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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相

青衣仙子 青衣仙子 2021-12-25



1958年,甘肃千里沙漠中的农场,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饭桶,打架不要命……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一年到头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在饥馑和死亡阴影的笼罩下,选择毫无尊严的苟且便成了基本的求生方式。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文革中抄家者用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后来又将目标转移到钱物,红卫兵开始不清楚钱物藏于何处,后见其夫人紧抱一盒,打开一看,竟是现金及存折数万元,于是抄没而去。俞平伯在后边追着高喊:“汝等持去,有利息乎?”
 
1968年冬,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七名牛鬼蛇神进山开荒,夜里挤睡在一个大铺上。由于日夜密切接触,每个人都害怕不知不觉又被人抓住什么把柄,一个个战战兢兢、规规矩矩,连睡觉也小心翼翼。史苇湘睡在高尔泰的左边,一睡下就打鼾,让高尔泰十分羡慕。但后来高尔泰发现,史苇湘并没有睡着,假装打鼾是为了表示心里没有隐忧没有抵触情绪。
 
一次,高尔泰跟原顶头上司段文杰等三人半夜出动卸煤,回来睡觉时听到段文杰说梦话,喊万岁!颇纳闷。第二天劳动时,段文杰变着法儿试探大家的反应,大家才知道他是装的。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沈从文回答说:“没有什么不服的,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纸灰。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文革开始时83岁。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自己毕生积累的作品,以及明、清书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带出家门,倒进苏州河中。
 
另一位中央文史馆副馆长、84岁的杭州著名学者马一浮,家被搜罗一空。他恳求抄家者说:“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回答他的却是一记耳光。
 
大知识分子如此,中等知识分子又如何呢?
 
潘应江,广东人,中山大学电机系毕业,与一位同伴在戈壁滩上牧羊。夜里腹泻,匆忙间撕了一片纸冲出茅棚。次日,同伴手持那带屎的纸片举报了他,那是一片报纸,上有伟人图像。潘在批斗中断了一条腿,被判刑十年。
 
刘枫,河南人,统计员。心怀虔诚,在《学习文件》首页题写当时的流行敬语,“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有小孩发现,“万寿”的“万”被他写成了“无疆”的“无”。判刑十年。
 
再等而下之的人物,稍有不慎,也会不免于难,陷入深渊。
 
邵惠根,上海青年。造反派开会,他说:“人家都抬着毛主席像游街去了,我们怎么还不动作呢?”他的“游街”犯了大忌,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只有土豪劣绅才被押解游街。“游行”和“游街”是有严格区分的。他不能加以区分,判了九年。
 
万祥华,上海青年,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桂冠等同于劳模。他一激动,拼命呼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结果喊昏了头,把“万岁”的主儿喊成了“打倒”的对象,判刑九年。
 
章瑞法,上海青年,炊事员。正在切白菜,听见锣鼓声中夹杂着“特大喜讯”的喊叫,提着菜刀出门听个究竟。得知“喜讯”内容乃科学家说伟大领袖能活一百四十岁,他觉得太离谱,脱口而出说了三个字:“拍马屁!”立刻抓捕,五年。
 
这是我在黄德彰先生《南冠小草》中读到的记载,一桩桩、一件件,都有案可查。像这样如履薄冰的年代,现在有些人还居然非常怀念,是健忘还是糊涂?
 
又如12岁的颜嘉森所在的学校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派出所怀疑写标语的是他,就把他劳教了。怀疑的原因,仅仅因为“他父亲可能是历史反革命”,于是就把他弄进去了。
 
再比如有人说了一句“东方不亮西方亮”,立刻被打成右派。理由是东方是社会主义,西方是资本主义,你说东方不亮西方亮,你是几个意思?
 
诸如此类的离奇罪名,在民风淳厚的农村该不会有吧?错!
 
周明夫,曾经是生产队的会计,因为有些文化而遭人嫉恨。他的罪名是“用气枪污蔑领袖画像”。当时生产队有一杆民兵训练用的气枪,枪把已经沤烂了,他玩枪时瞄了领袖像一下,第二天就来人把他给绑了。房间里就三个人,他知道是谁举报的。
 
最有戏剧性的是胡竣录、程德华和翁志渝三人。他们由于出身不好,被划为“黑五类”,处处受到歧视,处境艰难。于是三人组成了一个小组,互相帮忙。有一天,他们忽然被抓。翁志渝被人用枪托猛捣,要他交待罪行,还必须给自己的反革命组织起个名字。翁志渝说,“我必须想出一个名称来,不然就要被打死。”想了半天,他说了两个字:“启蒙”。而打他的审讯者对这个词完全不懂。但几个人终于有了罪名——建立“启蒙领导核心小组”。既然是反革命犯罪集团,当然不会是几个人或一两个组织,于是本村、邻村一起凑了几十个人和多个不同名目的组织,这样一来,当地就可以因为破获了犯罪集团而邀功受奖,而这几十个甚至互不相识的农民,或为此丧命,或为此身陷漫长的牢狱之灾。
 
程德华和翁志渝几十年来一直记恨对方当年的表现,程认为是翁的“启蒙”害了自己,翁反驳说,如果不是自己给这个莫须有的组织起了一个相对中性的名字,可能他们几个人早被被枪毙了。最终在旁人的撮合下,他们终于明白恨错了对象,彼此相拥重修旧好。


资料来源于网络。编辑: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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