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回放 · 文字纪要 | 胡翼青领读《技术与文明》
胡翼青：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导读
文稿撰写/马新瑶
其人其事
四个关键概念介绍刘易斯·芒福德。
首先是“城里人”。芒福德出生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单亲家庭，外祖父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在自传中也常常怀念这样一位风趣的德裔美国人。童年时期，外祖父经常带着芒福德在纽约城里闲逛，带领他了解纽约这座城市的文化和历史，这让他特别喜爱和眷恋纽约的城市文化。虽然后期芒福德没有住在纽约，但这座城市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观念寄托和来源。外祖父去世后，母亲供养他长大。高中时恰逢20世纪初的无线电狂潮，那时候美国的高中生很多都成为了无线电的发烧友，芒福德也不例外。但他兴趣广泛，究竟是成为电气工程师还是作家，这样反差巨大的选择让他犹豫不决，最终身体原因导致他没有真正考上正规的大学，不过正因如此，芒福德的研究成果才如此异彩纷呈，显示出多学科、多元化的视角。
高中毕业后，身体不太好的芒福德选择走上作家的道路，但是他的作品并不受人喜爱，乏人问津。因此他又到继续教育类大学如纽约新学院旁听，这些大学聚集了一批来自欧洲的左派学者，有着较高的学术品味，在旁听和阅读的过程中，芒福德“自学成才”，尽管他终身都没有拿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文凭。后来芒福德也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比如他曾经和杜威、凡伯伦在《新共和》杂志共事过，总得来说他一生漂泊不定，从未在大学获得稳定的教职，并不是一位学院派学者，但却演绎了学院派学者无法想象的辉煌。
20世纪30年代，芒福德开始撰写社会史方面的大部头，其中包括最初的“生命复兴系列”4卷本，以及他最重要的两本著作，《技术与文明》和《城市文化》。《技术与文明》1934年出版，60年代再版，成为技术史的不朽名著，而《城市文化》则成为城市社会学的扛鼎之作，直到现在我们理解美国的社会学仍然要从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开始。1966年到1970年之间，他写就了两卷本的《机器神话》。芒福德整个写作的时间接近半个世纪，其间出版几十部重要著作，大部分质量都非常高，可谓“著作等身”。芒福德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凭借自己的忘我和发奋，笔耕不辍，直到94岁离开人世。
更重要的是，芒福德“视野开阔”，所涉领域极其广泛，而且颇有建树。例如他在美国建筑史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生前活跃在许多建筑学的评审会和专家论坛上。除此之外，芒福德在社会史、技术史、哲学、艺术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传播学等都有重要贡献和深远影响。可以说芒福德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书写的优秀的传记对象。
在此对刘易斯·芒福德的生命史做一个简短的交代，帮助大家理解为何他能够产生如此多的思想果实，又为何能够以丰富而细腻的笔触来呈现学术。
奠基性的技术思想
在《奇云》里，彼得斯认为，要感谢刘易斯·芒福德将德语的technik翻译成英语的technics，而不是technology，这是正解。因此，阅读《技术与文明》这本书的前提是要厘清两个概念——技术（technics）与技艺/能（skill）。二者的区分之处在于，一个发达的technics不需要人具备太多的skill，相反如果一个人的skill非常强大，就往往不需要什么发达的technics。比如在学习摄影时，老师不会建议学生用傻瓜相机，因为并不能体现摄影师的技艺，而到了今天，手机拍出来的照片可以和单反媲美，可以说技术发展到这种地步，也就不再需要技艺了，当然这些技艺还是值得尊重的。
只有在理解了技术和技艺的二分之后，才能理解芒福德对机器和工具的差别。在这本书中，技术对应的是机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很多工具，但这些在芒福德看来，不是机器。区别在于，机器不需要依赖使用者的技能。在大机器生产的社会中，马克思将希望放在工业生产第一线的无产阶级身上，认为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呼唤他们觉醒自身的阶级意识，希望他们能够终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统治地位。但实际上无产阶级往往并没有什么先进的技能，机器体系剥夺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因此芒福德的概念二分极大地昭示了社会命运、社会行动主体，社会阶级的形成与技术和机器体系之间的关系。
技术越发达，技艺越低下，这是暗含在《技术与文明》里的一条线索，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技术的不断复杂化，使得很多以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变成现实，点点鼠标就能实现。技术体系的不断进化削减了人们花在技艺学习和掌握上的时间。
芒福德在书中还用了不同形式来形容机器，复数形态指的不是机器本身而是机器体系，单数形态则是形容具体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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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用“机器”这个词时，那是指具体的机器，如印刷机或动力织机。而当我用“机器体系”这个词时，那是作为一种缩写，指整个技术综合体，或技术体系。这涵盖了工业取得的或新技术所隐含的所有的知识、技能、技巧等，它包括各种形式的工具、仪器、设备、实用设施等，当然也包括通常意义下的机器。（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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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明确了《技术与文明》是在何种层面上讨论技术的。第一是物体系，第二是机器，即机器时代之前的技术不在讨论范围之内。然后他对物体系的技术和个人的技能技艺进行二元区分，并且认为，越是强调技能和技艺的东西，机器化程度越低。最后他还谈了机器和工具之间的差别，机器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技术体系。因此在今天讨论技术问题时，首先要清楚，技术是由一整套的技术逻辑和技术设备构成的整体，而不能只是把技术抽象为一个空洞的所指和能指。
技术与文明的分期
芒福德认为，谈机器决不能追溯到蒸汽机的时代，因为当1750年蒸汽机登上历史舞台时，人们已经生活在机器时代很多年了，只是没有认识到机器的强大，以致要到蒸汽机的时代，“羊吃人”圈地运动发生，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迅速升起，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机器体系的存在。事实上，机器体系在公元1000年前后在欧洲就已经非常发达了。
在这本书中，芒福德将历史分期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始生代技术时期（1000-1750），这一时期主要开发的资源是水和木头，用水力推动能源建设，木头用以建设各种各样的机器。相对而言，这个阶段是所有历史分期中最漫长的，前后绵延约750年。始生代时期代表性的物资包括原木、板材、桅杆、船体、玻璃等等，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在蒸汽机出现之前已经有了很多机器，其中在芒福德看来最精妙的机器是时钟。
第二个阶段是古生代技术时期（1750-1900），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芒福德重点谈到了煤和铁这两种资源的开发，煤为能源，铁为物体系的构建元素。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和快速发展，既是芒福德最关注的一个时期，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最多的阶段。战争频仍，无产阶级生活在悲惨的底层，而另一方面社会资源被集中去开发机器生产、提高工作效率、剥削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复制资本，因此，芒福德也强调了资本主义对工人的残酷剥削。
第三个阶段是新生代技术时期（1900年以后），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资源是电力，而支撑物体系的资源则是合金。虽然还出现了更多种的材料和能源，但考虑到成书时间是1934年，芒福德的总结也无可厚非。1960年代，芒福德添加了前言，表示这部30年前写就的作品没有太多历史史实上的错误，因此他不打算纳入近30年的技术发展，只是进行一些微调。芒福德的顾虑在于30年间新生代技术发展带来的后果还是存在许多困惑和不确定。原因是，在三个阶段中，芒福德鞭挞最狠的是古生代技术时期，他认为这个时期没有人性，因此新生代技术时期对于电力和合金的开发带来了一种解放性的力量，而从1966年他所著的《机器神话》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对于新生代时期能否真正让人们解放和自由这一判断，芒福德开始困惑和动摇。
在《技术与文明》1934年版中，芒福德对技术保持相对乐观或者中性的态度，在谈到技术时，他常常会说出技术的中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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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本身不像整个宇宙一样，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它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元素，它起的作用的好坏，取决于社会集团对其利用的好坏。机器本身不提出任何要求，也不保证做到什么。提出要求和保证做到什么，这是人类的精神任务。（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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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福德的历史分期显示出，他是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者，相信人对技术的宰制作用，这说明作为一名技术史学家，他仍然没有办法真正摆脱那个时代习惯的技术思维。不过芒福德的难处在于，20世纪30年代时，技术还是一个无足轻重、低人一等的话题，而在哲学、社会学的讨论中，讨论技术的人经常会被群起而攻之，不断地被贴上技术决定论的标签。因此芒福德敢于讨论技术及其历史地位，这本身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了，不应过于苛责。
后来技术中立论的观点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可以参见海德格尔对雅思贝尔斯的批评。他们的核心观点是，第一，根本不存在所谓客观的技术，第二，把技术作为一种手段，这意味着整个世界的自然物和社会物都成为人们的征服对象，这种主客体二元论导致的结果就是在抽空了物所内含的意义之后，主体本身也消解了自己的意义。因此，芒福德的技术观在那个时期显得过于乐观，他没有看到新生代技术时期发生的质的变化，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从一种解蔽世界的力量转变成了促逼人的力量。但是人文主义者所作出的这样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表述以及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本身都是值得尊重的。而芒福德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在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的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偏差，并作出了一些修正。
最完美的技术
本书开篇就提出，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这种论述虽然武断，但确实很难找出蒸汽机比时钟更重要的理由。人关于时间的观念一开始是不存在的，一定要有外在物的提示，才能在头脑里形成关于时间的秩序。当年有人这么描述康德的，他什么时候散步、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等等，被其他人看作像时钟一样精确，甚至比时钟更精确。因此，在钟表出现以前，人们并不擅长于计时，只有一个模糊的时间观念。一开始是寺庙的僧侣按照规律敲钟，人们开始有了关于时间和节奏的感知，但是仍然比较模糊，和人们的生物钟也不一定符合。在这里，芒福德并没有详细地论证敲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强化了寺庙的敲钟人给人们布置的时间观念和实践节奏，和历史学家不同，他放弃了对这一历史细节的考据，反而使得这些论述更有想象力和启发性。
芒福德还花大量的篇幅讨论了透视技术的成熟。透视技术——西洋画中看世界的一种世界观——后来在制图上的运用构建了空间的距离感。于是，时间的节奏感和空间的距离感就这样相向而行，强化了人们在空间中运动的愿望。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时间和空间无法连接在一起，人们头脑中的空间来自于圣经，关于历史的认知则是来自于创世纪的一系列隐喻，在这种情形下，时间和空间是不对应的。因此人们的生活显得安宁祥和，但也贫瘠无欲。时钟的出现规定了人们行动的标准化节律，而透视技术机器在标准制图上的运用，建构了空间的距离感，强化了人们在空间中运动的愿望，从而使人原本分离的时空观统一起来，征服空间的想法就产生了。不如大胆地再向前推进一步，芒福德想要表明，欧洲人种并不是一个天然的主张全球化和扩张主义的民族，但技术突破建构出了一个征服时空、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扩张的种族与文明。进而，芒福德提到，在征服时空的过程中，有效的技术体系不断完善，将时空更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征服时空的技术体系和创建时空观念的技术体系之间的衔接越来越天衣无缝，以致最后变得完全透明。在同一时间打开不同的空间、在同一空间经历不同的事件，已经成为今天最常见的生活方式。
芒福德总结了在征服时空的过程中，最为有效的三种技术体系：战争、交通系统、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通信系统，这三种体系相互缠绕，并且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著名的怛罗斯之战为例，唐朝大将高仙芝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在怛罗斯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军队遭遇。这场战争是世界文明史上重要的分水岭，此后中国的思想和技术如四大发明就开始由阿拉伯传入欧洲，东西方文明的天平的平衡被打破。这场战争还给世界军事史留下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命题，即长安距离怛罗斯超过5000公里，交通、供给、援军都跟不上的状况下，以逸待劳的大食军队的胜利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表明了交通和后勤系统之于战争的重要性。
△ 怛罗斯之战概况
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军队与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中亚诸国联军在怛罗斯相遇而导致的战役
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情况发生了变化，强大有力的交通系统远远比不上通讯系统的重要性。最典型的是中途岛之战，当时日本的6艘航空母舰和太平洋舰队的2艘航空母舰在中途岛地区遭遇，美国军队借助发达的通信系统的联络肢解了日本的战术指挥，最后一举消灭日本海军的主力部队。从此之后，通信系统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就显现出来。可以看到，芒福德提出的每一个命题都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不过芒福德在1934年时还缺乏对未来这样一种无远弗届的通信系统所构建的环境，他极少提到通信这种基础设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甚至认为是可有可无的，无疑是一种遗憾。因此，林文刚在《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中提到，芒福德去世比麦克卢汉要晚，按理说应该为媒介环境学关于技术体系的讨论提供更多支撑，但是他没有直接讨论媒介的问题，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讨论，因此直接提到他的人却非常少，这也导致了芒福德在传播学中长时间没有被思考和发掘。
技术观的演进
在胡老师看来，刘易斯·芒福德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的人文主义并不冷峻犀利，而是充满着理想主义和对世界的爱，所以这个话题构成了他一生永恒的信念。而到了1966年，却很难再看到芒福德人文主义中的乐观情绪。1966年-1970年，芒福德开始撰写《技术与文明》的姊妹篇——《机器神话：技术发展与人文进步》。这本书开篇提到：
依靠这种“机器体系”，少数统治阶级就能创造出一种千篇一律而又包罗万象的超级全球性组织结构，这种结构设计还能保障自身的自动运转。而在这种结构中，人类不再具有独立人格，更不能积极发挥独立的职能作用，而只能变成一种消极被动、无目的性、服从机器的操控，其最合适的职能，按当今一些技术专家的解释，就是填充机器。或者，就是在严格控制下仅仅去为违背人性的机体组织卖命效力。
事实上，在《技术与文明》中，芒福德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例如他谈到，机器被资本掌控，实际是人类自由的敌人，机器并不能发挥积极作用，反而会消解人的主体性，那么人们能不能迎来机器消亡的一天？对于这一问题，芒福德当时认为，电力、合金以及自动化生产可以帮助人们解放。但事实证明，电力和高效的机器体系带来的不是异化劳动的减少而是加深。到《机器神话》中，芒福德的想法进一步沉重，他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看到的是人的异化和作为机器的附庸，人变成了机器的延伸而非相反。他还谈到了当时多数学者认同的一种观点，即技术和主流意识形态、组织集团、统治阶级之间的勾结，已经把社会变成了一个自动运转的高效机器，而机器运转的所有重要代表人物其实都只是代言人。那么，无论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还是极权主义的社会，都在机器的安排之下高效运转，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因为他不重要，只是提线木偶。
芒福德晚年多多少少有一丝人文主义幻灭的悲观色彩，但是从他的各种传记中仍然可以看到，他大声疾呼人们要警惕当下的状况，回到理想主义的语境。而今天，包罗万象的自运转的超全球的组织结构不仅掌控着人们的工作时间，也掌控着闲暇时间，一切时间都在机器的运转中运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芒福德在40年后和自己的对话就显得十分沉重。
芒福德技术观的系谱
媒介环境学“三驾马车”的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L. Nystrom）在其博士论文《媒介环境学初探：研究人类传播系统的一体化概念范式》中，将《技术与文明》一书看作媒介环境学的奠基之作。虽然媒介环境学的观点和芒福德存在一些精神上的连接，但胡老师认为，芒福德和媒介环境学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之处。有人说芒福德的精神导师，苏格兰的生态学家格迪斯，其社会生态学的观念和媒介环境学非常相似。但实际上，媒介环境学所说的环境指的是由媒介中介建构起来的环境，并不是生态学的隐喻，因此和生态学的讨论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另一方面，芒福德的观点和马修·福勒所说的媒介生态学也不同，后者强调的是一种动态的、偶然性的、高度抽象的、多层面的技术生态。
但也许芒福德与卡尔·马克思更有共同语言。前文引用的芒福德在《机器神话》中的那段话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几乎一模一样，即机器生产的实质是将活生生的人作为死机器的附属。不妨假设芒福德通过凡伯伦来了解政治经济学、了解资本论，虽然芒福德没有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之类的话题，但他感受到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也可能认同后者对于机器和人关系的讨论。
更进一步地，思考芒福德的思想类型。他书写《技术与文明》的时代正是美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时代，也是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时期。芝加哥学派实际上不应该用“学派”来概括，因为其核心成员除了帕克以外，像库利、米德、杜威都属于密歇根大学，杜威后来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因此芝加哥学派代表的是美国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气质，无论是学院内的如杜威，或是学院外的如李普曼、芒福德，他们的风格都很相似。虽然芝加哥学派也借鉴了欧洲的生态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法国的年鉴学派，但整个知识型是不一样的。这种特殊的叙事和知识型恰恰体现了美国在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晚期阶段、与信息化阶段交织的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芝加哥学派用于解决问题的思路，即从丰富的社会细节中寻找问题和解决方案，有些是历史导向的，有些是实证导向的，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行动。
进而思考如何建立中国本土化的学术概念体系的问题。胡老师认为，单个概念的累积是无法建立的，一定是整体的社会问题丛与解决问题的逻辑型和知识型成型之后才有可能出现一系列本土化的概念。也就是说，在中国还没有达到领导世界科技、经济发展走向的地位时，中国学术的本土化也就不可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芒福德代表了那个时代美国的知识型，即美国学者们独特的看世界的眼光、提问的方式以及关切。芒福德的技术观及技术思想，就其本质而言是那个时代美国精神或者说是美国学术界本土化转型的一种理想类型。因此，应该看到的是，芒福德这一代人很好地履行了他们的使命，当他们面对国家和社会的独特问题时，敢于提出看法，并孜孜不倦地坚持，奠定了二战后美国在世界知识界的领先地位。
今天，与其去想如何建立本土化的概念理论体系，不如扎扎实实地去琢磨琢磨，我们现在遇到了哪些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问题，从问题的着眼点生发，在历史和空间两个维度中展开研究，不需要也不可能苛求立即出现一整套成熟的思想体系。若真能如《技术与文明》一般，展示那些被人忽略了的背后耐人寻味的细节，同样也能够让人颇有启发。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个问题特别值得思考，为什么美国在面临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社会动荡、全球化等一系列复杂局面时，能够抓住时代的关切点，提出独有的问题，并为百年后的学术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因此，在阅读时，我们当然要敏锐于书中具体的观点，但还要有知识社会学的考量，作者的逻辑和知识型是什么？为什么会生成这样的知识型？这对我们今天思考的很多问题又有怎样的意义？如果大家能从书里读出这些东西，也不枉我们对一本写得非常引人入胜的书进行学术化解读的良苦用心。
讨论环节
主持人：芒福德在技术与社会关系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非常人文主义，也很矛盾。他一方面讲技术的影响非常巨大，将很多知识分子看不起的技术问题放到显要位置，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传统的人文主义的前提假设，比如他仍然认为技术机器的统治实际上还是一个社会的结构，技术受到社会的影响。
主讲人：是的，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两个问题之间左右摇摆，一方面他谈到人们一直忽略了技术，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技术是人建构出来的，所以他的书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张力，但也恰恰是他的自相矛盾才生发出了这么多精彩的讨论。人文与技术的二元争论会一直持续下去，我认为永远也找不到最终的平衡。
主持人：这本书的标题起得很好，它是将技术和文明或者说文化这两个过去分别由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涉及的领域给勾连起来，而且勾连本身充满着想象力。因此今天不管是站在反对他的一派还是支持他的一派，阅读这本书可能都会有收获。芒福德提供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庞大图景，后来人很难再做出这样的研究了。
问题1：媒介环境学中关于环境的隐喻与芒福德所说的生态学之间是何种关系？
主讲人：在芒福德看来，文明或者城市有着一整套的自然生态，是一种本真的生态，而媒介环境学意指的是媒介作为生态，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问题2：芒福德的技术体系距离跳脱出技术决定论/技术中立论的桎梏还有多远？
主讲人：关键是如何界定“技术决定论”。首先此技术非彼技术，你说的技术可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而我说的技术是关于技术的观念；其次，你说的决定指的是因果关系的决定，而我说的决定是一种限定。因此，前者一定是存在问题的，而从后者出发，技术决定论就是一种常识。如果是说技术中立论的话，芒福德以自己的学术训练来说是无法逃脱的，因为对美国人来说，中立和客观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很难摆脱这种文化习惯。
问题3：“技术完全中立实际上是抽空自己”这一论述应该如何理解？
主讲人：可以参看海德格尔的著作。技术无所谓好坏，使用技术的人决定了技术的好坏，海德格尔认为这是一句完全正确的废话。第一，主客体二元论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技术和人被分隔开来，完全不相干。但是技术和人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技术的人不是人，没有人的技术也不是技术。第二，当技术被作为征服世界、开发资源的手段时，带来的问题必然是社会的功能化，所有东西对人来说都是功能性的，也就是说，你和物的关系是功能，和其他人的关系是功能，最后你也变成了功能，由此就抽空了你存在与这个世界的所有意义。
问题4：过去的学者把技术说成影响一切的因素，喷气机时代、核能时代、航天时代，新媒体时代这样的提法是否能成立？这种命名方式是否缺失了关照历史的眼光？
主讲人：1960年代修订《技术与文明》时，芒福德没有将近30年的技术发展放在里面，因为身处这个技术环境中是看不穿技术的，因此命名是不可避免的，而命名是否科学恐怕要等这个时代成为历史之后才能做出真实的评价。我们这代人最大的痛苦就在于此，我们被卷入历史当中却要去认识当下，这注定是西西弗斯推石头式的挣扎。至于新媒体时代的提法能否成立，伴随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问题，什么东西叫做新媒体？门户网站是新媒体还是平台媒体是新媒体？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什么？和大众媒体时代有什么不同？用数字媒体形容好不好？这就是我所说的深陷其中的烦扰，只有等这个时代过去之后，我们才能把它的线索梳理清楚并加以评价。就像刚才用同学提到，只有站在芒福德那个时代，才会大力抨击始生代技术时期，才能说胡乱开发水和木资源是破坏环境。所以这种命名方式之所以会有缺少历史观照的重要原因是它还没有进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