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硕 | 美国城市史研究的空间取向
美国城市史研究的空间取向
李文硕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副教授
【提要】美国城市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在六七十年代迅速发展，80年代以后遇到领域界限模糊、研究者认同感下降等问题，但同时也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城市。在围绕城市历史多重维度的研究中，空间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这既是受到了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的影响，也体现了美国城市空间变化在学术界的回响。美国城市史研究的空间取向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研究主题上，空间不再仅仅是研究对象所在的场地，空间本身就是研究对象；在研究尺度上，跨国史路径介入城市史研究，人员、物资、资本和信息的流动将观察城市历史的视野拓展到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外。空间研究既加深了对城市问题的理解，也拓宽了城市史的范围，这对中国的美国城市史研究不乏借鉴意义。
【关键词】美国城市史；空间；跨国史；城市研究
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各地纷纷建立地方性史学团体，收集、编纂资料并组织撰写本地区的历史。“地方性历史学会作为当时各州争夺整个美国国家历史写作主导权的武器而产生”，城市历史书写的重要目的则是要争夺现实的物质利益，撰述者把城市描写为吸引人的地方，以吸引移民和投资。不过，作为史学专业领域的美国城市史，其发端一般被认为是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1940年发表的论文《论美国历史上的城市》。此后，关于城市史的论著逐渐增多，到20世纪60年代已蔚为大观，70年代以后的“新城市史”又带动了一轮热潮，《城市史研究》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在1974年创刊，还有大量博士论文以城市史为选题方向。但20世纪80年代后，“那些曾经被城市史作为核心主题的研究对象，包括女性、移民和劳工，现在也被认为是新社会史的分支领域”。新一代学者似乎忽略了前辈学人的贡献，他们怀疑社会史是否已经让城市史无路可走，老一代学者在学术会议上抱怨年轻人已经不再对城市史感兴趣。
城市史的问题并非因为城市作为一个主题失去了研究价值，恰恰相反，“要了解政策的有效性、市场和阶级的生成机制、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以及日常生活中身份的构建，都离不开城市这一微观层面”。换个角度看，尴尬也是机遇，“城市史自身开始逐渐分裂或融入其他领域，如社会史、经济史，或者种族、阶级、性别研究，或者环境史。城市史并没有渐渐死亡，它只是改变了重点、角度和方法。”这虽然使得当下美国城市史的面貌多少有些模糊不清，但吸引更多研究者关注城市。更重要的是，大量与城市历史相关的论著呈现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越来越关注空间，这与西方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一脉相承。当然，这并不是说城市历史研究不再关注其他方向，实际上与城市相关的社会文化史近年来也屡屡受到热议。关注空间与关注文化、社会等方面并不冲突，相反这些研究趋向可以融合在一起，在社会文化现象的背后同样潜伏着空间的力量。正如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所言，空间与文化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文化需要特定的空间来承载与展演；另一方面文化也赋予空间某种意义，通常是空间构建者、利用者及被驱离者之间的权力对抗。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探讨空间如何进入城市史研究者的视野，又如何影响了美国城市史。
一、美国城市史如何“发现空间”
空间并不是美国城市史的传统研究领域，城市史研究倾向于将城市视作一种实体（Entity）而非关系（Relationship）进行考察，即城市作用于周围的世界，构成城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要素在塑造城市的同时，也在城市中被形塑，但城市本身不是关系的集合。在多洛伊斯·海登看来，研究城市史，就是研究城市如何“被规划、被设计、被建造、被居住、被占有、被赞颂、被迫害和被抛弃”。
在早期美国城市史研究中，城市被当作一个整体。施莱辛格将城市与乡村对立，认为“城市也被视作那些推动美利坚文明更加完善、更加人性之创新和运动的主导”，城市居民指引“教育、文学、科学、发明、高雅艺术、社会改革、公共卫生、休闲以及美好生活”。紧随其后的论著大多以城市为出发点来研究和解释美国历史，或是对典型城市的历史开展分析。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史学思潮变动中，城市史不再追求以城市的视角阐释美国历史，而是将目光转向内在，“新城市史”引领风潮。其内容聚焦城市社会的多样性，注重经济结构、社会生活、阶层分化和人口流动等城市的结构性要素；在方法上依赖计量手段，重视运用计算机技术处理统计资料。新城市史代表人物瑟恩斯特罗姆以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的劳工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人口普查资料，证明19世纪这里的社会流动性虽然比预期中的低，但社会底层仍然有上升的渠道。该书以其新颖的选题和可复制的方法启发年轻学者投身城市史，大量博士论文和论著都围绕城市社会展开，社会流动、家庭结构、工作和学校成为最引人瞩目的选题。城市从一个整体转变为一种载体，历史研究关注的是发生在城市里的往昔。但这样的研究并没有关注空间本身，用另一位新城市史代表人物西奥多·赫什伯格的话说，城市被当作场地（Site）；或者如塞缪尔·海斯所言，“以往的城市史关注的是城市内部及其紧邻郊区地带内部的历史，城市史撰写的就是这些地带中的历史。”
事实上，西方社会科学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并不重视空间，用福柯的话说，“空间遭到贬值，因为它站在阐释、分析、概念、死亡、固定，还有惰性的一边。”这样的倾向在70年代后逐渐改变，出于对1968年“5月风暴”失败的回应，西方理论界出现了“文化转向”“后现代转向”“话语转向”和“空间转向”等诸多新动向。所谓“空间转向”，是西方左翼学者将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危机和阶级斗争等经济社会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努力构建的一种批判性的空间理论。“空间转向”一般以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起点，即城市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消费场所，城市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城市空间与资本和技术一样都属于劳动力，晚期资本主义主导的生产方式不再是“空间中物的生产”，而是“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转向”很快发展到美国，被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接受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在六七十年代，发达经济体的城市出现了类似现象，一方面是去工业化和郊区化带来的城市经济萧条、人口流失和贫困加剧；另一方面是为抵制贫困而进行的城市社会运动此起彼伏。上述现象在美国尤为明显，一边是富裕、祥和、以白人中上阶层为主的郊区，另一边却是贫困、混乱、以少数族裔为主的中心城市。负责调查中心城市社会问题的科纳委员会指出，“我们的国家正走向两个社会，一个是黑人社会，一个是白人社会，它们隔离而不平等。”这样的“资本主义城市危机”使得“空间转向”为美国学者所接受。曼纽尔·卡斯特首次对资本主义城市进行系统分析，将生产、消费、交换和管理作为构成资本主义城市的四个基本要素，并且都与空间相关——生产是固定资本再生产的空间结果、消费是空间结果的体现、交换是要素在生产与消费之间转移的空间反映、管理则是通过规划等手段协调上述三个方面的制度化过程。“空间不仅是社会结构布展的某种场面，而且是每个社会在其中被特定化的历史总体的具体表述”，空间是具体的、是社会关系构建的，也是一种物质产物。执教于纽约城市大学的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在70年代开始关注美国住房市场中的高度隔离和不平等，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应用于城市进程的研究，认为城市空间变化是资本积累在“建成环境”（Build Enviroment）中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马克·戈特迪纳进一步推进了城市空间研究，正是他首先在美国甚至整个英语世界系统地分析和介绍列斐伏尔的理论。而且，他还阐述了空间动力机制以及互相依赖的行为者之间如何生产空间，“在城市和郊区发现的空间结构都具有明显而又潜在的后续结果——它们以可预测的方式影响人类行为和互动，但也以始料未及的方式影响最初的规划者或开发商；但个体本身通过其行为方式和人际之间的互动，不断地改变着现存的空间结构，并构建新的空间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欲望”。戈特迪纳继而提出“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 Perspective）的概念，强调社会与空间具有协同作用，城市不仅仅是人口的总和，也是由对立的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组织形式。
这样一来，空间不但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物理空间，同时也是以抽象形态存在的社会空间；不但是宏观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也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和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的交流中产生出来；不但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也如同粘合剂一般把城市社会的诸多要素联结在一起。与空间相关的研究，其广度和深度都得到极大拓展。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空间转向”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新特点：地理学超越了传统的区位和地点研究，试图揭示空间组织的规律；城市社会学从关注城市内的社会现象，转向思考城市形态本身是否为某些社会现象的原因。新马克思主义历来对美国城市史影响深刻，正如迈克尔·埃伯纳在一篇较早的综述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撰文著述城市史，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帮助，有时甚至颇有先见之明”。由其引领的“空间转向”自然也影响了美国城市史。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在此之前完全无视空间，有研究者认为，从兰克对疆域的重视到年鉴学派对地理因素在历史变迁中所扮演角色的关注，都说明西方史学并没有忽略空间。不过“空间转向”之后的史学，对于空间的理解与之前相比至少有两个显著变化：第一，空间变成了与社会或者文化相关的概念，而不再附属于地理，是特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产物；第二，空间是权力不均衡和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导致权力不平衡和塑造意识形态的工具。在社会科学“空间转向”以及美国城市空间变化的影响下，七八十年代以后美国城市史研究开始重视空间，在尝试用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新方法、新工具的基础上，持续关注空间与上述新领域的互动。
二、超越城市物理形态：空间作为主题
如同迈克尔·迪尔和詹妮弗·沃尔奇所说：“社会生活将空间结构化，而空间塑造了社会生活。”20世纪90年代以来，空间不再是城市史研究对象所在的场地，空间本身成为研究对象，研究者或是将空间视作凝聚和施展权力的工具，或是将空间作为理解普通人获取城市日常生活经验的路径，需要借由其他因素——物质环境、社会关系等来观察，在分析城市结构时，也意识到从空间入手的意义。具体来看，美国城市史转向空间，在研究主题上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主题是空间与身份。美国史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将多元主义奉为圭臬，“种族和文化成为一个基本的史学分析范畴，无论是在政治史、经济史，还是社会史、劳工史中，许多学者都将种族和文化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种族、族裔、性别、性和阶级等社会身份成为历史研究难以绕开的话题。来自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空间认同与社会身份的界定密不可分。城市史研究者尝试通过分析社会身份与城市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身份与空间的共建机制，这也促使更多的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社会身份是如何通过创造空间而构建起来的，甚至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白人性和黑人性等身份概念也离不开空间。例如，在空间与性别关系的研究中，杰西卡·索维尔发现“建成环境是性别构建中的活跃力量”，通过分析空间而非文献史料，作者讨论了碎片式的空间如何同性别身份联系起来。比如，19世纪美国的流行观念——女性应当留在家中负责家务，而男性应当进入政治、商务等公共领域——既是空间与身份之关系的体现，也强化了二者间的联系。空间与种族身份构建的关系更是受到研究者的热议。加内特·阿布-卢哈德通过比较20世纪芝加哥、纽约和洛杉矶的六场大规模种族骚乱，分析为何社会经济背景相似的三座城市，种族骚乱的频度和烈度会有较大差异。答案之一就在于种族空间的不同，骚乱爆发地区的空间形态。比如，公共空间对少数族裔的开放程度、隔都区与外界的联系等影响了少数族裔对与白人关系的界定。从美国政府将特定区域界定为“印第安保留地”，到标识城市少数族裔社区的“红线政策”，种族的空间化早已引起关注。空间的种族化也值得重视，戴安妮·哈里斯从空间与种族的关系出发开拓了分析战后郊区化的新路径，通过分析媒体报道和房地产广告，她发现郊区被想象为适合白人的空间，郊区及其生活方式被等同于白人性。尽管郊区的白人同质化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以往的研究多从社会经济角度切入，而哈里斯的研究则从空间与身份构建的角度做出了解释。隔都区概念的变化和内城（Inner City）概念的出现也体现了美国城市空间的种族化，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
第二个主题是空间与政治。从19世纪的劳工抗争到20世纪的种族矛盾，争夺城市空间逐渐被视作争夺政治权益的手段，多洛伊斯·海登就呼吁历史学家重视从城市的建成环境中理解政治斗争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空间进一步政治化，研究者将其视作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对空间的管理成为获得、行使和展示权力的一种机制。例如，凯特·莫瑟尔研究了重建时期华盛顿特区的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在分析白人劳工和国会压制前者的诉求时，探讨了共和党国会议员如何将限制或放宽非洲裔美国人进入公共空间作为政治斗争的策略。空间也是理解劳工抗争的视角，有研究者分析南加州大学的后勤员工如何将打破大学的社会—空间秩序作为挑战大学待遇不平等的最重要手段；克雷伯格在对匹兹堡工人阶级的研究中强调城市化进程如何影响工人阶级社区及劳工间的社会关系。克洛伊·塔夫特讲述了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这座曾经的钢铁重镇的空间改造，该书从两个方面讨论了空间与地方政治的关系。其一是围绕着老厂房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改造为赌场，市政府和失业工人产生了巨大分歧，“金沙赌场改造老厂房的方案背后是两股权力始终未能达到平衡，一个是尊重曾经的生产方式的劳工阶层，另一个是力挺赌场生意的经济新贵”。她特别强调了老厂房对于伯利恒劳工阶层的意义，并将金沙集团的改造与五六十年代的历史遗迹更新联系起来，指出城市空间的意义并不是此时所特有的，而是有着漫长的历史。其二是建筑的式样与格局，作者分析了赌场对面住房改造引起的争议，揭示了保留记忆是许多居民坚持其老旧样式、反对改建为郊区住房形态的原因。克洛伊指出，金沙赌场的到来促使“居民们试图将经济转型的空间转变为与文化传统相连的新空间”。玛丽·温格尔德发现，“对于空间的认同是了解社会进程的一个重要但常被忽视的环节”，她对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研究，强调了不同族裔、阶级和宗教背景的团体对城市空间的认知。圣保罗与明尼阿波利斯因为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相似被称作“双子城”，而对空间认知的研究则揭示了两座城市间的差异。城市环境史也尝试将政治与空间结合起来。例如，亚当·罗姆探讨了郊区化与环保运动兴起间的关系，将郊区开发、反土地管制联盟与环境保护主义编织在同一张关系网里。
在城市史研究中，空间不再是一个泛泛而用的理论，而是在具体的时空中、与具体的场景相结合，从而被个性化地使用，空间的意义也不是凝固的，而是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这构成了“发现空间”的第三个主题，即空间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城市史研究者往往结合具体案例，透过小型空间观察历史，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空间生产机制。例如，在民权运动中，研究者考察一场抗议如何将人行道改造成表达利益诉求的族裔空间；在露天市场里，研究者讨论不同角色如何在互动中改造原有空间的边界，在一个消费空间里合法地创造出其他功能的空间。有学者指出，居民通过种花或蔬菜、停车、安放栅栏等方式改造了建筑物之间的开放空间，生产出满足自己需要的新空间。社会经济进程，如去工业化，对空间的影响早已引起重视，但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转向微观的、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在住房这个城市史的传统研究对象上，研究焦点逐渐从住房政策、住房建设转向日常生活中住房空间的改造。例如，有的研究者关注工人阶级如何将住房改造成适合多代际大家庭的使用，或是适合妻子居家工作使用，从而使纯粹的居住空间变成了居住与生产的复合空间。在美国城市史研究者看来，城市空间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等宏观议程的产物，也不仅通过城市规划与设计等机制被生产出来，而且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持续被塑造。
第四个主题是空间与感知。空间所具有的特质被研究者称为空间感，即一个特定空间是如何被感知、概念化、表达和记忆的。空间感的生成有多种方法，这些方法未必改变具体的空间形态，文学作品、城市编年史以及城市的设计与规划都是生产空间感的路径。例如，城市形象的构建，就是为城市创造空间感和开展想象的一种方式，如罗伯特·博勒加德指出，“关于城市的叙事并不是现实的客观反映，而是一系列相互竞争的解释；现实世界提供了叙事的原材料，但对城市的理解经过了语言的协调”，此外还有聚焦单个城市的个案式研究，范式与之类似。对于同一个空间，不同群体的感知和理解不同，也就产生了争夺和博弈。洛杉矶大都市区的边缘地区存在着为附近农业人口服务的乡村集会，对于使用这些集市的人来说，集市是消费场所，也代表着与洛杉矶相反的、重视乡村和家庭的生活方式；对于开发商来说，集市则意味着低效的开发模式，有必要加以改造。围绕着空间与想象，双方的矛盾逐步显现。附着于空间的感知除了和时间的延续相关，也与空间的变动有关。这种空间感的差异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城市的历史街区中，这些街区往往处于城市核心区，商业开发价值高，但建筑背后的故事是城市空间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争夺尤为激烈，对城市未来的设想往往是历史街区开发博弈中的核心考量。美国学者对于纽约市南街海港开发的研究就体现了空间感的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美国城市史研究“发现空间”也体现在其他一些主题上，比如空间与时间，历史学家相信，历史过程（时间）只有在特定的空间中才能得到理解。对夜晚空间的研究体现了这一主题。夜晚空间往往意味着违反正常社会秩序的不当或犯罪行为，往往也包括对女性、同性恋者等群体的排斥。因此，夜晚空间会在种族、性别、阶级和性取向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点，体现了社会空间的辩证维度。马克·考德威尔对18世纪以来纽约市夜晚空间的考察就体现了夜晚空间的上述特点。如果说此前城市史中的空间主要是历史发生的载体，那么当下对空间的关注则转向了空间自身的生成和使用及其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
三、突破城市行政边界：空间作为尺度
如果说城市史研究的主题越来越多地与空间相连，那么研究者对何为城市的认识，在空间方面同样有所拓展。城市不再是局限于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并与邻近地区的资源交换的地域实体，而是全球性经济、政治与文化网络中的节点，深度卷入全球一体化进程之中。这样的认识自然突破了城市原有的边界，社会科学界或者将城市作为全球经济的指挥与控制枢纽，或者视为全球性文化交流、冲突与混杂的场所。“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把跨国现象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已经成为美国乃至西方史学界强大的学术潮流”，城市史自然也不例外。
相比其他地区的城市，虽然美国城市更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特性，如数量庞大的移民，并且他们聚集在特定街区形成了唐人街、小意大利等跨国社区，但学术界从跨国史角度研究美国城市史，起步却较为迟缓。研究者更喜欢用国内因素解释城市现象，比如联邦制、私家汽车的普及、美国社会对田园生活的向往等。当欧洲学者意识到跨国视角的价值时，大多数美国城市史研究者的目光还停留在本乡本土，就其空间尺度来说，或是从大都市区范围探讨城市，或是在与世界其他地区城市的比较中小心翼翼地望一眼国门之外。实际上，跨国史关注那些超越领土疆界的思想、信息、资本、物质和人员的流动，这些流动不仅涉及社会身份的界定和治理模式的创新，还推动了城市生活方式和与城市有关的思想和文化体系的传播。历史上的大城市往往是政治、经济或宗教中心，这样的城市自然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商品和移民，因此尤为适合跨国史视野。在21世纪前后，美国史学界开始从跨国史视野观察城市，其研究路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尝试在作为固定场所的城市中发现全球化的流动空间，尤其是域外因素如何流入和影响了美国城市。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跨国事务和现象迅速增多，这些事务和现象集中在作为固定场所的城市中，并且对城市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美国城市而言，跨大西洋的流动尤为关键。玛利亚塔·希耶塔拉发现了城市治理机制的流动，不过其重点是西北欧地区在市政管理的制度、思想、人员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互动，也涉及欧洲专业人士在美国的考察。2008年，皮埃尔-耶茨·索尼尔和肖恩·埃文主编的《其他全球城市》注重“城市政府如何推动了政策、知识、管制规则和治理术的交流”，包括美国城市。城市规划理念的流动也是大西洋两岸交流的重要内容，从20世纪初的田园城市理念和公共住房思想的蔓延，到20世纪中后期现代主义规划思想的传播，研究者已经构建了理念流动的全球图景，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些流动及其对美国城市的深刻影响，尤其是现代主义，深刻改变了战后美国城市的景观。《城市史》杂志在2009年刊发了一期题为“美洲的跨国城市主义”的专栏，集中讨论规划理念与实践经验在大西洋世界的流动。城市问题有一定的共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某些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全球城市图景的一部分。例如贫民窟问题，阿兰·梅尼分析了20世纪初英国旅行家和伦敦报纸如何呈现美国城市中的贫民窟，这些观点又如何回流美国，影响了美国社会对贫民窟的理解。卡尔·南丁格尔对城市隔都区的分析也采取了类似方法。
其二是探讨与美国城市相关的事务如何影响了其他国家，聚焦于外交史着墨较少的城市政策的输出。例如，南希·科瓦克关注美国的住房政策如何走向世界。使更多人拥有住房、成为房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联邦住房政策的基石，许多美国城市史论著就此展开研究，但科瓦克关注的是美国政府如何将国内的住房政策运用到对第三世界的住房援助中，探讨美国政府和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等机构在不同地区推动住房所有权普及的尝试，是跨国视角下的美国住房政策史。土屋和代研究了日本川崎市如何借鉴采纳美国的社区行动项目（Community Action Program），在城市再开发中吸收朝鲜裔居民参与决策，并与洛杉矶市在社区再开发中吸收非洲裔美国人参与决策的做法和结果进行了对比。除了美国政府，大企业也自觉地参与输出美国影响力的活动，其中不少与城市相关。有学者分析了希尔顿酒店集团在世界各地建造希尔顿酒店时，如何将冷战意识形态融入酒店的设计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美利坚帝国研究，强调美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流动，美国殖民当局通过军事管制、公民教育、行政治理和公共卫生对殖民地实施管理，城市规划与建设也是重要的手段。但殖民地人民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相反利用可能的机会影响殖民管理，这种影响甚至可能回流美国。伊安·莫利在他的两部著作中先后考察了输出与回流这两个方面，《城市与国家身份》重点分析19世纪末的城市美化运动如何被美国殖民当局用来改造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美国殖民化与城市美化》关注的则是美国在菲律宾的实践如何影响了城市美化运动在美国的进展。
其三是跨国交流的媒介，也就是在跨越领土的联系中，哪些行为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与治理、规划等城市事务相关的理念在城市之间传播，通过多种渠道穿越地理、制度、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在其中发挥媒介作用的除了国家，还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性行业协会、基金会、各类社会团体和有影响力的个人等行为体。在规划理念的传播中，国际性专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规划理念在全球不同地区的落地实施。例如，英国田园城市理念自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后，不但在英国付诸实践，也得到很多国家的认可，各国的规划专业组织和国际住房与城镇规划联合会的角色不容忽视。专业组织通过定期举办会议、发行专业刊物、人员往来交流等方式，为思想和实践的共享搭建了平台，联合国以及各种重建机构推动了“现代城市”概念的普及化，加快了交流的推进。专业人士在规划理念的推广中也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除了那些在规划界的大人物，更多的“次级人士”有待考察。相比前者，他们的作用其实更大，因为他们既参与一线的规划，也以教师、学者和官员等身份推广规划理念，不但将新理念带到了更多的地方，在许多具体的规划活动中也活跃着他们的身影。研究者发现，战争期间曾经有许多欧洲城市专家逃亡美国，他们和美国本土的城市专家一道，关注欧洲规划理念的应用。
除了上述三种路径，关于全球城市的研究和城市间的比较研究也离不开跨国视角，但目前成果并不显著，且有需要商榷之处。对当下全球城市开展的历史研究主要是一种“倒着写”的方法，即先确定全球城市的某些特征，然后从历史上寻找这些特征是如何形成的。例如，阿布-卢哈德虽然指出在对全球城市的研究中“历史非常重要”，但她的历史研究也只是追溯纽约、洛杉矶等城市的某些当代特征的历史渊源，关注的是“与本书主题相关的、城市在最近一个发展周期的变化”。约翰·肖特虽然主张长时段地审视城市的发展，但他没有讨论历史上城市对于全球化的贡献。跨国比较研究虽然被有的学者视作跨国史的一种路径，但实际上与跨国史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前者是对静态的现象进行对比，重在揭示比较者的独特性；后者关注动态事务，重在突出共性。总之，跨国史视野下的城市史摒弃了全球与地方的简单二分法，而是聚焦跨国联结、跨边界网络的活动，以及空间尺度的调整所带来的纠缠样态和复杂进程，这是流动空间与固定场所的交叠，也是全球普遍共性与国家个体差别的融合。
四、“发现空间”的意义
“发现空间”为美国城市史研究打开了视野、注入了活力，是城市史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沉寂后一次突破性的转向。通过从跨国的角度重新审视城市诸多构成要素，以及创新性地将以往被忽视的空间自身视作研究对象，推动了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也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进入学术前沿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透过空间视角，研究者或是在一些传统课题上取得了新认识，或是拓宽了原有的领域。坦率地说，城市史无论研究领域还是理论和方法，都与社会史高度重合，尤其是20世纪的美国作为一个城市国家，要了解其历史不可能绕开城市，这使得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都与城市相关，尽管他们否认自己从事的是城市史。为印第安纳州加里市书写环境史的安德鲁·赫尔利坚称自己是社会史家，尽管该书有相当内容是加里的制造业。如果说对于城市社会的研究可以分解到社会史、性别史、移民史等不同领域，那么当研究者进一步挖掘与上述领域相关的历史事件所发生的空间时，对这些传统问题的认识无疑会大大深化，也更能体现这些问题的“城市性”。例如，对城市少数族裔的研究，一般被视作族裔史，其焦点在于少数族裔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他们是城市衰败社区的聚居者，是社会抗议运动的参与者，是多元文化的贡献者。他们往往集聚在城市的特定社区中，然而研究者却大多对少数族裔经验的空间维度视而不见，似乎他们与主流社会的互动并没有因为所在空间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当研究者转向空间，就会得出新的认识。在这一问题上，阿诺德·赫斯克做出了积极探索。他以芝加哥南区为例，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间，南部非洲裔美国人为何会集聚在此，以及这种集聚的后果。赫斯克还比较了此时与19世纪末非洲裔美国人聚居区生成机制的差别，指出政府政策、开发商和大学等机构在“第二波隔都区”空间生产中的作用。在这里，作为空间的隔都区不仅是社会行动所发生的环境，塑造了城市黑人独特的生活经验，更成为黑人抗议的目标。如果忽视了“第二波隔都区”，民权运动这样的历史进程就难以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认知。
从空间出发也能够打破理解城市的孤立视角，促使研究者将不同的城市串联起来。城市的变迁虽然主要受到内部力量的推动，但这些“内部力量”往往来自并受到其他城市的影响。这样一来，研究者能够为城市描绘出更为广阔的历史图景。跨国史视野将全球性的流动视作塑造城市事务的重要力量，城市是全球化流动空间的汇聚地。例如，传统移民史研究，聚焦移民在美国的遭遇，同化与抗争是主要话题。但移民也是城市中典型的流动要素，跨国史路径的影响可以通过移民研究的变化体现出来。有学者探讨了伯纳德·贝林移民史研究的变化，发现贝林早期的研究使用了中心—边缘模式，注重英国因素对移民前往美国的推力，此后则逐步转向跨大西洋视野，关注欧洲殖民者在北美新大陆的殖民遭遇。在此基础上与城市相结合，将跨国史路径用于城市移民社区的研究，进一步拓宽了移民史与城市史的视野。例如，陈勇将旧金山唐人街理解为一个跨太平洋社区，他们与中国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卷入抵制美货等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从而将太平洋两岸的中美城市纳入同一个解释框架中，丰富了对旧金山华裔移民抗争的认识。这样广阔的图景也激励着更多的研究者尝试突破城市史研究的比较方法。比较研究旨在发现城市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因此，存在着将复杂事态简单化、单一化的内在倾向；而研究者为了进行比较，大多孤立地看待城市，将其与外部的联系切断，排除那些跨越边界的、流动的因素。将跨国史视野与比较方法联系起来，能够“摆脱将城市视作有边界的、封闭的实体的观点，而是多要素交叠共建的”。
空间也为界定什么是城市史提供了新的参照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史面临着“危”“机”并存的局面，城市史的尴尬不在于城市乏人问津，而是对城市的研究更多了，是“史学的诸多领域逐渐发现城市，并呈现出鲜明的特色”，由此也就出现了何为城市史的定义模糊和谁是研究者的身份暧昧。这种“概念迷思”并非新现象，瑟恩斯特罗姆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坦率地说，“新城市史自视为一个独特的、专门的史学领域……应当意识到，新城市史家们所关注的对象，其实并不局限于城市，更不应当假定它们专属于城市。”另一位城市史开拓者小萨姆·巴斯·沃纳也宣称自己只是无意中闯入了一个“后来所谓的新领域”。这样的尴尬状态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他们或是呼吁城市史积极介入文化转向和语言转向，或是倡导城市环境史研究，甚至重新定义何为城市。不过，城市毕竟是一种空间类型和“建成环境”，与城市历史相关的研究主题必然发生在城市之中，或者与城市化进程相关，无论城市史如何开展文化和语言转向，也无论城市史是与环境史还是与性别史相结合，更无论所谓“后城市时代”是否来临，城市都不可能失去其空间属性。史学主题与城市空间相结合，也就体现了鲜明的、属于城市史的特色。因此，空间研究也可以成为重塑城市史的主线，将城市化进程、城市社会等方方面面串联起来，也许可以作为重新界定何为城市史的核心要素。
此外，“发现空间”也为城市史走向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开辟了道路。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在这方面尤为突出的是地理学与城市史的融合。对于许多年轻一代的城市史研究者来说，地理信息系统（GIS）的角色如同统计学之于计量史家，通过地理信息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城市演化的模式和趋势。科林·戈登的研究很好地体现了城市史与地理学的交流，他通过研究地理信息系统，描绘了战后圣路易斯的变迁，直观地展示了去工业化、人口结构变化和城市更新造成的影响。
不过，“发现空间”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发现空间”存在着过度空间化的倾向，许多原本不必依靠空间来分析的问题，研究者也突出了空间因素，致使空间等同于地点；甚至有的研究者只关注了空间，忽视了空间与其他因素的关联。第二，空间毕竟是无形的，无论城市的社会空间还是跨国空间，都没有明确的核心和边缘，研究者对空间的分析和判断，更多要依靠想象和推理，有时难以获取可靠的史料，这难免让史学分析的可靠性打上折扣，对于同一种空间或者现象，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陷入各说各话的窘境。第三，对于跨国视野的强调弱化了本土因素的意义，无论怎样强调空间，城市都是有其明确的边界的，即便跨国因素，也更多地受制于城市范围内的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范围的扩大难免带来研究的“失焦”，在重视跨国源流的同时易于忽视本土因素的价值。此外，“发现空间”也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特别是与史学的文化转向等趋势结合在一起。在当代城市史研究最为关注的性别、阶级等身份建构上，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是被赋予某种身份者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又如何通过空间表达自己的诉求，而非仅仅关注精英群体的思考。
无论如何，“发现空间”都为城市史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许多问题得以通过更多的维度被解释，城市内外的交流和互动也成为研究的新对象。就像凯文·林奇写到的那样，“我们必须学会发现，快速蔓延的城市背后的隐蔽形态。”
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中，城市史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该领域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近二十年来呈现井喷式发展，并出现一批从事专门研究的中坚力量，被誉为“一个成功的例子”。该领域研究队伍迅速扩大，选题也日渐丰富。一方面，研究题材逐渐从城市物质空间扩展到人文空间，从美国城市延伸到多国城市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空间问题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在十年前的一篇综述类文章中，作者提醒城市公共空间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必要，应当是我国学者未来关注的重点之一。这说明国内学者已经意识到空间的价值，但“公共空间”与本文所探讨的空间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主要是从场所角度出发得出的概念，是城市物理空间的组成部分。不过，公共空间并非全然属于物理空间，同样具备了抽象的社会意义。在深化对公共空间开展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的美国城市史研究也应当主动发现空间，既开拓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又“预流”学术前沿。了解美国城市史学的新进展，无疑有助于达到上述目标。
结语
在传统研究中，空间不是关注的中心，只是作为背景或者社会变化的框架而出现。空间转向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普遍趋势，历史学也不例外。虽然美国城市史在社会文化史崛起的冲击下面临着学科边界暧昧、研究者自我认同模糊等挑战，但关于城市历史的研究——无论是否被视作或自认为是城市史——日渐重视空间。一方面，无形的空间不再仅仅是城市舞台的布景，而是与经济、种族、阶级等结构性要素一样，是塑造城市历史无言的参与者；另一方面，研究者们既打破城市的围墙，也超越了国家的疆界，人员、物资、资本和信息的流动将观察城市历史的视野拓展到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外。作为研究主题的空间和作为研究尺度的空间并不是毫无关联的两部分，而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城市史既与民族国家相连，又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城市史既关注那些发生在城市里的故事，又不能忽视构成城市的结构本身。统计数据也反映了空间研究成为美国城市史的新趋向。笔者梳理2010—2020年《城市史研究》杂志目录发现，在373篇与美国城市史相关的论文和书评中，以空间为主题的文章有146篇，约占总数的39%；这其中有书评59篇，由于该杂志刊发的书评往往是将多部专著放在一起评议，因此，选来评议的以空间为主题的专著远不止59部。在2012年、2015年和2018年，各有一期开辟了空间研究专栏，分别是“战后费城的空间整合”“迈克尔·卡茨对城市空间的研究”“讲述三座美国城市的空间史”。此外，还有许多以空间为主题的文章关注非美国城市，如该杂志2016年5月号的专栏关注的是20世纪初日本的帝国想象与城市空间。
如果把城市比喻成一个箱子的话，美国城市史的早期研究者们把城市当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他们不关心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而关心箱子和外部世界是如何互动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城市史转向城市社会结构，研究者试着把城市作为一个地点来研究，他们打开箱子要看一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但并不关心箱子本身是如何构成的，以及其构成是否影响了箱子里面的东西。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更进一步，想要看一看这个箱子相对其他“物品”处于怎样的空间位置，以及箱子的材质、大小和形状如何影响了箱子里的东西。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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