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方梦之：中外翻译策略类聚——直译、意译、零翻译三元策略框架图

敬请关注——>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2022-06-09

摘要：本文荟萃并归纳古今中外的翻译策略。其中, 直译、意译、零翻译是自古以来传统译论的基石, 论者都以此表达文本原意为圭臬。作者假设直译、意译、零翻译为三个原点, 构建三元翻译策略框架图, 并将林林总总的翻译策略按其对三者的不同取向纳入其中。此外, 也有一些翻译策略, 如改写、达旨、拟译等, 则以虚线画框, 依附于三元翻译策略框架之外, 表明其译文既依附于文本含意, 又超越文本。关键词：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三元图; 直译; 意译; 零翻译;

翻开中外翻译史, 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无不以讨论直译意译为发轫。直意之争延绵至今逾二千年。芒迪认为“‘字对字’ (即直译) 与‘意对意’ (即意译) 之分肇始于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与公元4世纪晚期的圣哲罗姆, 这一区分形成了数世纪以来直至今日所有重要译论的基石” (芒迪, 2007:30) 。我国古代佛经翻译文质之争本质上与直意之争无异, 东西方采用并研究的翻译方法、翻译策略反反复复, 但几乎走过同样的路径:直译—意译—直意结合。

一、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

翻译策略是一个外来术语, 我国译坛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的引进而引进。此后, 原本可用“翻译方法”表述的逐渐改用“翻译策略”。其实, 国外“翻译策略”作为术语的时间也并不长。1967年Levy'提出translational“MINIMAX STRATEGE”, 用以保证职业翻译工作中的输入/输出的合理关系和SL/TL表达手段在语篇上的高度等值 (…guarantees both a reasonable input/output relation in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work and a fairly high degree of textual equivalence of SL/TL means of expression) (转引自Wilss, 2001:192) 。那么, “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在我国传统译学研究中, “翻译方法”含二义: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传达原作内容和形式的总的设想、途径和策略;2.也指在翻译过程中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 亦称“翻译技巧”。“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英文对应词分别是translation strategy和translation method。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2003) 对method和strategy分别有如下释义:

method 1.a particular form of procedure for accomplishing or approaching something, especially a systematic or established one;2.orderliness of thought or behavior;systematic planning or action

strategy a plan of action or policy designed to achieve a major or overall aim

从上可知, method的主要意思指解决问题的一套特殊程序, 一般译成“方法”, 内容比较具体;而strategy的意思是为达到主要或全部目的而制定的行动计划或方针, 内容偏抽象, 一般译成“战略”。

Method和strategy二者有共同的词义:都是针对某一问题的有计划、有目的的行为或措施。国外论者在使用它们时并不严谨, 如Venuti (1995) 在其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到异化/归化时, 用method居多, 用strategy偏少, strategy与method交替出现, 两者流变不居。Bessnett也有这种情况, 在Translation Studies (Third Edition) 一书中, 在对Lefevere译诗的见解作具体归纳时, 在句子中开始用methods, 末尾又提升为strategies, 如说:In his book on the various methods employed by English translators of Cattullus’poem 64, AndréLefevere catalogues seven different strategies。这7种“策略”分别为:

音位翻译 (Phonemic translation) ,

逐字译 (Literal translation) ,

韵律翻译 (Metrical Translation) ,

把诗译成散文 (Poetry into prose) ,

押韵翻译 (Rhymed translation) ,

无韵翻译 (Blank verse translation) ,

解释性翻译 (Interpretation) 。(Bessnett, 2004:83-84) (方梦之, 2013:99-100)

其实, 我国传统译论中的“翻译方法”, 其语义所涉基本上覆盖现在的“翻译策略”, 但是, 或许为了避免翻译方法与翻译技巧的瓜葛, 或许为了在概念的表达上跟国外“接轨”, 术语“翻译策略”的应用愈益普遍。据此, 以下主要以“翻译策略”论之, 间或用“翻译方法”。

二、直译、意译与零翻译

翻译方法是译论最原始、最基本的课题。文本意义是翻译之源, 意义能否转换、如何转换是古今中外翻译界长期讨论的问题。今日, 翻译方法或翻译策略花样翻新, 不过, 直译、意译仍是译界热议的译法, 而零翻译是直译意译之外不得已之举。

在罗马时代, 翻译开始在拉丁语语法的基础上, 去寻找可替换希腊语的每一个拉丁语单词, 这样, 罗马人可以读到与希腊语原文对应的拉丁语译文。后来, 对后世翻译理论和实践有重大影响的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 提出“没有必要在翻译时字当句对, 而是保留了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因为我认为不应当像数钱币一样把原文词语一个个‘数’给读者, 而是应当把‘重量’‘称’给读者” (转引自谭载喜, 2009:19) 。由此, 意译成为一种翻译趋势。而后, 意译并不排斥直译。哲罗姆 (St.Jerome, 约347-420) “把两者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互补’关系, 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承认自己是‘有时意译, 有时直译’” (同上:26) 。此后译者经常采用的翻译方法是:可采用直译就直译, 不能采用直译就意译。

我国古代译论没有直译意译的说法, 只有“文质”之说。两者在概念上并不等同, 只是近似, 为便于讨论, 这里姑且把它们认作可以相互对应的术语。佛经翻译也从直译始。我国译论开篇之作, 支谦 (194/199-252/258) 在《法句经序》中有言:

维袛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 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 当令易晓, 勿失厥义, 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今传胡义, 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 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

支谦提出“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的主张, 可视为我国早期的直译说。鸠摩罗什 (343-413) 追求“善美”, 是“文” (意译) 派的代表。后来, 玄奘 (602-664) 开创“精严凝重”的“新译”风格, 认为既要不违佛陀教旨 (不违本) , 又要实现大法流布 (易晓) , 译人需“谠而不文, 辩而不质”。玄奘在“文”与“质”之间, 寻求折中与调和。

零翻译是直译意译均不能为而为之的良策, 有三种情况:1.源文中的词语故意不译, 例如, 英译汉时不译某些冠词和人称代词, 汉译英时不译某些量词;2.不用目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源文的词语, 即音译 (transliteration) , 如:秀 (show) 、酷 (cool) 、黑客 (hacker) 、派对 (party) 、伊妹儿 (e-mail) 等;还有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音译;3.转写 (或移译, transference) , 即把源语中的词语原封不动地移到目的语中, 如CT, ICU, CD, VCD, DVD, DNA等;英语报刊有gongfu (功夫) , qigong (气功) , taijiquan (太极拳) , pingtan (评弹) , qipao (旗袍) 等词音译过去。零翻译看似没有翻译, 有的只用随意选择的谐音字音译源文的词或把外文照搬过来, 但是, 从深层次看, 其包含了源语所有的含义, 是最精确的翻译。我国翻译史上有“五不翻”, 是玄奘在翻译梵文佛经时所定的原则, 即有五种情况不宜意译而宜音译。这五种不翻是:一秘密故, 如陀罗尼直言, 咒语;二含多义故, 如薄伽梵, 具六义自在, 炽盛, 端庄, 名称, 吉祥, 尊贵;三此无故, 如阎浮树胜金树, 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 如阿耨菩提正偏知, 非不可翻, 而摩腾以来, 常存梵音;五生善故, 如般若尊重, 智慧轻浅。

零翻译不但在我国, 在早期世界各国翻译中已广为应用。如古时阿拉伯国家将希腊的科技与哲学文本翻译成阿拉伯语, “如果没有对等的词语, 则将原文的希腊词借用进阿拉伯语” (Baker, 1997:321) 。国际上甚至还有一套罗马文字化的规则来规定汉字、西里尔字母、阿拉伯字母等非拉丁文字系统的文字符号如何转写成拉丁字母。

可见, 直译、意译、零翻译不仅是翻译策略之本, 也是翻译研究之源。

三、翻译策略三元图

含意是文本中提及的事物之间或与其它事物之间所体现的常规解读。(徐盛桓, 1996) 理解原作的本义和含意是译者的第一要义。对于译者来说, 理解是关键, 只有正确的、深刻的理解, 才谈得上翻译策略。语用学认为, “语言启动后, 需要结合语境, 通过相关性 (第一) 推理, 才能获得意义” (熊学亮, 1997) 。译者必须把语言的所指找出来, 搞清楚原作者要表达的语气、文体、语用含义。对于文本内容和含意的表达, 我国标举忠实, 西方强调等值。直译者以形式和内容一致为目标。意译者曲幽探微, 改变形式, 忠实地再现原文内容。直译意译概莫能为时, 零翻译成为首选。从深层上讲, 零翻译也是表达原义的。意译、直译、零翻译不论其表达方式如何, 都以充分表达原意为鹄的, 林林总总的翻译策略由此派生、繁衍和发展。三者都从文本原意出发, 以充分表达原意为归宿。如果含意本体可用一个三角形表示, 那末, 直译、意译、零翻译三种基本策略可代表三个顶点, 构成一个体现原本含意的三角形框架图。其他翻译策略在三角形框架内可依可傍, 根据它们与直译、意译或零翻译的亲疏关系各就各位。现将翻译策略三元图展开如下:

从上图可知, 向意译靠拢的翻译策略有“文”、归化翻译、交际翻译、工具翻译、隐性翻译、语用翻译、看易写等策略, 此外如创译、补偿、 (公示语的) ABC策略等属此。

向直译靠拢的有“质”、异化翻译、语义翻译、纪实翻译、显性翻译、四步模式、阻抗、西化等策略, 此外语法翻译、陌生化、硬译、逐行翻译等属此。

零翻译自成一格, 但与直译意译也不无关系, 如音译、转写 (或移译) 、五不翻、“音译+解释”等策略。此外 (字) 形 (翻) 译、音意结合属此。

也有直意兼备 (本身也是一种策略) 的, 如厥中、解释性翻译、外宣三原则、深度翻译等策略, 此外, 新译、直译加注属此。

只要以文本意义为依归的翻译策略, 不论是新颖脱俗的, 还是陈年老成的, 大致均可以在翻译策略三元图上找到归宿 (篇幅所限, 有的策略未能在图上显示) 。实际上, 三元图是译者约束自己翻译行为的方寸之地, 正如方平所说:“翻译可以说是一种‘二度创作’, 创作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天马行空, 潇洒自如, 而翻译有依附于原作的从属性这一面, 不免缩手缩脚, 是带着镣铐跳舞的艺术。” (转引自许钧, 2001:19) 翻译需要创造, 但创造不是无中生有, 创造需要接受原文含意本体的限制。

不过, 现今也有力主翻译不完全翻译原文意义的, 如虚线框中的改写、达旨和拟作, 此外还有工厂式翻译、韵律翻译法等也属此。这些就要另当别论了。

四、改写、达旨与拟译

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代表了原文含意本体。译者大多坚信“翻译即翻译意义” (奈达语) , “辨义为翻译之本” (王宗炎语) 的名言, 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俱在三元图的范围之内。在此, 唯有以虚线表示的、与意译相邻、在意译之外的一块, 其中以改写、达旨、拟译为代表, 依附于原文的含意本体, 但在原文含意之外又另添新意, 超出了传统翻译行为恪守的方寸之地。

勒弗维尔认为, 改写是以某种方式对源语文本重新解释、改变或操纵, 翻译过程受到译者 (有意识或无意识的) 意识形态和目的语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的制约, 因而对源语文本的思想内容乃至意识形态会有所改变 (Lefevere, 1992/2004:2-4) 。改写不仅在语言层面上而且在意识形态上要符合目标语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和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期待。翻译是一种双重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再创造活动。对于同一事物, 在不同语境制约下会有不同说法, 从翻译角度而言, 就是改写。改写并未脱离原文, 但超出原文本体含意。

严复的达旨, 发端于他译书探究格致新理、促进国家富强。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题曰达旨, 不云笔译, 取便发挥, 实非正法。”他的“取便发挥”包括在文内加警句, 点主题;替换实例, 改造原文;甚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原文之类的“实非正法”。所以, 有译家认为:“严氏所谓‘达旨’, 所谓‘发挥’……完全超出了翻译的范围。” (范存忠, 1984:784) 不过, 严复还是以原文为蓝本, 他“译文取明深义, 故词句之间, 时有所颠倒附益, 不斤斤于字比句次, 而意义则不倍本文” (罗新璋, 1984:36) 。严复虽然“超出了翻译的范围”, 但“意义则不倍本文”, 对原文意义仍有敬畏之心。他笔墨酣畅, “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对原文提要钩玄, 穷源竟委, 投士大夫们之所好, 实所共鉴。

拟作是英国翻译家德莱顿 (1631—1700) 提出的翻译三分法之一 (另为逐字译和意译) 。拟作是逐字译的另一个极端, 只是把原作当作参照, 既不搬原作的词句, 也不局限于其思想, 实际上是创作而不是翻译。连德莱顿本人“也反对拟作这种翻译方法, 即译者参照原文, 站在原作者的角度去改写, 假定原作者生活在译者自己的时代和国度”, 认为“拟作使译者变得更加显现, 但对死去的作者的英名和声誉……却是最大的不公” (芒迪, 2007:39) 。实际上, 拟作很少为译者所接受, 徒有虚名而已。

五、翻译策略的解析

翻译家制定策略有不同的出发点。纽马克和德国功能派把各类文本的功能抽象出来, 主要概括为三种类型, 从而根据原文文本功能和类型制定策略, 其文本类型和功能与相应的策略如下表:

制定翻译策略有以目的语为旨归的, 如隐性翻译和显性翻译、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显性翻译是豪斯 (House, 1977) 提到的保留源语文化, 使译作读起来像译作而不像原作的翻译方法, 是较为直接的语言转换, 一般不需要作细微的文化调整, 偏向直译。与之相对的隐性翻译, 译文读起来像原文而不像译文, 这种译法的目的是掩盖译作的翻译本质, 力图使译作与原作功能等值, 偏向意译。韦努蒂用归化这一术语来描述一种翻译策略, 在归化翻译中, 译文采用明白、流畅的风格, 以使目标语读者对外来文本的陌生感降到最低。(Shuttleworth and Cowie, 1997:43-44) 异化指在翻译方法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 吸纳外语表达方式。它以源语为归宿, 刻意突出源语文化各个方面有别于目的语文化的特异之处, 尽量移用源语中的语言形式/习惯和文化传统, 在译文中突出源语的异国情调。

翻译策略随宏观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微观技巧的积累而发展, 具有开放性。翻译策略可由宏观理论推导而出, 奈达为贯彻他的动态对等理论提出四步模式 (策略) :分析 (analysis) —转换 (transfer) —重组restructuring) —检验 (testing) 。这是他对理论的一种实践指南。语言学派多从文本视角考虑其翻译策略, 如意译、直译、音译、直译加注、补偿、四步模式等。文化学派研究译文产生的文化渊源, 主张翻译与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多种文化因素联系起来, 相应地提出改写、归化、异化、阻抗、创译、文化移植、文化置换、同化等翻译策略。系统的翻译理论固然能推导或衍生出与之相应的翻译策略。但是, 翻译实践是天然土壤, 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 译者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和实际经验。将这些感性认识和实际经验综合、归纳, 加以范畴化、概念化, 深入剖析其潜在的规律性, 建立起涵盖面较广的经验模块, 形成策略。从大量翻译实践中不断萃取实践型策略:如解释性翻译、直意结合、“看易写”、陌生化、译前处理、双向理解、壮词淡化、突出主题信息等。(方梦之, 2013:124)

六、结论

作为翻译策略, 直译、意译和零翻译, 既是原始的, 也是现代的。说它们是原始的, 是因为译论起源于此;说它们是现代的, 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淘洗, 依然如中流砥柱。它们丰富了译学, 孕育、派生出新的策略, 而今仍是翻译策略发展的原素之一。

翻译策略是翻译研究, 特别是应用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预计, 翻译策略的创新仍将以传达文本原意为着眼点, 在直译、意译、零翻译三元素的框架内发展。发展方向有二:一是由理论推导而出, 或以理论的实证而为, 从而使翻译理论因策略发展而完备, 因翻译策略的创新而深邃;二是从大量实践经验中提炼、升华, 使翻译策略更具操作性、有效性。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原文请见《上海翻译》2018年第1期，侵删。

【作者简介】方梦之,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应用翻译研究、译学词典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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