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修明从法院书记员到省委副书记，是官运，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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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四川高院副院长

2021年11月邓修明由天津调任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今年7月20日再度履新江苏省委副书记。

公开资料显示，邓修明1964年12月生，1981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

他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做书记员。

2002年后，历任四川高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成都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等职。

2016年12月，邓修明在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书记岗上调任天津市纪委书记。

同时，另一位有着法律背景的女官员也引发人们关注。

据广东政法网消息，7月11日，广东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袁古洁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委务（扩大）会议。

今年5月26日，时任茂名市委书记的袁古洁在中共广东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省委常委。

袁古洁被称是一位法学专家型官员。

时任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据公开简历，她生于1968年5月。

她本科和硕士毕业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

1997年后，任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广东省人大法工委专职副主任、广东省阳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16年，袁古洁直接调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2018年袁古洁担任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2019年4月，袁古洁调任茂名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2022年4月，袁古洁任茂名市委书记。

从邓修明、袁古洁等众多官员简历看，人们显然发现，在新一轮人事调整中，很多官员拥有法学专业背景。

由此表明，中国正在由善抓经济效率优先型官员向追求公平正义文人治国的方向转变。

十九大中，很多人细心的发现，新一代的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有近一半是“法律人”。

一个国家的法律与其命脉和民生紧紧相关。

越来越多具有法学背景和法律人思维的官员进入高层，极大地推动了“依法治国”的进程。

十九大后，中央部委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中，很多都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毕业生。

其中，有法科教育背景，且取得博士学位的省部级以上官员有近10人。

1975年，22岁的习近平作为陕西延川知情进入清华大学。

毕业后曾在部队服役，并在县、地区、省、直辖市的党政机关担任过重要职务。

经过4年的在职学习，2002年，他在福建省省长任上，毕业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另一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北京大学法律系七八级本科生，后又在北大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专业，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

前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是中央党校法学博士。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是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出身。

来，我们再细品读下现任中国的首席大法官。

周强，1960年4月生，1976年8月参加工作，法学硕士学位。

2013年3月15日，身为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强当选为中国最高法院院长，成为继沈钧儒、董必武、谢觉哉、杨秀峰、江华、郑天翔、任建新、肖扬、王胜俊之后，最高法院第十位院长。

1976年7月，周强在黄梅县插队，成为知青。

1978年秋，周强考入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成为该校复校后首批学生。

求学西政，因为品学兼优，本科毕业后，周强又攻读了三年研究生。

严格的法学训练，为周强日后的从政初步奠基。

1985年后，周强进入司法部，先后任办公厅副主任、部长办公室主任、法制司司长。

1997年11月，周强当选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次年6月，38岁的周强接替比他年长5岁的李克强，当选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2006年9月，46岁的周强出任湖南省代省长、省长，从而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长。

2010年4月，就任湖南省委书记。

3年后的2013年3月，周强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特殊的历史际遇，造就了这一级法科生将来的辉煌。

十九大后，出任副省部级以上职务的，有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景汉朝。

还有，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胡泽君、朱孝清。

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连宁，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等14人之多。

而周强是其中首位跻身副国家级者。

近年，超多法科生登上了中国政治前台。

法学背景的高官频频亮相。

“法律人”从政，似乎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的官员结构走向。

有资料表明，目前内地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中，拥有人文社科类教育背景的，占总量的70%以上。

其中，具有法科教育背景的官员，从前些年的渐露头角，逐渐形成一支支重要团队，目前已到任就职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就达数百人之多。

大批政治家，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具有法律教育和职业背景，这是走向法治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

对“人治”历史悠久的中国来说，领导者具有法学背景，无疑更具有特殊的价值。

我们看到，经过法学教育训练的人，更容易形成一种法律思维。

这种思维如果运用到决策上，会使得相关决策的出台，更具法治的含金量。

而这，正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中国”所必需要的。

当然，国家领导者相同的法律学识背景，必然会影响到治国理政的方式，影响国家的法治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等高层领导对法治的特别关注，恐怕与其法学背景密切相关。

早在2003年，有着法学博士背景的习近平任职浙江省委书记期间特别看重与加强法治建设。

2006年，浙江省率全国之先，通过了《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决策部署。

2013年1月7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全国政法机关代表语重心长。

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

周强的工作履历，与法治建设，也是密不可分。

周强当选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作为一名经历过系统性的法律教育，并曾在司法系统长期任职的官员，周强将其法治思想，运用到对湖南的治理之中。

“法治湖南”也是周强主政湖南期间一条重要治理理念。

2011年8月，《法治湖南建设纲要》公布，这被视为周强在推进“法治湖南”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程。

纵观国际政坛，法律背景的学者从政，在主流国家较为常见。

而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这一点不甚鲜明。

尽管，目前各级政府官员中法律背景的高官数量有所上升，但法学背景政治家的数量仍不占优势，与世界主流强国相比，仍有差距。

还有，分析对比十八大以来政府中省部级以上高官中的法律背景者，中央领导人及部委负责人明显多于省市党政主要负责人。

这是短板，也是问题。

因为，依法治国的理念，不仅需要在最高层体现，更是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

需要从中央到地方、从社会管理到经济建设等各个领域都遵循依法治国的理念。

唯有各级地方官员能够牢固树立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和崇敬之情，习惯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但瑕不掩瑜。

拥有法学学位、工作中依法执政成为现任中国高层领导的特色，公众关注这一点的背后，凸显出“法治中国”的期待。

乐观者期待各级官员“法律至上”。

俗话说，在法治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

法律是否拥有至上地位，区分着一个国家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

法律的实施水平，则检验着一个国家的法治成色。

法律至上地位的确立，往往取决于官员特别是高层领导者的法律素养和法治意识。

乐观者期待各级官员法律思维的普遍形成。

进而逐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

所出台的政策与决策，更能经受历史和法治的检验。

乐观者期待民众权利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也惟有法治才能保障人权。

因此，期盼今后的日子里，非法行政大幅减少，公民的权利救济渠道更加畅通，守法的公民可以免予各种非法行为的侵扰。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从革命家治国到理工背景政治家治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现在，终于逐步实现了法学家治国！

文后作答：邓修明从四川法院书记员到江苏省委副书记，是“法治中国”的大势所趋！

如果扯上官运的话，那么，时代决定官运。

END

编校：程启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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