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意大利语：《意大利的权力真空》（Il vuoto del potere in Italia [The Power Void in Italy]），原载《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1975 年 2 月 1 日；《关于萤火虫的文章》（L'articolo delle lucciole）。并参考克里斯托弗·莫特（Christopher Mott）的英译本：《消失的萤火虫》（Disappearance of the fireflies）。为了突出“萤火虫”这一意象在帕索里尼政治思想中的地位，并呼应于贝尔曼对“萤火虫-抵抗”的阐述，推送时我们保留英译本的译名。“作为形容词的法西斯与本质上的法西斯的区别，至少可以追溯到日报《多工艺》（Il Politecnico），也就是在战争刚结束时......”弗朗哥·佛尔蒂尼（Franco Fortini）关于法西斯的文章就是这样起头的（《欧洲人》周刊 [L'Europeo]，1974 年 12 月 26 日），而就像他说的那样，这篇文章我完全同意。然而，我却不能同意它有倾向性的开头。
事实上，《多工艺》对“法西斯”的区分既不切中要害，也不符合时宜。直到大概十年前，这个区分还能成立：当时天主教民主党（简称天民党）政权还是法西斯政权的纯粹、简单的延续。但是大概十年前，“某个事情”发生了。“某个事情”不仅在《多工艺》的时期不存在，在发生前一年也不可预见（甚至，就像我们会看到的那样，在突然发生时也不可预见）。所以，不能“按历时顺序”，在法西斯分子的法西斯与天民党的法西斯之间进行“法西斯”之间真正的比较，而是要比较法西斯分子的法西斯与那个在根本上是全新得不可预见的法西斯——后者就诞生于大概十年前发生的那“某个事情”之中。
由于我是一名作家，我在写作中与其他作家发生争论，或者至少是讨论，这就让我可以对大概十年前发生在意大利的现象给出一个富有诗意和文学性的定义。这会有助于简化和缩短我们的论述（可能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它）。60 年代初，由于空气污染，尤其是在农村是由于（对于蓝色的水流和清澈的灌溉渠的）水污染，萤火虫开始消失。这一现象耀如闪电。几年后，这些萤火虫就不见了。（现在，它们是对过去的一个相当痛苦的记忆了：而有这样记忆的老人却无法在新一代的年轻人身上认出年轻的自己，所以对曾经也无法有美丽的惋惜）
所以，十年前发生的那“某个事情”，我会称之为“萤火虫的消失”。天民党政权有两个阶段是绝对有区别的，不仅内含着一定的连续性，不能相互比较，而且甚至在历史上也变得不可比拟。
这个政权的第一阶段（就像激进分子一直正确地坚持来称呼的那样）是从战争结束到萤火虫消失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从萤火虫消失到今日的阶段。我们来一一看一下。
在萤火虫消失前
法西斯分子的法西斯与天民党的法西斯之间有着完全的、绝对的连续性。对于这个问题，我会略去当时的这些内容，也许在《多工艺》中也有：失败的清洗、法典的连续性（英译注：暗指《洛克法典》）、警察的暴力、蔑视宪法。我要详细讲述的那件事，后来成了一种回顾历史的意识。那件事就是：反法西斯的天民党人用来反对法西斯独裁的那种民主，是无耻地停留在形式上的（意大利语 formale）。它的基础，就是由梵蒂冈管理的、通过巨大的中产阶级与巨大的农民群众的投票而获得的绝对多数。梵蒂冈的这种管理，只有建立在全然压抑性的政权上才有可能。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算数的“那些价值”就是法西斯所保持的那些价值：教会、祖国、家庭、服从、纪律、秩序、节约、道德。这些“价值”（在法西斯时期也是如此）“也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它们属于构成了有着古老的农业与古工业的（paleoindustrial）意大利那特殊而具体的文化。但当它们被假定为国家“价值”的时候，它们只能失去所有现实，成为残暴、愚蠢、压抑的国家同流主义（意语 conformismo di Stato）——法西斯与天民党之权力的同流主义。不管是在法西斯时期，还是在天民党政权第一阶段的时期，不管是“精英”（原文为法语 élites）还是不同层面上的群众，其乡土气息、粗鲁和无知都是一样的。这种无知的范例就是梵蒂冈的实用主义与形式主义。这一切如今都是清楚的、毫不含糊的，因为当时知识分子与反对者都抱有愚蠢的希望。人们希望这一切并不完全正确，希望形式民主到头还算得上数。不过，在进入第二阶段之前，我要用几句话讲一讲那个过渡的时刻。萤火虫消失的时候
在这一时期，《多工艺》在法西斯之间进行的区分还是有作用的。事实上，不管国内正在形成的大国家（意语 il grande paese）——也就由意大利共产党组织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还是最先进、最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没意识到“萤火虫在消失”。他们相当了解社会学（在那些年，社会学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处于危机之中），但这些信息还没有被经历过，本质上是形式主义的。没人能猜到历史现实会变成什么样即近的未来，也没人能把当时所谓的“福利”与“发展”看成是相同的，而这个发展会首次在意大利全面实现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所说的“种族灭绝”。对于农业和古资本主义的旧世界进行国有化的“价值”，以及因此而伪造出来的“价值”，都突然不算数了。教会、祖国、家庭、服从、秩序、储蓄、道德都不算数了。它们也不再作为虚假的东西而派上用场；而是在被边缘化的教士-法西斯主义中生存（甚至意大利社会运动 [MSI] 也在本质上抛弃了它们）。
取而代之的是一类新文明的那些“价值”，与农民和古工业的文明的价值完全“不同”。这种经历在其他国家已经完成了。但在意大利，情况却非常特殊，因为这是我们国家所经受的首次真正的“统一”；而在其他国家，则是以某种逻辑与君主制的统一而重叠，又与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进一步统一而重叠。
在多元论的“拟古主义”（archaism）与工业上的平均化（意语 livellamento）之间的碰撞所造就的意大利的创伤，也许只有一个先例——那就是希特勒以前的德国。在那里，各式各样地方主义文化的价值也被工业化那强烈的认可过程（意语 omologazione）所毁灭：随之而来的是形成了那些庞大的群众，不再是古代的群众（农民的群众、工匠的群众），也还不是现代的群众（资产阶级群众），而是构成了纳粹部队那野蛮、失常、不可称量的（意语 imponderabile）躯体。在意大利，正在发生某个相似的事情：甚至还要更暴力，因为哪怕比起 50 年前德国的工业化， 1970 年代的工业化也构成了一个决定性的“突变”。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个新时期（意语 tempi）”，就像大家现在都知道的那样，而是人类史的一个新时代（意语 epoca），其中这个人类史是以千年为期的。意大利人民对于这一历史创伤不可能作出更差的反应了。在短短几年里（特别是在中南地区），他们成了一个堕落的、可笑的、怪物般罪恶的民族。只要走上街就会明白这一点。
但要理解人们的变化，自然而然就要爱他们。至于我，很不幸，我爱过他们，爱过这个意大利人民：不管他们是在权力的模式（意语 schemi）之外（他们恰恰相反，是拼死反对这些模式的），还是在民粹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模式之外。这是一份真实的爱，根植于我的存在方式之中。
所以，我“用我的感官”（senses）看到了消费力所强制的行为在重新创造并扭曲着意大利人民的意识，最后则以不可逆的堕落而告终。这是在法西斯分子的法西斯时期没发生过的事，而在那期间，行为与意识也是完全脱离的。“极权主义的”权力反复重申其行为主义上的强行规定，却是徒劳的：这些强行规定并不内含着意识。那些法西斯的“模型”只是戴上又摘下的面具。当法西斯分子的法西斯垮台后，一切都回到了以前的样子。在葡萄牙，也能看到这一点：历经 40 年的法西斯主义之后，葡萄牙人民庆祝了五一劳动节，仿佛上一次庆祝就是在去年那样。所以，佛尔蒂尼所追溯的法西斯与战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是荒谬的：法西斯分子的法西斯与天民党权力的这个第二阶段的法西斯之间的区别，不但在我们的历史上，而且可能在整个历史上都没有可比性。
然而，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争论这一点，尽管这很合我的心意。事实上，我写这篇文章是出于一个非常不同的原因。也就是下面这个。所有我的读者肯定都注意到了当权的天民党的变化：短短几个月里，他们变成了一副副死亡面具。确实是如此：他们继续闪烁着灿烂的笑容，焕发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真诚。他们的瞳孔里凝结了好心情那真正的幸福之光。在那时，那道光并不是机灵与狡猾的那种眨着眼的光。而这似乎和美满的幸福一样讨选民的喜欢。
而且，我们的那些当权者还毫不畏惧地继续说着令人难解的废话，其中飘荡着惯常的、陈套的许诺所“发出的声音”（拉丁文 flatus vocis）。事实上，它们只是面具。我确信，揭开这些面具，你不会发现一堆骨头或灰烬，而会是虚无、真空。
对此的解释很简单：事实上，今日意大利有一个戏剧性的权力真空。但重点是在这里：不是立法权或行政权的真空，不是领导权的真空，最后也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权的真空；而是权力本身的一个真空。我们是如何到达这个真空的？或者不如说：“那些当权者是如何到达那里的？”
对此的解释，也很简单：天民党的当权者从“萤火虫的阶段”转到了“萤火虫消失的阶段”，而对此却毫无意识。无论这看起来多么接近犯罪，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绝对无知的；他们丝毫不怀疑他们所掌握和管理的权力不是简单地在经受“正常”的演变，而是在本性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在他们的政权下，一切在本质上都一样：例如，他们可以永远依靠梵蒂冈，却没意识到，他们自己继续掌握和管理着的权力，已经不知该如何对待作为落后、贫穷的农民生活之中心的梵蒂冈。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可以永远依靠国族主义的军队（就像他们的法西斯主义的前人那样），却没看到，他们自己继续掌握和管理着的权力，已经为新的军队奠定了基础，只要那是跨国的、技术专家式的准治安（意语 quasi polizie）。
家庭也是如此，自那些法西斯时期以来，不间断地被强迫去讲节约、讲道德：而现在，消费权力将现代性意义上的彻底改变都强加在了家庭的头上，直到它以接受离婚、乃至还有潜力去毫无限制地接受其他一切而告终（或者至少直到新权力的自由放任性 [permissiveness] 所同意的限度上，而这比极权主义更糟糕，因为这是在暴力地合计着 [意语 totalizzante]）。天民党的当权者经受了这一切，却以为他们可以管理这一切，而且尤其是操纵这一切。他们没觉察到这是“别的东西”：不仅是对于他们，而且对于一整个文明形式都是不可比拟的。只有在语言中才会出现症状，从来都如此（参见葛兰西）。在过渡阶段，也就是在萤火虫消失“的时候”，天民党的当权者几乎突然改变了他们的表达方式，采纳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就像拉丁语一样难解）：特别是阿勒多·莫罗（Aldo Moro），在从 1969 年至今所组织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中，他（通过一种谜一般的相互关系）似乎是所有人中牵连最少的，由此来试图保存权力，而这到目前在形式上是成功的。我之所以说是形式的，是因为，我重复一下，在现实中，当权的天民党人用他们来自自动机的诡计（意语 manovra da automi）和他们的微笑来掩盖真空。真实的权力没有他们也能进行：他们手中只有那些无用的机关，其中对他们来说，除了那悲哀的双排扣大衣，没什么是真的。尽管如此，“真空”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继续存在的，而只能被抽象地、用归谬法来宣扬。很有可能，我说的“真空”通过一场不可能不震惊全国的危机和重新调整，实际上已经被填补了。这方面的一个迹象是对政变的“病态的”预期。好像这只是“取代”一群人的问题，而这群人 30 年来如此可怕地治理着我们，把意大利引向了经济、生态、城市和人类学的灾难。事实上，通过人为加强法西斯权力的旧机关（apparatus）来对这些“木头脑袋”进行虚假的取代（不仅如此，实际上更是送葬般的狂欢），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而且要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就其本身的构成来说，已经是纳粹式的了）。过去十年来，“木头脑袋”们一直在为真实的权力服务，却没意识到其真实性：这里有某个事情已经可以填补“真空”了（也使得共产主义大国家的治理那可能有的参与变得徒劳了——因为这不是治理问题，而这个大国家就诞生于意大利的废墟之上）。我们对这个“真实的权力”有着抽象的、基本上是启示录般的印象：我们不知道如何想象它会以什么“形式”直接取代那些奴仆，后者是把它当作一种简单的技术“现代化”的。不管怎样，对我来说（如果读者有兴趣了解的话），请明确一点：我会为了一只萤火虫而舍弃整个蒙特迪森公司，虽然那是家跨国公司。
诗性电影创刊 | 帕索里尼专题：我是一股来自过去的力量
帕索里尼《诗电影》 | 意大利语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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