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澤遜：《寶禮堂宋本書録》在版本目録學上的地位
一部好的版本目録應當具備兩個條件： 一是體例善，二是考訂精。《寶禮堂宋本書録》可謂兼有兩美。
中國私家藏書的歷史源遠流長，尤其清代和民國，大家輩出，是藏書史上的黄金時代。但由於主觀和客觀原因，藏書百年不散者代不一二，其當世即星散無遺者屢見不鮮，這就促使藏書家及時編目，以垂久遠。藏書家之重版本自宋尤袤《遂初堂書目》始，然專重宋版則自明代始，萬曆間趙用賢纂《趙定宇書目》，分類二十有九，中有“内府板書”、“宋板大字”、“元板書”三類，當爲以版本性質劃分圖書類别之嚆矢。清乾隆中，于敏中等奉敕纂《天禄琳琅書目》，嘉慶初彭元瑞等又奉敕作《後編》，其例以宋、金、元、明刊刻時代爲序，每書“首舉篇目，次詳考證，次訂鑒藏，次臚闕補”。其“考證”專詳鋟梓年月及藏家題識印記，並考藏家生平，著授受源流。即其體例而言，可謂版本目録的榜樣。但其書專重版本之形式，亦即文物價值，不重其校勘價值，因此只能是鑒賞一派的典型。然前賢所以重舊本，尤在去古未遠，足正時本之謬，故自黄丕烈、張金吾以下，於搜奇探隱之中，未嘗不斤斤於字句之得失、校讎之精麤，此版本目録之學所以勝於清初諸老也。張氏有《愛日精廬藏書志》四十卷，著録宋元舊槧、舊鈔及前賢手校之本而有關實學、可資校讎者七百六十五部，於版本之優劣、鈔刻之異同，均詳考之，前賢序跋題識均迻録之，《四庫》無提要者補作之。總之，既重版本又重内容，在當時可謂最完善之作。黄、汪而下，清末有所謂瞿、楊、丁、陸四大家，各有目録，均不失愛日精廬軌轍，要以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爲最上。仿其制者，有張鈞衡《適園藏書志》（繆藝風代撰）。其例已遠較張金吾加密，大抵先敘版式（包括首行、次行題款，卷首序文，序末、卷末刻書題識，序文、正文行款，版心大小字數，有無刻工姓名，經、注、疏排列方式等），次列諱字，次述校勘價值，末以雙行小字羅列各家印記。前賢手跋題識亦詳載之。其有特殊校勘價值者，往往附載詳細校勘記，乃自來版本目録所無，爲例尤善。
《寶禮堂宋本書録》正是集諸家之長而撰成的。就其體例而言，每書均先作提要，考該書之流傳、刊刻及此本之授受、優劣；次載前賢手跋題識；次述版式；次列刻工姓名（包括單字）；次列避諱；次列藏印（略依原款而楷化）。以上諸項，前人基本都涉獵到了，但求其完備如此者則無。例如諱字，久已爲版本學家所利用，但諸家目録僅在鑒别刊刻時代時才羅列諸有關者。如南宋余仁仲萬卷堂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僅云“殷匡貞桓完慎皆闕筆”，《寶禮堂宋本書録》則較全面地羅列諱字，益出“玄弦弘泓徵”五字。再如版式，仍以《公羊解詁》爲例，《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不記其版框、版心，《寶禮堂宋本書録》則詳述云：“左右雙欄，版心細黑口，雙魚尾，書名題‘公羊幾’，上記大小字數，亦有不記者。”當然在另外一些提要中，《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也記版心，如《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提要云：“版心有大小字數、刊工人名。”但既非定例，又極簡單。再如刻工，也是久爲藏書家利用的鑒别版本的標準之一（黄丕烈即用過），但或者偶一用之，或者僅列與鑒别該書有關者。《寶禮堂宋本書録》則明標“刻工姓名”一項，全面羅列刻工姓名，即使單字也不遺漏，這是舊來版本目録從未有過的體例。刻工姓名在版本鑒别上的作用是晚近才得到充分利用的，相傳爲宋紹興中蜀刻的大字本“眉山七史”，張元濟先生發現其中《宋書》的刻工與浙刻《春秋左傳正義》的刻工相同者多至數十人，其餘六史同者亦夥，於是懷疑“其版心畫分五格者殆爲蜀中紹興原刊，餘則入浙以後由宋而元遞爲補刻也”。趙萬里先生則進一步據此認爲傳世的所謂“眉山七史”並非紹興中眉山原刊，而是浙江重刻者。因此，羅列那些宋本的刻工，對鑒别所有同時代的版本都有重要參考作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董作賓發明了利用貞人鑒别甲骨文年代的科學方法，其道理與利用刻工鑒别版刻年代是完全相通的。因此，張元濟先生在《書録》中羅列宋版刻工的做法是完全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他把“刻工姓名”明定爲版本著録項之一，這在版本目録學上是一個極有意義的發明。另外，《書録》在羅列諱字、刻工等項時，對原刻、補刻或配補均盡可能區别對待，如《資治通鑒綱目》提要，於“刻工姓名”項首列原刊刻工，次列“專見於卷九一册者凡五十四人”，次列卷四十六補配本刻工五人，次列卷四十七至五十一補配本刻工六人。“版式”、“宋諱”、“藏印”諸項也如此處理，這就使版本著録更細緻、更清晰了。
《寶禮堂宋本書録·史部》著録《資治通鑒綱目》五十九卷刻工姓名、避諱、藏印
著録印章，《天禄琳琅書目》首開其例，而且皆摹舊有之形制款式，惟將印文楷化而已。其後諸家罕有繼承其例者，《愛日精廬藏書志》但云有某某圖記，《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亦僅以雙行小字注出有某某朱記。“圖記”、“朱記”云云，大概都是爲區别原版摹刻之印記而設的。從這些著録中只能瞭解印章内容，卻無從瞭解其特徵。張先生在相隔一百六十年之後，獨能繼承《天禄琳琅書目》之法，詳細羅列諸家印章，並略存原印款式及大小。所不同的是，《天禄琳琅書目》均於印文之外勾摹原印形狀，《寶禮堂宋本書録》則無，大概是排印不如刻版方便吧。
《天禄琳琅書目》卷三著録《兰亭考》藏印
從以上分析不難發現，《寶禮堂宋本書録》在體例上確是廣泛汲取了前人的長處，同時又進一步完善化了，除了印章一項不摹形狀又不區别朱文、白文是其小疵以外，可以説是無懈可擊。
至於考訂之精，則是更容易發現的。首先，寶禮堂的書什九是張先生鑒别後才購進的，所以早在潘氏請張先生撰《書録》之前，張先生對這批寶貴的文化遺産就了然於胸中了，這也正是張先生可以在一年中而且在事情繁多的情況下完成百餘種宋元本提要的原因。張先生的第二個優勢是一流的鑒别水平。當張先生撰寫《書録》的民國二十六年，他已是七十歲的長者，從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經蔡元培介紹收購紹興徐樹蘭熔經鑄史齋五十橱藏書以來，張先生已與中國古書打了三十餘年交道，其間除大量收購善本古籍外，還次第校印《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善本叢書千數百册，簡擇之嚴，校勘之精，海内無與倫比。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張先生積累了豐富的版本鑒别知識，成爲當時一流的版本學家。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從以下三件事中加深認識：
民國二十六年，即撰《書録》的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張先生全天在砲火中爲葉景葵整理藏書。當時葉氏因興業銀行公事赴武漢，張先生恐葉氏藏書燬於戰火，故主動承擔這一任務。至十一月二十三日鑒别完畢，圖書獲全。嗣後葉氏致張先生書云：“將來事定後，擬選擇可以保存之價值者，請公再爲鑒定，編一清目，想亦大雅所樂聞也。”葉氏爲銀行家，但喜藏書，“尤篤好稿本、校本”，於版本鑒别造詣頗深，撰有《卷盦題跋》，“鑒别前人墨跡最精審”，他是張先生最好的朋友之一。
《卷盦書跋（附三種）》，葉景葵撰。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央圖書館長蔣復璁秘密來滬，委託張元濟、鄭振鐸等利用退還的中英庚子賠款爲中央圖書館購買散出的古籍，以防珍本外流。經蔣復璁、何炳松、鄭振鐸等商定，由鄭振鐸、張鳳舉負責採訪，張元濟負責鑒定宋元善本，何炳松、張壽鏞負責保管經費。經過三年努力，所獲宋元刊本各在百種上下，明刊本竟逾三千，批校本、名家手抄及題跋本爲數更多，僅黄丕烈批校題跋本就有百種之多。在日本帝國主義瘋狂掠奪中華文化遺産的情況下，張、鄭諸公爲防止古籍珍本外流立下了汗馬功勞。
商務印書館首任編譯所長是蔡元培，張元濟先生爲二任，第三任則爲王雲五。王氏自謂“與菊老爲忘年交，無話不談”。據王氏回憶，當年張先生曾對他開玩笑説：“余平素對版本學不願以第二人自居，兹以遠離善本圖書薈萃之故都，或不免稍遜傅沅叔矣。”雖係玩笑，卻道出了真情。傅沅叔經見善本固在張先生之上，而考校之功則下之，民國間言版本者，殆無出二人之右。
版本之外，張先生又是一位一流的校勘學家，他最富代表性的成果是《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這部煌煌巨著當時没有隨《衲史》印出，張先生僅擷其英華撰爲各史跋尾，嗣又“覺後跋所遺材料尚屬不少，略加整理，仿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二十二史劄記》之例，共成百數十條”，成《校史隨筆》一册排印行世，自謂“十年心血，不無敝帚千金之意”。蔡元培曾致函張元濟云：“購得大著《校史隨筆》，拜讀一過，雖未及檢各史對勘，而正僞補奪，釐然有當於心。若舉百數十册之校勘記次弟整理印行，則吾哥博覽精勘之成績，所以嘉惠學子者益無限量。”張先生通過大量有系統的校勘實踐，在方法上也形成了獨到的見解。他既主張保存古書原貌，又不死守宋元刊本之舊，認爲“原本訛誤，不必曲從”，因此，他在校勘學上是死校與活校的結合者，既注重利用宋元舊刊，又不遵奉一字不改的古訓，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是對乾嘉精神的最好繼承。
以張元濟先生在版本鑒别及古籍校勘上的造詣及對潘氏藏書的特殊瞭解，撰寫《寶禮堂宋本書録》所能達到的水平是不言而喻的。隨舉一例，南宋孝宗時刊《東坡集》殘本三十册，卷二十四以下卷第被書賈剜改顛倒，張先生以成化本正之，發現實爲卷三十三、卷三十五至三十九。此書舊爲汪士鐘所藏，檢汪氏書目，卻無卷二十四、卷三十五，而有卷三十二。驗之原書，卷二十四、卷三十五實有汪氏藏印，張先生據此發現汪氏著録有誤。此書明成化四年程宗刊本爲‘東坡七集’之祖，向稱精善，傳世最稀。宣統中，端方曾以江南圖書館新收丁氏八千卷樓藏本覆刻於金陵。丁氏原本有闕誤，復經繆藝風以家藏錢求赤校宋殘本合校之，仍有不足，則以嘉靖本補完，是爲“東坡七集”最完善之本。張先生取寶禮堂殘宋本校之，復得足以正其訛奪者十數事，列爲校記，附載提要之末。在《寶禮堂宋本書録》中，這類辨證前人失誤、校訂時本錯訛的精彩例子隨處可見。潘氏藏書已由哲嗣潘世兹先生捐獻國家，今藏北京圖書館，屢經考校著録，迄未發現鑒别之誤，也可從一個側面證明張先生的鑒别水平。
至於《寶禮堂宋本書録序》在版本學史上的不朽價值，張樹年先生已有專文討論，兹不贅述。
總之，無論就體例，還是就考訂來衡量，《寶禮堂宋本書録》都是堪稱典範的善本目録。這部善本目録是張元濟先生一手寫定的，足以反映張氏在版本目録學上的卓越成就。一九九二年五月二日
（節選自杜澤遜：《張元濟與〈寶禮堂宋本書録〉》，載《文獻》一九九五年第三期；《微湖山堂叢稿》，二〇一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寶禮堂宋本書録·附録一》，二〇二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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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濟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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