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国乡，对外经贸大学退休教授，1935年生于河南省南阳市，1957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读大三时被打成“极右分子”，1958年被开除学籍，1974年又因“宣传利润挂帅”被捕入狱，先后在劳改农场和监狱里待了22年，硬是在推广华罗庚“优选法”的过程中，悟出了资源最优配置的“等边际标准”，证明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他还曾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研究美学和伦理学，其论文得到朱光潜、宗白华和李泽厚三位大家的肯定。进入21世纪后，他用“等边际标准”建立了“自利不损人”的经济道德理论，试图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道德困惑”。本文中，作者讲述了自己的苦难人生，特别是自己的思想形成的过程，读来令人感叹，唏嘘不已。本公号分三期连载全文，这是连载之一。
我在本书“前言”中写道：“笔者只是一个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观察来研究中国人道德伦理问题的独立思考者，而不是经济学说史的专业研究者，更不是伦理思想史的考据者”。在第五章论及运用通俗方法阐述边际分析方法的可能性时，我还写道：“笔者就是在思想禁锢的年代里，在既不懂高等数学，又不知边际分析为何物的情况下，为解决计划经济时期资源配置混乱，导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制度原因问题，通过独立思考而“发现”边际分析方法和等边际原理的”。这就是说，我在本书中表达的的经济学和伦理学思想，并非来源于中国古人或外国学者提供的书本知识，而是笔者对自己生活的年代中发生的经济与伦理实践问题进行长期观察和独立思考的结果。这种独辟蹊径、自说自话的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并非笔者故意标新立异，而是笔者在长期的监禁与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不得不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正是采用了这种独立思考的研究方法，才产生了本书表达的迥异于传统模式的伦理思想体系。因此我想，在这篇后记中，说出我的故事，特别是说出我的思想形成的过程，对于读者理解本书阐明的伦理思想体系，也许会产生一种“案例分析”的效果。1954年，我是怀着做一个号称“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的梦想走进北京大学的。入学不久，我就发现，进入新闻专业，是我在人生道路上做出的一个错误选择。因为按照当时的新闻学理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宣传部门，国家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道德要求，就是要有做领导者的“耳目口舌”、“驯服工具”，以及“与领导者思想保持一致”的自觉意识。这种道德要求同我所追求的“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公共知识分子”精神，是“大相径庭”的。我在人生道路上的错误选择，最终导致我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并于1958年被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由此开始了我长达22年的苦难人生。1958年2月8日下午3时许，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党总支办公室内，总支书记向我宣布北京大学关于我在1957年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大意）：“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学生王国乡，因在党的整风运动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农业合作化政策、煽动群众向党争民主、参加反党小集团《百花学社》，并参与主编反动刊物《广场》……在反右期间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代问题，……决定划为极右派分子，给予开出学籍，送劳动教养的处分”。我听完之后，一言未发，就在劳动教养申请书上签字，完成了从大学生向劳教分子的转变。北大“处分决定”指控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指我在一篇大字报《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中说，用整风的办法不能解决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三害作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问题。因为“三害”产生的根源是社会制度中缺乏民主监督所造成。“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就会出现秦始皇加法西斯”（毛泽东语）。因此，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才是根除“三害”的治本之策。“决定”指控我“煽动群众向党争民主”，是指我说“民主不是恩赐”，“民主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大家不应当期待领导者“恩赐民主”，而应当自觉厉行自己的“民主权利”。我在另一篇文章《北大民主运动纪事》中说，群众的民主权利应当由自己来争取，“恩赐的民主是不存在的”。“决定”指控我“攻击农业合作化政策”，是指我在《吉林日报》实习时所写的一篇采访笔记中说，“事实表明，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在生产工具落后的条件下，实行农业合作化，由于割断了农民的劳动贡献与劳动成果的联系，使农民失去劳动的欢乐，这将挫伤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因而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并导致对农民的奴役（强迫劳动）”。我的言论表明，我不具有做“驯服工具”、“体会领导意图”的素质。这注定了我必然失去在北大读书的资格，失去继续从事新闻工作的权利。
北大上学期间的照片
我与北大师生一样，在1957年所说的民主或民主制度，就是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的，在革命胜利后将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保障“耕者有其田”（实行土地改革），工商业者“有其产”（保护民族工商业），工人、知识分子和全国民众都可以自主择业、自主劳动、自由交换、自主参政议政的经济制度；而不是50年代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没收个人财产、实行统购统销、剥夺人民自主权利的计划经济制度，更不是斯大林式的个人专权制度。不可思议的是，苏共二十大之后，苏共领导人已经批判和纠正了斯大林的错误，按照逻辑，领导人应当放弃过去全面学习苏联（一边倒）的社会制度，回到“共同纲领”确定的、全国人民已经认可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上去。而当时的领导者却坚持继续走斯大林的错误路线，不仅不纠正错误，反而把坚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55万中国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我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被打成“右派分子”，送进清河农场劳动教养的。而我的经济学和伦理学思想就是在之后的长达22年的监禁、饥饿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在完全没有学术研究条件、没有研究资料的情况下，仅凭记忆中的一些基本理论知识和对现实生活的实际观察，通过独立思考来完成的。我与北大的20多名“极右派分子”，在从北大押送到南城半步桥监狱时，大家都带去了大包的行李和成箱的书籍。待到送往清河农场劳教时，我们被告知：“到农场是劳动改造的，不是让你们读书的”，并要求大家把书籍予以处理。我在北京没有亲友，只好将多年来收集的一大箱书籍丢弃。只留下包括马克思的一本三卷集的《资本论》和一本《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的少数几本书和未完成的论文手稿。
从大二开始，我已经确认自己的“爱较真”、“认死理”的性格不适合做新闻记者，并把自己的学习重点转移到学术研究方面。通过大量阅读和思考，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认为当时在中国流行的苏俄社会科学体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些幼稚、肤浅的教条——计划经济优越无比的说教。这种说教与马克思的伦理思想体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而青年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达的伦理思想，又与中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的伦理思想也是大不相同的。我比较认同青年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思想。我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根据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据以辨明苏俄思想体系的谬误。事实上，在50年代的中国，苏俄教条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解释权（伦理学与社会学已经被划为禁区）。在这些领域内，所有“研究者”只有诠释权，而没有质疑权和讨论权。任何不同观点都被苏俄教条贩子们宣称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所幸的是，在反右运动之前，我国一些有责任感的学者，在未被苏俄教条控制的一些学术研究领域，还在进行着一些小心翼翼的学术讨论。这就是人口学和美学问题讨论（这是苏俄学者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我的伦理思想就是通过人口和美学问题研究逐步形成的。我进入北大听到的第一场学术报告就是蔡仪的美学演讲。重点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批判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其中涉及许多哲学和伦理学问题。这引起我学习哲学史与伦理学说史的极大兴趣。在自学过程中，我逐渐对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发生了兴趣。特别是对于以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费尔巴哈、车尼尔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合理利己主义伦理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思想共鸣。由此，我开始对当时中国广为传播的“无私利人”的道德观发生怀疑，并把学习的重点转移到伦理学方面。我认为，“美”的问题不过是“善”的问题的一部分，都是认识论中的价值判断问题，都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由于在当时的中国，伦理学已经划为禁区，我只能通过研究美学问题来表达自己的伦理学思想。我这一生与伦理学结下不解之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在深入研读之后，我进一步发现，伦理学与经济学密切相关。青年马克思就是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经济学、哲学、美学、伦理学问题的。所谓价值判断，就是人们对事物满足或适合自己需要的有用性做出的评价。我认为，当时的中国美学问题研究者之所以对“美感的差异性”问题争论不休，是由于把美感或审美问题仅仅当作一个认识问题或“反映”问题来研究，而没有当作需求问题和价值判断问题来研究。因此，我在反右之后等待处分的半年时间内，集中精力写出了四篇美学论文，基本论点就是把美感当作是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来研究。我把美定义为事物的形象满足个人欣赏需要的有用性。所以，人们对美的认识是一种价值判断。由于人们的审美需要是因人而异的，所以美感也是因人而异的。我写的一篇论文的标题《论美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就代表了我青年时期的认识论和美学思想。
大学期间与新闻专业同班同学合影（后排左一是作者）
我当时已经划为“极右分子”，不可能发表论文。我写这些论文的目的，只是为了整理自己的思想，为将来的学术研究做准备。
这些研究结果，为我后来研究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和伦理道德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大约在大二时，我又听到马寅初的人口问题演讲。这促使我参与人口问题讨论。我在进入大学读书之前，曾上过统计干校，在县级政府做过统计工作，因参与人口统计工作而对中国人口问题有所担忧。在人口统计中，我发现，在我所工作的河南省唐河县，人口增长率极高，根据计算20年将翻一番，届时人均耕地将由3亩下降到1.5亩。如果对人口增长不能进行有效控制，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时听到马校长的报告，我立即投入到人口问题研究之中。在初步掌握了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现状之后，我发现，人口问题的实质是要解决人口与耕地面积（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合适比例问题。而人口数量之所以需要与土地保持一定比例，是因为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中，存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我在读农业统计学时已经学过土地报酬递减规律）。这一规律的实质是指在有限的单位耕地面积上，在其他生产要素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连续增加一定单位的可变要素（如每次增加一个劳动工日或一斤化肥）的投入量，达一定阶段之后，会引起报酬（总收益的增量）递减的规律性。正因为存在这一规律，才产生了研究人口与土地保持合适比例的必要性。如果假定对土地连续追加人力物力投入量的报酬增量是不递减的，那就会得出人口越多，产量越高的结论（“人多生产多，人多是好事”），因而也就不存在人口问题。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西方最早的人口问题专家马尔萨斯，曾经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来证明控制人口数量盲目增加的必要性。列宁用很大篇幅论证，“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否定技术进步的“理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随着技术的进步，土地产量会无限增加。因此，50年代的中国人口学者都把“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混为一谈，并视若禁区，避之而唯恐不及。马寅初在北大的一次人口问题演说中激动地说：“我姓马，不是马尔萨斯的马，而是马克思的马。”可见，当时已经有人指控马寅初宣扬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大多数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随时都在防备被戴上“资产阶级理论”的帽子。不敢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来研究人口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必须先厘清上述两种规律的差别，才能进行人口问题研究。通过查阅马尔萨斯人口论原文，我发现，他所说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指今年的土地平均产量与往年的平均产量相比有所减少。这意味着，他所说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指农业生产力发展规律，即指在农业技术没有进步，不能改善土地肥力的条件下，土地经过长期耕种，肥力逐渐衰退、产量逐年减少的现象。通过阅读列宁批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文章，我认识到，他把火车不断前行比喻为技术不断进步，而把火车靠站比作技术不变，并论证说，在技术不断进步（火车不断前行）的条件下，土地肥力不仅不会递减，反而能够不断改善，从而促使亩产量不断增加。在技术水平不变（火车靠站）的条件下，土地肥力既不会递增也不会递减。据此，列宁指出（马尔萨斯）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为资本家任意掠夺土地肥力辩护的理论，因而是凭空捏造、极其反动的的理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可以通过技术不断进步，促使土地无限增产。据此可以看出，土地肥力递减或递增规律是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动的规律，即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只不过是马尔萨斯假定技术条件不变，而列宁假定技术不断进步，才发生观点分歧。而我所说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指在技术不变条件下存在的生产力结构规律。为了研究人口问题，我必须证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我论证说，由于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生产，生产任何一种一定量的产品，都必须占用一定量的空间和时间，因此，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只能生产出有限量的产品。据此可以推导出，在一段时间内（一个生产周期内）单位耕地面积的总产量必定是有限的。由此可以证明，在一段时间内，对单位耕地面积连续追加可变要素（如人力、化肥等）投入量，其新增报酬（即每增加一单位投入所增加的收益），必然具有递减至0的趋势。因为，如果认为土地报酬增量不会递减为0，就等于承认对单位面积增加投资可以无限增产，也等于承认一个国家只需要耕种几小块土地，就可以生产出满足全国人口需要的粮食。这显然是违反常识的。我正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理解了高中课本中那一点微积分数学知识，对研究经济问题的实践意义。在通读《资本论》之后，我发现，马克思也是肯定这一规律的。马克思写道：“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总是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并且建筑物在高度上也有它一定的实际界限。生产的扩大超过这种界限，也就要求扩大土地面积。……土地的优点是，各个连续的投资能够带来利益，而不会使以前的投资丧失作用。不过这个优点同时也包含着这些连续投资在收益上产生差额的可能性。”[1]在证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客观性基础上，我就能够据以研究人口问题。并由此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其一，在人口的数量的增加已经达到土地最高产量（饱和限度）之后，再增加人口数量将不能增加产量，而只会降低人均产量。其二，在人口数量增加达饱和限度以前，增加人口虽然可以增加产量，但在人口增量达一定限度时，新增产量开始递减，当投入量达到新增收益小于新增成本以后，还会产生亏损，这同样会降低人均产量。因此，人口数量与土地之间应当有一最优比例，以避免在一定技术水平下，人口过多导致新增亏损，从而降低人均产量的后果。这是人口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我写出一篇一万多字的人口论文《从土地收益递减规律谈人口生育控制的必要性》。由于我在入校不久曾荣幸地参加了同马寅初校长一起在校园散步的摄影活动（见图1），与马校长有过多次接触，因此，我将自己的论文附上500字的内容提要，请马校长指教。马校长对我的研究结果很感兴趣。他说，“你的研究为中国人口理论研究提供了理论根据。”“我研究中国人口的实际问题，你研究理论问题，我们可以结合起来，共同发展中国的人口理论” 。马校长建议我将论文修改后寄给《光明日报》，并为我的论文写了简要的肯定性评价。1957年反右前夕（大约6月初），我接到《光明日报》来函，要求我将论文压缩为5 000字发表。我匆忙完成改写任务之后，便前往《吉林日报》实习。7月初，我们来吉林实习的全体同学接到通知，立即返校参加反右运动。一到宿舍，便看到《光明日报》来函：“因反右运动开始，人口问题讨论暂停。现退还原稿，请查收。”此时我已经被定为右派，正在接受批判。论文原稿作为“黑材料”上交。在批判我的大会上，有人指责我“宣扬马尔萨斯反动人口理论”。此后，马寅初的人口论受到批判，免去校长职务，我已经成为劳教分子，我的人口问题研究，也就到此中止。与校长马寅初合影（右二为作者）
我对人口问题的研究虽然无果而终，但是，这一研究过程却大大提高了我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解。这对于我之后研究“大跃进”问题、社会经济目标选择问题，以及研究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等边际原理和制度正义规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带着未完成的学术“研究课题”
走进劳教农场，并开始思考社会经济问题
我带到劳教农场的全部研究手稿，约20万言，基本上都是研究人口与美学问题的。
原以为，劳动教养不过是一种劳动教育，是比劳改轻一级的行政处分，劳教期限应小于劳改刑期，待遇也应当好一些。可事实并非如此。除了与劳改犯同吃、同住于同一个电网高墙内之外，所不同的是：第一，劳改犯的吃、穿、用、住全由政府提供；劳教人员发给的20多元“工资”，也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用这20多元支付吃、穿、用的费用）。第二，劳改犯的期限大多是固定的，只要无新的“犯罪”行为就可以到期释放。而劳教是没有期限的（至少对“右派分子”是如此，有些“右派分子”竟然劳教22年），管教人员宣称释放期限决定于所谓的“个人表现”。这样，一些劳教分子为了有好的“表现”，就不仅展开超强度的劳动竞赛，还展开了相互揭发、批判的政治斗争。我们这些“右派劳教分子”就是在这种超强度的劳动和互相监督的政治斗争中迎来了举世闻名、荒谬绝伦的“大跃进”。所幸的是，当时粗粮尚可吃饱，加之年轻力壮，还可以勉强应付高强度的劳动。“大跃进”就是大干、蛮干、苦干的同义语。除劳动强度加大外，还要加长劳动时间。我参加过深翻土地的夜战（造成大片盐碱地），“亩产18万斤小麦”试验田（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产量因播种过多、施肥过多而几乎绝收）的蛮干，修水库、挖养鱼塘（无水可储）的大干加苦干。这使我对“大跃进”所造成的人力、物力浪费有深切体会。与此同时，我们通过每天晚上的“学习”——思想改造（检讨、批判或集体读报），也了解到全国农村都在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大家都在“大办粮食，大办钢铁”——“放卫星”。在《人民日报》上，最初有亩产数千斤的“放卫星”报道，接着是亩产数万斤、十几万斤的报道，最高是福建某地亩产23万多斤水稻的报道，还附有几个小孩站在稻穗上的照片（见图2）。作为具体劳动者，我们对这些报道的虚假性都心知肚明，但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是虚假的。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我开始用我所掌握的知识来分析“大跃进”的“瞎指挥”、“蛮干风”形成的原因问题。“大跃进”的指导思想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粮食、钢铁“挂帅”，“反对利润挂帅”。这些个口号的基本用意就是用来否定“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否定以营利为目标的经济核算。各级国家干部都领导或强迫民众去干那些荒唐的、追求最高产量的“放卫星”活动（包括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其实质就是要求人们在远远超出土地和技术的生产潜力的限度之外，追加人力物力，以求得超额增产。这显然是缘木求鱼、海底捞月的蠢事，除了严重浪费社会资源之外，不会产生任何有益的结果。我为中国领导人痴迷于苏俄教条，以至于走上这种荒谬绝伦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深感痛惜。1960年春天，清河农场同全国农村一样，陷入了大饥饿之中。最初是减少粮食定量，接着是“瓜菜代”，不久就出现了普遍的面黄肌瘦，浮肿和死亡。我不知道当年清河农场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只知道从我的囚室（十人）中就抬走了两具尸体。我当时也已经骨瘦如柴，两腿浮肿，行走困难，自知姓命难保，将死于非命。然而，我却意外地活了下来，不知是必然，还是偶然。最后，农场不得不采取“劳逸结合”的办法，将每天劳动时间减少到四小时，其余时间让这些奄奄一息的囚犯平躺在铺板上苟延残喘，以减少死亡。通过家属探视，我们这些劳教人员已经了解到，1960年春节以后，全国农村已经陷入大饥荒之中。许多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管教干部也公开说，“你们应当知足，感谢国家对你们的关怀。全国发生自然灾害，大家都吃不饱。附近农民也在挨饿，为了吃饱饭，许多社员要求到这里来劳动教养。你们的粮食供应比社员还高……”一切消息都表明，全国陷入大饥荒之中。尽管报上宣传说，当前的粮食短缺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但是，我通过亲身体验和理论分析，认为这种全国性的粮食短缺，是“大跃进”中的蛮干风——盲目追求最高产量，不讲经济核算，反对利润挂帅——的必然结果。而这种蛮干风又是以列宁肯定土地可以无限增产的肥力递增规律，斯大林否定以利润为目标的经济核算为其“理论”根据的。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曾读过此书）一书中说，资本主义为追求利润而生产，社会主义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而生产。由此，我深深感悟到，中国大跃进，并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全面照搬苏俄教条的结果。实际上，早在我被劳教以前，已经知道苏俄在30年代曾出现过大饥荒的事实。这使我更加确信，不惜代价追求最高产量、否定利润核算是导致中国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同时意识到，研究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与利润核算的必要性，对于建立科学的经济理论，纠正中国人对苏俄教条的迷信和盲从，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1962年2月8日，清河农场宣布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劳教分子摘去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同时公布一部分未摘帽右派的继续劳教期限。这说明，我们当初被送来劳教时，已经确定了劳教期限（我的劳教期限整整四年）。在解除劳教的最初日子里，我们受到了优厚的“待遇”：减少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改善伙食，管教干部和颜悦色，传闻大家将不日返京，恢复工作或继续上学。可是到了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煞着翻案风”的最高指示，形势急转直下。管教干部重新威严起来，对摘帽右派的管制也大大加强。大家的希望化为泡影。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本论》（第三卷），8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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