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人口问题”

最近大家都在关注国内日趋严峻的人口问题，关于“人口问题”，8月国家卫健委在《求是》杂志刊文给出了官方定义：
1、随着长期累积的人口负增长势能进一步释放，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
2、生育水平持续走低，近年来总和生育率降到1.3以下，低生育率成为影响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
3、老龄化程度加深，预计2035年前后进入人口重度老龄化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30%）；
4、家庭小型化，2020年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2.62人，较2010年减少了0.48人，养老和抚幼功能弱化。
文章并指出，人口负增长下“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

这可能是国内60年来首次人口危机。

1970年以来出生及死亡人口走势

上周我在《聊聊中美脱钩与世界秩序的变化》中提到了我们面临的历史“机遇”，本周我们聊聊同时面临的长期 “挑战”——人口。


背景和意义

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四分法告诉我们：人类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为经济运行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要素，并带来政治上的需求。

如果基于逻辑和常识来理解这段话，

从总量上看：

人在出生之后不可能依靠自己养活自己，所以成年之前的消费必然大于产出，而到中壮年时一般产出会大于消费，到老年时消费又会大于产出。

另一方面，从资金供求看，25-34岁人口是资金借贷方、35-54岁是资金供给方、55岁以上借贷需求不大。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对资金供求产生影响，"零利率"似乎是深度老龄化国家的必然产物。

但如果放到更长的周期则会有截然不同的推演：全球性的深度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剧产出-消费的缺口，造成全球化红利消失。

对于发达国家（消费国）而言，主要挑战来自长期输入性通胀压力（利率上升），同时养老和医疗相关的财政支出刚性增加，将制约其债务扩张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供应链议价能力的变化，则有可能撼动全球货币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3.0）。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主要的脆弱性取决于在其国内产业链的完备性：老龄化社会亟需的医疗健康领域相关高附加值产品/技术需求主要来自进口，同时养老和医疗领域相关的财政支出刚性增加，很可能最终走向双赤字（经常帐赤字+财政赤字），造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

从结构上看：
人类生命周期各阶段分别对应着相关行业周期，主要体现为：中间段的房地产、汽车及其相关产业，以及两端的母婴、教育，以及医药、医疗、养老、保健等行业。
其中，房地产和汽车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大件消费，也是一国经济支柱，随着房地产和汽车产业的发展，国家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得以不断推进。
纵观二战后德国、日本、美国的产业崛起很大程度归因于本国汽车工业及其带动的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对于国内而言，去年发布“十四五”规划已将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后地产周期”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抓手。而今年中国经济的最大引擎房地产开始出现全面失速风险，汽车再次成为稳增长主线，汽车购置税减免显著拉动当期汽车销量，历史上只减免过两次，亦为经济压力较大时期，分别在2009-2010和2015-2017（但每次购置税减免带来的销量暴增，都紧跟着后两年的销量疲软）。

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看，
人口影响经济周期之后，也会进一步影响政治周期。例如人口生育周期带来工业化的同时，也会由于对要素的争夺而发生冲突，由此带来军事经济周期；

就业周期的波动会导致政府的压力，如果无法有效解决国内矛盾，就会把压力转嫁到国外，从而带来国际关系周期；

康波周期的低谷和高峰时期往往会发生大国间的摩擦，从而带来霸权周期、战争周期。

纵观历史，你会发现帝国的兴衰、霸权更替均与彼时的人口周期相关，一国的内部动荡及对外战争/冲突大多发生于青年人所占比例较高的时期。


历史与现状

中国自建国以来出现了三轮婴儿潮，第一轮为1950-70年代，战后经济重建叠加地缘政治因素（苏修）背景下的“英雄妈妈”婴儿潮，及其生育的“80后“第二轮婴儿潮成为改革开至今的建设主力，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历年中国人口出生数据

在此期间，生产函数中的四大要素（土地、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均发挥出积极的效用：
土地：经济特区是中国产业政策最具实效的创新，土地得到大量补贴，政府完善配套基建，企业获得从设立到运营的“优先级”营商条件。

资本：通过与外部世界交流学习，增加对外贸易并吸引外商外资。人民币汇率在90年代初一次性主动贬值到位，为吸引外商投资打开窗口，同时配合朱镕基领导的国企重组改组及垄断行业改革，为加入WTO和长期产业升级发展铺平道路。

技术：跨国公司带来了实物资本流动，特别是制造业生产资料内嵌的先进技术，大量合资公司的设立促使外国公司持续向国内本土公司转让技术和技能。

劳动力：产业发展带动的新增城镇就业促进廉价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历史性人口迁徙，推动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新市民”进城买房置业带动房地产需求，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资源货币化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并进一步扩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完善相关商业、医疗、教育等配套，提升土地资源附加值，再进行新一轮招商引资及新一轮土拍。使得土地财政与城镇化进程形成动态耦合的经济闭环。

但是两轮婴儿潮趋同性的经济活动造成了部分领域“赛道拥挤”，现代商业围绕着80后各类刚需催生出如“学区房”、“课外教培”等特殊的经济产物——大约起源于2016年前后，对应的是80后进入适龄生育年龄并叠加了二胎放开之后的最近一轮tiny版婴儿潮：2010后出生的宝宝集中进入上学年龄。

近两年来，这些宏观上阻碍长期可持续发展，微观上降低生育意愿、宏观上不符合核心价值观、形成社会负能量的行业已经基本被全面整顿。

另外，在周期和生育政策的共同影响下，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可能造成更为显著的代际剥削问题，代际剥削除了体现在系统性的养老资源缺口方面，也特别体现于房地产价格。

从长期房价和居民收入的长期走势推测，70后可能是依靠“自力更生”购置住房比例最高的群体，80后其次，而部分新一线城市的90和00后则需要掏空六个钱包才足以凑出首付，也有部分年轻人越来越佛系，不婚、不育或者直接躺平，本质上是表达对于过度不公以及代际剥削的拒绝态度。


未来

“人类代际之间的生命周期转移更多是通过国家税收和福利再分配的宏观调控来实现。”

目前中国正在加速迈入老龄化社会——第一波婴儿潮已经集中进入退休年龄，未来伴随着人口结构的趋势性演变，相应的税制改革亦将加速。
未来进一步提高三大直接税：房地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的比重（目前我国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约为3:7），将是税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也是“共同富裕”下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进路。

房地产税：房地产行业伴随人口老龄化进入后地产周期，我们的税基也需要从针对于“增量”征收的土地出让金，逐步过度到针对于“存量”征收的房地产税，短期内可能不具备扩大试点的条件，但这是中长期稳税基的关键；

资本利得税：未来居民投资可能由房地产市场逐步转向证券市场，针对不动产和有价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征收的 “资本利得税”将随之出台；

遗产税：对应人口老龄化和物质财富的传承开征遗产税，是维持经济运行弹性的重要抓手，也是保证“共同富裕”政策落地实效的重要税种。

从财政经济运行情况看，2015年以来财政收入占中国GDP的比重从22%降至18%，而同期主要社会福利开支增加很快，社保基金支出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从26%升至43%。

未来内部社会老龄化加速、外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预期将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

2002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及支出走势

我们需要以史为鉴：

“纵观历史，王朝的崩溃往往都是从财政困境开始。”

短期“截流”

"积极有为"的财政显然有着刚性约束，高层在会上反复强调”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严肃财经纪律，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中长期“开源”

未来随着经济稳增长压力减缓，预期将转向稳税基以保障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末了，

再好好感受一下这句话：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

Reference

查尔斯·古德哈特, 马诺杰·普拉丹. (2020). 人口大逆转：老龄化、不平等与通胀. 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