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武汉90天，这五人不能不提
编者按：庚子鼠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正在中国蔓延，武汉首当其冲。第一次带着媳妇从北京回武汉老家过年的中新社记者杨程晨，随即加入了这场持续三个月的战疫报道。其间，他曾随李兰娟院士“红区”查房，街头采访时甚至与确诊患者咫尺之隔，一年来大概做了15次核酸检测……作为中新社战疫报道群体的代表，杨程晨受表彰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回望来路，那些人、那些事浮现在他的眼前……
▲中新社记者杨程晨
2020年12月31日，媳妇在武汉做了个微创手术。年底的最后一天，我们一家人是在武汉的医院度过的，在这特殊一年的“结尾”意外地呼应了“开头”。
家人做手术总归是令人担心的，好在结果无恙，让大家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跨入2021年的时刻，我是在睡梦中昏沉度过，半夜3点不知缘何猛然惊醒发了个矫情的朋友圈为过去这一年画上句号。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时，我正好回汉准备过年，随即中国抗击疫情的主战斗在我的家乡打响，三个月时间我和中新社前方报道组的领导同事出入医院、社区、方舱等敏感地区，发出一系列回应重要关切且颇具影响力的稿件。
关于这段近90天的特殊工作经历，之前多篇类似记者采访手记的文章中均有详尽描述，再次用文字回忆这段终生难忘的经历，满眼浮现的都是人的身影，是那些稿件中没有提到的人组成了回忆的完整拼图。
1
不知姓名的门房师傅
我家住在汉阳区京广铁路旁，每次乘夕发朝至列车往返京汉总能从家楼下经过，所住社区邻居多是母亲在铁路系统的同事。因回武汉时间不多，在我印象中这里是一片新开发的小区，住户不算多，门口保安更是若有若无般的存在。
2020年1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一，也就是封城的两天之后，武汉宣布次日起实施路面机动车禁行，社区开始强制封闭管理。我们这些央媒记者虽然配发了通行证，进出社区还是需向门卫解释理由。刚开始开车出门，我都是主动开窗亮出证件，慢慢到后来当他熟悉了这为数不多还需外出的车辆，交代事由的程序也就省了。
▲封城后，环卫工人是我们在马路上能见到为数不多的人。
冬日除了疫情，最难捱的要属南方的湿冷气候了，零度的气温能赶上北方零下10度的体感。疫情防控要求这些门卫24小时轮流值班。出入小区，从没看到这位最熟悉的陌生人有过不耐烦，他几乎每天都会送来一样的问候：“杨记者又出去了？”
进出小区的手续从简单的出示证件，到要打开绿色健康码，再到门卫师傅测温和简易消毒汽车，手续慢慢变繁复。直到两个多月过去，有一天工作完照常回家，经过大门摇下窗照例和他打完招呼，他补问道：“你们的工作很辛苦啊？有没有可能给我们也拍两张照片？”
当时满口答应没问题，却也是当门卫师傅开玩笑的口气听之。之后忙碌地进出照常仍是打招呼，道声“辛苦”“注意安全”，拍照之事被忘记脑后了。
待武汉解封，我们在4月15日回京离开小区前，门卫师傅看见我打包的行李问了句：“要离开了？还没给我拍照呢？”原来师傅当初是当了真。可时至今天，我还是不知他的姓名。
2
李兰娟系列独家报道始于一次拌嘴
中新社前方报道组关于李兰娟的系列报道，应该是所有媒体之中最全面和细致的。但李院士团队接触的开头并不顺利。
李兰娟去年1月上旬曾随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来过一趟武汉，第二次来是2月初的驰援，她一经抵达便引起在汉媒体的高度关注。早期有关李院士的报道多出自武汉当地媒体。我们通过各种管道希望联系到她的团队，在大约两周之后终于有了眉目，我加上了李兰娟的助手之一、浙江树兰医院汤院长的微信。
▲我与李兰娟院士助理之一、浙江树兰医院汤院长合影。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在表达过期待采访的意愿后，汤院长婉拒并解释关于李院士的采访须经得有关方面的同意。于是我们双管齐下，终于在2月下旬，采访有了实质进展——采访在我们看来被同意了。
我们中午抵达人民医院东院区，经过院方介绍我们见到了汤院长，实际却并不如我们所预料，李院士团队受访意愿并不高，且即使采访也只想围绕其推广由来已久的“四抗二平衡”治疗方法，媒体关心的一些热点议题汤院长表示“不便发表评论”。
可能是此前一些媒体不太规范的采访手段，导致不实消息广泛传播及李兰娟本人的私人信息遭泄露，加上每日繁重的救治、科研工作，李院士团队对媒体的警惕性较高。失望和焦急的情绪在累积，在与汤院长沟通过程中，双方一时情绪失控拌起了嘴。
想必汤院长觉得，记者从李院士处“挖到”的一些消息，稍加不慎地编辑容易挂一漏万甚或以偏概全，影响抗疫“军心”，早前某些媒体不恰当的报道方式一度导致社会舆论对李院士不利；我当时则认为汤院长没能兑现之前答应的采访，而且对于记者职业存在一定误解。
周遭同仁赶紧把我带离了现场，出了房间，我基本对采访不抱任何信心了。跟随李院士团队的人民医院科教处高翔副处长帮我们几番斡旋，待李院士来到办公室进行了再三解释沟通，李院士终于还是答应了我们的专访要求。
第一次采访稿件让李院士本人及其团队较为满意，为后面持续的专访打开一扇窗，这也才有我们跟随李院士“红区查房”的融媒体组合稿件，以及四川分社安源老师那张经典的人像照片。
▲2020年2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建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重症ICU病房查房，了解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治疗情况。图为李兰娟院士脱下口罩后脸上留下的压痕。中新社记者 安源 摄
后面每一次采访都是提前和汤院长接洽，汤院长是直性子，办事效率奇高，人也随和，有什么需求往往仅需一两句话来沟通，我们与李院士团队的磨合也愈加娴熟。有一次李院士需要给浙江方面录制视频，汤院长客气询问我们能否帮忙，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晚上十点多，还没下班的李院士抽出大概10分钟时间到楼下完成了录制。除了采访场合的相遇，这一次私下里接触让双方倍感亲切。
一来二去，不管是李院士、还是汤院长，大家像老熟人一般。对于第一次见面的拌嘴，相信我们都是心照不宣的——特殊时期的我们，都有压力、都不容易。李院士4月底离汉时，我们到机场送机。临别时，我跟汤院长合了一张影，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3
社区工作者的无奈
疫情期间，为了解决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所需，中新社前方报道组的领导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理发属其中一件。一次工作组安排我们前往黄鹤楼社区“蹭”理发时，我们认识了社区工作者吴维。
“假小子”造型、一口“弯管子”普通话，吴维热情地将我们带入彼时管控甚严的社区。在居委会活动室等待理发师修剪早已不修边幅的一头“杂草”时，与她攀谈了解到老旧社区在疫情之下的现状，更让我们体会到社区工作者的难处。
黄鹤楼街道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小学、初中、高中，这条旧时的商业街上都是必经之路，我也更能感同身受在这么一个热闹的市井社区将“岔七岔八”的武汉人管在家中大门不出，有多么的难。
从吴维和她同事的口中，我们得知，过去数月他们有半夜接到电话抱怨“没有烟抽”的，有执勤时发现住户翻墙而出需要耐心劝回的，还有提供生活物资被投诉不满意的，各类琐事不一而足。
▲坚守岗位的黄鹤楼景区保安队队长罗权。在最亲近的地方采访如梦如幻的汹涌疫情，亦真亦假。
吴维悄悄告诉我她一个月的工资，很多同事调侃：这么低的薪水何来受这样的苦？但实际到值班轮岗时，几乎不见同事因故缺席，甚至请假的都少之又少。
不久后，我们围绕武汉市地标的黄鹤楼及其周边社区生活运行状态做了一组融媒体报道，从公园保安到街道环卫工人，到大小商户，再到社区工作者、志愿团队，是一个个坚守岗位、理解特殊时期共体时艰的武汉普通人，筑起了抗击疫情主阵地的高墙。
4
同事安源，药和烟缺一不可
与我父亲同为上世纪60年代生人的安源老师，因为三个月的抗疫，我们成了忘年交，他称之为“生死兄弟”。
安源老师是第一批由分社增援武汉的记者，1月27日便随四川援鄂医疗队抵达，3月31日与这支医疗队乘机离开，共65天，是中新社前线报道组除湖北分社以外在汉时间最长的成员之一，也是年龄最大的之一。两个“最”，让这位“老同志”成为我们这些年轻人与之倾谈的对象和重要的依靠。
▲安源老师和他那张传播度很广的压痕照主角——李兰娟院士。
在我看来，“生死”一词稍显夸张，我们虽出入过ICU病房、方舱医院、隔离社区、转运救护车等“红区”地点，倒也没有发生过命悬一线的危险场景。至多是在武汉市指挥部为“应收尽收”征用酒店作为临时隔离点的首日，我们在沿途扫街，去到一处工作人员全副武装严阵以待的酒店前，当时并未来得及穿上防护服的我俩直接上前与人攀谈采访。
结束后，安源老师把相机显示器递给我，看他给我拍下的一张照片，站在身后与我咫尺之隔的就是两位即将入住酒店的确诊患者。完成当天其他隔离点探访回酒店的路上，我俩全程未发一言。到酒店停好了车，安源老师说了句：“程晨，今天起，我们就是生死兄弟了。”
▲为解决“应收尽收”，武汉市征用酒店为尚未收治的患者临时隔离点。安源老师为我拍下这张照片，是想提醒在我身后即是一位即将住入隔离点的确诊患者。事后，我俩后怕了很久。
刚到武汉头几日，因为本身有一些慢性病，而新冠肺炎又对有基础疾病者格外不友好，安源老师起初的一个多礼拜是极其焦虑的，于是便扫荡了驻地周围还开张的几家药铺，用他的话说“把里面能买到的药都买了”。我们每天见面第一句话便是：“你昨晚回去有反应吗？”
可能是心理暗示的关系，后来与同在武汉工作过的朋友聊天，大家都有一段陷入自我怀疑的阶段，对于自己出现头晕、胸闷、关节酸痛等感染新冠肺炎前兆症状深信不疑。每谈及此，我与安老师都会沉默一阵，接着长叹一口气：“要是你有事，我肯定跑不了，咱被隔离也就一块儿吧。”
绝大多数有这样感受的朋友，尤其是记者同仁，大多是在南方冬季的室外站久了、口罩戴久了、高压工作久了。排解压力的方式，安老师肯定是抽烟了。走进安老师的房间，茶几上基本就两样东西，烟和药。他告诉我，在65个漫漫长夜，这两样都是“救命的玩意”。
5
我的父亲也在一线
很多人得知我第一时间加入到前线报道组，都会问：你家里让你去啊？
这个问题在我家不算什么问题，因为家中还有一位处于更危险环境的老同志——我爹。他在李兰娟团队增援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工作，管着整个医院吃喝拉撒的后勤保障，医废处理、病房清洁、医护和患者三餐供应等都属职权范围内。
▲2020年4月8日解封后，我与家人到武汉江滩散步。此时，早樱已开。
几乎从封城的第一天起，他就单独住在了医院的宿舍。除了感染风险，还有生活自理问题，家人最担心的其实是老杨。老杨对我外出也没阻拦过，因为他实在没立场，只好在稍有空闲时叮嘱几句“注意防护”“不要掉以轻心”“能不去红区就别进去了”。
好在年三十，我们是一起过的，但不在家中，而是在医院的食堂。报道组布置我采访医护年夜饭选题，于是我找到了管着医院食堂的老杨。这只是我求助于他的开始，必须承认没有他，很多采访资源是不可能得到的，比如从人民医院派出的金银潭医院重症医疗团队，比如“网红”医生余昌平，再比如接近李兰娟团队。如果说我与团队在那几个月发出过一些有影响力的报道，这里面应该也有老杨这位“内应”的功劳。
奶奶曾说我们是上阵父子兵，这是我的荣幸和骄傲。我的工作是外界能看见的，而老杨的辛苦，作为他的家人、朋友很难完全体会。老杨也很少会说。偶尔回家，他都是把自己千万次地消毒，拎上一些生活用品站在门口递进家门，连鞋都不脱。
老妈和媳妇守在大本营，老杨和我在工作，就这样，我们过了76天的封城生活。
解封后，我们第一时间去武汉长江大桥下逛公园、赏桃花，武汉的春天从没像2020年这般盎然，远处一群驻扎晴川饭店的医护，身着援助医疗队配发的统一服装，在尽兴地打着篮球。
▲2020年4月8日解封当天，中新网开启12小时不中断直播，极少面对镜头的我说得磕磕绊绊。
作者：杨程晨
编辑：王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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