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译按 译自：DESTRUCTION, NEGATION, SUBTRACTION - on Pier Paolo Pasolini，收于《自我矛盾的丑闻：帕索里尼多稳态的主体性、地理和传统》（The Scandal of Self-Contradiction: Pasolini’s Multistable Subjectivities, Geographies, Traditions），Luca Di Blasi、Manuele Gragnolati、Christoph F. E. Holzhey 编，《文化探寻》（Cultural Inquiry）2012 年第 6 期，维也纳的图里亚+康德出版社（Turia + Kant），页 269~277. 本文原为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2007 年 2 月在洛杉矶帕萨迪纳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的研究生院（Graduate Seminar of ArtCenter College of Design）发表的谈话，基于作者未发表的打字稿《破坏、否定和减法》（Destruction, négation, soustraction），并首刊于拉康网（http://lacan.com/）。 ___________ 译 | solemn 我的讲座的摘要部分非常简单。我可以把它总结为 5 点： 所有创造、所有新意，在某个意义上都是一个否定中的肯定性部分。“否定”，是因为如果有事物作为新事物发生时，它就不能被还原为它在其中发生的那个情况的客观性。所以，这当然就像是对于这种客观性的常规法则的一个否定性的例外。而至于“肯定”，即否定中的肯定性部分，则是因为如果一个创造可以还原为对客观性的普遍法则的一个否定，那么创造就其同一性而言，是完全依赖于这些法则的。因此，一个新意的本质所内含着的正是否定，但必须在否定的否定性之外肯定这个新意的同一性。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一个创造或一个新意必须被悖论性地定义为否定的一个肯定性部分。 我把“破坏”命名为否定中的否定性部分。例如，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勋伯格（原文 SchÏnberg，应为 Schönberg）上世纪初创造的十二音的音乐系统，我们可以说，这一创造实现了对调性系统的破坏，而调性系统在西方世界已经支配了三个世纪的音乐上的创造。在同样的方向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念是通过彻底破坏资产阶级国家（State）机器，来实现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内在否定过程。在这两种情况中，否定都是对一个过程进行事件性的集中，通过这个过程来实现旧世界的彻底解体。正是这种事件性的集中，实现了否定的否定性力量，即否定中的否定性。而我把它命名为破坏。 我把减法命名为否定中的肯定性部分。例如，新的音乐公理为勋伯格在音乐作品中构建了各个音符在调性系统之外那可接受的连续，而这些公理绝不是可以从这个系统的破坏中推导出来的。它们是音乐活动的一个新框架的肯定性法则。它们显示了音乐话语可能有一种新的连贯性。我们必须明白的一点是，这种新的连贯性并不新，因为它实现了系统的解体过程。但新的连贯性在这个程度上是新的：在勋伯格的公理所规定的框架内，音乐话语避免了调性法则，或者更确切地说，音乐话语对这些法则漠不关心（indifferent）。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音乐话语从其调性的立法（legislation）中被减去了。显然，这种减法在否定的范围（horizon）中，但也存在于否定中的纯粹否定部分之外。它存在于破坏之外。 对于政治语境中的马克思也是一回事。马克思坚持说，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破坏本身不是成就。目标是共产主义，也就是国家本身的终结和社会阶级的终结，以便于公民社会进行纯粹平等主义的组织。但要到这一步，我们必须首先用一个新国家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而新国家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被破坏的直接结果。事实上，新国家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就像今天的实验音乐不同于 19 世纪学院的调性作品不同，或者当代表演与对于奥林匹斯诸神的学院式再现可能有的不同。因为新国家，也就是马克思称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组织着自身消失的国家，一种在本质上就是非国家之过程的那个国家。也许对阿多尔诺来说，“非形式的（informal）音乐”在一部作品中，就是所有形式的解体过程。所以，我们可以说，在马克思原初的思想中，“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国家的名称，这种国家从一种“正常”国家的所有经典法则中被减去了。因为一种经典国家是权力的一个形式；但被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非权力（un-power）的权力，而非权力就是权力问题消失的那个权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把否定中的这一部分命名为减法，这部分是以某种东西的可能性为导向的，而这种东西就是在否定所否定的法则之下绝对地存在着的。 所以，否定总是在破坏与减法之间，在否定那具体的行动中得到了悬置，不管是政治的还是艺术的行动。否定的本质正是破坏，这一直是上世纪基本的理念。这个新世纪的基本理念必须是：否定的本质正是减法。 但减法不是对破坏的否定，同时，破坏则一直是对减法的否定，就像我们在勋伯格、马克思那里看到的那样。最难的问题正是要从减法的视点来保持否定这个完整的概念，而列宁、勋伯格、马尔塞勒·杜尚、凯奇、毛泽东、杰克森·波洛克从破坏的视点来保持否定这个完整的概念。 我提议和大家来读一读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一首宏伟诗作的一个片段，来说清楚破坏、否定和减法非常复杂的相互关系。帕索里尼以电影人的身份闻名于世，尤其是他在六七十年代导演了对两个伟大的西方智性传统所作的当代视觉性的深刻解读：以《美狄亚》《俄狄浦斯王》等片解读古希腊传统，以《马太福音》和一份关于圣保罗生平的非常复杂的手稿来解读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一切组成了对历史，神话和宗教（History, Myths and Religion）三者关系的艰难思考。帕索里尼同时是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个永久地受他笃信宗教的童年所影响的人。所以，他的问题是：历史作为政治否定性，其革命性的生成（becoming），就是对希腊神话那悲剧性的美和基督教对和平的许诺进行破坏吗？还是说，我们要谈论一种减法，其中，美与和平（Beauty and Peace）之间肯定性的调和在一个新的平等世界中有了可能？
电影《美狄亚》Medea，1969
电影《俄狄浦斯王》Edipo re，1967
电影《马太福音》II vangelo secondo Matteo，1964 帕索里尼也以他的私生活与他的公开定罪之间的关系而闻名。不仅仅他是同性恋，而且这是他的政治观的一部分，早在男女同性恋运动开始的许多年前。他完全明白，欲望——在他的情况中是对罗马郊区年轻的穷工人的欲望——并非独立于我们意识形态化的选择之外。再一次，问题在于把性欲望铭刻到政治否定性之中，而这种否定性不是作为一种纯粹的颠覆性、破坏性的特征，而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移置（displacement），来移置从集体的主体性中分离出个体的主体性的那条线。 1975 年 11 月，帕索里尼遭到谋杀，享年 53 岁。时至今日，这场可怕的谋杀仍让人不明原委。但是，当时显然恰恰处在政治规定性与性处境（sexual situations）的连接点上。这一连接点，对于帕索里尼正是种种新的真理的不竭的源泉，但也是一出存在性的悲剧。 绝妙的影片、政治上的投入、评论性随笔、伟大的小说、新的存在性的风格......在这一切之外，帕索里尼还是那一代最伟大的诗人。我们可以区分出 3 种主要的诗集。 帕索里尼 20 来岁时写的诗，是用一种特定的意大利方言——弗留利（Frioulan）方言写的。其中作了一种尝试，要使诗歌逃脱（subtract poetry to）官方意大利语的权威，还要用一种民众的语言反对国家的语言。这是被德勒兹命名为“次要（minoritarian）政治”在诗歌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2.1957 年出版的那本大诗集，核心是一首宏伟的诗作——《葛兰西的骨灰》，这是一次复杂的沉思，关于历史、马克思主义、意大利风景和个人情感......诗的题目本身是忧郁的否定的一个隐喻。葛兰西，这位宗师（the Master）、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教父，在诗里仿佛消散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3.60 年代初的两部集子：《我的时代的宗教》（1961 年）和《玫瑰样的诗》（Poetry in From of a Rose，1964 年）。我今天要解释的片段的语境就是这个：在根本上，这是帕索里尼涉及到意大利左派的实践的那苦涩的失望。更准确地说，这涉及到意大利共产党的两次严重的失败，一是在二战中，意共对成千上万青年反法西斯、反纳粹的武装斗争的不忠，二是意共没能组织起意大利城郊成千上万青年工人的造反。 所以，我们就有了对年轻民众的双重否定。过去，他们的战斗被遗忘了；如今，他们的造反受到轻视。但帕索里尼却有两个重要的理由，来充满激情地关心着青年的存在和奋斗。首先，他的弟弟圭多（Guido），作为游击队员、抵抗战士，在战争中死于战斗。而糟糕的问题是，他不是被法西斯杀死的，而是被另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因为当时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在争夺对一些边境地区的控制。第二，作为同性恋者，帕索里尼一直和一些非常穷的青年工人或郊区的失业者有着持久的真实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帕索里尼的许多诗都在谈历史、政治以及无产阶级青年的具体存在之间的矛盾。我们先来听一听其中一首。这是一首非常长的诗《胜利》的片段。（中文版译自意大利语原文，参考英译：Pier Paolo Pasolini, ‘Victory’, in In Danger: A Pasolini Anthology, ed. and trans. Jack Hirshman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2010), pp. 212-13） “一切政治都是现实政治”，战斗的灵魂，带着纤弱的愤怒！你认不出别的灵魂了吧？除了这一个有着能干的人 和热爱中人之诚实的革命者那满腹的啰嗦（连苦涩年代里的杀手及其共谋也与古典主义的守护者联手了，显得共产主义者很规矩了）：你认不出那颗心已做了它敌人的奴隶，敌人去哪里它就去哪里，被一个历史引领着这是双方共同的历史，使他们，在深处，牢牢地变成了兄弟；你认不出 一种意识的恐惧，它和世界搏斗着，它一样遵循世世代代的争斗法则，就像一种悲观主义，在其中，希望沉沦得更加生机勃勃。欢乐地欢乐着，丝毫没有隐秘的动机，死去的年轻人，组成一个军团，在刺眼的阳光下盲目着，他们来了，他们等待。如果他们的父亲，他们的首领，被一场和权力的暧昧辩论所吸引了，又被辩论的辩证法捆绑，而历史无休止地变更着——如果他抛弃了他们，在白色的山谷中，在晴朗的平原上，慢慢地，慢慢地，儿子们野蛮的胸膛里，仇恨变成了对仇恨的爱，只在他们的身体里燃烧，这几个，被选中的。啊，绝望多么肆无忌惮！啊，无政府，那对圣洁的自由的爱，唱着英勇的歌！ 对这个片段作一个概述，我们可以这样说：人人都说政治必须是现实主义的，一切意识形态上的幻觉都被证实是危险、血腥的。但是对政治来说，什么是实在（the real）？实在是历史。实在是斗争、否定的一种具体的生成。但怎样才能理解、知道历史呢？如果我们知道历史的规则，知道关于生成的伟大法则，我们就做得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训。但是，历史的法则，对于我们和我们的敌人来说，难道不是一样的吗？如果是这样，否定又怎么区别于赞成呢？ 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情况：在破坏被压制的同时，减法本身，可以说是破坏的对立面（opposition），则变成了破坏的共谋。帕索里尼这样写道：我们发现我们走向的恰恰是敌人在走的路，“由一种历史引领着，而那就是双方的历史”。而政治上的希望是不可能有的。所以，如果上一场战争中死去的青年看到了政治现状，他们决不会同意这种共谋。最后，他们会拒绝他们政治上的父亲们，也就是意共的首领们。他们必然变成野蛮人、虚无主义的人，就像郊区年轻的失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