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解释”书系推介 | 古希腊诗歌丛编（娄林主编）
自荷马和赫西俄德以来，古希腊诗歌就承负起教育希腊人的使命，“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流传至今的古希腊诗歌大多是合唱诗歌，传诵这些合唱诗歌便是城邦民的教化过程。正是这一关乎民众性情的教化性质，使得古希腊诗歌具有与现代诗歌几乎截然异质的品性。从根本上讲，古希腊诗歌关涉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政制）最好，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在世欢欣和痛苦。对我们来说，研习古希腊诗歌不是出于文人雅兴，而是为了理解西方文明的根基、品质和源流。
阿波罗和缪斯女神
出版说明
古希腊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在我国学界迄今未受重视，语文不通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究其根本，缘由更在于现代诗歌品味的拘囿和哲学在现代文教制度中的霸权地位。西方现代诗歌进入中国，既摧毁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表达方式，也阻碍了西方古典诗歌在中国的流传。从接受顺序上讲，现代诗歌反倒显得比西方古典诗歌更为“古典”。这不单是时间的错置，更是一种思想品位的颠倒。由此带来的后果有两个：一方面，我们长期漠视西方古典诗歌，另一方面，即便研读古典诗歌也不免带上种种现代（或“后现代”）的理论框架——我们非常喜欢尼采，却对尼采的如下教诲视而不见：“在古代抒情诗面前，我们的现代抒情诗显得就像没有头颅的神像”。哲学成为学院之王，是康德以后的事情，随着哲学普及教育的兴起，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德性传统一再遭受哲学式的鞭问——通俗哲学最终得以取代传统诗教，现代诗歌（或者文学）也随之沦为生活的调料。我国向有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舜典》）。本工作坊策划这套丛编，旨在通过学习西方古典诗教传统，增进我们对自家诗教传统的体认。荷马、赫西俄德和品达三位大诗人影响尤为深远，传世作品的篇幅也相对较多，西方学界的翻译和研究汗牛充栋，本工作坊均独立立项，“古希腊诗歌丛编”则收录其余古代希腊诗人的诗作：一，编译笺注体汉译诗歌文本，二，采译西人研究古希腊诗人和诗歌的佳作。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西方典籍编译部丁组
2010年7月
书 目
● 《幽暗的诱惑：品达、晦涩与古典传统》（2010年） ● 《阿尔戈英雄纪》[笺注、译文]（2011年） ● 《诗歌与城邦：希腊贵族的代言人忒奥格尼斯》（2014年） ● 《古希腊早期诉歌诗人》（2017年）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古希腊诗歌丛编
娄林 ◉ 主编
01
369页，35.00元，2010年4月
华夏出版社
内容简介
《幽暗的诱惑》是作者1999年毕业于纽约大学的博士论文，成书时有了大量修正，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取消了论文最后压轴的“尼采”一节，转而化为全书中润物无声的细雨，熟悉尼采的读者仅看该书目，就会有所感受。品达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品达的凯歌对西方文学和思想传统影响深远。品达的凯歌之于贵族政制，一如悲剧之于民主政制。在贵族政制向民主政制转变过程中，品达的诗歌和际遇恰恰彰显了二者的差别。本书作者借助种种钩沉之功，细致梳理了西方文学和思想流变中的品达。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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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导论：幽暗地穿越一个传统
第一章 诗歌、生命和战争：品达和抵制的再现
第一节 不合时宜的引用
第二节 在战神的面具下
第三节 瞧这个语文学家
第二章 离题的技艺
第一节 编织歌曲
第二节 贺拉斯的蜂巢
第三节 革新凯歌
第三章 诗意的幽晦
第一节 古今之间
第二节 内外之音
第三节 诗意的幽晦
第四节 流浪者之歌
第五节 陌生的节奏
第六节 勘检残余
跋
02
[古希腊]阿波罗尼俄斯 著 罗逍然 译笺
384页，64.00元，2011年1月
华夏出版社
内容简介
《阿尔戈英雄纪》问世于希腊化时代，是古希腊时代除了两部荷马史诗之外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长篇叙事诗。这是一部集古代西方文明之大成的经典，是古希腊叙事诗创作史上的顶峰。其影响之深远，使得古罗马文学家乃至其后所有的叙事诗人在学习“荷马”的榜样写作时，都要参照《阿尔戈英雄纪》对荷马史诗的理解和发展。这部叙事诗讲述了以伊阿宋为首的一群希腊英雄，在神意的指引以及敌方首领之女美狄亚的帮助下，历经千难万险夺取金羊毛，又九死一生返回希腊的故事。本书是《阿尔戈英雄纪》第一部中译本，直接译自古希腊文，并加有详细注释。目 录
第一卷笺注
第二卷笺注
第三卷笺注
第四卷笺注
后记
03
[美]费格拉 [美]纳吉 主编
张芳宁 陆炎 等译391页，59.00元，2014年10月华夏出版社
内容简介
忒奥格尼斯，古希腊诉歌诗人，出生在麦加拉，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的中晚期，是古希腊诗史上著名的信念坚定的贵族分子。忒奥格尼斯生活的时代，民主政制逐渐兴起，传统的王权和贵族政制日渐凋零。许多城邦已经逐渐建立起以民众为政治主体的政权，在忒奥格尼斯的母邦麦加拉，民众也获得了政治权力。而在忒奥格尼斯看来，民主政制导致的根本问题在于正义和礼法的缺失，也就是高贵之物的丧失。今人能够看到的忒奥格尼斯诗作的最早抄本已经是公元10世纪的编本《忒奥格尼斯集》，这些诗作是否全都出自忒奥格尼斯，很难说得清。▲ 忒奥格尼斯（Theognis，前585-前540）
今天忒奥格尼斯诗歌研究的一大主题就是：《忒奥格尼斯集》究竟如何形成，如何编纂为今日的版本。其实，早期的《忒奥格尼斯集》本来就是“用于教育的目的”，这就是说，无论后世版本的状况如何，忒奥格尼斯的诉歌在古代世界一直用于教育，用于培养良好的贵族品性。《诗歌与城邦：希腊贵族的代言人忒奥格尼斯》这本文集出版于30年前，收录了九篇论文和两篇附录文章，是目前西方学界最成熟的忒奥格尼斯研究成果。文集脱胎于1981年哈佛大学举办的忒奥格尼斯学术研讨会，篇中论文提供了大量关于忒奥格尼斯本人和《忒奥格尼斯集》的年代、文本的详细考证。
目 录
04
古希腊早期诉歌诗人
[英]鲍勒 著 赵翔 译
182页，39.00元，2017年10月
华夏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论及古希腊早期的诉歌诗人，引导读者大致了解这些诉歌诗人的作品及其个性，当然也包括与这些诗人相关的若干问题。本书着眼于突出古希腊诗歌相较于现代诗歌的截然不同的品性。古希腊诗歌关涉更多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政制）问题，而非个人的在世欢欣与病苦。研究古希腊诗歌不是出于文人雅兴，而是为了理解西方文明的根基、品质和源流。本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起源与初期、提尔泰奥斯、梭伦、克塞诺芬尼、忒奥格尼斯、西蒙尼德斯与墓志铭体短诗。目 录
中译本说明/娄林前言
第一章 起源与初期
第二章 提尔泰奥斯
第三章 棱伦
第四章 克塞诺芬尼
第五章 忒奥格尼斯
第六章 西蒙尼德和丧葬警句
索引
附录
书 摘
《古希腊早期诉歌诗人》中译本说明
柏拉图的《法义》是其最具政治意味的作品，而对政治生活来说，最高的衡量标准是美德在城邦中的存在（《王制》，432a）。在《法义》开篇，当雅典客人将对话从战争引到美德的话题时，首先援用了诉歌诗人提尔泰奥斯的诗句，转向勇敢这一美德（629a-b），实现话题的真正转换。其后，雅典客人层层深入，言及整体的美德，而不是某种单一的美德，这时，他再次引用了另一位更加著名的诉歌诗人忒奥格尼斯（630b）：[1] 一个人的高尚和忠诚与否，不是与某种单一的美德有关，而是关乎这个人的整体美德（συμπάσης ἀρετῆς）。[2] 在雅典客人的思考之中，这些诉歌诗人的诗句起到了关键性的“路标”作用，这本是传统诗人及其诗歌在政治生活中本来的角色。换言之，我们在研读诉歌的时候，首先应该具有这样的阅读敏感。英国古典学家鲍勒爵士（Sir C. M. Bowra，1898-1971）这本《古希腊早期诉歌诗人》（Early Greek Elegists，Oxford，1938）最为人称道之处，便是呈现了诉歌与希腊政治生活之间活生生的关联。
鲍勒（Cecil Maurice Bowra，1898-1971）
鲍勒是英国最后一位古典意义上的博雅之才：他对流行的学术时尚毫无兴趣，而倾力于理解这些古典文本和背后深邃的精神旨趣。他尤其精于古希腊诗歌，几乎遍析諸家诗歌，从荷马、古希腊诉歌、品达乃至于索福克勒斯的肃剧。他本人也是一位诗人，虽然诗歌风格颇为讥诮，[3] 作者也并未凭诗歌而知名，但通过自己的诗歌写作和古典世界发生了一种更深刻的关联，这不仅是技艺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关联。他对这些希腊诗人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理解，他尝试理解他们的历史处境，尤其是其精神际遇。但是，他又不会陷落于个体的微小情调，在解释品达时他强调诗人对政治共同体之间的两种根本意义：宙斯赋予的政治智慧以及诗人才能保证的政治声名。[4] 这是诗人在政治世界中最艰辛的责任。1937年，美国著名的私立学院Oberlin College的马丁讲座（Martin Lectures）延请鲍勒作了关于古希腊诉歌的三次演讲，这本《古希腊早期诉歌诗人》便是其讲座稿，次年出版于牛津大学出版社。该讲座设立于1927年，首位讲演者是当时柏拉图研究的重镇肖里教授（Paul Shorey）。鲍勒在讲座中对早期希腊诉歌梳理源流，可以说是极为细致的类别文学史。但与一般文学史的区别在于，鲍勒文笔流畅，通过对诉歌细节的精致阅读，让我们进入这个古朴苍凉的诉歌世界。诉歌首先是政治性的，[5] 这种政治性最初体现在最残酷的政治行为之中，即战争——这正是《法义》起初切入的主题。无论是阿基洛库斯、卡里努斯还是提尔泰奥斯发明了这一诗体（原文页8），他们的核心主题都是战争。与抒情诗不同，诉歌的伴奏乐器是长笛，“斯巴达的战士在行军时也要有长笛的声音伴随，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提尔泰奥斯的诗歌正是在行军时演唱”（页42）。但是，更主要的诗歌所歌唱的内容，提尔泰奥斯诗歌的内容要分两端：一是斯巴达城邦的历史，比如斯巴达城邦的建立，尤其是德尔菲神谕对斯巴达建城的训诫：柏拉图在《法义》中将提尔泰奥斯作为第一位加以引用的诗人，缘由或许就在于，他的诉歌恰恰是关乎城邦的建立，也即立法的问题。诗歌与立法是《法义》中极为关切的要点之一。提尔泰奥斯诉歌的第二类主要内容即战争美德的宣扬，尚武之德是斯巴达历来的传统（《吕库古传》，21-22），而诗歌则是美德教诲最恰切的教育方式。[6]
诉歌一经写作流传，便会成为城邦教育的养料。一般来说，长篇诉歌尤其适用于城邦公共节日，而公共节日则是城邦教育最为重要的场合。前引的提尔泰奥斯的建城诉歌，很可能就通常表演于斯巴达的公共节日。[7] 除了这种公开的场合，希腊人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会饮场合，同样歌唱这些诉歌，其人诉歌保存最完整的忒奥格尼斯的诉歌即是如此（页142）。根据学者们的考察，会饮场合的诉歌歌唱，具有多种教化意义，至少有两点极为重要：一、会饮是一个教育邦民的场所，使之为参与公共生活做好准备。宴饮聚会之中或之外，人们必须学习善而避免恶。
鲍勒的解释没有着力分析这种抽象观察，而是着眼于忒奥格尼斯对诉歌中言说对象居尔诺斯的美德教育，要而言之，是以一种传统贤良政制的道德要求规训这位年轻人——以及后世年轻的读者们（页154-157）。
雅典的立法者和诗人梭伦
梭伦是雅典的立法者，还是雅典的第一位诗人，因此，他的身上最能够体现诉歌的政治性。从一开始，梭伦诉歌的歌唱对象就是作为整体的城邦，“他希望唤起的并非个体意识，而是民众共同体的意识”，唤起共同体的意识，最关键就是要在城邦的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建立真正的平衡，并形成一种良好的礼法秩序，也就是梭伦所谓的εὐνομία：
而良好礼法（εὐνομία）令一切协调有序，
常给不义之徒戴上脚镣， 它抚平粗糙、遏止过度、削弱肆心，让怒放的毁灭之花凋零， 它纠正歪曲的审判，把骄横的行为变得文雅，终止分裂的内讧，让激忿和怒火告停。人世间一切有序与明智皆源于此。（辑语3，行31-39，刘禹彤译诗）[9] 鲍勒以为，良好礼法（εὐνομία）作为希腊政治哲学的关键术语，正是由于梭伦才开始出现（页86）。作为诗人的梭伦，要以其诉歌达到他的立法目的，这当然不是一种机械的说教，而是让诗歌造就听众“内心的转变”（页87），让城邦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够守其中道，从而形成政治的整体和谐。但是，梭伦的立法并未像吕库古的立法那样泽被城邦近500年（《吕库古传》29.6），在诗人还在世的时候，就见到自己的立法受到了颇多损伤（普鲁塔克，《梭伦传》30-31）。与提尔泰奥斯相比，梭伦的诉歌多了一些在世的生存情绪。
我们是自以为是的凡人，不论好坏，
固守着自己可笑的意见，直到
灾祸让我们追悔莫及。而之前
我们仍在徒劳的愿望中无法自拔。（辑语1，行33-36）
随着诉歌作为一种体裁越来越成熟，这种在世情绪就越加强烈。鲍勒发现诉歌体碑铭诗的一个关键特征：碑铭所纪念的死者在碑文中的发言。比如这两行简单的诗句，“朋友，也许你路过这里是怀着自己的心事，/也请稍作停留并报以同情：这是忒拉松（Thrason）的坟墓。”(页177-178)我们无法得知这个忒拉松究竟是谁，但这里明显有两重对立：生与死的对立；生者的心事与死者的心事。这两行诗似乎在告诉路过的人，“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鲍勒对希腊早期诉歌的分析最后以这些碑铭诗作为的结语，除了一种天然的诗歌直觉，更蕴含了他对生命尊严的感触：当死亡降临为永恒之后，对一个人的评判最终依赖于他这短促一生中所具有的美德（ἀρετή）（页180）。
美德（ἀρετή）贯穿了鲍勒对这些早期诉歌诗人分析的始终。从其政治意义来看，当然是从提尔泰奥斯就开始的美德教育。但是，鲍勒洞察到这个词语在诉歌中所蕴含的思想发展。在荷马笔下，美德是指各种具体的行为，但是，提尔泰奥斯几乎在抽象意义上探讨什么是美德（页62-63），将美德等同于城邦所需要的普遍的政治卓越（页65）。到了梭伦的诉歌里，他有了更加清明的理性分析，梭伦“一直坚持将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可以用理智完美解释的世界”（页103）——这或许是柏拉图在《蒂迈欧》中提到梭伦的原因。正是在这个理智的完整世界里，人的美德才有了更艰深的思想根基。而这种人类理智的运用，在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第一位哲人的克塞诺芬尼的诉歌里达到了顶峰。[11]
克塞诺芬尼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记载：“克塞诺芬尼是第一个提出‘一’的人……他凝视整个（ὅλον）苍穹，说‘一’就是神。”[12] 在《智术师》里，柏拉图让埃利亚的异乡人明白地说：“我们埃利亚这族人，从克塞诺芬尼，甚至更早，就以神话的方式（τοῖς μύθοις）讲述‘一切’，如他们所言，一切其实就是‘一’”（242d）。因此，克塞诺芬尼的诉歌代表了一种哲人个体的思索（页109），克塞诺芬尼也谈诉歌常见的内容，但多了许多关于自然世界和诸神本性的诗句。在鲍勒看来，克塞诺芬尼在真正哲学层面上思考了美德的本质。竞技胜利者是当时美德的最高代表，克塞诺芬尼却批评说，竞技胜利者固然获得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座城邦会因此而更有秩序/就像它从胜利中得到的欢乐一样。”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秩序与快乐？如果从哲学的角度，当然就是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视，也就是說，一切其实就是“一”，换成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此即沉思生活（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77a-1178a）。但是，这种最高程度的沉思是属于哲人个体的秩序与欢乐，与城邦的秩序与幸福显然并不相同。鲍勒对这一点观察得极为敏锐：
克塞诺芬尼的保守，首先见之于他采取诉歌这种极为讲究政治美德的体裁。而借助鲍勒对这些诉歌引人入胜的解读，我们除了欣赏古代希腊诗歌的韵味，更能够在其中瞥见希腊思想瞬息光华。芬利（John H. Finley, Jr.）在《希腊思想的四个阶段》（Four Stages of Greek Thought，Stanford，1966）里将史诗和诗歌所呈现的思想形态称之为前两个阶段：英雄时代和理想时代。他的分类或许有发展式的现代特征，但是至少提醒我们注意，要理解作为西方思想源头的希腊，我们必须进入更为丰富的诗歌世界，这里既是起源，也具有未被后世哲学遮蔽的根本的政治本性。
关于译本，有两点需略作说明：其一，原书中的诉歌都附有希腊语原文，这是博拉写作的习惯之一，但我们有希腊诗歌的系列翻译计划，所以这些希腊语就显得用处不大；诗歌译文主要由译者依鲍勒的英译文译出。其次，鲍勒原书中的书目信息经常不全，编者尽力搜补完整。
赵翔本是诗人，由他翻译古朴的诉歌自得其人。译文交稿后曾经刘禹彤校对，编者最后通读全书，即便如此，书中难免错漏，唯盼读者诸君的阅读与指正。2017年6月20日于北京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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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忒奥格尼斯集》，行1003-1005：“这是美德，这是人类的最高奖赏， 是人所能获得的最美好之物。这是城邦和全体邦民的共同利益”（张芳宁译文）。[２] 参施特劳斯，《柏拉图<法义>的论辩与情节》，程志敏、方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页8。[３] New Bats in Old Belfries, or Some Loose Tiles，Robert Dugdale，2005。鲍勒还是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进入西方文化世界最早的引介者。[４] C. M. Bowra，《品达》（Pindar），Oxford Clarendon Press，1964，第三章。[５] 参E. L. Bowie，《早期希腊诉歌、会饮和公共节日》（Early Greek Elegy，Symposium and Public Festival），载于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 106（1986），页13-35。[６] 普鲁塔克，《吕库古传》，收于《希腊罗马名人传》，陆永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７] 参E. L. Bowie，《早期希腊诉歌、会饮和公共节日》，前揭，页28-32，尤参页31。[８] 参费格拉主编，《诗歌与城邦》，张芳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七章《会饮与城邦》。[９] Maria Noussia-Fantuzzi，《雅典人梭伦：诗歌辑语》（Solon the Athenian，the Poetic Fragments，Leiden·Boston：Brill，2010年。[10] 因此，我们将elegy译为诉歌。[11] 参拙文《克塞诺芬尼的哲学与诗歌》，载于《江汉论坛》2015年第6期，页75-80。[1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6b20，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5；另参吴寿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 “经典与解释”书系推介 |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刘森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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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怡）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