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福地》到底是地狱还是天堂？

作者盛可以于1973年出生在湖南省，著有长篇小说《北妹》、《道德颂》、《野蛮生长》，以及《留一个房间给你用》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她的作品被译成英、德、法、俄、日、韩等多种文字。《纽约时报》称其为“国际文坛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英国企鹅出版社评价她为勇敢而有才华的作家。

本篇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作者曾经看到的一条关于“地下D孕公司被查封”的社会新闻，这让她联想到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境遇。小说以女性视角为主，展示了女性自身对D孕的看法，以及她们选择D孕的原因。作者把复杂的人性和社会关系融入到叙事当中，用讽刺、幽默的手法展现了真实的人性，同时又探讨了当代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生育压迫与其中的困境。

故事发生在一个D孕基地，这个基地被一个叫做“牛总统”的男人统领着。来这里D孕的每个孕母都有一个“水果名字”和编号。主人公是一个有智力缺陷的人，她在大街上被基地的人盯了很久，在被带走后，那里的人给她取名为“桃子”。牛总统声称，这个基地就是女性的“福地”，因为他觉得自己为那些来这儿做孕母的女性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环境——她们有吃有喝，甚至还可以锻炼身体。对牛总统来说，孩子是商品，D孕母亲是商品制造者，他以“顾客至上”的原则经营着这个基地，而作为商品制造者的她们，不仅不可以和外界有任何联系，一举一动还要被时刻监视。福地，对牛总统这样以D孕产业赚钱的人来说确实是块宝地，可对D孕母亲们来讲，这里只是一个没有人权、没有自由的地狱。在这里，她们一边反抗着牛总统非人的管理，一边讲述着各自的故事。在小说的最后，“福地”终于被警察发现，牛总统等人也都被带走了，只剩桃子一人静静地站在基地里，看着外面的世界。

D孕是第三方借D孕母亲怀孕生子【1】，即租借子宫，或同时租借子宫和卵子。它本身强调的不是母亲身份，而是女性身体的租赁——D孕母亲将自己的子宫“租”给他人，并为其怀孕生子。这桩“买卖”往往需要双方先签订一个协议，代理孕母需要在生产后立即把孩子交给甲方。在怀孕期间，她们需要按照合同顺应甲方的种种要求: 例如居住在特定的居住环境、补充特定的营养物质，又例如要保证自己不能和孩子建立任何情感上的依赖等等。D孕通常有以下两种形式：以D孕的方式来看：

1. 传统式D孕（Traditional Surrogacy），也称基因型D孕，即D孕母亲将自己的卵子和协议甲方中的男性（或其他捐精者）的精子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和协议甲方中的女性（如果有的话）没有血缘关系。

2. 妊娠型D孕（Gestational Surrogacy），也称宿主型D孕，即精子和卵子都由协议甲方（或其他捐赠者）提供，D孕母亲的子宫仅作为载体被植入受精卵。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和D孕母亲没有血缘关系。

除此之外，D孕还可以分为有偿和无偿D孕：

1. 有偿D孕（Compensated Surrogacy），也称商业D孕，指孕母可以获得高于法律规定的补偿或医疗费用的金钱补偿的D孕行为。这种D孕形式存在剥削的潜在危险，因此饱受诟病。

2. 无偿D孕（Altruistic Surrogacy）指孕母不会获得法律规定的补偿或医疗费用以外的金钱补偿的D孕行为，即孕母或机构无法从D孕行为中获利的D孕行为。一些无偿D孕合法的国家也规定，无偿D孕的孕母只能是协议甲方的家庭成员或朋友（自愿的基础上）。

其他分类方式包括：

1. 国内D孕（Domestic Surrogacy）指协议甲方、孕母和D孕机构都处在一国境内的D孕行为。

2. 跨国D孕（International Surrogacy）指协议甲方去其他国家寻求D孕的行为。

或：

1. 机构D孕（Agency Surrogacy）指通过中介机构进行的D孕行为。

2. 个人D孕（Independent Surrogacy）指协议双方自行寻找、直接沟通的D孕行为。

每个国家对D孕的法律规定不同，例如在法国和德国，任何形式的D孕都是被禁止的，而在英国，“商业D孕”是被明令禁止的，妊娠不能成为一场“金钱交易”，只有利他主义的D孕是合法的。但在例如美国的部分州、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家，商业D孕是合法的，且D孕行为被认为是仅仅关于个人的。在亚洲地区，例如印度、泰国、柬埔寨和尼泊尔等国家都没有和D孕相关的、具体的法律规定，在这些国家，D孕是被允许的。【2】在我国，根据2001年颁布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D孕技术。”【3】如有发现，卫生部门可以依法吊销参与D孕的医生和医疗机构的行医资格与营业执照，并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但是这条规定的漏洞在于，它只限制了医生和医疗机构，对于个人或中介公司的D孕行为依然无法做到很好的管控。同时，3万元的罚款数额与D孕的巨额利润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所以这样的规定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完全禁止D孕，它的漏洞反而成了很多人选择D孕、钻法律空子的契机。

D孕产业往往对他们雇佣的孕母有着非常明确的选择标准，例如，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雇佣来自农村的、或者正在面临着严重经济困难的女性，抑或是那些愿意为了学费或生活费提供卵子的在校大学生等等。她们似乎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受教育程度不高、离异或已经生育过。一些D孕公司为了牟取更多的金钱暴利，甚至会以非常低的价格从东南亚地区雇佣当地的女性。此外，中介公司通常还会用五花八门的理由对他们“物色”好的孕母进行劝说：

其一，利用“助人为乐的爱心事业”劝说她们跨越伦理界限和心理障碍；

其二，强调女性生育机能的“劳动价值”，将子宫和双手的“劳动”等同，是可以通过“劳动”获得金钱报酬的——D孕是一个可以实现自身能动性的工作；【4】

其三，利用金钱诱惑，并且承诺她们可在较短的时间内赚取一份可观的收入——一个孕母D孕一次可能可以赚取10万至30万不等，如果孕母是985学校毕业的学生，报酬甚至会更高。

D孕机构的宣传方式也有多种，比如在公共卫生间或者学校里散布小广告，将D孕明码标价，或者以中介联络的方式拉拢熟人参与、从中提取利润。此外，社交平台上也有很多以D孕为名的群聊，为个人之间的D孕协议牵线搭桥，有D孕需求的人往往也会自行搜索或通过熟人之间的私下介绍获取相关信息。【4】

试管婴儿是当前较为常用的一种D孕技术。当一名女性成为D孕母亲后，首先她需要接受体检，如果她的身体状况“合格”，她的子宫就会被植入人工授精的胚胎。为了提高成功率，孕母通常会被植入多枚胚胎。在印度的某些D孕机构，孕母甚至会被强制剖腹产，因为子宫里的胚胎太多，这些机构认为剖腹产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胎儿的安全。【5】根据现有的、对印度的报道，如果在分娩过程中发生意外，中介公司甚至“有权”只救小孩，不用管D孕母亲的死活。【6】有时，孕母要经历多次的、肉体上的折磨才能拿到报酬，除了承受分娩之痛以外，她们还要在怀孕过程中承受一系列生理上的不良反应，一些人还有可能会因此患上高血压、糖尿病等隐性疾病，许多孕母还会因为自己无法再看到孩子而产生心理疾病。

D孕母亲的群体更多是生活贫困的女性，她们被当成资本家牟利的一个生产工具。因为经济、权力等一系列社会因素，她们的决定往往并不是真正的自由选择。D孕机构利用她们的困难处境对她们进行进一步的剥削，而且由于法律的不完善，以及客户的过分要求，D孕母亲的利益很有可能是不被保障的，例如一些客户只想要男孩，那这时怀了女孩的孕母只得被迫堕胎，承担其对身体的伤害。

孩子在中介公司和客户眼里，只是商品，他们对孩子的数量、性别和“质量”都有一定的要求，不符合客户条件的孩子会被遗弃——要么送往福利院，要么被“处理掉”。曾经有过一个泰国D孕的案子，孕母生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孩子名叫甘米（Gammy），患有唐氏综合症。在怀孕期间，在客户得知双胞胎之一发育有问题后，便要求孕母堕胎。后来，这对夫妻只带走了健康的孩子，把甘米留给了孕母，并交由她抚养。此外，这对夫妻中的男方还有儿童性犯罪史，因此，他们D孕行为的目的也值得怀疑。【7】

图片信息来源：http://www.newbornxs.com/article-5061.html

哪些人可能会选择D孕:  

1. 面临较高生育风险的人。比如，当时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现在开放三胎后想要孩子、却又错过了所谓的“最佳生育年龄”的人；再比如，因本身身体较弱或有既往病史不适合生育的人；

2. 不孕不育症者。根据报道，现代不孕不育发生率大幅度提高，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饮食、日用品、环境污染，或者工作压力带来的焦虑。【8】一些人为了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可能会选择D孕；

3. 想要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却不愿自己生育的人。在了解了生育的痛苦和风险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自己生孩子，因此倾向于选择D孕；

4. 想要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却无法自己生育的人（区别于不孕不育者）。比如想要有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的同性伴侣；

5. 单身、不想结婚，且不想和他人发生性关系、却想要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的人。例如日本男子重田光时在泰国的“婴儿工厂”事件。【9】

通过对寻求D孕者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说，D孕行为似乎存在着一种血缘主义迷思，这种迷思导致很多人认为，一个家庭必须拥有（至少）一个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这似乎刚好和“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相契合。而在D孕行为中，这种迷思带来的生育压力往往就落在了D孕母亲身上，它通过“协议”和“金钱”限制了孕母的身体和她们的生育自由。

牛总统是这个D孕基地的负责人，他的“总统”称号来自“总部统管”的缩写。他的心里有一个帝国主义梦想，他想通过建立的这个D孕基地去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D孕母亲们称他为“阿道夫·希特勒”——在基地里，他控制着一切，所有的孕母必须服从他制定的规则。为了更好地“管理商品制造者”，他让孕母们穿上不同颜色的衣服，以便于识别她们怀孕的月数：还没怀孕的穿白色衣服，有三个月孕期的穿绿色衣服，四至六个月的穿蓝色衣服，从第七个月开始，D孕母亲必须穿上红色衣服。这样一来，牛总统就可以轻松地知道有哪些孕母要生孩子了，以及他能赚多少钱。此外，为了钱都进到他的口袋里，他还专门为孕母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惩罚措施：

其一，D孕母亲们每天都必须准时来餐厅一起吃饭，如果有人不按时来，那么其余的孕母便都不能吃饭；

其二，吃完饭，牛总统还要巡逻检查，看孕母们是否把饭菜吃干净了，如果有人没吃完，就要受到惩罚。这些饭菜的量与口味都是严格按照牛总统的规定来做的；

其三，孕母们不能和家人有任何联系，不然就要交给牛总统1000元罚款；

其四，如果D孕母亲擅自离开基地的话，她们回去要被关禁闭；

另外，任何人不得在基地里谈论任何关于“母爱”的话题，违反者要罚500元……

在这样集中式的管理模式下，D孕母亲们不被允许做其它工作，也不允许自由活动，她们被统一安置，还要被牛总统所谓的规定压榨金钱和身体，仿佛置身监狱一般。然而这些不合理的规定与惩罚却最大化了牛总统自身的利益。他在基地做演讲时，会将这些惩罚说成是“保护”，而基地就是D孕母亲的“天堂”，并且将自己的压榨美化成“关心和照顾”，在他的心里，照顾D孕母亲就像照顾自己的家人一样——这里面充满了大量的讽刺意味——把D孕基地称为“天堂”，压迫其实是“关心和照顾”。这一切实际上都表现出了牛总统的强权。他用这种话术给D孕母亲编造了一个美好的、想象的画面，甚至想让她们来感谢他的所作所为。我们或许可以把文中描写的D孕基地看做成一个父权制和极权主义的缩影。在这里，女性不被当作人来对待，只是生孩子的机器，她们就像生产链上的一个个产品，到了一道工序要盖章、就必须盖章，到了下一道工序要包装、就必须包装。她们被摆在货架上任人挑选，从挑选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同时，她们的一言一行都被监视、被规定。在这儿她们不能有个人意志和能动性。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在《性经验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中分析话语和权力的关系：话语产生权力，权力在不平等的关系中运作着。话语无论从哪里产生，都是一场拥有更多话语权的人与缺少话语权的人之间的较量。【10】D孕母亲在这个基地里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所以即便她们签订了“协议”，她们的权利和诉求也得不到任何保障。牛总统还用自己的话术对D孕母亲和孩子进行物化：他将子宫比作房子，客户比作邻居，孩子比作邻居的狗——D孕行为就好比邻居要出差了，他们只是将狗寄存在这个房子里一段时间，同时邻居还要为狗在这个房子里的生活付费——“房子”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是一个被使用的空间，并没有自我意识。牛总统的做法和思想在父权意识和资本的结构下对女性是一种双重压迫，一方面女性在基地必须要服从他的规定，另一方面她们在这儿还会被牛总统骗取金钱。这种双重压迫让女性成为了一个以父权意识的再生产和生殖（Reproduction）为主的、“被使用”的身体，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女性的身体被呈现成不同的符号（Symbol）——把孕母怀孕的身体物化成多汁的水果。D孕母亲的身体被“卖”到市场上任客户进行挑选，从而换取金钱。卡罗尔·帕特曼（Carole Pateman）曾在《性合同》（The Sexual Contract）一书中指出，现代父权制的转变可能正在悄然进行，它正以一种新的、契约的形式出现。【11】D孕双方的协议正是这种契约形式的一种，它的不公压迫和控制着女性的身体。在D孕行为的过程中，D孕母亲是处在最底层的、也是最缺乏话语权的那个人。而中介公司却打着“为D孕母亲和客户着想”的幌子，赚着黑心的钱。

牛总统在基地有一个女朋友，名叫丁当，她也帮着牛总统管理基地里的D孕母亲。故事中讲述的D孕母亲共有七个人: 桃子、柠檬、雪梨、榴莲、草莓、苹果和菠萝。这些名字存在着一个物化女性的视角，这些水果即男性凝视下的女性身体。来这里当D孕母亲的人大致有三类：

第一种是跟桃子情况相同的女性。她在大街上被牛总统发现，并被他拐到基地当D孕母亲。他没有和桃子签订任何协议。对于牛总统来说，这是一个零成本的赚钱机会。为了让客户满意，丁当为桃子建了一份假档案：大学毕业，且没有遗传性疾病。这一点也影射了D孕行为中存在的另一些问题：首先，跟桃子一样有智力缺陷的女性，一方面她们更容易被中介公司盯上，被诓骗成为D孕母亲，另一方面她们又会被男性当成发泄欲望的工具。其次，为了欺骗客户、赚取金钱，中介公司可以伪造D孕母亲的档案和简历。客户先跟中介公司联系，中介公司再为客户介绍D孕母亲，这个过程不一定是透明的，客户可能很难了解到D孕母亲的真实情况，而最大获利者往往是中介公司方。所以，中介公司两头都可以获利——既压榨D孕母亲又欺骗客户。

第二种是像苹果一样、想弥补心理缺失的女性。苹果成为D孕母亲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家庭。她的丈夫和儿子不幸离世，这件事情让她觉得很内疚、心里很难过。但是，这也改变了她对母爱的看法，她觉得母爱不仅仅应该是爱自己的孩子，同时也应该爱残疾人和动物。她很想再次成为母亲，体验当母亲的感觉，所以决定来基地当D孕母亲，并把她肚子里的孩子当成自己儿子的替代品。苹果的行为给人一种错觉，即她是自愿来当D孕母亲的，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不得已和自欺欺人。

第三种是像雪梨、草莓和榴莲一样的、由于经济原因成为孕母的女性。由于债务问题，雪梨不得已来到基地当D孕母亲，但是她为自己的D孕行为感到非常羞愧；而草莓因为不想一成不变地工作，觉得无法通过长期工作赚到D孕所赚的钱，所以她选择了当D孕母亲。和其他D孕母亲相比，草莓觉得D孕不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情，她很爱肚子里的孩子——但是，她和这个孩子产生了感情，这也是她不想把孩子交给客户的原因；榴莲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她之前在一家报社的新闻编辑部工作，每月收入2000至3000元。榴莲有一个生病的女儿，女儿住院需要大量的钱。和丈夫离婚后，榴莲一直受到丈夫的骚扰。她觉得基地比外面的世界安全，因此来当D孕母亲。在榴莲眼里，D孕只不过是一个工作而已，它和其它工作性质是一样的。而且也不需要为此感到羞耻，因为D孕不是卖yin。这三位女性选择成为D孕母亲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金钱的驱使。她们需要钱去解决经济困难问题。在她们的观念里，自由就是自己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身体。但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罗翔曾讲过，如果自由不加以限制，那就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这种剥削在D孕里则主要体现在女性身体和权利上。

D孕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不费力就能赚很多钱”的假象，但实际上D孕行为对身体的伤害和剥削总是相对隐形的。有一种观点认为，“D孕赶快合法化吧，让别人帮我生孩子挺好的。”或者说，“D孕这事儿和我没关系，反正是她们自愿的。”这里面都存在着一种不公平，也表现了女性群体内部的歧视、以及他人对有生育能力的人的歧视，D孕不是只和“某些女性”相关的事情，而是一件和每一个拥有生育能力的人都相关的事情。如果这种出租器官、赚取高额金钱的行为被很多人接受，那么每个女性都有可能面临着“被迫D孕”的风险。到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些话：

“这大学上完找工作还没D孕赚钱多了，别上学了，去D孕吧。”

“xx家（亲戚）想要个孩子，给你几十万，你考虑下，要不先别找工作了。”

“D孕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别人都D孕了，你也去吧。别人都做的事，肯定都是对的。你看别人还赚钱了，你也去赚赚补贴下家里。”

……等一系列非常有毒的话，等到这个时候，难道还会有女性认为D孕和自己没有关系吗？商业D孕一旦合法后，一些人为了孕育“高质量”的孩子，将会有很多方法强迫女性去当D孕机器。这个时候任何人的子宫都有可能变成商品。

从《福地》这本书中可以看出，书中的女性选择成为孕母是被迫的，金钱是她们选择D孕的最大原因之一。由于D孕的需求会长期存在，或许会有人认为无偿D孕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是在我国的语境中存在着观念上的弊端。同时，D孕者的自愿选择其实也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就像《福地》里的苹果一样，她愿意D孕的原因是因为她儿子的死亡，她想继续体验当母亲的感觉。所以“成为D孕母亲”的这个决定，很难判定其自愿性。另外，卡罗尔·帕特曼(Carole Pateman)有一个观点认为，自从契约理论出现后，说“自己拥有自己的身体”只意味着我们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售我们的身体、身体部位、性和生殖服务。【12】因此，一些中介公司或者个人会用“自己有身体自主权”的观点去支持D孕、想让D孕合法化。但是，“自己有身体自主权”这个想法是基于“身体是私有财产”的这一概念上。【13】它的目的就是让有生育能力的人认为，ta们自己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身体了，ta们从被动地位转变到了主动地位上了——看似是拥有了主体性，但其实是进入了新一轮的压迫。而且在这个过程中，ta们的地位没有提高，甚至恶化了。从某一方面来说，D孕也是无形地让有生育能力的人回到了“奴隶制时代”，“奴隶主”可以随意出售奴隶和ta们的器官，而“奴隶“在此过程中只能听“奴隶主”的话。在D孕环节里的“奴隶主”正是受父权意识影响的资本主义市场和中介公司，他们正以各种方式再次掌控女性和其他有生育能力的人的身体。所以D孕是整个女性和其他拥有生育能力的群体所面对的巨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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