现出传统观念中的各种女性弱点, 且明确自比为女人, 微妙地反衬出巴克妈妈男人般的形象。在痛失爱孙后, 巴克妈妈依然像坚强的男性那样, 不愿让别人怜悯她, 与《苦恼》中见人就诉说自己丧子之痛的姚纳形成鲜明对照。由于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突出了女主人公的不同特征, 这一人物形象不仅丰满, 且富有张力。遗憾的是, 在中外学界将巴克妈妈与姚纳相提并论的解读中, 这种丰满和张力丧失殆尽 (申丹, 《苦难》312-33) 。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涉及不同的矛盾冲突, 人物形象也往往会发生变化。在卡夫卡的《判决》中, 在情节发展中被塑造为暴君的父亲, 在隐性进程里则成为社会压力的受害者, 呼唤读者的深切同情。在沃尔夫《说“是”》的情节发展中, 妻子十分关注种族主义这个重大社会问题, 而隐性进程却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这一形象:妻子实际上关心的是个人的情感婚姻和家庭内部的话语权 (安帅105-09) 。在海尔曼的《阁楼上的玩具》中, 在情节发展里努力摆脱家庭伦理束缚、离经叛道的凯莉, 在隐性进程里则成了最保守的种族主义者;而在显性情节中冷漠的母亲, 则成为叙事暗流里为爱欲而离经叛道的勇者 (张欣47-49) 。

3、有象征意义和无象征意义的并行

在有些作品中, 人物在情节发展中具有象征意义, 在隐性进程里则作为独立个体存在, 不具象征意义:如在《苍蝇》的情节发展中, 作为主人公的老板富有象征意义, 与战争的残酷和人类的无助相联;而隐性进程则聚焦于对老板这一虚荣自傲个体的反讽, 只有暗含的道德评判, 没有象征意义 (Shen, Style 125-44) 。

4、客观描写与反讽描写的并行

在有的作品中, 情节发展对事件的描写看上去较为客观, 而隐性进程中的描写则富有反讽意味, 克莱恩 (Stephan Crane) 的《一个战争片段》 (“An Episode of War”) 就是如此。学界专注于情节发展, 将其看作对战争进行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描写的作品。而在情节背后, 隐性进程则通过女性化、孩童化、罪犯化等手段, 对战争和传统英雄主义观进行了隐蔽的辛辣反讽。两者既相互偏离又相互补充。如果仅看前者, 就会对作者的反战立场视而不见;如果仅看后者, 作品则会显得过于漫画化, 在某种程度上失去逼真性 (50-69) 。

5、揭露抨击与肯定赞扬的并行

在有的作品中, 情节发展揭露和抨击某种社会罪恶, 而隐性进程则肯定和赞扬某种美德。在比尔斯 (Ambrose Bierce) 的《空中骑士》 (“A Horseman in the Sky”) 中, 情节发展围绕儿子在战场上被迫弑父的悲剧展开, 旨在抨击战争的残酷无情;而隐性进程则强调履职尽责的重要性, 对儿子为保护数千战友而大义灭亲的履责行为暗暗加以赞赏。这两种叙事进程并列运行, 在对照中联手表达出作品丰富的主题意义。无论单看哪一种, 都会失之偏颇。不少批评家认为《空中骑士》和比尔斯同年发表的《峡谷事件》 (“The Affair at Coulter’s Notch”) 、《一种军官》 (“One Kind of Officer”) 等作品大同小异, 均着力反讽盲目尽责的愚蠢行为。如果能观察到隐性进程, 就会发现它们对于履职尽责实际上持截然不同的立场 (申丹, 《反战》165-73;Shen, “Joint”125-45) 。

6、反讽靶子和反讽手段的并行

在有的作品中, 人物是情节发展中反讽的靶子, 但在隐性进程里则成为反讽社会的工具。在曼斯菲尔德的《启示》 (“Revelations”) 、《唱歌课》 (“The Singing Lesson”) 中, 情节发展反讽女主人公的性格弱点;而隐性进程则让我们看到, 父权制社会对妇女性格的扭曲是造成女主人公诸多缺陷的深层原因——在隐性进程里, 作为受害者的女主人公是实现反讽的手段, 反讽的矛头指向父权制的社会规范、社会偏见和经济结构。^a只有看到双重叙事进程, 才能领会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 (Shen, Style 95-124) 。

7、针对儿童的童话情节和针对成人的隐性进程的并行

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是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 讲述了快乐王子死后目睹的种种人间苦难和社会的冷酷, 以及燕子如何牺牲自我帮助他人。就其童话情节而言, 目标读者是儿童和保持着童真的成年人;而在显性情节背后, 还存在针对了解和同情同性恋的成年读者创作的隐性进程, 自始至终围绕男同之爱展开, 暗暗表达了作者对“不可自我表白的爱”所持的矛盾和带有悲观色彩的立场。只有看到双重叙事进程, 才能对作品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创作技巧达到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解 (段枫182-90) 。

8、三种不同主题走向的并行

在肖邦的《一双丝袜》中, 情节发展体现出女性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影响, 沿着这两个相互对照的主题轨道向前运行;而隐性进程则体现出自然主义的影响, 沿着另一条主题轨道隐蔽地向前发展。这两明一暗的三种叙事动力构成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的关系, 相关文字往往同时表达出三种不同的主题意义, 邀请读者对人物同时产生怜悯、予以反讽和表示赞赏。若要达到对作品的全面理解, 就需要在三种叙事进程的冲突、牵制、平衡和互补中来看人物塑造和主题意义 (申丹, 《女性》71-86) 。

9、三种同一主题走向的并行

在坡的《泄密的心》中, 有三种主题方向基本一致的叙事进程, 三者都对“我”的谋杀行为加以道德谴责。与《一双丝袜》相对照, 这三种叙事进程仅有一种来自情节发展, 聚焦于神经质的“我”对同住一屋的一位老人的谋杀和其罪行的暴露。另外两种均为隐性进程, 在情节背后并列运行。其中一种围绕杀人者无意识的自我谴责展开, 通过相关文字的前后呼应, 暗暗形成贯穿全文的戏剧性反讽;另一种则围绕杀人者无意识的自我定罪展开:他一直声称自己没有疯, 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 谋杀者只有通过“精神病抗辩”才能免于处罚, 因此他声称自己神智健全, 无异于反讽性地自我定罪, 这样就微妙地拓展和强化了隐性进程的戏剧性反讽 (Shen, Style 29-49) 。^a

二、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相互颠覆

在有的作品中, 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互为对立, 难以调和。如果说在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互为补充时, 忽略后者会导致对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片面理解和部分误解, 那么当这两种叙事进程截然对立、互相排斥时, 忽略隐性进程则可能会导致对作品和作者创作意图的完全误解。

1、符合社会正义的情节发展与违背社会正义的隐性进程

有的作者想表达的主题意义为社会道德和社会正义所不容, 这样他们可能会在情节发展中制造符合社会规范的假象, 同时通过隐性进程暗暗表达自己有违社会规范的立场, 如肖邦在《黛西雷的婴孩》 (“Désirée’s Baby”) 和《美丽的佐拉伊德》 (“La Belle Zoraïde”) 中, 就同时建构了反种族主义的表面情节和捍卫种族主义的隐性进程。肖邦是早期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 同时也是种族主义者。她创作这两篇小说时, 奴隶制已经被废除, 只能隐蔽地加以辩护。学界一直认为这两篇作品旨在揭露种族主义的罪恶, 而实际上截然相反。《黛西雷的婴孩》的隐性进程意在表达:黑人的种族劣根性使奴隶制成为黑人的地狱, 而白人的种族优势则使奴隶制成为黑人的天堂 (Shen, Style 70-92) 。《美丽的佐拉伊德》也通过叙事暗流把迫害黑奴的女农场主美化成母亲般的保护者, 藏而不露地表达出一个种族主义的寓言:若黑奴违背主人的善意安排, 就会遭到上帝的正义惩罚, 导致自我毁灭 (85-88) 。

肖邦的种族主义立场与其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每当我们发现作品中存在与社会规范相违的隐性进程时, 都不妨到作者的生活经历中搜寻答案。在坡的《一桶阿蒙蒂拉多白葡萄酒》 (“The Cask of Amontillado”) 里, 也出现了符合社会道德的情节发展和有违社会道德的隐性进程。不少学者认为这篇小说表达了道德教训, 杀害朋友的“我”良心不安, 叙述时像是在对神父进行忏悔;作者对“我”的残忍和伪装持反讽态度 (Thompson 13-14;Gargano180) 。然而在隐性进程里, 我们看到的则是作者对“我”正当复仇的赞赏, “我”不仅毫无忏悔之意, 且为自己谋杀的成功洋洋自得。实际上, 相关生平信息可以告诉我们 (Demond 137-46) , 坡是在利用这一隐性进程来发泄自己对生活中仇敌的痛恨, 定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2、非此即彼的人物关系

在有的作品中, 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呈现出一致的意识形态立场, 但表达出迥然相异的人物关系。且以曼斯菲尔德的《心理》 (“Psychology”) 为例。在阐释其情节时, 批评界一致认为, 男女主人公相互激情暗恋, 却始终压抑自己的性欲望;他们努力想成为精神伴侣, 却也无法如愿, 两人关系一直未发生变化。与此相对照, 隐性进程暗暗描绘出截然不同的情景:女主人公浪漫多情, 把单相思投射到毫未动情的呆板男主人公身上;两人关系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女主人公最终从激情暗恋转向了纯洁友谊, 与男主人公取得了一致。这两种人物关系相互颠覆。如果仅能看到情节发展, 就会对男女双方压制自己情感的愚蠢和交流的失败而感到不满, 也看不到两人关系的未来。但一旦洞察到隐性进程, 我们就会为如此浪漫的女方也能明智地往纯洁友谊转轨而感到格外满意, 会为性情心态如此不同的两人最终也能走上同一轨道而倍感欣慰 (申丹, 《双向》27-39;Shen, “Dual Textual”411-38) 。

隐性进程被忽略的原因

究竟有哪些原因造成了批评界长期忽略隐性进程以及它与情节发展的互动关系?

一、批评传统的束缚

从古到今, 虚构叙事研究一直围绕情节 (可能包含多个层次和数个分支) 展开。尽管批评家着力挖掘情节发展的深层意义, 但没有关注与情节并列前行的其他叙事运动, 这是导致隐性进程被忽略的一个根本原因。批评传统的桎梏主要表现在一种主要矛盾冲突和一种人物形象的束缚。在卡夫卡的《判决》, 曼斯菲尔德的《启示》《唱歌课》等作品中, 情节发展聚焦于个人 (父子、夫妻、情侣、朋友、同事) 之间的冲突, 而隐性进程则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展开。与此相对照, 在沃尔夫的《说“是”》中, 情节发展涉及的是种族立场冲突, 而隐性进程则聚焦于个人婚恋中的理智与情感之争。无论属于哪一类, 处于明处的情节中的主要冲突极易掩盖处于暗处的隐性进程里的另一种主要冲突。

隐性进程沿着不同的主题轨道发展, 往往会塑造出另一种人物形象。长期以来, 批评家往往沿着一条主题轨道看人物形象, 尽管一直关注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但尚未考虑到在一篇作品中会出现两条甚或三条不同的主题轨道, 刻画出两种甚或三种不同的人物形象。在上文提到的九种互补性质和两种颠覆性质的双重叙事进程中, 除了互补大类的第八种, 其余十种都沿着不同主题轨道, 塑造了相互对照甚至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面对含有两种甚或两种以上叙事进程的作品, 我们需要看到不同主题轨道上的不同人物形象, 洞察他们相互映衬、相互制约、相互补充或相互颠覆的关系, 才能较为平衡全面地理解人物, 才能真正欣赏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的高超和创新。

二、对作者定见的束缚

中外学界都有文如其人的说法, 倾向于对作者形成较为固定的看法, 这是遮挡视线的另一种因素。首先, 我们容易对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形成定见。且以肖邦为例:作为早期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 肖邦是批评界眼里的进步作家。在这种定见的作用下, 读者很容易被《黛西蕾的婴孩》和《美丽的佐拉伊德》中的表面情节所蒙蔽, 误以为作品的立场是反种族主义的。此外, 对于有成就的经典作家, 我们往往认为作者的创作总是符合道德规范的, 因此当其作品中出现违反社会道德的隐性进程时, 这种定见也会遮挡我们的视线。在阐释坡的《一桶阿蒙蒂拉多白葡萄酒》时, 不少批评家之所以会忽略其隐性进程, 就是因为没有想到坡这样的经典作家竟会利用作品的叙事暗流来泄私愤。批评界也容易对作者的创作倾向形成定见, 如认为曼斯菲尔德最为擅长的, 是抓住某种情感或短暂的瞬间来微妙地刻画人物或营造氛围, 对社会现实问题并不关注。这种定见会阻碍我们发现《启示》和《唱歌课》中抨击父权制社会的叙事暗流, 也让我们难以看到《巴克妈妈的一生》中隐蔽的社会性别转换。此外, 我们容易对作者的写作风格形成定见, 导致忽略作品中体现另一种风格的隐性进程。不少学者认为克莱恩的小说强调男子汉气概, 带着这种定见来解读《一个战争片段》, 就倾向于从写实的角度来看写作风格, 从而忽略隐性进程对军人进行“女性化”描绘的漫画式反讽。

若要发现隐性进程, 我们必须摆脱对作者定见的束缚, 以开放的视野来考察文本, 这样才能洞察作者在单篇作品中所采取的反常的立场和风格, 才能发现作者不同作品中立场和风格的差异。

三、作者书信、日记的束缚

卡夫卡的《判决》作为世界名篇受到广泛关注, 但批评界一直忽略了其隐性进程,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作者本人的介绍。卡夫卡在书信和日记中论及《判决》时, 均聚焦于父子冲突, 而未提及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卡夫卡的介绍就情节发展本身而言并没有错, 但却无意或有意地遮蔽了隐性进程。由于批评界仅关注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动力, 《判决》中的很多文本成分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令人感到十分困惑。而实际上, 只要能洞察到隐性进程, 这些文本成分都会变得顺理成章, 激烈的批评争议也就不难解决 (申丹, 《情节》97-122) 。诚然, 我们可以指责卡夫卡误导读者, 但与此同时, 也应反思自己对作者言论是否过于轻信。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作者在论及自己的创作时, 可能会有所保留, 我们必须以文本为重, 加以仔细深入的考察, 这样才能发现作者没有提及的叙事暗流。

四、作者的障眼法

批评界对隐性进程的忽略有时也与作者采用的障眼法相关。曼斯菲尔德在创作《唱歌课》时, 就设置了多种障眼法, 如故事以女子学校为场所, 女主人公面对的是女同事和女学生间接体现的性别歧视, 女主人公的情绪发展轨道是从绝望转为欢欣, 这些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遮盖了隐性进程对父权制压迫的抨击。在《唱歌课》发表的20世纪初, 英国仍然相当保守, 处于经济困境中的曼斯菲尔德若想靠写作挣钱, 就无法公开抨击男权压迫, 而只能通过叙事暗流来隐蔽地加以表达。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 肖邦则在《黛西蕾的婴孩》和《美丽的佐拉伊德》等作品中通过情节发展来制造反奴隶制的假象, 只是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暗暗捍卫和美化奴隶制。而想借《一桶阿蒙蒂拉多白葡萄酒》泄私愤的坡, 为了让读者接受作品, 也采用了多种障眼法, 这也是不少读者忽略作品真实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若要发现隐性进程, 我们需要把视野拓展到作品之外, 考察作者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历史语境, 这样才能发现与作者经历和语境密切相关的叙事暗流。而就《唱歌课》来说, 如果关注维多利亚时代得不到婚姻的英国女性所面临的困境, 就会有助于我们发现作品抨击父权制压迫的隐性进程。

五、技巧的微妙

作者往往通过微妙的遣词造句和看似琐碎离题的细节来构建隐性进程。在《心理》中, 通过一句用自由间接引语揭示的女方内心想法“是什么魔鬼让他这样说而不那样说” (What devil made him say that instead of the other?) , 曼斯菲尔德就在隐性进程里巧妙地改变了男方心理活动的性质——其实是女方想要男方那样想和那样说, 是她把自己的单相思投射到了男方身上 (申丹, 《双向》34-35) 。在《阁楼上的玩具》中, 隐性进程主要“是由琐碎离题的细节或者不在场的故事构成” (张欣46) 。这种精巧奇妙的手法在阅读过程中极易被忽略, 因此当我们发现有的细节从情节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足轻重时, 不能一略而过, 而要从头到尾进行细致的文体分析, 关注文体与结构的交互作用, 考察这些成分是否与前后成分相呼应, 构成贯穿文本的隐性叙事运动。只要能洞察到隐性进程, 相关文本细节就会获得主题相关性, 而不再显得琐碎离题, 其审美价值也会显露出来。

六、互文影响

批评界普遍认为比尔斯的《空中骑士》以及同年发表的《峡谷事件》《一种军官》都意在抨击战争的残酷和无意义, 反讽为了履职尽责而杀死亲人的愚蠢行为。这一评价符合后两篇作品的实际, 对《空中骑士》则不然。《空中骑士》一方面通过情节发展来抨击战争 (战场上主人公被迫弑父突出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无情) , 另一方面又通过隐性进程对主人公履职尽责、大义灭亲暗暗表示赞赏 (申丹, 《反战》165-73) 。从情节发展来看, 三篇作品立场一致;但就隐性进程而言, 《空中骑士》与另两篇作品则形成鲜明对照。由于前者处于明处, 这种表层的互文一致性就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空中骑士》独特的叙事暗流。值得注意的是, 互文关联实际是把双刃剑。如果将曼斯菲尔德的《启示》《序曲》 (“Prelude”) 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作品加以比较, 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启示》中的隐性进程。将肖邦笔下《黛西雷的婴孩》《美丽的佐拉伊德》和《贝尼图家的奴隶》 (“The Benitous’Slave”) 放在一起考察, 也可互相映照, 呈现其共有的捍卫奴隶制的立场。在挖掘隐性进程时, 我们需要注意互文比较, 以便通过相似性, 发现不同作品共享的立场, 但也要防备被不同作品的表面相似所蒙蔽。^a

“隐性进程”所要求的理论和批评模式拓展

长期以来, 各种理论概念和批评模式都建立在情节发展之上, 必须对其加以修正和拓展, 才能涵盖具有双重叙事进程的作品。首先, 由于每一个叙事进程都会构成一个独立运行的表意轨道, 产生特定的主题意义, 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方法, 我们都需要将关注文字在作品上下文中的意义, 修正为关注文字在某一个叙事进程的上下文中的意义, 考察相关文字在并列运行的叙事进程中所产生的不同主题意义及其交互作用 (申丹, 《文字》721-31) 。诚然, 每一种方法、每一个领域都有其特性, 我们不妨分别加以探讨。

一、在叙事学研究领域

1、双重隐含作者和双重目标读者

我们需要把单一“隐含作者”和目标读者——包括“隐含读者”、“作者的读者” (authorial audience) 、“理想读者”——的概念拓展为双重的。就卡夫卡的《判决》而言, 情节发展的隐含作者关注的是家庭内部的关系, 其眼里的父亲是压制儿子的暴君 (象征奥匈帝国集权制的统治) , 目标读者理解这种对父子关系的看法;而隐性进程的隐含作者关注的则是现代西方社会对个体的压迫和扭曲, 父亲和儿子同为社会压力的受害者, 目标读者理解这种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看法, 对父子均深感同情。这样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渠道, 两者相互对照又相互补充。就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而言, 文本邀请读者推导出两个截然相反的隐含作者形象 (从显性进程推导出来的是反种族主义的, 而从隐性进程推导出来的则是捍卫种族主义的) , 也就预设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目标读者。在阅读时, 我们开始会进入情节发展预设的 (表面上) 反种族主义的目标读者的阅读位置;但在发现隐性进程之后, 则会抵制作品暗暗预设的捍卫种族主义的阅读立场。与此相对照, 持种族主义偏见的读者则会抵制情节发展所预设的反种族主义的阅读立场, 仅仅接受隐性进程邀请进入的捍卫种族主义的阅读位置。就比尔斯的《空中骑士》《峡谷事件》和《一种军官》而言, 隐含作者既有相似性又有相异性:就情节发展来说, 三篇作品的隐含作者 (以及目标读者) 立场一致;而就隐性进程而言, 《空中骑士》与另两篇作品的隐含作者 (以及目标读者) 的立场却大相径庭。由于这些不同情况, 我们需要多方面拓展“隐含作者”和目标读者的概念和相关研究模式。

2、双重故事和话语结构以及双重关系

当作品中仅有情节发展时, 我们仅需关注其事件结构;而当情节发展背后还存在隐性进程时, 我们则需沿着两条不同表意轨道来考察两种不同的事件结构。这种必要性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1) 每一条表意轨道上的故事结构都有其自身的冲突和张力。 (2) 就故事事件的“结局性”走向 (事件因果相联, 朝着结局发展) 和“展示性”走向 (通过生活片断来展示人物性格) 而言 (Chatman 45-48) , 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可能会呈现出相异甚至截然相反的形态。曼斯菲尔德的《心理》就是如此, 其情节发展中的事件呈现出“展示”性, 人物关系从头到尾未发生变化;而隐性进程里的事件则带有“结局”性, 在矛盾冲突中朝着结局曲折前进, 人物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申丹, 《双向》27-39) 。 (3) 有不少对情节发展无关紧要甚或琐碎离题的事件, 从隐性进程的角度来看则是核心或关键事件。这都要求将仅考察情节发展之事件结构的模式, 拓展为考察双重进程中的双重事件结构的模式。

人物性格模式也需要这种双重化拓展。如前所述, 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可能会突出人物的不同方面, 我们需要分别沿着这两个不同的表意轨道加以考察, 从关注“人物形象”拓展为关注“双重人物形象”, 并注意考察两种人物形象之间相互冲突、相互制约、相互补充或相互颠覆的关系。

在话语表达层, 叙述技巧也可能会在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中呈现出两种不同形态。就曼斯菲尔德的《心理》而言, 情节发展里的男女主人公轮换成为视角人物, 出现的是变换式聚焦;而隐性进程则持续采用女主人公的视角, 出现的是固定式聚焦。尽管这种视角上颠覆性的反转并不多见, 叙述态度和叙事距离的变化却十分常见:在克莱恩的《一个战争片段》中, 情节发展中出现的是客观叙述, 而隐性进程里出现的则是漫画式反讽, 这大幅拓宽了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就比尔斯的《空中骑士》而言, 情节发展中对弑父的反讽抨击在隐性进程里变成了肯定赞赏;在肖邦的《一双丝袜》中, 叙述者在三个叙事进程里对人物的行为持同情、反讽、赞赏三种不同的态度, 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叙事学一个最基本的区分是“故事” (所述内容, 包括事件和人物) 和“话语” (表达方式) 的区分。由于在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里事件/人物和话语表达技巧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 因此也需要沿着不同轨道探索故事与话语的关系: (1) 考察情节发展中故事与话语的关系; (2) 考察隐性进程中故事与话语的关系; (3) 考察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3、叙述不可靠性的拓展

在有的作品中, 情节发展的叙述是不可靠的, 而隐性进程的叙述则是可靠的。在曼斯菲尔德的《心理》中, 叙述者在情节发展中呈现了男女双方相互激情暗恋的假象, 又通过隐性进程揭示了女方单相思的故事真相。在《莳萝泡菜》里, 对情节发展的叙述仅凸显了男方的自我中心, 而隐性进程的叙述则转而展现了女方的自我中心。我们需要双重模式来解释叙述者在一个叙事进程里不可靠、在另一叙事进程中则可靠的文本现象。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种双重进程中, 由于情节发展叙述的不可靠是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共谋”, 无法依据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距离来判断, 因此打破了布思 (Wayne C.Booth) 创立的批评模式, 需要对“不可靠性”这一概念进行修正。

此外, 双重甚或三重叙事进程的存在, 也带来了可靠与不可靠叙述的新型互动。在坡《泄密的心》的三种并列运行的叙事进程中, 叙述都既不可靠又可靠, 且在不同轴上运作。叙述者声称自己在谋杀时很会伪装, 这在事实轴上是可靠的;但他对这种不道德的伪装感到洋洋得意, 这在价值判断轴上又是不可靠的。其次, 叙述者认为警察在佯装, 这在阐释轴和事实轴上都是不可靠的;但他认为这种佯装不道德, 在价值判断轴上又是可靠的, 而这种道德判断上的可靠性又被他对自己佯装的洋洋自得所颠覆。再次, 叙述者声称自己没有疯;但他呈现出精神不正常的一些特征, 导致他的叙述在事实轴上的不可靠。但与此同时, 他又神智清醒地预谋并实施了杀人计划, 因此他声称自己没有疯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靠的。这样多层次的可靠与不可靠叙述的互动超出了现有理论的涵盖面, 需要对其加以拓展。

二、在文体学研究领域

如果作品含有两种叙事进程, 文字因此同时产生两种字面、隐含或象征意义, 现有的文体分析模式只能发现其中一种。面对含有两种 (或两种以上) 叙事进程的作品, 文体学家需要沿着两个 (或多个) 表意轨道, 分析文字在每一条轨道中产生的文体意义, 并考察其互动。具体而言, 在进行语言学分析之前, 我们首先需要凭借对文字的细致考察和对作品意义的直觉感悟, 来大致判断作品中是否有可能存在双重 (甚或多重) 叙事进程, 每一种进程在哪个主题轨道上运行。在此基础上, 沿着每一个可能存在的表意轨道, 仔细深入地分析作品的语言, 在分析过程中不断调整和修正对这一叙事进程及其主题意义的判断。此外, 在分析每一种叙事进程的过程中, 都需要关注文字在其中产生的文体意义与在其他叙事进程中产生的文体意义之间的相互冲突、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

三、在翻译研究领域

隐性进程的存在对翻译实践、翻译研究和翻译标准均提出了新的挑战。从现有标准来看相当到位的翻译, 从隐性进程的角度来观察, 则可能存在较大缺陷。在翻译实践中, 译者需要摆脱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 着力探索在原文情节发展的背后是否还存在一股并行的叙事暗流。如果通过细致反复的阅读成功发现了隐性进程, 就需要格外留意对于隐性进程至关重要的文本成分——有时仅仅是一个或几个关键词语;译者若忽略这些词语, 隐性进程就可能会丧失殆尽 (申丹, 《挑战》57-63) 。在翻译过程中, 需要从头到尾都注意选择既能表达情节中的意义又能表达隐性进程中的意义的语言成分, 并从词语选择、句型安排、结构的调整、逻辑的契合、文风的塑造、注释的添加等多方面入手, 着力同时传递这两种并列前行的叙事进程。就翻译学而言, 需要系统深入地开展隐性进程翻译的研究。面对含有隐性进程的作品, 需要将针对情节建立的翻译标准和规范改为针对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双重叙事运动的标准和规范。为了建立并保持这一规范, 在翻译教学课堂、教科书和教学方法中需要增加相关内容, 并使讲授翻译技巧和翻译理论的教师充分意识到双重叙事进程翻译的重要性。

四、在认知研究领域

文本中的双重叙事进程邀请读者进行双重反应。读者首先会对较为明显的情节发展做出反应, 而当读者逐渐发现隐性进程以及两种叙事进程之间的交互作用时, 就会改变对各种文本成分的理解和判断, 不断修正自己对隐含作者的修辞目的、作品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人物关系和审美效果的看法。我们需要把以往研究“读者认知”的模式拓展为研究“双重读者认知”的模式, 并关注两者之间互为对照、互相排斥、互相制约或互为颠覆的复杂关系。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见《外国文学》2019年第1期，侵删。

【作者简介】申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长江学者，主要从事叙事文学和文体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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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