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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未完成的观念转变

张维迎 辛庄课堂 2022-04-06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辛庄课堂二期班招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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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

1984年在西北大学读硕士期间,我曾在西安和北京等地以“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为题做过多场演讲,其中有一场是在北京大学一教做的,反响强烈。我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认识到,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一场观念革命,没有观念的转变,改革不可能成功。我提出十大观念转变,包括财富观、时间观、平等观、劳动观、消费观、金钱观、英雄观、经济道德观、乡土观和人才观。根据演讲整理的文字稿曾发表于《管理世界》1985年第1期(创刊号),相似的版本曾在新华社《瞭望》周刊连载5期。我没有预料的是,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我当时讲的十大观念变革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尽管有些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更令人遗憾的是,有些曾经转变过来的观念又有转变回去的趋势。有感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重读这篇演讲稿,觉得其中的大部分观点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适用性和针对性,故摘录几小节在此发表,以飨读者。之所以旧文重发,而不是写一篇新的文章,是因为这篇文章的语境和其中的例子把读者带回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助于我们好好想一下,这四十年我们究竟有些什么进步。此次发表时,除了用“市场经济”替代原文中的“商品经济”这个上世纪80年代的术语,未作其他改动。(原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省略。)

改革对大部分人是有好处的,可是为什么阻力却很大呢?显然不能简单地从既得利益上去理解,好多是观念的问题。所以有人讲,我们这次改革,不是科学技术的独奏,也不是科学技术与经济体制的合奏,而是技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观念、意识的一部交响乐。每一个演奏者都必须跟上节拍,如果我们改革观念的节奏跟不上来,那么这部交响乐就演不好,就会显得非常不和谐,就会将一首音乐变成噪音。在外国也是这样,每一次变革,都首先是观念的变革,如第一次产业革命前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我国的这次改革,是改革几千年来形成的观念,是整个观念体系的转变,即把自然经济的价值观念转变为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如果不改变这些观念,那我们改革的成功也是很难的。

经济变革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广泛的,涉及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整个观念体系都要转变。现在,我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以下十个观念,以引起大家的讨论。 

财富观

农村变革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先富起来的人。就是说,先富起来的人挣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有的人说:有一个发财的,就有一个倒霉的。所以,有人富啦,肯定就有人穷了。要不,他怎么能富呢?这个问题就涉及到财富观念问题。打一个比方,这里有一杯水,如果这一杯水我喝了,大家还能不能喝?显然不能喝。这叫什么?这叫自然经济的财富观。就是说,在自然经济下,财富就像杯里的水,如你喝多了,我就喝少了;你富啦,我就穷啦。所以,在自然经济下,人们往往注意的是财富的瓜分。市场经济社会的财富观是什么呢?在市场经济下,财富不是杯子里的水而是井里的水,是泉水,不是汲之有限的而是汲之无限的。掘井的人,可以给整个社会带来福利。所以,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注意力不是财富的瓜分,而是财富的创造。这样讲并不是凭空臆造,而是客观的历史一再向我们顽强地表示了这么一个事实。

我们知道,在自然经济下,财富的母体是土地和体力。我们学经济学的同志都知道,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弟有句话叫: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由于土地本身是有限的,人的体力在某种意义上亦是有限的,这样就形成一种观念——财富也是有限的。纵观历史,历代的战争,大多数是瓜分土地的战争;历代的变革,是分配的变革,如同轻徭薄赋之类的。市场经济下不是这样。在市场经济下,财富的母体由生产要素本身,转向了要素的组合方式,这就是分工、协作、交换。如果说要素本身是有限的,那么要素的组合方式可以说是无限的。就像化学元素是有限的,但这些有限的元素,可以组合成五颜六色的诸事物,组成万紫千红的世界。这一点,在农村的变革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农村,地还是原来的地,人还是原来的人,技术可以说还不如原来的(因为我们包产到户的时候,好多地方把拖拉机都瓜分了,你拿个齿轮,我拿个摇把等)。但是农村还是起飞了。什么原因?我认为除了有积极性这个原因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如果我们把东西方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注意的是如何分配蛋糕的问题,外国人注意的是蛋糕如何做大的问题。蛋糕蒸大了,大家就可分多吃一些,存在再分配问题上的为难情绪也就少一些。因此,这个观念,也可以说是十大观念中的基本观念,这个观念不转变,对我们的改革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现在有这么一种理论,认为改革就是财富的再分配。这么一来就把人唬住了,那就肯定有人得吃亏,蛋糕就那么大,给他多切一点,我就少了。我说,改革是利益的再创造。我们农村改革就是这样,先富起来的人,并不是把原来的财富瓜分了,并不是因为有些人穷了,他才富了,而是因为农村出现了能人以后,给整个农村带来了活力,创造出了财富。所以,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是创造财富,而不是瓜分财富。我再举个例子,像我们价格改革当中,过去也有一种理论,认为价格改革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利润的再分配;价格合理不合理,对整个宏观、国家来说无所谓。就是说,价格不合理,这个口袋装得少,但我倒到那个口袋里,总量是一样的。实际上不是那样。你把这小口袋的东西转到那个口袋里,两个口袋都少了。所以,我们现在改革价格,不仅是利润的重新分配问题,更重要的是价格改革本身要创造出财富来。
还有一个口号叫做“损人利己”。损人利己当然是不对的,但问题在哪儿?问题在于这个口号给人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利己就等于损人。这在自然经济下有一定道理。因为那时生产是一个定量,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分配上,你多了,就是我少了,对你有利,就是对我有害;利己必损人。所以,人们从长期经验中得出:要好一家,先倒四邻。但是,在市场经济下,这个口号可以改成利己亦利人。我们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一般是既利己、又利人的人。最好的体制,即是把利己同利人统一起来的体制,而不是简单的利己不利人。如果在一个体制下,利己总是害人、损人,那么,说明这个体制肯定有问题。过去那种体制下,利己就是损人。所以,这个体制就要改,改为利己又能利人的体制。

平等观

在自然经济下,人们注意到的是什么平等?是分配上的平等。因为我们的财富是有限的,所以,人们的注意力是分配问题,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是自然经济的平等观。
那么,市场经济的平等观是什么?不是分配上的平等,而是机会均等。自然经济传统的平等观是以机会不均等为前提的。因为农民从来没有可能和皇帝有什么平等,和地主老爷有什么平等。而这一切又似乎是那么的合乎常规。事实上,这样的平等观只有在同一个阶层的人身上能得到体现。也就是说,这样的平等观是以等级观念为前提的、机会不均等为前提的。现在我们要从重分配平等转向机会均等,由过去结果线的平等,转向起跑线上的平等。也就是说,大家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起跑,至于最后谁胜谁负,由竞争来决定。优胜劣败。
破除平均主义,还必须树立起机会均等观念。应当承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社会中机会不均等的事情还是很多的。电影《人生》中反映的就是一例。高加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进了城,有了用武之地,但还是走后门,被清除回去了。影片中,高加林有一句话:“我哪点比城里人差?!他们能干我就不能干?!”我说,你只有一点比城里人差,那就是你不是城里人。尽管你有横溢的才华,潇洒的外表,城市姑娘见了也为之倾倒,但终因你是一个农村人,对不起,你还是回你的农村去吧。没办法呵!机会不均等。太阳暂时还不能照在你头上。何止一个高加林啊!我们的农村人和城里人,因为一个户口制度,在二者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攀越的墙。农村有多少青年人,就因为受这垛墙之隔而被拒之为寻找发挥配才能的天地的大门之外。所以,我特别欣赏路遥说过的一句话:“社会应当让阳光照到生活的每一脚落,使那些有才华的青年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但是话又说回来,是不是城里人的机会就均等呢?也不是。同样在一个城市,在不同的机关,就不均等。在不同的城市,更不均等。举个例子,西安某校中文系有个青年教师,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考上了,但不能录取。什么理由?因为他妻子不在北京。一个人事业上的命运因妻子的户口问题而受影响,这是一件多么让人不可思议的事。这样的例子还有。如上海高等学院招研究生,有些招生简章上就规定,必须户口在本地的人才能报考。这是个什么问题?难道上海人就都比外地人聪明?我看不是的。这是一种人为的规定,这种规定无疑要埋没人才。

当然,我们说机会均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均等。像教授的儿子与农民的儿子天生的环境就不一样,能平等吗?不能。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们谁也无法改变这种事实。但是,我们有一些人为的规定,应该改变;人为的歧视,应该抛弃。我们应该让每一个人享有同样的选择机会,这样我们的社会才利于出人才,出类拔萃的人就能显现出来,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对于改革来说,机会均等更重要,我们不是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但是,如果机会不均等,先富起来的人未必是应该先富的人。如果你占有一种特权,而这种特权在别人是没有的,你可以经商,别人不能;你可以办工厂,别人不能,你富啦,不一定是你有才能。现在,中央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出,干部经商,必须禁止。当然,干部经商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他自己退休后,利用原来的老关系经商;或者是由他的儿子出面经商;或者是权力入股,你办个公司,我给你当顾问,给你搞一些特殊的条件,到时候你给我一笔钱便可。所以,我强调这个机会均等,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要改革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那么,我们的竞争就不能开展。

劳动观

农村变革以后,先富起来了一部分人,同时也出现了个问题:你共产党不是提倡勤劳致富吗?那些所谓的“能人”,游游逛逛,走东转西的,靠一张嘴就可以挣到一笔钱,你能说这是勤劳致富吗?我认为这里有个劳动观念的转变问题。
我们过去讲的劳动,是消耗体力的劳动。前面讲了,在自然经济下,财富的母体是土地和体力。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消耗体力才是劳动,脑力劳动算什么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更无所谓什么劳动者,是毫无疑义的寄生虫。但在市场经济下,劳动的重点由体力逐渐转向了脑力,由拼力气转向了对科学技术的运用。因此,如果说自然经济时代是一个体力竞争的时代,那么,市场经济时代就是一个智力竞争的时代。能人致富在那些视脑力劳动不是劳动的人来看,是不劳而获,真正老实巴脚的人,地里干活的人没有富,似乎是个大遗憾。但是我们要说,如果一个社会只培养体力劳动者,那这个社会就难办了。问题很明白,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而愚昧的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将是很困难的。所以,尽管有些先富起来的人,没有消耗多少体力,但他终是劳动者,一个用自己的智慧,服务于自己,服务于社会的脑力劳动者(这里当然不包括那些以权谋私或靠不正当手段致富的人)。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过去,我们一味强调苦干,而不注重巧干。我们的字典里,有这么一个成语叫做投机取巧,是属于贬义范畴的。我认为对这个成语有平反的必要。因为投机涉及到我刚才讲的时间观念问题。市场经济突出的特点就是投机,没有投机心理就抓不住信息,就可能白浪费了时间,就产生不了效率。而取巧,涉及到一个劳动观的问题。过去,我们的老人往往是这样教育小孩的:要求踏踏实实。他所谓的踏踏实实就是不要耍奸。不要耍奸,里边就包含有不要取巧的意思,在这一点上,外国人启发教育小孩的方式就比我们显得高明。举个例子,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描述了这么一件事情说:“最初的蒸汽机,原需雇用一个儿童,按活塞的升降,不断开闭汽锅与汽筒间的道路。有一次担任这工作的某儿童,因为爱和朋友游玩,他用一条绳子把开闭通路的舌门的把手,系在机械的另一部分,舌门就可不需人力自行开闭。原为贪玩想出来的方法,就这样推动了蒸汽机的一次大改进。”从这个实例中可以看到,斯密认为各种经济现象是在各个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驱使下,自然发生的。在这里,他轻视了科学在发明中的作用。但是,他却说明了机械的发明和应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一个人能够完成许多人所做的工作,这无疑是对那个贪玩的儿童巧干的肯定和赞赏。
但是,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样想问题。当事者只要求你踏踏实实干活就行了,不注意巧干。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愚公移山”精神过分地宣传。大家想一想,老愚公之所以要搬山,是因为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人出入的去路。但是,他如果把搬山改成搬家岂不更好?既省力气,又不浪费时间,子子孙孙亦不再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没完没了地干下去。所以,对我们目下来说,我们极需要的是智公,而不是“雄心壮志冲云天”的愚公。可能有人要这么说,你这是牵强附会,跟宣传愚公精神不一致。我说,也可能是这样。但是,所有的寓言故事,都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从不同的角度做出新的解释。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要求(这种要求是指历史现象发展主流而言的)。我们中国穷的原因之一,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苦干的精神,而是我们没有巧干的意识。文化革命中,我们移山填沟造平原,大干一冬春,造田两亩,实际意义到底有多少?社员们消耗了大量的体力不说,所造之田,好几年并不能长出庄稼来。这便是学习愚公精神的好处!愚公几千年前搬山,我们几千年后也跟着搬山。这倒真有点血统论者所言说的那种老子英雄儿好汉、孙好汉、曾孙子亦是好汉的味道。

我们说的巧干,也是一种勤劳,一种劳心费神的勤劳。这里又要涉及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问题。过去,知识分子的劳动是不算作劳动的。我们有一句套话是:知识分子是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地,三不会打仗。似乎我们国家只需要做工、种地、打仗的人,其他行当的人就不要。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偏见,把知识分子当臭老九看待。当然,停留在自然经济社会,这还是有情可原的。但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再持这种观点便是大错而特错了。我们过去那种体制,对知识分子没有需求,自然经济,大锅饭,有没有知识分子绝不是什么事关紧要的事情。因此,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得到重用。

英雄观

过去我们搞政治革命,走的是革命救国的道路,需要的是一大批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搞“抓革命,促生产”、“大批促大干”,以为这样就能富国,结果是越搞越穷。历史已经证明:革命只能救国而不能富国。现在,党中央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实业富国的正确道路。如果说,我们过去革命救国需要的是革命家、军事家,那么,现在实业富国需要的则是一大批科学家、企业家和商人,他们是我们新时代的英雄。过去流行一种观念,叫做“学而优则仕”,我们好多人现在还持这种看法。当然,社会还需要政治家,还需要有人去当官。但如果仅停留在这种观念上就很不够了。我们现在搞经济建设,就应当树立一种“学而优则商”的新观念,鼓励有才华、有能力的青年去当企业家。这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这里,我想谈一谈正业与副业的关系问题。什么叫正业?社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每个人从事社会需要的某项工作,这就是正业。现在有一些大学生、研究生、教授开办企业,有人就批评他们“弃学经商”、“不务正业”,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拿农业来说,我们过去受“以农为本”的小农观念的束缚,认为农民跑运输、搞建筑都是 “不务正业”。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进行,这个观念就被突破了。现在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村工业、商业等反而成了农民的主要职业。可见,要搞市场经济,传统的正业与副业的观念必须来一个彻底的转变。 

经济道德观

在自然经济下,人们总是用道德来衡量经济。而市场经济则要求按经济规律办事,所以道德要让位于经济。现在有好多人把道德与经济对立起来,还用道德的观念来衡量经济,如讲等价交换,他说要互相帮助。其实等价交换就是最大的互相帮助,他们不是从经济的角度而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问题。举一例子,也许有普遍的意义:电视曾报道有一个青年免费为群众修理锅盆,很多人在排队等着让他修理。我们宣传这种高尚的思想,无可非议。但这种思想行为仅对于个人来说是高尚的,对于社会来说也许不是。为什么这么讲,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经济学上认为,任何产品都有一个合理的使用周期。一个东西坏了该不该修,所收费用就是该不该修的一个标准。如果修理费高于购买费,就不该去修。这就是合理更新。而现在免费修理,有些不该修的也拿来修,就破坏了社会产品的合理更新,也会影响生产。第二,一个人修,其它人在排队等,只是因为不收费,却造成时间的浪费。第三,修理者个人的行为是高尚的,而有些人却是在捡便宜。我们号召为人民做好事,这是道德,要与经济观念、经济活动区分开来。农民有句话:“算帐不留情,开帐人对人”,表现了道德问题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学习雷锋做好事,你修理也可以收费,收费交给有关部门,办福利事业、公共事业,岂不还是高尚的吗?有些万元户捐出资金办学板,我们应该鼓励这种行为。商品社会下最大的为人民服务就是干好自己的事,而学习雷锋最可贵的精神,就是他干一行爱一行。同时我们也必须克服形式主义的东西。如我们搞植树造林,为了强调我们积极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可以车接车送,往返几个小时,干了个把钟头,栽了几棵树,浪费时间,浪费钱财,收效不大。如果我们把这些费用交给专业园林工,肯定会比我们干得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用过去那种道德去代替经济活动。经济有它本身的规律,不是道德可以随便代替的。

观念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我们好些同志,也包括我自己,在感情上无法接受。这就是说,在这场变革当中,要经历一种感情上的折磨。看到别人富了,难免叫人眼红。这种感情上的折磨无法避免,我们应该做好准备,这样,就会感到轻松一些;否则,毫无准备,就会感到痛苦重一些,无法忍受。有些人至今尚未认识到这一点,整天松松散散,毫无节奏混日子。他这样想:与其远离家乡干事业,不如全家团圆拜祖先;与其吃饱喝足听音乐,不如饿着肚皮唱山歌;与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如你给我送礼我给你请客。变革发生之后,这些人的观念跟不上了,痛苦就由此而来。正因为面临这样的痛苦,我们的理论界、新闻界,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怀念过去,崇尚过去,认为我们搞大规模改革还不如过那种大家都穷的日子,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多美呀!你看过去的社会,人的道德多高尚,现在呢?人人都在讲金钱。这还了得!有些小说家已经开始这样描写个体户了——人富了,良心却坏了,等等。另一种人,可能给大家设计一个新的乌托邦,就像旧乌托邦一样。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变革当中,应当看清社会的潮流。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面临的痛苦和资本主义的痛苦不一样。我们发展到这一步,可以尽量减少痛苦。而最大的减少,就是我们事先做好思想准备;否则,就会感到无法忍受。


全文见《管理世界》1985年第1期,收入张维迎《市场、价格与企业家》(80年代文集),北京大学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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