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回放 · 文字纪要 | 媒介域联盟讲座第五季03：夏可君领读《无用的神学》
11月6日，由清华大学“無V不至读书会”、中国人民大学“海龙果读书会以及中国传媒大学“云起沙龙”合办的媒介域联盟举办了第五季第三期领读讲座。本讲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夏可君领读其著作《无用的神学：本雅明、海德格尔与德里达》，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教授张磊担任主持人。今日推送此次讲座视频回放及文字纪要，以飨读者。
一、导言
讲座伊始，夏老师首先给出本次讲座主要内容线索：
为什么要从海德格尔与道家的关系出发？哲学道家转向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的双重面孔或两次转向。
第一次1932-1942：与纳粹合作的反犹主义；
第二次1943-1953：来自于道家的激发与转向。
海德格尔给出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尼采的权力意志与云格尔的技术控制的结合，走向危险的谋制(Machenschaften)与集置（Gestell）。
简要反思杜金的第四维政治：新欧亚主义的重要性与危险性。
道家或老子的《道德经》，如何改变了海德格尔？
道家辩证法Daoism Dialectics的余让原则如何不同于欧亚主义。
道家辩证法的四方域对于媒体技术的可能启发。
——我们可以将整体分为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和道家辩证法的转化价值两部分。
我们处于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危机（古希腊语：Krisis/英语：crisis）时刻，哲学家不同于一般学者，就是要对这个历史时刻给出自己的诊断区分(古希腊语：krinein)，并且给出历史批判力的反思“批判”（Critic）。历史的判断力是哲学最为关键（crucial）也是最为危险的考验。
在此危机时刻，哲学家海德格尔提供一种反思当下历史处境的思考框架。而且此反思还与我们中国文化与思想密切相关。特别是2014年以来，伴随海德格尔的《黑皮本》或《黑笔记》的陆续出版 (GA94-102)，哲学界发现了“双面的海德格尔” (Heideggerian Janus or Double Face)，即 “第二次转向”的另一个海德格尔。
一方面，这是一个与纳粹深度纠缠，并且明确反犹的海德格尔，尤其集中于1932-1942年期间的笔记（全集的GA94-95-96三卷），以至于很多左派思想家要把海德格尔的著作移出图书馆，乃至于烧掉，认为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终于被坐实了（无论是什么层面或存在历史的观点上的），这也就意味着海德格尔的哲学与纳粹政治的危害具有同样的危险，哲学已经被纳粹政治内在深度毒害了，这也意味着受到海德格尔思想影响的哲学思想之整体上的失败，从解释学到解构，乃至于整个现代性思想，都处于危机之中，需要与之划清界限了。
但另一方面，随着《黑皮本》的陆续出版，尤其是GA97卷之后，我们发现了“另一个海德格尔”，即“第二次转向”（1943-1953）的海德格尔，这个海德格尔充分认识到了纳粹第三帝国的必然战败，欧洲文化的衰败以及世界冷战的来临，技术集置导致人性的毁灭。同时，他也试图寻找走出此存在历史终末论与危险的思想资源，这就是他从远东的道家，主要是庄子的“无用之思”与老子的《道德经》，获得了灵感与转机，似乎起到了某种“灵丹妙药”的作用！这是我们最近的系列著作，从《一个等待与无用的民族》到《无用的文学》以及《无用的神学》等系列思考与相关论坛中，反复提及的论题，并且得到了一些国际上回应与认同的声音。
二、第二次转向的当代性与历史时刻
当我们进入这个“第二次转向”的海德格尔时，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思考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息息相关。这就有必要首先展开“第二次转向”的具体内容：
但“第二次转向”是与“第一次转向”相区分，并且面对转向自身的危机而形成的，因此，首先要追问何谓“第一次转向”（1932-1943）？我们这里简要地指明海德格尔“第一次转向”的基本特点：
1. 在哲学上，即存在历史上思考了真理性的决断在于真理与非真理的元争执，即显现与隐藏的斗争，也是世界与大地的争执；
2. 在现实政治历史上，则具体体现为代表世界“敞开”的德意志与代表“大地”自身闭锁的俄罗斯之间的“战争”。斯大林格勒战役决定了历史的盛衰走向，第三帝国军队的失败或下降导致战略转移，并且导致后来的绝对失败与德国的分裂，柏林墙则是后来冷战裂隙的再次见证；
3. 在个人历史上，则是1933年的大学校长以及黑皮本中的反犹主义笔记，指出现代性的计算谋制思想来自于犹太教的计算思维，势必导致现代性的自我灭绝；
4. 在化解危机的意义上，与尼采的权力意志针锋相对的意义上，海德格尔还认为荷尔德林诗歌中的德意志的河流诗，比如莱茵河与伊斯特尔河，如同半神，可以让具有清醒理性的德国精神，通过河流的漫游带回到希腊的天空的火焰与神圣的迷狂，以获得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之和谐。但也失败了，因为唤醒的火焰烧毁了接近的理性，如同尼采后来的精神疯狂与瓦格纳式的音乐，也并没有整合酒神与日神的分裂。
由此，海德格尔指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尼采的权力意志与云格尔的技术控制的结合，走向危险的谋制(Machenschaften)与集置（Gestell）。这个结合体现在现代性的三大话语的叙事模式上：
其一是美国式自由主义——是资本计算与技术全球化的典型拜物教之范例的结合。
其二是前苏联的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集权与电气化的国家体制式结合。
其三是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主义——是民族主义与战争机器的暴力结合。
——即，这三种现代性最为根本的话语模式都是导致谋制的差异：自由主义的市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平等、保守主义的革命，在海德格尔残酷的目光与思想诊断中，都是导致人性自我毁灭的道路。
海德格尔由此认为，现代性的展开或全球化的进程，不过是这三种话语及其模式之间的对立斗争（1950-60年代的冷战）、对话（1970-80年代的广义南北关系）、混合（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之东西结合）和混杂（21世纪技术生产的深度彼此依赖）的各种形态。直到2019年的危机来临与脱钩断裂的开始和2022年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威胁的征兆。
但三大话语的关联方式，都仅仅是“存在者”层面上的整合，不是“存在论”层面上的追问，这个存在论的差异在于重启新的开端或者施行新的转折。三者的世界化或全球化进程还会持续，甚至还会出现各种的历史终末论，比如福山之自由主义市场与民主的全球胜利，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其根本上都无法思考历史命运之重新开端的可能性。
只有2022年杜金与普京带来的“新欧亚主义”及其伴随而来的俄乌战争，才是试图走出这三大话语的被动努力与战争模式，因为杜金的第四维政治，根本上就不认同上述的三种政治话语，尤其公开不认同前苏联的共产主义模式，而是要回到东正教的爱与家庭的信仰、基辅罗斯的历史文化记忆、欧亚的地缘政治，以及重新开启另一种不同于当今的全球化混杂模式，即，这可能是最近20年来最为明确的重新开端模式，试图重新开启另一个不同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文明模式，这当然是受到了海德格尔两次转向的理解，但却依旧把世界拖入了战争的恐怖，乃至于核武器的威胁之中。
如果我们的思考与之不同，同样接续思考海德格尔的转向的思维，不同于第一次转向的失败，试图开启另外的转向，或者第二次转向，就必须深入理解海德格尔第二次转向的价值与杜金欧亚主义转向的危险。
在1943-1953年这个独特的历史危机与过渡时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必须发现另一种的哲学或思想，来面对历史必然发生的四重危机：
其一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彻底战败（1943-1945）。
其二是欧洲文化与哲学的彻底失败（1945-1947）。
其三是由德国分裂而开始的世界冷战格局（1947-1949）。
其四则是人类文明在原子能制造中所可能导致的自我毁灭之危险（原子能与韩战， 1945-1949-1953，韩国与中国随后都大力研制核武器）。
而在我们看来，这个阶段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海德格尔在面对这四重危机时，是以道家思想作为根本的思想动力，来寻求西方文化与世界文明的拯救之路，这是一直没有被哲学界与汉学界所认识到的相关性，并非仅仅是某种异国情调或临时性的好奇，而是海德格尔思想全方位的改造：
其一，面对德国的战败，在1945年5月8日的签署日期的对话——俄罗斯战俘营的《晚间交谈》中，借用庄子与惠子的对话“子言无用以及侧足之黄泉”的对比，把德意志民族转化为一个等待与无用的民族，“一个无用的民族”。这是西方文化从未有过的规定，尤其针对希特勒的暴力战争导致的荒芜化而言，这是要彻底把德意志民族转换为一个道家化的民族吗？这难道不是一个空想？一个哲学家纯粹个体的狂想？
其二，面对欧洲文化与哲学的整体失败，无论是柏拉图开启的直到黑格尔的第一开端，以及被现代性的技术集置所取代，技术才是现代性最为根本的危险，但如何面对技术，则需要道家的自然观。中国道家的辩证法，在知其白守其黑的转化中，把认知的技术与生命的养护结合起来，这是西方哲学从未做过的方向，也是未来哲学的基本方向。并且改造前苏格拉底以重启新的开端，体现为以庸用代替存在，以无用之用的道家辩证法，代替西方的各种辩证法（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阿多诺与解构的否定辩证法等等）。
其三，面对冷战的来临，世界陷入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抗之中，但这个表面的对抗其实隐含着内在更深的危机，这是权力意志与技术控制结合的谋制与集置的危机，面对技术的程序化与算计化，也就是我们这个数字时代与AI时代的危机之先兆，云格尔的工人劳动类型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程序员主导的程序算法。海德格尔试图以回到自然的自然性在人性的自然与自然的自然之间建立共生的关系，这就是天地神人“四方域”的出现，显然这也是来自于《道德经》的“四大”，并且从属于道法自然，即技术与自然的重新关联，由此可以启发某种技道哲学，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展开的方向。
其四，面对人性自身的危机，即人性会因为自己制造出来的核武器，这技术的极致，而导致地球与人性整体毁灭的末世论，海德格尔召唤一种天空与大地之新的结盟，其中则有着新的殖民地，以及希腊式大海的敞开，通过再次解读荷尔德林的西方式对话，由河流转向大海，而打开明天之上升的未来，这个远方的开阔一直有待于流动之力来打开，现在不再是内陆的河流而是更为宽阔的大海，如同施米特对于陆地与海洋的思考，海洋及其争夺，才是现代性真正的开始，这是存在论的区分——海洋与大海的关系不是大陆内部的土地与河流的冠关系，而是存在论之敞开的差异。这个海洋的哲学与庄子在《秋水》中所言的道之反转及其四方无穷和《逍遥游》之无何有之乡的关联，是否可以打开另一个虚托邦的未来世界？
而海德格尔针对历史危机所做出的四重反思，却在1953年之后，尤其是1960年底他更为明确提出的es gibt的礼物或命运馈赠的现象学所引导，而被遮蔽了，即随着晚期思想之深入影响了整个随后的西方哲学，尤其是大陆的现象学神学，礼物给予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双重约束，成为了整个西方大陆哲学的主导，哪怕是德勒兹的欲望机器及其逃逸线的思考，也是在这个双重约束中展开，但却陷入到了极端对峙而瘫痪的僵持状态，无论是俄乌战争危机，还是中美关系，都处于相互依赖但又相互对峙，却无法化解的冲突之中。
1943-1953年的历史时刻，与我们当下的时代危机，非常相似，但这可能是一个时空“倒转”的相似性：海德格尔的历史时刻是二战已经发生，逐步走向冷战与核武器的威胁。而我们这个时代，则是相反：未来世界历史可能的展开方向是逆转，甚至与中国密切相关。
我们有必要再次展开这个可能的未来历史的危机进程：
其一，从2022年核武器的威胁开始，因为普京的核武器威胁，看似是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谈判筹码及一种恐怖平衡的延续，但其实不然，核武器的按钮可能就是核武器的开始点。对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言，包括北韩，伊朗，都可能给世界带来意想不到的引爆点。
其二，新冷战的开始，尽管已经有人指出2019年中美贸易战已经开始了新冷战，但其实真正的世界全面新冷战可能尚未开始，疫情带来的危机远远没有解除，伴随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后果，以及杜金的第四维政治开启的新欧亚主义，已经不是三大既有政治话语的冲突，而是开启了另一个大历史新开端的挣扎，它必然启发其它文化的开端方式，在开端上的原初争执会更为彻底，才是新冷战的开始。因此，西方必然会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
其三，欧洲大陆自身或者“中国-世界”关系的再次解体，也许欧洲因为这次俄乌战争会再次被分裂。尽管现在北约很团结，但天然气危机等等一直尚未解决。并且，欧洲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势必不会让美国满意。比如这几天德国总理造访中国，欧洲与美国的分裂，也会加剧其它相关危机。
其四，德国式分裂或者出现某种不应该出现的中国式分裂，德国式分裂也许是欧洲内部更为严峻分裂的当代重演。中国的分裂也可能会出现，即可能的台海危机，台海危机的不确定以及可能的战争，是否会导致整个东亚文化的整体危机？如同二战之际日本军国主义导致的亚洲灾难，这尤为考验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避免战争的危险。
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第二次转向”如此重要，超过了20世纪的其他所有哲学家。因此这一历史时段最具有历史转向与转折的关键意义。1943-1953年的系列历史事件，决定了未来几十年甚至我们当下的时代的历史走向。而只有海德格尔，而非雅斯贝尔斯，也非后来的五月风暴一代知识分子（主要面对的是冷战），只有海德格尔在这个时期，同时面对了多方的压力：
1．纳粹导致德意志的彻底战败，德意志即将或者已经被撕裂。如同当下欧洲因为乌克兰被撕裂。欧盟可以提供一种回应新欧亚主义的新思想吗？但欧洲可能因为移民问题，经济危机，民族主义或保守主义等问题陷入自身的内耗了。而海德格尔在第二次转向中是在面对这个危机的，既然是在俄罗斯战俘营的进行晚间交谈，那么如何面对俄罗斯精神就是如何面对大地性、能源危机、地缘性与元素性的安全保障。
2．欧洲文化丧失了既有的活力与价值，单靠欧洲不足以振兴欧洲了。海德格尔已经预感到这个时刻的来临。这或许是核武器或原子能导致的人类自我的毁灭，那是否存在遏制技术的力量呢？随着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冷战的来临，海德格尔的思考可以提供什么启发？
3．那还从哪里获得思想资源？日本？但日本也陷入了军国主义，而且也是把海德格尔与尼采，与佛教结合，也是把民族意志的自觉与技术的暴力结合。现代性如何可能避开技术与意志的结合？意志一旦是民族主义，技术一旦是暴力控制就如同中国现在，如何可能化解？
4．那么，这是远东中国吗？雅斯贝尔斯可能也有相似的想法，但只有海德格尔严肃面对了，尽管这主要体现在个体的写作与默想中，并没有进入那个时刻的历史影响中。但海德格尔认为中国必然被苏联与美国影响。果然如此，中国前40年被苏联的政治革命主导，后40年的经济革命年被美国式资本技术所引导，但都离不开海德格尔所言的——权力意志与劳动技术。海德格尔的担心与预估完全正确。
三、道家的辩证法
海德格尔认为：
“中国到来——作为唯一的世界民族。
最终（/有限地）返回到老子。
这个时代中的人们对一种完全谋制力造性-经验性的种族主义，来加以合法谴责，为了不再更多地去预感——更不用说去思考——那把自身与之关联起来的民族规定性中的至高思想。
对立的图像则是：美国式的大杂烩。”（Heidegger,GA91,S.667.Denksplitter）
——而中国可以独立吗？可以依靠老子，他说中国要回到唯一的老子或道家，不是孔子学院,但道家的辩证法可以化解这个权力意志与劳动技术，尼采与云格尔的结合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吗？
这个思考，不会过高估计了中国？这个不会让美国人不高兴而加强了中国威胁论？而且回到道家老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子？是我们所谓的道家辩证法吗？是以柔克刚、以小化大，让予与余地的辩证法吗？
当我们反思海德格尔“第一次转向”的现代性批判，其反思在于：三大现代性话语的根本哲学前提都是——就是权力意志++技术控制，没有例外，至于反犹主义——只是因为犹太思维与计算思维的内在相关性。
而“第二次转向”：以天地神人，这来自于道家的四方域，即《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重建新的时空，走出技术集置的现代性命运，开启新的开端，走出庸用的终末论。
第一次转向更多是否定意义上的批判，第二次转向则是要重建开端，但如何做，海德格尔还处于尝试之中，也并不明确。
因此，出现了各种可能的进路：
1，一个就是杜金的第四维政治的“新欧亚主义”，或聚集民族精神的战争模式，这导致当下的欧洲危机，以及整个世界第三次大战的危险。
2，一个是德里达式的方式（在《无赖》等去世前的相关著作中），面对天地神人的四方域，但不同于彼此的“聚集”，也不是“战争”的暴力方式，而是肯定启蒙理性，但同时又要肯定不可计算的虚位（chora），在这个虚位上之“到来的民主”，才可能面对自身免疫政治的危机，但也并不明确，后世接续者也没有展开这个维度的讨论，这个是欧洲哲学需要展开的维度。
3，一个是我们现在要提供的道家辩证法之让予模式与余让的逻辑，也可以结合柏拉图和德里达式的chora（廓纳，虚位），与“四方域”，形成一个以“海洋”为中心，不是以“大陆地缘政治”为主导的未来秩序，因此不同于杜金的模式，是海洋——天空——大地，还有另一种组织集置模式，所形成的亚欧主义？或者第五维政治。这是我们在《无用的神学》中讨论的基本处境与问题境遇。
回到海德格尔，在于一开始就超过了时代的精神——即现代性的左中右三大模式——这个模式支配了现代性的基本进程，但海德格尔乃是大历史的思考尺度，是人性本身的大历史尺度，不是时代精神的尺度，这就是存在论差异的区分。
自从人类走出森林时代，进入大地时代，随后现代性等等海洋时代，直到未来的太空时代，这是大历史的尺度，这是人性的大历史尺度。不是现代性的三大话语的小历史尺度。如同施米特对于大空间的思考也不仅仅是时代精神的尺度，所以他一直不认为自己错了，而认为二战与冷战只是时代精神的内部争执而已，哪一个输赢都不重要，而历史思考的“大尺度”——陆地与海洋——之争夺，才是大历史的尺度，不会因为局部各方的输赢而有根本改变。
整个现代性的危机及其诊断的吊诡在于：并非三大现代性话语的共生，这是存在者上，不是存在论上的差异！因为：一方面，海德格尔认为这三大话语，从根本上，在现代性，并没有什么实质差别，都是“权力意志++技术控制”，只是方式不同罢了。另一方面，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决断或者终末论在于，这三大模式之为存在者上，遗忘或者没有进入存在论的决断，即权力意志与技术控制之为集置，会导致人性自身毁灭而走向终末论，如何在面对终末论时，想象另一种的人性！或者转化出另一种的人性，根本上不是这三重现代性话语所保护的或滋生的人性！必须想象或发现不同于现代性基本话语的另一种人性，这才是后期海德格尔的彻底之处！
因此，吊诡的乃是：一方面，现时代的精神，就是“左中右”的三大话语体系，似乎我们还是无法摆脱出来，德里达的友爱政治学，一直想摆脱这个区分及其关联，他一直不愿意陷入这三大话语的纠缠之中，但他似乎又找不到讨论的话语空间。即我们确实当下其实还是无法摆脱这三大话语模式！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超出或者走出这个“左中右”的话语模式，超越之间的关系，不纠缠其间，这是面对技术与自然或技术与灵魂的关系中，想象另一种的新的人性，不同于现代性的既有人性模式，但这是什么他的思考一直很隐晦，也并不那么明确，但肯定要发现，这是自然存在对于人性的庸用，不是人性去庸用自然与技术。这之间的关系纠缠与转化，才是吊诡。
其实，提出第四维政治的杜金，就是这样思考的！只是他以普京的战争模式开启另一种现代性，还是陷入到了地缘政治与神学话语加上战争技术的既有模式中！即，杜金确实看到了现代政治的问题与危机——就是反对所谓的三重现代话语的各种混杂模式，他要走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保守主义（革命的保守派），这三大话语模式建构的各种现代性模式，他要发明第四维政治，目的就是如此。
这是真正得到了海德格尔思想的精髓！是海德格尔所认可的进路，如果不走现代性的这三条道路，必须发明第四条道路，这即是第四维政治。
我们的方向，不同于杜金，就是不走这个普金式的欧亚主义的“斗争式”的天地神人之聚集的暴力进路，杜金把第一次转向的失败加以终结，认为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没有问题，尽管与希特勒短暂合作，但还是走出来了，反犹与否对于其它文明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当然不仅仅如此！），但是，如何接续第一次转向的现代性批判与重建呢？他把第二次转向的天地神人，不是以和平方式，而是以暴力方式或战争方式，加以重新的整合：
“地“是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天”是俄罗斯的各种自然资源或能量元素，“神”是东正教的爱与家庭，“人”是欧亚的东斯拉夫人！
在杜金这里，这四者必须聚集，不能分裂，而乌克兰的独立与靠近北约或美国，则是分裂的开始与标志，因此必须发动俄乌战争，收复所谓的东部四省等等，来整合这个东斯拉夫人的“天地神人”之另类开端的聚集模式，不同于美国开启的全球化现代性叙事。而如果其它三种精神，尤其是美国式自由民主，来冒犯这个四方域的整合，也要开战！
杜金的“第四维政治”或“第二次开端”的重要性与危险性，在于：
尽管他同时看到了海德格尔“第一次开端”与“第二次转向”的重要性，不同于其它哲学家，要么彻底否认第一次开端与纳粹的深度纠缠！要么仅仅接受海德格尔晚期礼物馈赠给予的现象学或现象学神学转向，而恰好忽视了第二次开端中的自我调整与第一次开端的针对性，但杜金对于第二次开端的整合，却是聚集与战争的模式，而没有看到其中有着道家辩证法的渗透，也没有触及《黑笔本》中道家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彻底改造，而这正是我们思想的开始，也是区分的关键所在，“道家辩证法”（Daoism Dialectics）——乃是在时代危机时刻的重新出场与跨文化转化。
因此，我们需要提出不同于杜金战争模式的和平模式，这就是“道家的辩证法”之重新提出。
先秦之际的老子《道德经》和《庄子》的思想，也是面对时代危机的产物，这就是面对秦帝国的崛起：法家的绝对权力意志——墨家去往秦国形成的兵法技术，在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看来（见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中的第八章《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以及《国史上的大事因缘：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试图重新理解先秦历史两个重大的谜底：
一个是编制而成的《道德经》文本晚于《孙子兵法》，是吸收了孙子的战争哲学而转向另一种的南面之术，在我们看来，这是走向生命护养与养生的生命政治；
一个是墨家后来的走向，这是在墨家遭遇迫害之后去往了秦国，加强了秦国的军事技术，导致了后来嬴政统一六国。——此兵家与墨家，在技术上的合谋，也许海德格尔会说，这就是时代最为强大的计算谋制与技术集置的结合！
————而秦帝国的法家之为权力意志的绝对加强，墨家与名家的战争技术之结合，就是海德格尔对于现代性的诊断——权力意志加上技术控制或战争。
那么，道家的辩证法，也不同于齐泽克等人在当今提倡的列宁式革命辩证法，其实这是与杜金同样相似的模式，只是更为带有齐泽克自己的黑格尔与某种基督教的混杂而已，并且显得如此的不合时宜，中国人更不可能接受这种思想，而道家的辩证法，同样也面对过海德格尔所面对的——权力意志与技术控制，因此，这也是为什么“绝望的”海德格尔会在第二次转向之际，彻底吸纳到道家思想。
那么，何谓道家的辩证法——或新道家的辩证法：
一方面，不同于这些已有的辩证法：
我们要提出Daoism Dialectics（道家的辩证法），乃是具有明确的针对性：
1，不同于中国传统《易经》式阴阳二元一气的整体辩证法。中国文化基本上被这个天地人三者一贯的阴阳太极辩证法整合了，比如汉代《月令》图示为代表，后来则是宋代成熟的《太极图》。
2，不同于黑格尔式的肯定辩证法。精神现象学演进的辩证法，总是需要死亡献祭作为中介，包含与扬弃死亡但需要死亡之劳作的主奴辩证法，最终还是依赖于死亡经济运作的奴隶式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可能也是这个生产的某种物质表达。
3，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暴力辩证法。革命的弥赛亚主义导致了极权主义，而中国式的特殊化道路，如何贡献出一种普世性的伦理价值一直还是问题。
4，不同于各种的否定辩证法、否定神学或各种的虚无主义。否定辩证法打破同一性，并且试图牺牲牺牲，但依然无法摆脱牺牲的双重约束，并且走入绝境，如同德里达的解构所走向的结局——无法终结的结局。
5，不同于当前的技术辩证法。从有机到无机，再从无机到有机，作为外在附加物的技术代具或人工智能，越来越取代人性，不是技术依赖于人性制作，而是人性依赖于技术的发明！但如何逆转此技术的辩证法？技术与灵魂，技术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依然没有哲学上的反思。
另一方面，道家的“新”辩证法在于（我们要强调这个新，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道家与道教的辩证法，因为它经过了现代性的打断与转折，经过与西方哲学的反思）：
1，争斗与让予的相关性。现代性的发展，从“战争”出发，无论是海洋兴起的现代帝国，还是殖民地的资本竞争与争夺，都离不开斗争、竞争与战争，战争乃是有为与有用的极致，与之相对的就是无为：不去争，不去为，保持无用。此无用表达为：让予，让出。因为面对了争斗，才需要让予。
2，二者张力的展开：越是斗争，就越是让予，这还是以“斗争”为主，但需要在争斗中出现彼此都可以存活的余地，如果没有了余地，如同两次世界大战的斗争，会导致两败俱伤或者同归于尽。
3，走向悖论的处境：越是去斗争，就越是要让予，但要彻底从斗争转向让予，需要足够的“余地”——更大的“余地”，如果没有了余地，让予就不可能，是否有着余地成为转换的关键所在。比如乌克兰，本来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余地，但一旦这个余地消失，战争就不可避免，以至于还出现了核武器的威胁，这是同归于尽的可怕之处。
4，悖论的悖论或吊诡的逻辑：即便没有余地，但也还要让予，只有事先“让予”了，才有余地，现在，不再是余地，而是“让予”才是绝对的！本来，要先有余地，才可能让予，否则让予都没有了条件，连余地都没有——你拿什么来交换？但是，现在相反，吊诡的逻辑是逆转的逻辑，即，正是因为没有余地，才“尤为”需要让予，只有通过无条件的让予，才会出现余地，余地以让予为前提条件。
5，吊诡的再次逆转：不仅仅是一次性的让予，而是让予自身也要再次让予，这是让予的聚集之“集让”（Ge-Lassen），这是我们强化海德格尔后期“泰然让之”的思考，形成我们所言的三重“绝对律令”（其实不是命令句，而是祈使句）：让天来为（体现出道家的自然观），让无来为（空无的敞开之为自由的条件），让让来为（让让让持续下去，才有更大的余地）。
——如此复杂的转化过程，绝非传统的道家辩证法，也非海德格尔的辩证法了，而是：从斗争转向让予，从让予转向余地，从余地再次呼吁与祈求而具有神学性，从有限的绝境而走向想象的“虚托邦”（choral-topia），最后让虚托邦可以落实为具体的余地场域，比如中国文化在秦汉之际的仙山，在宋代开始的山水画，都是打开一个“间域”，一个天地神人共聚的“之间”余地，才让文化的精神得以传递下来。
道家的辩证法，如何聚集《道德经》的“四大”与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并加以改造：
1，人“作为”人：一方面，已经被技术化了，媒介化了，乃至于数码化了，数字人的时代，但另一方面，人还是必死的，能死的，乃至于已死者，在媒介技术世界中的图像，其实就是古代希腊所言的eidolon：既是幻象与假象，也是死者才有的灵魂形象，只是现代性混合了二者，把生命变成了某种平行宇宙式的虚拟生活。因此，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性，才是未来的人性？必须具有某种无用的品质，成为无用的民族。
2，人法地——要修改为——人法海：不再是人类遵循大地的法则，因为大地的法则，要么走向被人类同化的人类世，要么大地被人性的类比所限制了，必须转向大海，因为海洋开启了现代性的开放，海洋与陆地，不是存在者的区分，而是存在论的区分，海洋乃是海德格尔所言的此在，大陆仅仅是常人！因此海洋开启了希腊的文明，海洋开启了现代性，而且，只有中国道家思想思考了海洋——《秋水》等等，更不用说道教对于蓬莱仙岛等等的想象（渤海，大壑，归墟，巨龟负山等等）。而儒家与法家兵家都基本上缺乏海洋思维，因此争夺海洋，而不是大陆，也是杜金第四维政治的盲点，尽管普京可能就是试图打开自由出入黑海的通道。
3，地法天相应修改为——海法天：这里的天当然已经不再是古典时代的天空或高空，而是宇宙，是有着黑洞与暗物质的宇宙，当然，也是指向人类可以触及的其它星球，以及太阳系的运行规则。而当代艺术就是进入了星链太空时代，如同数字控制的无人机与远程导弹，等等其实都是来自于与太空相关的技术。虚拟媒介当然也也依赖于此星链技术。但是这些技术是保护生命，还是杀死生命？
4，天法道——也是海德格尔的天法神：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道或大道？技术与大道的关系如何？技术与意志结合的现代性谋制与集置，如何与那个变化无常的大道发生感应关系？如何在天道-地道或海道-人道，重新形成生命整体的关联？人的必死性与神的不死性，有限性与无限性到底如何关联？并且指向个体的生命觉感，让技术回到内在，让个体可以从外在躯体到内在思维再到生命深度的内在触感，如同莱布尼兹单子的世界镜像化，这是海德格尔思考的诸神之镜像的投射游戏？人性可以让当代技术激发生命的灵根种子？如同干细胞技术所为。
5，道法自然：什么是这自然？海德格尔思考过人类出现之前的自然，其自然的自身显现，是否有着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所言的生命宇宙技术？不只是宇宙技术，而是从生命出发的生命技术，生命技术可以包括宇宙技术。这也是道家与道家的内丹与外丹融合的生命宇宙技术的诉求。当代媒介技术能够从道教学习到什么？
如果有着另一种的媒介理论，面对媒介已经与战争思维的内在融合，既是谋制计算——走向谋杀，也是技术对于灵魂的算计——走向意志的控制，媒介理论几乎很少有思考技术与意志的关系，而海德格尔与无用的神学，是否让媒介理论，可以从余让与余地，思考技术与战争，技术与灵魂的关系？
四、提问与讨论
1、“让予”和礼物“给予gibt”的关系是什么？
答：在汉语里面礼物给予和让予似乎没有差别，但其实其含义有很大不同。让予是什么都不给予，是退让。给予越多管制就越多，要求越多。但当我什么都不给予的时候，其实就是任其自由。因此，自由是让予出来的礼物，让予比给予更彻底。
2、“中国作为唯一的世界民族”是不是先于西方语义上的“中国威胁论”？
答：是的，这种表述有一定的危险性。不仅可能会激发中国的民族主义，还可能会掀起中国威胁论。最后，这种表述来自道家，因为道家的观点是退让，返回自然的。在道家辩证法看来，当下只有“给出余地”才能避免危险，否则就会产生世界大战。
3、讲座中提到的“让”和韩炳哲在《美的救赎》中提到的“让”有何不同？
答：韩炳哲的“让”是让予他者，探讨的是自身与他者的关系。我这里的“让”则更进一步，更加元哲学，是置于他者关系的前提。并且，我谈到的“让”来自于自然，是让自然来为。
文稿整理：阎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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